鄴人張承基之亂與曹操高陵被毀事件

原標題：鄴人張承基之亂與曹操高陵被毀事件

曹操高陵發現之後，筆者在文物部門及曹操高陵考古隊的幫助下，曾多次赴安陽對其進行考察。從清理結果看，其中有兩個盜洞穿入墓室，它們分別被考古隊編為1號盜洞與2號盜洞。據曹操高陵考古隊分析，2號盜洞為現代盜洞；1號盜洞為古代盜洞，在清理1號盜洞時，距地表5米處存在有隨葬的畫像石殘塊等被盜文物。由於盜洞上層被人取土所擾動，形成時間難以判斷。[①]

那麼曹操高陵早期被盜究竟發生於何時？筆者茲就此問題進行考察，略陳管見，以就教於學界同仁。

一

學術界及關心曹操高陵的社會人士對於曹操高陵發表了許多好意見。許多人都關注到一個細節，即1998年發現的十六國時期後趙紀年《魯潛墓誌》，[②]對曹操高陵的認識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學者對墓誌的釋讀存在分歧，亦有人對墓誌的真偽提出質疑。鑒於魯潛墓誌與曹操高陵的密切關係，我們的討論想從這方墓誌開始。為研究方便，現將學者發表的《魯潛墓誌》釋文移錄如下：

趙建武十一年，大歲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大仆卿駙馬都尉渤海趙安縣魯潛，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名堂二百五十步。□上黨解建字子泰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南向。[③]

墓誌釋文中，大多學者引用而未釋、以「□」字元號替代之字，部首為「阝」，即從「阜」，為一隸書的「師（師）」字，關於該字，宋人洪适已有釋，見氏之名著《隸釋》。筆者想對上述墓誌釋文標點稍做調整，以期合於原義。主要是將「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一句，自「故魏武帝陵」五字斷開，上屬。「西北角西行」下屬。理由是，通常所見墓誌大多以本墓所在為中心描述其四至方位，魯潛墓亦應如此。而依上引斷句，「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屬「故魏武帝陵」，則「故魏武帝陵」成為墓誌所述之中心，而以魏武帝陵為中心來步測魯潛墓明堂不僅與常見不合，亦要先南後北往返繞道。調整後墓誌釋文標點如下：

趙建武十一年，大歲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大仆卿、駙馬都尉、渤海趙安縣魯潛，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名堂二百五十步。師上黨解建字子泰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南向。

建武為十六國時期後趙石虎的年號，趙建武十一年即東晉穆帝永和元年，歲在乙巳，為公元345年。考之曆日，其年正月甲戌朔。[④]排歷譜，墓誌所言「十一月丁卯朔」、「九月廿一日戊子」、「（十一月）七日癸酉」皆合朔，證墓誌無誤。據墓誌，墓主人魯潛當卒於後趙建武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葬於其年十一月七日。太僕卿，秦漢以來為九卿之一，掌皇帝車馬即官營畜牧業生產。《漢書》卷19《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槖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⑤]魏、西晉時，太僕職任與漢大略相同。《晉書》卷24《職官志》：「太僕，統典農、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車府、典牧、乘黃廄、龍馬廄等令。典牧又別置羊牧丞。」[⑥]《宋書》卷39《百官志》亦曰：「太僕，掌輿馬。」[⑦]駙馬都尉則無職掌，魏晉以來多為加官授予親、近之臣，亦為貴族子弟起家官，以示榮寵。渤海、上黨皆郡名。渤海趙安縣則待考。安葬魯潛的上黨人解建，自稱為「師」。當為魯潛之屬吏。太僕掌畜牧業，其轄有將牧公馬牛的機構「牧師苑」。《漢書》卷19《百官表》：太僕「又（有）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三丞。」師古注曰：「《漢官儀》雲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萬頭。」[⑧]《續漢書·百官志》：「太僕，卿一人，中二千石。……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⑨]牧師苑，由牧師主養馬。安葬魯潛的、自稱「師」的上黨人解建，應該是主管養馬的牧師、魯潛的屬吏。漢碑中常見掾屬安葬官長、立碑記事的銘刻。如《巴郡太守張納碑》碑陰附刻參與安葬張納的巴郡屬吏，如倉曹掾，功曹史等稱掾與稱史者七十餘人，[⑩] 《隸釋》收錄漢魏碑碣189種，其中187種為墓主之門生故吏所立，2種為墓主的察舉同年所立。

正如洪适所言：「漢碑多門生故吏所立，至於同舍為之者，唯武斑及柳敏兩碑。」[11]由屬吏來安葬長吏、銘志記事，符合漢晉葬俗。

魯潛墓誌的內容，主要是以本墓為中心來描述魯潛的四至及與這些標誌性建築的關係。據墓誌，魯潛墓的位置「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即魯潛墓向東1420步是高決橋；向南，「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是「故魏武帝陵」；魯潛墓之「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確，魯潛墓的東面是高決橋，南面是曹操高陵，北面是墓的明堂。據墓誌所描述，高決橋陌應該是一條東西向的陌道，魯潛墓、曹操墓二者分別處於高決橋陌的北、南兩側。魯潛墓「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為曹操墓，因此曹操墓應該在陌南170步。而魯潛墓居陌北，因為其「墓道南向」，離陌道應該還要留有一定的步距。也就是說，魯潛墓與曹操墓的實際距離應該在170步以上，從墓誌的形制、字體、志文內容等綜合來看，魯潛墓誌的真實性應無疑問。

在魯潛安葬的時候，安葬魯潛並為魯潛寫墓誌的人，為何知道曹操高陵的準確位置？答案只能有一個，即此時曹操高陵業已被盜並暴露，成為盡人皆知的所在。

曹操生前規劃自己的喪事，遺令要求薄葬。薄葬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陵上「不封不樹」；二是墓室內「斂以時服」、「勿葬金玉」。而薄葬的意義，除卻扭轉奢侈、厚葬的世風，惜愛民力，惜愛社會財富之外，還有一深意，即企求墓主人的安寧。對於曹操的心思，曹丕理解得最為深刻、準確。曹丕追隨其父，生前亦遺詔薄葬。黃初4年（223），他預為終制，對臣下說：「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12]

正是在漢末社會激烈的戰亂、動蕩中，耳聞目睹漢代皇陵遭受盜掘、焚毀的慘狀，使曹操、曹丕父子萌生了死後陵寢安危的憂慮。曹丕要求自己的陵墓也要像父親的一樣，不要封樹，甚至也不立寢殿，不造園邑，以消除一切陵墓識別性標誌。曹丕詔告臣下：「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曹丕在此揭示了其反覆要求死後薄葬的一個最根本的目的，即希望在其死後發生**、改朝換代、社會動蕩之時，他的墓葬能夠因為不為人所知而留存下來，保護其死後的安寧。因此，他告誡臣下，薄葬就是忠於他，有功於他；厚葬就是害他，有罪於他：「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13]

從魯潛墓誌對曹操高陵地理位置的準確描述，可知當時曹操高陵已經暴露。對於建都於鄴，貪求財富，瘋狂盜墓，「囊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的石勒、石虎來說，不光顧已知的曹操高陵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判斷後趙時期曹操高陵業已被盜，當無疑問，那麼石勒、石虎是否是最早盜掘曹操高陵的人？曹操高陵最早被盜究竟在何時？

由文獻考察，曹操高陵最早被盜時間應該在西晉。具體來講，是在西晉八王之亂中成都王司馬穎鎮鄴期間。西晉宗室、成都王司馬穎於晉惠帝元康九年（299）正月，「為鎮北大將軍，鎮鄴」。[16]晉惠帝永興元年（304）八月，被西晉將領王浚所敗，逃離鄴城。[17]在鄴時間前後六年。正是在此期間，曹操高陵被盜。時任司馬穎屬吏、鎮北大將軍府司馬的陸雲，在與其兄陸機的書信往來中，曾披露曹操高陵被盜的信息。

陸機，字士衡；陸雲，字士龍，兄弟二人是三國吳時名將陸遜之孫、陸抗之子，是西晉著名的、在中國文學史上據有一席之地的文學家。陸氏兄弟在吳亡之後歸晉，他們雖出身於先後與魏、晉相對的敵國，卻對曹操甚為敬佩。晉惠帝元康八年，陸機身在秘書，料檢省中秘籍時，發現曹操薄葬遺令，讀後不禁為之動容，寫下名篇《吊魏武帝文》，[18]抒發自己的傷感之情。機、雲兄弟同好文學，常書信往返，討論詩文。陸機的《吊魏武帝文》，引起陸雲的共鳴及對曹操故事的關注。因此，陸雲在鄴城任司馬穎的大將軍司馬時，以公務巡察鄴城，發現有關曹操遺事、遺物、遺迹，常以書信告知陸機。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陸雲文集《陸士龍集》，保留有數十封陸雲與其兄陸機往來書信，其中一封談到他在視察鄴城時所見曹操之遺物：

一日案行，並視曹公器物。床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余，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膩處尚可識。疏枇、剔齒纖綎皆在。拭目黃絮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污。手衣、卧籠、挽蒲棋局、書籍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岐案，以卧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彥高書籍，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間數，前已白。其繐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台上諸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台，而公但以變譎，因旋避之，若焚台，當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閣道，去殿文（丈），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也。[19]

在書信中，陸雲首先詳細介紹了其所見曹操遺物，有床薦、席具、寒被、夏被、介幘、平天冠、遠遊冠、嚴器（具）、疏、枇、剔齒纖綎、拭目黃絮、手衣、卧籠、挽蒲棋局、書箱、奏案、書車（岐案）、扇、要（腰）扇、筆、琉璃筆、硯、書刀等。

其次，陸雲以類比、聯想的方法，向陸機描述了所見器物的形態。例，「介幘如吳幘」。嚴器，「如吳小人嚴具狀」，「扇如吳扇」。「書籍，想兄識彥高書籍，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接下來，「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一句，有漏簡，頗費解琉璃筆，應該是以琉璃為筆桿所做成的筆。王羲之《筆經》：「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20]而景初是魏明帝的年號，劉婕妤當為魏明帝之婕好，本與曹操遺物琉璃筆無涉。然以文意理解，此句當承上。即陸雲在向其兄陸機類比、聯想描述「書籍，想兄識彥高書籍，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之後，接著應該講琉璃筆似什麼，但「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時為罕見，想來其兄陸機亦未曾見過。不好類比。然「希聞」，不是「未聞」，史籍中有「琉璃筆」之記載。故陸雲轉而徵引史籍，言魏明帝時，劉婕妤折過一支琉璃筆，以提起聯想，因此，此句補全，似為「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者，當屬此）」。[21]②即陸雲告訴陸機，琉璃筆雖「所希聞」，但史乘有之。

再次，陸雲告訴陸機，這些曹操遺物，在他檢視之後的歸宿——「今送鄴宮。」即陸雲在檢視完這些曹操遺物之後，將這些曹操遺物已送往曹操後人、曹魏遜帝——陳留王的王宮。

最後尚有幾處文字需補釋。第一，「大尺間數」之「大」，疑為「丈」，字之形訛。「大尺」，當作「丈尺」。「丈尺」為漢魏兩晉時度量常用語。《漢舊儀》：「有權衡之量，不可欺以輕重：有丈尺之度，不可欺以長短。」[22]又《晉書》卷88《孝友傳》：「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丈尺、間數」，疑為陸雲言及度量三台及三台上之建築時語。酈道元《水經注》漳水過鄴縣西註：「城之西北有三台，皆因城為之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又曰：「中曰銅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一間……南側金虎台，高八丈，有屋百九間。北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五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栗窖及鹽窖，以備不虞。」[23]而陸雲「丈尺、間數」之語，正與《水經注》言及三台及三台上建築之語合。第二，「其繐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一句，不可卒讀。疑為陸雲告知陸機，《吊魏武帝文》中所提到之銅雀台上的「設繐帳處」及眺望曹操高陵的「望墓田處」，是他在任清河內史時曾到過的地方。陸機《吊魏武帝文》引曹操遺令有：「吾婕妤妓人，皆著銅爵台。於台堂上施八尺床，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爵台，望吾西陵墓田」之語。[24]陸雲在任成都王穎鎮北大將軍司馬之前，任職清河內史，清河時亦屬司馬穎所轄，陸雲以清河內史的身份，到鄴城拜見成都王穎，可能憑弔過曹操遺迹，故有「其繐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之語。第三，「文昌殿北有閣道，去殿文」句，「去殿文」之「文」字，亦當作「丈」即文昌殿北有閣道，閣道離文昌殿有丈間之距離。

在疏通陸雲與其兄陸機的書信之後，我們來討論本文所涉的一個重要問題，即陸雲書信中談到的曹操遺物來自何方？從陸雲書信可見、曹操的這些遺物大多為日常生活及文房所用品，除「琉璃筆一枚所希聞」之外，余無可寶，符合「常所用」之謂。

曹操死後，其遺物所存，最有可能之處應該有二：一是曹魏宮室，二是曹操高陵墓葬，曹魏宮室之遺物，應該是魏晉禪讓，曹奐由洛陽退居鄴之後，歸於鄴宮，因此，陸雲所撿視之曹操遺物，最有可能來自兩個地方，即鄴城的陳留王鄴宮或鄴西的曹操高陵。

我們推測，曹操遺物自鄴宮盜出，並非沒有可能，但上述物品自鄴宮盜出之可能則極小，一是陳留王宮戒備森嚴，曹奐被迫禪讓，退居鄴城之後，被晉武帝降封為陳留王，陳留王表面上接受晉朝禮遇，但實際上受到晉朝軟禁，被監視居住，不得與民間交通，為防範曹魏宗室作亂、復辟，西晉在鄴設有「監鄴城諸軍事」一要職，終西晉一朝，自泰始元年（265）至永嘉之亂。「監鄴城諸軍事」職雖有更替，除泰始六年至泰始八年間，由山濤擔任外，均在西晉宗王們中替換，不假外姓。先後擔任這一職務的有：濟南王遂、高陽王珪、彭城王權、高密王泰、趙王倫、河間王顒、南陽王模、范陽王虓、新蔡王騰等10位宗王，其中任職最久的是趙王倫，在職15年[25]。由西晉宗王統領重兵，負責對陳留王的監禁，可見西晉對陳留王監禁的重視，陳留王等被軟禁的曹魏宗室，不得擅離鄴宮，不得與民間聯繫；晉王朝的官民也不得因私進人鄴宮，與陳留王等被軟禁曹魏宗室交往。如陸雲自己雖身為「監鄴城諸軍事」、大將軍、成都王司馬穎的重要臂膀———右司馬，亦稱文昌殿「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也。」因此，一般人要進入防範森嚴的鄴宮，盜出曹操遺物的可能性極小，二是上述物品多為普通常見之生活、文房用品。而盜賊最基本的目的是求財，對於冒著生命危險，能夠進入戒備森嚴鄴宮的盜賊來說，不盜取有價值的金玉珠寶，而盜取這些自曹操沒世至此已八十多年的、沒有財富價值的、草織的「床薦」、竹編的「席具」、垢跡斑斑的「拭目黃絮」，甚至是剔牙的竹籤「剔齒纖」，未免不可思議。而搬著「揍案」、「書籍」、「書車」等大件物品，要在戒備森嚴的鄴城招搖過市、翻牆越城，又掩人耳目，談何容易！因此，我們推測，陸雲所檢視的這些曹操遺物，應當來自被盜的曹操高陵。

陸雲與其兄陸機書信，理應談到這些曹操遺物的來歷，信中既有「大尺聞數，前已白」之句，說明在此封書信之前，陸雲已與陸機有過言及曹操相關的書信，可惜這些 「前已白」的書信已散佚，具體內容不可得知。

《陸士龍集》尚收有陸雲致其兄陸機其他書信片段。其一曰：「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雲燒此消復可用，燃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26]」《初學記》、《太平御覽》等引，與此大略相同。石墨，古一稱石碳，即今煤炭。「數十萬片」，二書則均作「數十萬斤」，《初學記》：「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雲燒此消復可用，然不，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27]」《太平御覽》：「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雲燒此消復可用，然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28]」今從《初學記》、《御覽》，當作「數十萬斤」，鄴城三台藏有石炭，與《水經注》所言和，前揭《水經注》卷10《濁漳水注》，言鄴城三台，「北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 《太平御覽》卷714《服用部》引陸雲與其兄陸機書的又一段曰：「陸雲《與兄書》曰：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齒纎，今以一枚寄兄。[29]」又明梅鼎祚編《西晉文紀》卷17輯陸雲與兄陸機書片段有：「今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籖一個，今以送兄。」梅氏自言，陸雲「與兄平原書三十八首，中多訛脫。[30]」按，「纖」即「簽」。清吳景旭《歷代詩話》卷65：「《蓉塘詩話》曰：趙松雪《老態詩》老態年來日日添，墨花飛眼雪生髯。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籖。……陸雲《與兄機書》云：『今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籖一個，今送兄。』一本趙詩，籖作纎，按，即籖字也。[31]」又《實物紀原》卷3引陸雲《與兄機書》亦作「簽」：「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曹公舊物，有刷泥處尚識，又別有剔齒籖，疑自秦漢已來也。[32]」

二

陸雲與其兄陸機書信中所列之曹操遺物，與曹操高陵出土名物石牌所載之物名額有相應者，據曹操高陵考古隊介紹，曹操高陵出土刻銘石牌有六十餘塊，這些石牌大多是隨葬器物的說明牌，二者相對應，如：石牌有「四幅被一」，陸雲與其兄陸機書有「寒夏被」；石牌有「樗蒲牀一」，陸雲與其兄陸機書有「挽蒲棋局」；石牌有「尋萊茵二」，陸雲與其兄陸機書有「床薦席具」。茵即辱。《漢書》卷27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遊，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師古曰：「袒，不加上冠。」蘇林曰：「茵，車上蓐也，御者錯亂，更在菌上坐也。」師古曰：「車小，故御者不得迴避，而在天子茵上也，茵，音因。[33]」

陸雲與其兄陸機書有「書車」。陸雲解釋：「書車，又作岐案，以卧視書。[34]」岐通歧，歧案，當有別於常見的「一」字形機案，而為一種自「一」字形機案兩邊歧出的「Ⅱ」字形機案，這種機案的優點在於，使用者在讀書時可以將簡帛，紙張等鋪陳於面前之機案，側身替換依憑左右歧出的側案，「以卧視書」，減輕疲勞。可以對應的，出土石牌有「木軵機一」，「軵」，《玉篇·車部》：「軵，軾也。[35]」軾為車箱上正面及左右共三面環繞的，拱乘人依憑的橫木。《說文》：「軾，車前也。」段註：「此當作車輿前也。……戴先生曰：『軾與較皆車闌上之木，周於輿外，非橫在輿中，較有兩，在兩旁，軾有三面，故《說文》概言之曰車前，軾卑於較者，以便車前射御執兵，亦因之伏以式敬。』」[36]又《釋名》：「軾，式也。所伏以式敬者也。」畢沅注曰：「《御覽》引作『式所敬者』。案當雲『伏以式所敬者也』。[37]」「木軵機」者，之所以以「軵」名機，當以機似「軵」狀而得名，而陸雲所言「書車」、「岐案」者，也恰為「Ⅱ」字形岐案緣自車「軵」之一證，概言之，陸雲所言之「書車」、「岐案」，即漢代之「軵機」，由此可見漢魏至西晉百年間名物語詞之流變，其差別不可小覷。按早期「機」、「案」本相區別，二者造型略同，細辨之，則「機」窄「案」寬。如「食案」不作「食機」，以其寬大，擺放食品、食具多。然東漢以來至魏晉，機案已漸次混用，文獻互訓。「案」，《說文》：「案，幾屬。從木，安聲。」段註：「戴先生雲，案者，棜禁之屬。……後世謂所憑之幾為案，古今之變也。[38]」一訓「機」為「案」，《文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機，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呂延濟註：「機，案也[39]」陸雲與其兄陸機書有「奏案大小五枚」。出土石牌有「八寸機一」、「五尺漆薄機一」、「書案一」。「八寸」、「五尺」，皆言機之寬度，以東漢尺一，當今24厘米換算，「八寸」當今19.2厘米，「五尺」當今120厘米，「五尺機」謂大，「八寸機」謂小，正當陸雲所言之大、小奏案。

陸雲與其兄陸機書：「拭目黃絮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污。」承蒙潘偉斌先生見示，出土石牌有「絨手巾一」一塊。陸雲所言這看起來沾污有淚水垢痕的「拭目黃絮」，當即「絨手巾」。「絨」即熟絲。《正通字·糸部》：「絨，熟練絲。」[40] 「絮」亦為粗絲綿、熟練絲。《說文》「絮，敝錦也。」段註：「敝錦，熟錦也，是之謂絮。凡絮必絲為之，古無今之木綿也。」[41]而「絨手巾」，當為熟練絲所織之手巾，以手巾拭目，當其功用。《太平御覽》卷716《服用部·手巾》引《漢明臣奏》曰：「王莽斥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閎泣。」又引《江表傳》曰：「孫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浚渧泣交橫。慰勞與語，使親近手巾拭其面。」絮為織物之絲，不是絲織品，不能直接用以拭目，且留下目測可以辨認的淚垢。「拭目黃絮二在」，或作「拭目黃絮巾在」。「二」為「巾」字之訛。「絮巾」，漢亦有之。《太平御覽》引《漢書（舊）儀》曰：「皇后親蠶、絲絮，織室做祭服。皇后得以作絮巾，」又引《魏略》曰：「趙岐避難至北海，著絮巾，市賣餅。[42]」

陸雲與其兄陸機書中所言曹操遺物，未見為出土石牌對應，但可推斷為曹操隨葬物者尚有「幘」、「手衣」等。「幘」為曹操日常所著並在遺令中明確要求隨葬的物品。《太平預覽》：「魏武遺令曰：『吾有頭病，自先著幘，幘乃大服，如存時勿遺。』陸雲與兄書曰：『一日案行，視曹公器物，有一介幘，如吳幘。』」[43]「手衣」為喪服所著服物之一。[44]《通典》敘皇帝大殮之禮：「嗣皇帝複位，執服者陳襲衣十二稱，實以箱筐，承以席，去巾，加面衣。訖，設充耳，著握手及手衣，納舄。乃襲，既襲，覆以大臉之衾。」[45]又《大唐開元禮》卷146《凶禮》：「充耳用白纊，面衣用玄，方尺，纁里組系手衣一具，執服者陳襲衣於席，襲者去巾，加面衣、設充耳、著手衣、納履。」[46]可見「手衣」為重要的葬服之一。

又陸雲與其兄陸機書中所言之「剔齒纎」即「剔齒簽」，當即出土石牌之「竹簪」。出土石牌有「竹簪五千枚」一塊，簪形似箴，箴即針。《荀子·賦篇》：「簪以為父。」王念孫《讀書雜誌》：「楊注曰，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為父」。[47]「簪」有插、慣穿之意。《漢書》卷63《昌邑王賀傳》：「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注曰：「簪筆，插筆於首也。牘，木簡也。」[48]又《續漢書·五行志》：「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49]又《晉書》卷25《輿服志》：「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候、伯、子、男、卿尹及武館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50]此「簪」即為插之意。又《續漢書·輿服志》言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有簪珥，並釋之：「簪珥。珥，珥璫垂珠也。簪以瑇瑁為擿，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皇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蔮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51]此「橫簪之」，即橫貫穿之意。作為頭飾的「簪」，漢代的正式名稱為「笄」，為此，段玉載《說文解字注》特意糾正，改「簪」為「笄」，並為之註：「笄，旡也。旡，各本作簪。今正，旡下曰：『首笄也。』俗做簪。戴氏曰：『無冠笄而冕弁有笄，笄所以貫之於其左右，是以冠無之。」[52]因此，出土石牌 「竹簪五千牧」之「簪」，不能簡單理解為是簪發之簪。漢魏之時，簪發之笄有玳瑁、玉、骨、木、竹之屬，簪何種笄，有身份等級，如上所引《續漢書·輿服志》言：「其擿有等級焉」。以曹操之身份，其雖提倡節儉，但也不可能像貧民一樣笄以「竹簪」，且需五千多枚之多。以陸雲與其兄陸機書中所言之「剔齒簽」對照，我們可知，「竹簪」是用來簪牙，即剔齒的物品。曹操生前已年逾六十，齒已鬆動，日常肉食、潔齒保健離不開剔齒，「竹簪」即剔齒簽。有剔齒需要者皆知。牙籤（竹簪）屬「常所用」且日常消耗較大的物品，故以「竹簪五千枚」隨葬，不足為奇。也正是因為其隨葬量大，不足為貴，所以陸雲在察視曹操遺物之時，可以隨手拿取「剔齒簽」一枚，送與其兄陸機。

三

在考察曹操墓遺物之後，我們接著探討曹操墓被盜的時間。曹操墓被盜的時間，當在陸雲見到這些被盜遺物之前，且距被盜時間不遠。那麼，陸雲看到這些曹操遺物是在何時？從陸雲與其兄陸機書信敘述中，我們可知陸雲是在「案行」即巡察鄴城的過程中看到這些曹操遺物的，案行鄴城當是陸雲的職務行為。

考陸雲行年。《晉書·陸雲傳》曰：雲「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云為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機之敗也，並收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53]陸雲所歷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等官為西晉朝延台、省及東宮之職，清河內史，職掌清河國，當郡守。以上皆與鄴城關聯不大。而案行鄴城，則應該是陸雲任大將軍右司馬時的職務行為。此時，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陸云為成都王穎的大將軍府右司馬。雲之本傳雖無系年，但其任大將軍右司馬及卒，皆涉重大事件，時間可考，依本傳「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所言，陸雲任大將軍右司馬是在齊王冏被殺之後，而齊王冏被長沙王乂所殺，時在晉惠帝太安元年（302）十二月、[54]由此推，陸雲任大將軍右司馬之時，最早不過太安元年十二月。陸雲卒年則與其兄陸機同。太安二年八月，陸機被成都王穎任命為大都督，率軍二十萬，伐長沙王乂，十月兵敗，為成都王穎所責殺，陸雲同時受連坐被殺。即陸雲卒年為太安二年十月。以此屈指算來，陸雲任大將軍右司馬的時間為太安元年十二月至太安二年十月，不足一年。換言之，陸雲看到被盜曹操遺物的準確時間，在晉惠帝太安元年十二月至太安二年十月之間。

然而，《陸士龍集》收有陸雲《登台賦》一篇，其賦序曰：「永寧中，參大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台，登高有感，因以言崇替，乃作賦雲」。[55]「永寧」乃晉惠帝年號，行之二年，當公元301—302年。一般言之，永寧初即永寧元年，揆之，「永寧中」當即永寧二年。永寧二年十二月丁卯，長沙王乂攻殺齊王冏，執掌朝政，當月即改永寧二年為太安元年。因之，《晉書·惠帝紀》無永寧二年，太安元年即永寧二年。司馬是大將軍的佐史，陸雲所說自己「參大府之佐」，即言自己為大將軍右司馬一事。

以《登台賦?序》與前揭陸雲與兄陸機書相佐證，陸雲在書信中，數次言案行及登鄴三台之事，如「大（丈）尺間數，前已白，其繐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台上諸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台，而公但以變譎，因旋避之，若焚台，當云何？」又《太平御覽》卷605：「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雲燒此消復可用，然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56]書信可見，陸雲在巡視三台時，拿取曹操儲藏於三台的煤炭，送其兄以取暖。此數事，正與陸雲任大將軍右司馬之身份合。

然陸雲《歲暮賦?序》中，提及其任大將軍右司馬的時間卻與《晉書》陸雲本傳相左。《歲暮賦?序》曰：「余抵役京邑，載離永久，永寧二年春，忝寵北郡。其夏又轉大將軍右司馬於鄴都。」[57]此言任大將軍右司馬為永寧二年，於前揭《登台賦??序》所言，「永寧中」合，但永寧二年「其夏又轉大將軍右司馬與鄴都」，卻與《晉書》陸雲本傳所言「會囧誅、轉大將軍右司馬」不合。如前所述，齊王冏被長沙王 乂所誅在晉惠帝永寧二年（太安元年）十二月，而以「其夏」當四、五、六月所計，則陸雲《歲暮賦?序》與《晉書》陸雲本傳相較，陸雲任大將軍右司馬要早六至九月。考慮到《歲暮賦?序》為陸雲本人所作，《晉書?陸雲傳》為後人所述，二者相權，當以本人所言為是。故我們取陸雲任大將軍右司馬的時間為晉惠帝永寧二年夏，即晉惠帝永寧二年四至六月之間。細覽《登台賦?序》作者述眼前景物又有「中原方華、綠葉振翹」之語，揆其節令，其實或為初夏。

要言之，陸雲看到被盜曹操遺物的時候，應在晉惠帝永寧二年（太安元年）四至六月之間，而曹操高陵被盜的時間則應在此之前。

四

考察中，我們觀察到曹操墓是一座被毀嚴重的墓葬。首先，古代盜洞形成寬闊，這反映出盜墓行為決非雞鳴狗盜之徒躡手躡腳所為，而呈現出毀墓者所具有的明火執仗，公然開掘的氣勢，表明毀墓者無需隱蔽自己的行為。其二，疑似曹操的男性頭蓋骨，被打破狀況明顯。現存位置並非原葬位置，人為擾動狀態顯然。其三，目前所發現的凡具有「魏武王」字樣的刻銘石牌，全遭打擊斷裂，而未有「魏武王」字樣的刻銘石牌則大多完整保留下來。其中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字樣的石枕，由於石質堅厚，未能打破。但「魏武王」三字之上亦有硬物多次擊打的顯著遺痕，石枕邊緣有擊打破損痕，這說明盜墓者對墓葬及陪葬品進行了選擇性破壞。

種種跡象表明，這絕非簡單的盜墓。因為一般盜墓者的目的是求財、在盜取墓主人的財務之後，由於封閉的墓葬中存在有害氣體，所以他們不會在墓葬中長期停留、去從容地、有選擇地損毀墓主人的屍骨，去有選擇地破壞損葬品的說明牌石牌。那麼，這種公然的、無需顧忌鄴城政治、軍事存在的毀墓行為得以進行，只能有兩種可能性，一是毀墓行為得到當時鄴城統治者的允許或者由其組織；二是當時鄴城統治失控。

從現有史料來看，自魏晉禪讓，曹奐退居鄴宮，至晉惠帝太安元年左右，陸雲看到曹操墓葬遺物，在這近四十年中，西晉王朝一直在鄴城駐有重兵，保留著強大的軍事存在。鄴城駐軍的數量，史書雖然沒有明顯記載，但成都王穎與太安二年起兵伐長沙王乂，以陸雲之兄陸機為都督，陸機統帥的軍隊即有20萬人。西晉一直用重兵牢固控制著鄴城，鄴城秩序沒有出現過失控。因此，第二種可能性，即鄴城出現統治失控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毀墓的嫌疑，只能來自於鎮守鄴城的成都王司馬穎。

目前史料中，沒有發現西晉盜毀曹操高陵的記載。盜毀曹操高陵者如果是成都王穎，那麼他為何要盜毀曹操高陵？這確實令人費解。但史料中之蛛絲馬跡，或許能夠說明問題。成都王司馬穎出鎮鄴城的當年，鄴城曾發生過一次反對西晉政權的叛亂。關於這次叛亂，史料記載十分簡略。《晉書》卷4《惠帝紀》：元康九年正月，以「成都王穎為鎮北大將軍，鎮鄴。夏四月，鄴人張承基等妖言署置，聚黨數千，郡縣逮捕，皆伏誅」。[58]這是一條值得注意的史料。因為這是自魏晉禪讓至陸雲看到曹操墓中遺物的近40年間，正史中唯一一條有關鄴城發動過動亂的記載。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妖的言論，與『妖』字在漢代的常見含義相合。」[59]其言甚是。魏晉時期的「妖言」與秦漢時期的「妖言」一脈相承，它亦往往依託鬼神，藉助怪異，以「蠱惑」人心的言論，倡言「**」或變革時政。如西晉太安二年所發生的張昌叛亂。這次叛亂與元康九年的鄴人張承基叛亂相距僅四年，西晉晚期，「自天下多難，數術者雲當有帝王興於江左」，於是，張昌「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縣吏丘沉遇於江夏，昌名之為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為天子，置百官。」[60]張昌所造之妖言，即利用數術者的神秘言論。所以，它是歷代統治者的大忌與心腹之患。張承基所製造的「妖言」，當屬此類顛覆西晉政權的政治言論。

「署置」即叛亂者建立官署、封官置吏，組織與建立了權力機構。這個以偽造神秘的政治言論為號召，建立權力組織，反叛西晉朝廷的張承基能夠名留史冊，說明其在西晉晚期的歷史上具有相當的分量。我們看《晉書?惠帝紀》，敘事相當簡略。有的年份往往僅敘三四條事。如元康三年，僅記有「夏四月，滎陽雨雹，六月，弘農郡雨雹，深三尺。冬十月，太原王泓薨」三條事。元康七、八兩年，僅各記有四條事，如「八年春正月丙辰，地震。詔發倉廩，振雍州飢人。三月壬戌，大赦。夏五月，郊禖石破二。秋九月，荊、豫、楊、徐、冀等五洲大水，雍州有年」。[61]而鄴城張承基的叛亂能夠為晉史所載，足見西晉政府對其相當重視。

張承基所製造的「妖言」的具體內容為何，因史料簡缺，不得而知，但我們略知秦漢時期的「妖言」，如秦末農民暴動，陳勝、吳廣以篝火孤鳴製造的「妖言」，是「大楚興，陳勝王」。那麼，張承基所製造「妖言」是否與陳勝吳廣類似？陳勝吳廣暴動，在歷史上有示範意義，陳勝吳廣在楚地揭竿而起，所以他們所製造的「妖言」以「復楚」為號召，便於動員當地的民眾。而張承基的暴動發生於鄴，鄴曾是曹操為魏王時的國都、是曹操的根基所在，利用曹操的亡靈則有利於動員鄴城當地的民眾。張承基的「妖言」極可能利用曹操的亡靈，與曹操的亡靈有關。這一推測的依據，是在曹操墓被毀的同時，鄴城三台上與曹操有關的建築亦遭毀壞。

陸雲致其兄陸機書其中有一封曰：「省曹公遺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弊屋向百年，於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知史稱其職，民安其業也。」[62]《陸士龍集》所收這段書信內容，當與前引幾段陸雲與其兄陸機書相承、相關，陸雲讚賞曹操「長才乃當爾」之外，揭示了一個重要的信息，「作弊屋向百年，於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

按曹操修三台始於漢獻帝建安十五年（210），至陸雲視察三台之時已九十餘年，故陸雲有「作弊屋向百年」之語。「正」作「只有」、「僅」解，乃魏晉時人常所用語。《世說新語》第15《自新》篇言：周處「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63]即周處前往江南拜訪陸機、陸雲兄弟，適逢陸機不在，只見到陸雲。又第四《文學》篇：「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64]即僅得到《漁父》一篇。「塘」通「堂」。《莊子·逍遙遊》：「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坳堂」，王叔岷《莊子校詮》：「案《一切經音義》卷四九引『坳堂』作『坳塘』，塘，俗唐字。堂、塘同音通用。《廣弘明集》一九《梁都講法彪發般若經題論議》：『譬坳塘之水，隨百川而入巨海。』宋人《北山錄》一0《外信第一六》：『夫坳塘不足以隘於江湖』。『坳塘』一詞並本此。」[65]又唐宋詩人用典「坳堂」亦多作「坳塘」。《全唐詩》卷883李涉《卻歸巴陵途中走筆奇唐知言》；「後輩無勞續出頭，坳塘不合窺溟渤。」[66]

坳塘，用典亦本此。

平夷塘，即平夷堂。夷乃華夏對周邊部族之通稱。《尚書·大禹謨》：「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平乃平定、鎮平。堂以「平夷」為名，蓋取其鎮平夷狄之意。此「夷」乃指漢末威脅華北的「烏丸」。烏丸乃東胡的一支，又稱「烏桓」。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烏丸乘機崛起，掠奪北方，並與袁紹父子相依託，與曹操為敵。曹操破袁紹之後，袁紹之子袁尚北依烏丸，曹操「將被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諸將口中的「夷狄」，即烏丸。曹操又稱烏丸為「虜」。「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沲人泒水，名平虜渠。」曹操取渠名「平虜」、與堂名取「平夷」異曲同工。「平夷」、「平虜」，同即平定烏丸之意。曹操率軍，經數次苦戰，殲滅烏丸二十餘萬，收編烏丸騎兵數萬，最終平定烏丸，解除了北邊威脅。平定烏丸，是曹操一生中最重要的戰功之一，故建安十八年，漢獻帝冊封曹操為魏公詔書，曆數曹操功勛就有：「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軍之功也。」[67]建安十五年，曹操在平定烏丸之後，為加強鄴城防禦而築銅雀台，台上建平夷堂，有鎮平、平定烏丸的意義。後來曹魏王朝在都城洛陽亦建有「剪吳堂」、[68]大概是仿效曹操、亦有要剪滅孫吳的意義。

在這段書信中，陸雲告知其兄陸機，曹操在三台上所建之蔽屋已近百年，至今只有「平夷堂」沒有破敗，得以保留。但是，這座保存近百年的平夷堂，到如今卻被以「斧砍之」所毀。

平夷堂這座在三台上保存近百年的建築，最後究竟毀於何人之手？三台是鄴城重要的城防建築，是鄴城防禦體系之重要一環，鄴城地勢平坦，五險可守。故築三台，居高臨下以加防禦。酈道元《水經注》卷10《漳水》註：鄴「城之西北有三台，皆因城為之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69]以魏晉鄴城戰事為鑒可知，歷來守鄴者必與三台共存亡，三台在則鄴存，三台失則鄴亡，如西晉末王浚伐成都王穎。

那麼，在鄴城駐有重兵，三台未遭攻擊、成都王穎穩坐於鄴之時，誰人可能登上三台？從容「斧砍」平夷堂，將其破壞之？深思之，其實毀壞「平夷堂」的方式也有歷史信息在焉，「以斧砍之」而不是常見的火燒之。表露出「平夷堂」毀壞者的從容，具有毀壞目標的選擇性。我們假想，倘若是盜寇攻城，則利在速決，火攻為便。正如前揭陸雲與其兄陸機書中所言，三台最怕火攻，「若焚台、當云何？」盜寇一般不會放棄威懾巨大、運用便利的火攻，而採取有選擇的，有目的、從容的、斧砍的方式來毀壞三台上的「平夷堂」，卻不去顧及三台上的其他物品。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是鄴城的統治者自己來毀壞平夷堂，疑惑即可迎刃而解。三台為軍事要地，駐有重兵，每台之上，皆有一百多間房屋建築。火燒「平夷堂」必延及其餘，斧砍之則能保全其他。在顧忌三台駐軍及其他建築安全的前提下，「斧砍之」是既毀壞「平夷堂」又維護三台安全的最佳方式。毀壞平夷堂的嫌疑，非成都王莫屬。如果我們將「平夷堂」被毀與曹操高陵被毀這兩件事情放在一起來看，就會感到這絕非巧合。這兩件事情只有成都王穎可為、能為、有必要為。這一時期，鄴城統治秩序穩固，沒有受到過外來軍事威脅，更無三台失守的記錄。在排除外來因素的前提下，大張旗鼓的毀曹操高陵，毀三台上的曹操紀念性建築平夷堂。就只能是成都王穎可為與能為的行為。歷史上，統治者為了清除舊王朝的影響，毀壞舊王朝的陵寢及廟堂建築，以為厭勝之術，早已有之，如王莽篡漢，憂劉氏反抗，「又感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及事迫急，亶為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洿色其周垣。」[70]鄴人張承基的「妖言」很可能效仿陳勝吳廣的方式，假借曹操的亡靈，以復興曹魏為號召，因而引起成都王穎的驚恐，那麼，毀「平夷堂」以破「妖言」，毀曹操高陵以泄「妖氣」，就成為成都王司馬穎的厭勝工具。

在進行上述考證之後，我們可以將殘缺的歷史記錄碎片連綴起來，試著復原一下西晉晚期鄴城發生的政治事件及曹操高陵被毀的聯繫：晉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成都王穎受命，以鎮北大將軍、監鄴城諸軍事的身份，出鎮鄴城，負責監製曹魏遜帝—陳留王曹奐。四月，鄴人張承基等以曹操亡靈為號召，建立權力組織，「妖言署置，聚黨數千」，圖謀叛亂。叛亂圖謀平息後，為破除「妖言」，震懾叛亂者、剷除叛亂者的精神寄託，成都王穎派人毀曹操高陵，並毀三台上的曹操紀念性建築平夷堂。晉惠帝永寧二年、即太安元年夏，陸雲由清河內史轉任鎮北大將軍右司馬，到鄴城任職。陸雲以司馬身份視察鄴城時，看到曹操高陵出土曹操遺物，致信其兄陸機，告知其所見曹操遺物概況，並拿取曹操遺物中剔牙籤一枚，送與其兄留念。其後，這批遺物被送往鄴宮，交曹魏遜帝——陳留王曹奐。同年，曹奐死去，死因不明，《三國志》卷4《魏書·三少帝紀》裴注引《魏世譜》曰：魏晉禪代，「封帝為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謚曰元皇帝」。[71]

我們將鄴人張承基之亂、曹操高陵被毀、平夷堂被毀、陳留王曹奐之死聯繫在一起，將上述四件事情與西晉晚期的歷史聯繫在一起，歷史的霧團稍許會清晰起來，此時，正當西晉宗室混戰方興未艾，「八王之亂」正在逐漸白熱化，作為「八王之亂」的主角，成都王司馬穎一方面要應對與諸王的爭鬥，一方面要鞏固鄴城的根基。二者之中，鞏固鄴城首當其衝。這不僅在於鎮守鄴城、監控陳留王及曹魏宗室、防止曹魏死灰復燃，是西晉王朝賦予成都王穎的主要任務，而且只有鄴城鞏固，他才能夠放心逐鹿、問鼎中原，投身於與諸王的皇位爭奪。所以他不會容忍鄴城萌生動亂，不會寬容曹操及曹魏孑遺的精神影響。一旦有與曹魏相關的風吹草動，將其消滅於萌芽之中，便是他的不二之選。因此，鄴人張承基之亂平息之後，毀曹操高陵、毀平夷堂，不僅是成都王司馬穎的厭勝之術，也是他鞏固鄴城的重要舉措。而將曹操高陵中遺物送往宮，則含有威懾之意。曹奐是否因此憂懼而死，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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