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使命而生
【鍾揚語錄】
?不是傑出者才做夢，而是善夢者才傑出。
?教師是我最在意的身份。
?我有一個夢想，為祖國每一個民族都培養一個植物學博士。
?任何生命都有結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懼。因為我的學生，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續；而我們採集的種子，也許在幾百年後的某一天生根發芽，到那時，不知會完成多少人的夢想……
?一天到晚採種子，眼前沒有任何經濟效益，一輩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它的用途。但一百年後可能會對人類有用，如果一旦消失，就再也挽救不回來。現在許多植物都瀕臨滅絕了，人們還叫不出它們的名字，真的是很遺憾。
?人這一輩子是為了一件大事而來！
復旦大學教授、植物學家鍾揚入藏工作數年後，對「世界屋脊」上矮小而頑強的生命更加敬佩。
一次，他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在海拔6100米的珠峰北坡，採到了喜馬拉雅山雪蓮的一個品種、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鼠麴雪兔子。
相較其他環境優越地區的種群，鼠麴雪兔子的生長明顯要差得多，但這些矮小的植株，竟能耐受乾旱、狂風、貧瘠的土壤以及45℃的晝夜溫差，在藍天白雲下悄然生長。
這一小簇不起眼卻鮮明的綠色，讓他心潮澎湃——
「它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就是靠一群又一群不起眼的小草，向新的高地一代又一代地緩慢推進……當一個物種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須迎接惡劣環境挑戰的時候，總需要一些先鋒者犧牲個體優勢，以換取整個群體乃至物種新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先鋒者為成功者奠定了基礎，它們在生命的高度上應該是一致的。」
鍾揚，就是這樣一位先鋒者。
從2001年開始，他頻繁地往返於上海、西藏和其它西部地區。他的身影，在藍天白雲間隱現，在懸崖峭壁間穿梭。
熟悉鍾揚的人說，他一年的奔波，能超過一般人10年甚至20年走過的路。
熟悉鍾揚的人更說，他定格在53歲的生命，幹了人家三輩子做的事。
科研、教學、管理、科普……他涉足的每一項工作，都作出了卓越業績。
由於多次患病和常年奔波造成的疲累，鍾揚的心跳每分鐘只有40多下，這已是人體生理的極限。
但在他靈魂中跳動的那顆赤子之心，沒有極限。
初 心
鍾揚的追求始終是人類、是國家，是科研、是教育。 ——中科院院士、復旦大學副校長金力
2000年的一天，著名生態學家陳家寬問鍾揚：「我受命在復旦大學重建生態學科，你想不想來？」
鍾揚很快答覆：「來！」
這讓陳家寬既驚喜又意外。驚喜的是自己沒有看錯人，意外的是鍾揚答應得那麼爽快。為此，陳家寬還特意強調了一下：「你在武漢可是副局級幹部，你放得下？」
鍾揚回答：「我絕不後悔。」
彼時的鐘揚在學界已經小有名氣，同時還擔任中科院武漢植物所常務副所長，前途可謂一片光明。
然而，他心中一直有一個夢想，希望從科學家轉型為既搞科研又搞教學的大學教授。剛滿36歲的他，年富力強、意氣風發，一心想發揮最大的能量，做出更大的事業。
鍾揚來到復旦大學擔任生命科學學院常務副院長後，行政級別也就定了個正處，但他毫不在意，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原黨委書記葉敬仲感慨：「在他心中只有科研和教學，根本沒有名利的位置。」
追求，對事業永恆的追求，這樣的信念，在鍾揚早期的人生中，便已成形。
上世紀80年代，張曉艷和鍾揚從各自大學畢業，同時分配進中科院武漢植物所。鍾揚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無線電電子專業，負責建設和維護機房，在植物所，他的工作屬於輔助性質。
但是他沒有樂得享受清閑的時光。看到科班出身的張曉艷每天研究荷花，鍾揚冒出了想法：「能否把計算機知識應用到植物研究中？」
張曉艷給出建議：「你得學點生物學，你得了解數據背後的生物學意義，不然，你處理不好數據的權重關係，對這些數據也不會有感情。」
自稱在中科大花了1萬小時去學習無線電的鐘揚，聽到張曉艷的話，沒有猶豫，一頭扎進生物學的世界。
回憶起鍾揚當年的選擇，張曉艷說：「那時大學生很少，國家百廢待興，他看到了計算機和生物學結合的廣闊前景，覺得將來對國家有用處，便做了決定。」
覺得對國家有用處，就去做。這就是鍾揚的行事邏輯。
轉向生物學不久，因為了解到生物學中數量分類學的巨大意義，他萌生了把數量分類學介紹到國內的想法。
從收集資料到完全成稿，一年半的時間，鍾揚全身心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幾平方米的小屋裡，稿紙堆成了山，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在爬格子的年代，修改文稿遠沒有現在方便。如果改動少，張曉艷就用剪刀剪一個方格，幫鍾揚貼在需要修改的地方，如果改動稍微多一點，便只能全部重新手抄。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他不斷把國際上最新的研究方法介紹到中國。
「當時我國正處在改革開放初期，國門一打開，他就趕緊把西方最重要的科學技術信息傳播進來。他是一個傳播者，他傳播的科學技術信息對我國植物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他一起步就走到時代的前列。」許多年後，陳家寬這樣評價。
後來，鍾揚和張曉艷喜結連理。上世紀90年代初，夫妻二人共赴美國做訪問學者，回國時，別人往往帶生活中稀缺的彩電、冰箱等家用電器，鍾揚卻買了計算機、複印機。
兩人一起去海關提貨時，海關的工作人員無論如何都不相信，怎麼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給公家買設備？為此，鍾揚還來回奔波了好幾天。
1999年，兩人第二次出國，這次，鍾揚心裡想著的還是多給單位買設備。他拉著張曉艷一起送過報紙，張曉艷自己還去中餐館端過盤子。鍾揚還挺樂呵：「積少成多，說不定回去時又多買一台印表機。」
到復旦工作後，鍾揚通過幾年紮實的文獻研究和野外考察，發現在國家種質庫中，西部地區的標本和種子少得可憐，特別是植物資源非常豐富的青藏高原，幾乎沒有植物樣本的收入。
鍾揚說：「現在許多植物都瀕臨滅絕，可人們還叫不出它的名字，真可惜。」
從此，他就踏上了採集植物標本和收集植物種質資源的道路。
身邊的同事都說鍾揚瘋了。他選擇的是一條既艱苦危險，又沒有足夠科研經費支持，更不可能發表高大上論文的科研道路。
面對眾人的不解，鍾揚把自己的「小九九」和盤托出——
「這些種子可能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後才能發揮作用、造福人類。生物學就是這樣的學科，我們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採種子，眼前沒有任何經濟效益，一輩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光明。但是一旦我們的工作起作用了，那對整個人類來說，都是意義非凡的事。」
於是，16年間，他在雪域高原艱苦跋涉50多萬公里，收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其中，大部分種子都是首次採集到的，多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植物，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沒有西藏種子的空白。
他和團隊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收集到的香柏和杜鵑，被發現含有抗癌成分，已經通過美國藥學會認證。
有種植物名為擬南芥，實驗價值堪比果蠅和小白鼠。尋找特殊的擬南芥材料，是全球植物學界競爭的方向之一。鍾揚帶著團隊在雪域高原追蹤數年，最終尋獲全新的擬南芥生態型。鍾揚將其命名為「XZ生態型」，那既是團隊兩位年輕人姓的縮寫，更是西藏首字母組合。
為了收集西藏巨柏的種子，鍾揚和藏族博士生扎西次仁涉險行走在雅魯藏布江兩岸，花了整整3年時間，給每一棵巨柏樹進行登記，直到將僅存的3萬多棵巨柏都登記在冊。
鍾揚說：「這輩子，一個人留下的不在於多少論文、獎項，而在於做了多少實實在在的事。」
「鍾揚的追求里始終是人類、是國家，是科學、是教育。他的追求里有無數的別人，唯獨沒有他自己。」復旦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金力說。
使 命
「一名黨員，要敢於成為先鋒者，也要甘於成為奉獻者。」——鍾揚
鍾揚在雪域高原的故事，和「種子」緊密相連。
這「種子」，是植物的種子。
青藏高原是植物物種的巨大寶庫，由於惡劣的自然環境和高原反應，甚少有植物學家在那裡長期工作。
全球環境的破壞和人類的劇烈活動，令鍾揚很是擔憂。他擔心，在人類對生物多樣性深入了解並且加以利用之前，有的植物就已經永遠消失了。
懷著時不我待的迫切感，鍾揚在青藏高原的種子搜集之旅，幾乎到了「瘋狂」的地步。
按照嚴格的科學標準，他一年至少要收集600種植物種子，而且每一種的種子量要收集至少5000顆，同時，不同樣本種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線距離還不能少於50公里。
野外工作苦，在西藏的野外工作，更苦。鍾揚血壓高，身材又胖，剛到西藏時高原反應厲害，但他為裝更多採樣，出門只帶兩個麵包、一袋榨菜、一瓶礦泉水，幾乎次次如此。
高速公路到了盡頭，他們就走「搓板路」，沒地住宿就睡在氂牛皮搭建的帳篷里。每個人蓋著三床被子仍然凍得瑟瑟發抖。一次，鍾揚和一位博士生住進一家簡陋旅館，半夜想開窗透氣，沒想到卻一下把年久失修的窗戶推掉了。就這樣，他們在零下十幾度的房間捱到天亮。
有的種子，好摘，不好取。
西藏有一種光核桃。普通桃子的核（種子）都有褶皺，而這種桃子的核卻滑溜溜的。大家採集了8000顆光核桃，裝在兩個麻袋裡拉回西藏大學，卻對怎麼把核取出來犯了難。
鍾揚說：「我有辦法！」他把桃子擺在實驗室門口，所有路過的老師和學生，每個人必須嘗一嘗，把核啃出來。光核桃異常難吃，大家一邊吃一邊「呸呸」往外吐，就這樣，8000顆光核桃的種子被清理了出來。
有了這次經歷，鍾揚逢人便說，他最喜歡的是蒲公英種子，因為隨手抓一把蒲公英，就有大約200顆種子。大家一了解原委，無不哈哈大笑。
那個時候的鐘揚，沉浸在一門心思做事業的快樂中。他說過：「你說那個光核桃有啥作用呢？其實沒什麼用。但它或許有潛在意義，如果哪天它和水蜜桃雜交出了很好吃的新品種呢？在潛在意義兌現之前，我們必須把它搜集起來。」
這「種子」，更是西藏本土人才隊伍的「種子」。
來了西藏，鍾揚才知道，坐擁世界植物資源寶庫的西藏，本土的科研力量是多麼薄弱。
那時的西藏大學植物學專業，號稱「三個沒有」：專業沒有教授，老師沒有博士學位，申請課題沒有基礎。
這一事實深深刺痛了鍾揚。他暗下決心，一定要為西藏的教育事業做點實質性的工作。
他對自己的選擇，有一個浪漫的解讀：「中國最長的國道，是318國道。國道零公里處是上海人民廣場，到西藏的終點，要綿延五千多公里。西藏人說，沿著這條路，就可以走到上海。這就是上海和西藏的緣分，也是我作為一個上海援藏教授冥冥中的使命。」
面對西藏大學教師申報國家級項目沒經驗、不敢報、沒人報的情況，鍾揚不僅幫他們義務修改項目申請書，還提供申報補助。只要是藏大老師申報項目，無論是否成功，他都個人出資補助2000元，用於支付申報過程中產生的費用。
2002年，鍾揚幫助西藏大學教師瓊次仁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當時他常常一邊插著氧氣管，一邊連夜修改申請報告。後來，這個項目成為西藏大學拿到的首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極大地增強了老師們的科研信心。
對西藏的學生們，鍾揚更是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
2012年，西藏大學招收了首屆理科碩士生，卻面臨學校辦學經驗不足和基礎課開得不全的雙重困境，鍾揚得知情況後，親自跑到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落實了這批學生1+2的學習模式，讓他們第一年在武漢就讀，第二、第三年再回拉薩。
這還不算完。鍾揚的父母都在武漢居住，他又特意把這9名學生帶回父母家，請父母多加照顧。從此，每個周末，老母親都要把9名學生叫來，燉一大鍋香噴噴的紅燒肉，給學生們改善生活。鍾揚又自掏腰包，給他們每人發了1000塊錢的生活補助。
對教育援藏，鍾揚有著深深的思考。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要讓藏族的高端人才留在西藏。
為了培養好在藏大招收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鍾揚幾乎停招了他在復旦的研究生。他曾說：「少數民族地區培養人才尤其難，但培養好了，這些學生回到家鄉，就能成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軍。」
在鍾揚帶領下，西藏大學實現了多項「零」的突破：2011年獲批生物學一級學科碩士點，為該校首個理科碩士點；創建「西藏生物多樣性與可持續利用」科研創新團隊，2012年成為西藏第一個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2013年獲批生態學博士點，為該校首批三個博士點之一；2017年更是帶領西藏大學生態學入選「雙一流」建設學科。
十幾年間，鍾揚培養的學生已遍布西部各省份，藏族首位植物學博士扎西次仁已成為西藏種質資源庫主任，博士生拉瓊已成為西藏大學生命科學系第一位生態學博士生導師，哈薩克族首位植物學博士吾買爾夏提也回到新疆農業大學任教，成為民族地區急需的科研教學骨幹……
「我是學生物的，生物講究群體效應。就拿高原生態學這個領域來說，再用10年，培養10名博士生，聚集起20個人，肯定能做出有世界影響的成果。」鍾揚說，「沒有持久的熱情和長期的投入是做不成事情的。」
2015年，鍾揚突發腦溢血，醒來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口述了一封給黨組織的信。在信中，他談到自己多年在西藏的工作，他意識到在西藏建立高端人才隊伍的極端重要性，立志將餘生獻給西藏建設事業。
責 任
「鍾揚是一個心裡裝滿了單位和國家的人。他頭腦里經常想的是，我應該為這個單位，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麼事？」——鍾揚妻子張曉艷
「媽媽，聽說爸爸是勞模？勞模是什麼意思？」有一次，小兒子突然問張曉艷。
張曉艷說，勞模就是勞動模範，這個人要很厲害，要比常人付出很多，要犧牲很多自己的東西，你想爸爸是不是那樣？
小兒子聽了，沉默半響，說：「媽媽，那你不要當勞模啊。」
張曉艷一陣心酸。
這些年，鍾揚每年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時間都在出差。2016年，鍾揚坐了157次飛機，其中38次是凌晨才抵達航站樓。
西藏大學理學院原黨委書記徐寶慧陪鍾揚回過一趟上海，深為鍾揚的工作節奏震驚。
飛機上，鍾揚就沒有停下過工作，只在飛機臨降落的半個小時，他才關上電腦休息一會兒。下了飛機，鍾揚又在計程車上打開電腦，處理文件。到了學校，他直奔教室，研究生們已經在等著他上課。課上完後，他又回到生命科學學院，討論學院的工作，其間，還熱情地領著徐寶慧參觀。
後來徐寶慧與鍾揚共事的機會越來越多，他發現，這樣的工作節奏，是鍾揚的常態。有一次他跟鍾揚到浙江大學出差，連續兩天，鍾揚都是工作到凌晨兩點，然後睡4個小時，起來沖個澡，又開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有次，鍾揚因病住院，學生徐翌欽負責第一天的陪護。半夜3點，鍾揚的手機突然響了，徐翌欽拿起來一看，是鬧鐘。
徐翌欽還以為這是鍾揚為趕飛機而設的鬧鐘。第二天問了鍾揚才知道，鬧鐘是為了提醒他該睡覺了。
很多人都知道，發給鍾揚的郵件，24小時之內一定會得到回復。只不過，回復的時間常常是凌晨兩點。
負責復旦大學研究生院工作期間，他常常在辦公室工作到半夜。一開始，物業師傅不知道，還是到點下班，把大門用鐵鏈拴上。等到身高1米8、近100公斤的鐘揚下樓，便只能跨過鏈條，再吸肚子，一點點從狹窄的縫隙中擠出去。後來，因為整個樓裡面只有鍾揚才會經常很晚離開，研究生院單獨為鍾揚設置了門禁。
這是身為研究生院院長的鐘揚，唯一的「特權」。
後來，鍾揚頻繁往來於西藏和上海之間。按照一般的進藏規律，大家總以為，他每次進藏，總要在拉薩適應一兩天，再開展下一步的工作。
然而，鍾揚的節奏又一次次震驚著人們。
西藏大學理學院教授拉瓊曾是鍾揚的博士研究生。他印象最深的，是鍾揚的一份飛行計劃表。
因為工作需要兼顧上海和西藏，鍾揚專門整理了這份計劃表。比如，上海到成都最晚的航班是凌晨2時到達，在機場休息室眯2個小時就到凌晨4時，正好成都飛拉薩的第一班飛機可以安檢了，早上7時起飛，9時30分到達，直接開始工作，一點不耽誤事兒。
這份表排好之後，鍾揚特別得意，經常跟人炫耀。然而他的每一次炫耀，都讓拉瓊心頭一痛，「哪有這麼逼自己的啊」！
與鍾揚多次共事的西藏大學理學院原院長白瑪多吉，回憶起鍾揚在西藏的工作節奏，心情沉痛。
白瑪多吉來自西藏那曲，那裡有一個鍾揚負責指導的觀測站。有一天，鍾揚從上海飛抵拉薩，又立刻趕上開往那曲的火車，在晚上9點抵達那曲。
十幾個小時，從海拔只有4米的上海一下子上到海拔4500米以上的那曲，白瑪多吉當時就激動難抑：「鍾老師，您再忙也不能這樣搞，您這樣是在玩命！」
可是又有什麼用呢？類似的話，誰沒有對鍾揚說過？每次鍾揚都是大手一揮：「不礙事，工作要緊！」
甚至，2015年他因腦溢血緊急入院後，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經過這次大病，他會放慢工作的腳步。可是出院後，他不僅沒有放慢工作節奏，反而還加快了，西藏也是照去不誤。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生院、西藏大學、中國科學院、上海科技館……鍾揚的工作涉及多個單位和部門。很難有人一下子能說清他到底承擔了多少項工作，人們只知道，他如同陀螺一樣，沒日沒夜地連軸轉。
他為什麼要這麼拼？
他希望，為復旦，為西藏，為國家培養更多的人才——身為一名教師，這是他的理想。
他希望，在10年時間內，收集到佔西藏植物比例40%的物種樣本——身為一名科學家，這是他的追求。
他希望，推動復旦大學研究生院不斷發展，在各方面都達到世界一流水平——身為一名管理者，這是他的責任。
大病之後，他說，他有一種緊迫感，希望老天再給他十年，讓他把未竟的事業完成。
「鍾揚是一個心裡裝滿了單位和國家的人。他頭腦里經常想的是，我應該為這個單位，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麼事？」張曉艷含著熱淚追憶丈夫。
鍾揚去世後，張曉艷獨自在家整理舊照片，她發現，全家最近的一張全家福，竟然拍攝於12年前。
不是沒有全家一起拍照的機會，但每一次，鍾揚都因為工作臨時缺席。
這些日子，張曉艷徹夜難眠。有時到了凌晨兩三點，她會條件反射般想起，鍾揚該回家了吧？
她常幻想，他工作太忙了，是不是現在還在某個遙遠的地方忙碌著呢？
情 懷
「他留下的每一粒種子，都會在未來生根發芽！」——鍾揚的學生
在浦東臨港的一塊試驗田裡，種著一片上海唯一的紅樹林。這是鍾揚「要送給未來上海的禮物」。
此前，紅樹林在中國最北也就長到溫州。當鍾揚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幾乎沒人相信，緯度更高的上海可以成功種植。2005年，鍾揚第一次向上海科學技術委員會申報種植紅樹林的課題遭到失敗，他不服氣，又接連申報了兩次，才獲得通過。
紅樹林在上海的生長異常艱辛。第一年，種下去的紅樹紛紛死掉，只剩光禿禿的杆子，葉子全部掉光。
經過艱苦的篩選、摸索種植方法以及和吃樹苗的野兔的「鬥法」，如今，一些紅樹品種已繁衍至第二代、第三代，耐寒性大大提高。
更讓鍾揚驚喜的是，第一年「死去」的紅樹，竟然又「復活」了，它們的根仍在生長，仍在吸收著養分。
那天的鐘揚很高興，他對同伴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寓意，人和樹都要堅持下去。」
2001年，復旦大學徵集選派援藏幹部，鍾揚第一個報名。後來複旦大學對口支援地區改為甘肅，鍾揚就自己聯繫西藏大學自費援藏，這一去就是16年。
「光這一點，我就佩服他。」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工會主席楊亞軍說，「他不是為了鍍金，不是為了讓自己履歷表好看，他是真心實意去做事情。」
這是怎樣的一種「真心實意」！
上海科技館的分館——上海自然博物館建設期間，需要尋找一個能夠承擔全館圖文寫作的團隊，但因為學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始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先後聯繫的幾家高校都因這個項目難度太大而婉拒。
鍾揚得知後，毫不猶豫地攬下。
自然博物館圖文文稿的內容涵蓋了天文、地質、生物、人文等學科，文字要求兼顧準確性、前沿性、可讀性，其創作過程漫長而痛苦，一天的時間通常只能討論十幾二十塊圖文的內容，而整個自然博物館有將近五百塊知識圖文。
不論多忙，鍾揚始終和工作人員坐在一起字斟句酌地討論每一段內容。在半年多的時間裡，每次聽說鍾揚從西藏回到上海，博物館都會立刻去預約時間，他也總是爽快地答應，哪怕只有半天的時間，也會趕過來和大家一起討論。
「做科普沒有利，更沒有名。五百塊圖文，又不署名，觀眾誰知道是他做的呢？」博物館展覽設計部主任鮑其泂說。
但是鍾揚樂意，看到孩子們在博物館裡流連忘返，看著科學的種子就這樣悄悄埋下，他便感受到巨大的快樂。
高原反應有近二十種，每一次上高原，鍾揚都會有那麼一兩種。但無論是出野外，還是上課，作報告，他從來沒有耽誤過。
他對張曉艷說，他心裡有一個很大的夢想，而夢想都是需要付出心血，付出犧牲的。
2017年9月25日，鍾揚又是在凌晨起床，準備出發。
他原本是受邀講課，完全可以要求主辦方安排一輛車送他到機場。但他擔心麻煩別人，自己聯繫了一輛網約車，趁夜悄悄離開。
凌晨5時左右，他乘坐的車輛與一輛鏟車相撞，鍾揚被甩出車外，因地處偏僻，直到天亮才被人發現、報警。
噩耗傳來，好友楊亞軍連聲哀嘆：「鍾揚啊鍾揚，你為什麼不讓當地學校送你，為什麼自己找了一輛廉價車，為什麼不等到天亮再出發！」
已經沒有如果，一顆純粹的心臟，已經停止跳動。
人們在西藏大學鍾揚的住處收拾遺物，翻出來一雙沾滿泥漿、開了口、鞋底花紋都快磨平的運動鞋。有學生當場痛哭失聲：「老師，您給我們買的都是最好的運動鞋，說我們常爬山，要穿好鞋……」
鍾揚八十多歲的父親幾近昏厥，悲痛之餘，他向治喪小組提出唯一的要求：「我們只希望在悼詞里寫上，鍾揚是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
經常有人問金力，你眼裡的鐘揚是什麼樣的？金力說，他就像一個戰士，衝鋒在最前線，他一心只想著前方的高地，忘記了喘息，也忘記了自己。
這樣一位忘記了自己的男人，把大半生融入植物的世界，也把自己活成植物的樣子。
千萬種植物中，鍾揚最喜歡的是裸子植物。因為只有在艱苦環境中生長起來的植物才有韌性，生長得慢卻剛直遒勁。他常說，自己最希望成為松柏，在艱苦中以挺拔的身姿矗立，純粹地生長。
在他離去後，他的故事不斷被人傳頌。至今，講起他的故事，念起他的人格，同事們、學生們依然會淚流滿面，淚水中，一句話被反覆提起——
「他留下的每一粒種子，都會在未來生根發芽！」
本報北京3月25日電
《中國教育報》2018年03月2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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