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當如何面對這個時世
Moon River
流金歲月精選
小野リ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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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一個朋友找到我，說自己焦慮症一發作，就什麼事也做不了，感覺自己成為了別人的累贅。
她沒有問我有什麼緩解的辦法，但她來找我說，應該是希望從我這裡得到一點精神支持。無獨有偶，也是昨天，一個學生問我，老師，您對最近發生的大事，感到心裡難受嗎？我說，確實感到憋悶，但因為我很早就有這樣的判斷，所以精神上倒沒有受到很大的衝擊。我想起曾經不止一個人對我說，真是羨慕你的「心力」，似乎永遠熱情飽滿，不為外界所動。於是我想，拋開生理上的差異，我究竟有沒有一些自我調節的經驗，可以與別人分享，讓別人在時運不濟的時候，能夠稍微有所振作？
在分析我自己的心態及其成因時，我必須把所有生理以外的因素都揀選出來，再看看哪一些是能給別人帶來啟參考價值的。首先對於一般人來說，工作應該是一個能夠嚴重影響幸福感的因素。這個對我也是一樣。我一直讀到博士，博士第四年起才有了一點收入，工作到現在不過四年。我對我自己的職業沒太多規劃，第一份工作也是偶然得到的機會。我讀博時想過，我以後的生活應該是，找一個高校當老師，拿著一個月幾千的工資（最近某高校老師把工資單曝光，我並沒有太驚訝，我很早就知道高校老師是這樣的收入水平），節衣縮食。到現在，還有的人看到我寫的一些文章，以為我在高校工作，其實並沒有。
我主要靠教書和撰稿為生，業餘時間還做一些研究。我教的課程，屬於人文課一類，教材基本都是英文，上課有時也得用英文。我不需要講國內那些意識形態的東西，也不會因為對時局有所針砭就被學生舉報，然後被停課，被降級，被停職察看，或乾脆被解除教職。我的學生都有很強的批判性思維，他們也不一定贊同我說的東西，有時我們更像朋友而不是師生。我和同事從來沒發生過任何衝突，因為大家教的都是不同科目，沒有什麼利益衝突。我有一個普林斯頓博士後的同事，他太太沒有出去工作，在家寫非常正統的小說，我和他偶爾會交流一下各自的精神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里，我並沒有怎麼感受到社會上的爾虞我詐，也沒有沾染太多功利主義的氣息。
從我開始以寫作為志業，我就沒有給任何媒體主動投過稿，都是別人來約。我一度覺得，我不太可能憑撰稿謀生，因為我並不是什麼特別知名的作者，寫的題材也比較冷門。這兩年跟我約稿的漸漸多了，但因為還要教書，撰稿的活是接不完的，總要有一些割捨，所以編輯們跟我約稿，除了特別應景的稿子，一般不給我限定時間，否則我可能無法準時完成（我寫這篇純粹是出於個人喜好，但我手上還欠著幾篇稿子）。
這樣的一個好處是，沒有人能掐著我的晉陞前途和經濟命脈，讓我做我不喜歡做的事。我的收入，和我那些年薪百萬以上的朋友比，當然比不上，但在深圳這樣的地方，養活我自己和家人，給父母和自己準備養老的資金，倒是問題不大。因為我的收入來源不是單一的，所以任何一邊發生變故，對我的總體收入沒有太大的影響。博士剛畢業那會兒，有朋友替我感到可惜，說我不去高校找教職，實在太浪費。我也覺得浪費，但是這樣的時勢，我們都沒有辦法。昨天有人給我留言，問我有沒有設想過，如果自己去了高校，大概會怎麼樣？我說，這個問題就好比有人問老毛，魯迅要是那個時候還活著，大概會怎麼樣？無非就是，要麼閉嘴，要麼挨整。如果我去高校，難以想像我還敢寫什麼《已經打響的精神內戰》，我最近要在海外發表的一篇長篇的論文，估計也會礙於人情世故被我自己壓下來。高校文科學者的處境，以後只會越來越艱難。
有的人說，識時務者為俊傑，那些閉嘴不說話的，或者加入唱讚歌隊伍的，總不見得會過得差吧？這個得分情況。如果一個文科學者，如今只一心想像錢鍾書楊絳一樣，做點和政治完全無關的學問，在自己的領域裡慢慢探索，而不管成就如何，那這點空間還是有的。百年之後，免不了有一些牢騷，說ta沒有鐵肩擔道義，但這也不是什麼要緊的事。如果一個文科學者，對現在的政權是一片丹心，要用盡畢生所學來為它重塑合法性，為它在國際上辯護，為它建構一個新的意識形態，為此可以不管自己的個人榮辱，那也沒什麼好說的。儘管我誓死反對他所做的事情，但他個人未必會為此遭受什麼折磨。如果一個文科學者，想效仿現在的某位長老，橫了心要走仕途之路，或者要做帝師，那就不一定能得到善終了。現政權自建立之初，始終對知識分子有深深的懷疑。五十年前是臭老九，後來勉強被算作勞動人民，現在是政權重點提防的對象。簡單來說，它根本不相信知識分子會真心服膺它的統治，所以知識分子得不斷地表忠心，才能在它的體制內生存下去。對於那些主動請纓，要給它做意識形態建構的，它也未必會優厚待之。如果最高領袖的權威是覆蓋黨政君民學的，那知識分子這麼做就有僭越之嫌：在新時代，最高的「師」是不可能由知識分子來當的。
前幾天李敖去世，我只看到兩篇讚美他的文章，一篇是毛派的老田寫的，一篇是周小平寫的，其餘全是否定。群里偶有為他說幾句話的，都是看在少年時代的回憶份上。我一開始是憤慨的，後來對他有了一點同情：如果一個人，大半生的自我定位都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生前滿以為自己會憑文章和事迹永垂不朽，並經常吹噓，等到死的時候，自由主義者大多表示不屑，反倒是他曾經最看不起的一些人，來給他大唱讚歌。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我再也沒法想像有比這更大的恥辱。
這件事說明什麼？說明儘管時世如此，知識分子內部，還是有所謂的「道統」的。這個「道統」雖然不是儒家說的那個「道統」，但也不無關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道統，它是超越於表面上的民族政權和派別標籤的。我不知道這麼說會不會讓一些對現狀感到虛無的知識分子朋友覺得好受一些，在這方面我可能有點「迂腐」：我依然相信，守住自己的「氣節」，或者說「人格整全」，是能給自己帶來力量的。
守得住「氣節」，又怎麼樣呢？一定會有好的回報嗎？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我對中國二三十年的未來，乃至世界二三十年的未來，都感到不太樂觀。至於我們個人，我是這麼看的：在這樣一個連國運都極其不明朗的時代，個人的遭遇就更加難以擺脫「運氣」的擺布。因此，你越看重外在的得失，你就越痛苦；反之，你越能抽離自身來看待問題，你就越能「不以己悲」。這也是來自孟子的一點教誨，即所謂的修「天爵」，不修「人爵」，前者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後者則超出你的可控範圍。守住自己的氣節，就是修「天爵」。我的師弟劉滿新經常說，在一個不體面（decent）的世界，要活得體面一點，也是這個意思。
這倒不是說，我們要像伯林所講的，訴諸某種意義的「積極自由」——「退回內在世界的堡壘」。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這一代人，儘管最後不一定有好的結果，但我們在見證著一段非常不平凡的歷史，不是官方所說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而是既有的國家秩序和世界秩序坍塌重建的歷史。重建的過程是怎麼樣，有沒有什麼英雄人物湧現，重建的結果是什麼，現有的價值在秩序層面會進行什麼樣的重組，我們完全預料不到。這樣的一段歷史，本來值得最偉大的心靈來參與和紀錄，但偏偏官方對這樣的文章和著作充滿警惕，體制內許多優秀的學者因此沒有辦法發表他們的觀察和分析，但在體制外的一些知識分子，完全有那樣的條件和義務來記錄、闡釋和創作。有的人說，我完全不懂那些宏大的理論，沒法提供什麼有價值的觀察。其實何謂「有價值的觀察」，事先我們是無法確定的。一些普通人的尋常或不尋常的遭遇，在某些背景下也可以成為絕佳的學術或創作素材。反過來說，其實知識分子所掌握的理論武器，在這個時代是有巨大威力的，它們不僅是你分析和解釋的工具，也能對人的心智造成強烈衝擊。就這一點來說，在體制里工作的知識分子，也可以在不發表的情況下默默地進行一些與現實結合的理論工作。
什麼叫「獻身於某一個內在價值」呢？舉個例子，昨晚睡前，我看到王笑哲寫的一篇文章。笑哲是我的讀者，剛從劍橋碩士畢業，在廣州的一個公益機構從事女性權益方面的工作。他是除了滿新和三土兄外，我認識的第三個全心全意認同女權主義者的男性。上一回田方萌寫了《女權主義者錯在哪裡？》，他有理有據地回應了一篇《反女權主義者錯在哪裡？》，讓我印象深刻。笑哲在昨晚的文章里說，他們機構一直秉持「女權主義」的理念來提供公益服務，但因為這一波抹黑女權的潮流，他們現在做的許多事情，都不敢輕易冠以「女權」之名，「酷玩實驗室」那篇東西出來後，一位捐款者向他詢問事情緣由，他苦口婆心地解釋了一個多小時，還不知能不能保住那一點點捐款。
然而，這樣一位優秀的女權主義者，一個月也就拿著四千多的工資而已。以後女權主義要面對的打壓還會更加猛烈，一般人實在難以理解，他這樣一個名校畢業生，為什麼不去做點別的呢？儘管我經常會開玩笑說，明明我的論文寫得比某些國家課題資助的論文要好得多，為什麼我卻得不到任何資助？但和笑哲獻身於女權主義相比，我覺得我對學術的付出也就算不上什麼了。從獻身的事業中所獲得的精神滿足，本身就是我們最大的回報，就是這樣的意義感，支撐著他在一個小機構里不知疲憊地做各種雜務，也支撐著我在繁重的教學工作的間隙，寫文章寫到頸椎病發作。
我年輕的時候一直想像自己會過這樣清貧的生活，只是我想像的是，我會和某個人一起過著這樣的生活。如果你有某種樂意為之獻身的公共事業或內在價值，與此同時你身邊還有一個靈魂伴侶，那確實不用擔心自己「心力」不支。很多人看我公眾號的簽名，以為我全然否定了愛情的價值，其實不是。我一直沒有否認高質量的愛情可以給人們提供精神支撐，但是在當下，愛情不僅像劉瑜老師所說的，容易成為「庸人的避難所」，而且許多時候，它也承擔不起人們那麼高的期待。提供「心力」還是消耗「心力」，在我看來，後者可能出現得要更頻繁一些。
這就涉及到我的養護「心力」的方式所帶來的弊端了。我春節期間去了清邁一趟，走前和認識十四年的苜蓿大吵了一架。她說，你大學的時候，很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我真的忘了我有過這樣的時候），我一度覺得你在人情世故上比我精明多了，為什麼你現在會變成這個樣子？為什麼別人年齡越大，就越人情練達，而你卻活得越來越像一個機器人？她將這一切都歸因於我做學術的緣故，說我著了魔，已經忘記生活本來的面目。我們因此吵到翻臉，自然不在話下。
拋開她的價值取向，以及她向我介紹的那些三流的書籍（希望我看完能擺脫對學術的妄想），她的觀察是沒有錯的。我確實變得越來越沉默寡言，即使在相識多年的朋友面前也如此，只是原因並沒有像她說的那麼單一。以前我遇到聊得來的朋友，就有好多心裡話想說，現在少了，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寫作的能力提高了，受眾也增加了。我很羨慕一種類型的朋友，他們在微信上每次發言都是長篇大論，而且措辭十分工整，幾乎不需要修正就能成為一篇正式文章里的文字。我剛好相反，我在微信上的發言就和現實中的閑聊差不多，大部分時候沉默，如果說話，經常也是斷斷續續的。這是因為，我那些可以系統表達的觀點，基本已經寫成了文章，沒那麼系統的，也已經寫在了朋友圈。在我看來，一些話如果說得好，那就應該被更多人知道，如果說得不好，那就不應該說出來。我可以接受別人在我面前絮絮叨叨的，但我自己做不到這樣。
另一個原因是，我也確實沒有什麼「私事」好分享的。以前我和朋友見面，我還可以和他們說說自己最近的感情狀況，那時的我比較多情，也很少有空窗期，所以話題就源源不絕。現在的我沒有什麼感情生活，因為我覺得做學術比那些事情有意思多了，說句不好聽一點的，有時我跟一些人約會，還沒有我給學生上課來得開心。有一些荒誕的事情確實會發生在我身上，但我表達過一次以後，就不覺得有再說的必要了。在這方面，我缺少黃子華的精神，我以前看他做《棟篤笑》，每一集都巡演過很多次，同樣的笑料翻來覆去地說，大家聽得津津有味。現在的我，可以把南北戰爭的原因翻來覆去地講很多遍，但我一定不會把自己那點破事兒拿來說超過三遍。
最後一個原因，同時也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如果你所做的事帶來的意義感太強，它也會削弱你對日常生活的耐心。前幾周我日以繼夜地寫一篇學術論文，先是花了一周看了好幾本參考資料（那個課題我原本就有一定的閱讀積累），然後有大概十天左右的時間，我利用上下班的空檔，比如說坐地鐵的時間，一點一點地碼字，最後成稿時是兩萬兩千字左右。寫完以後，滿足感持續了一兩天，然後就是一陣強烈的空虛，因為我又得回到「日常生活」去了，暫時沒有一個新的課題可以喚起我的「大腦風暴」。一月份我寫了五篇文章，連續處於這樣的狀態一個月，那時甚至覺得生活里的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如果不讓我寫，我就辭職。在什麼時候我會期待和一般人說話呢？那大概是當ta能給我提供一些新的寫作素材的時候。
我的生活狀態大概就是如此，或許裡面有令一些人羨慕的地方，但我覺得一般人，或許都會避之不及，不僅對這樣的狀態避之不及，可能對我也會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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