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世界屋脊生物「家底」的植物學家

最新 03-26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葉雨婷

擬南芥，一種看起來細弱的草本植物，因為生長快、體型小、分布廣、基因組小，常被植物學家比作「小白鼠」，是進行遺傳學研究的好材料，全世界幾乎有一半的植物學家都在研究它。

植物學家、復旦大學教授鍾揚在青藏高原發現了它，並把擬南芥栽種在自己位於西藏大學安置房的後院中，把它做成標本帶回復旦大學。

「一個基因能夠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能夠造福萬千蒼生。青藏高原這個占我國領土面積1/7的地區，植物種類佔到了1/3。有些地方甚至100年來無人涉足，植物資源被嚴重低估。」鍾揚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這樣介紹。

鍾揚深扎在此，努力為人類建一個來自世界屋脊的「種子方舟」。

從他到復旦大學的第二年，鍾揚就開始主動到西藏採集種子。據統計，16年間，他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4000萬顆種子，佔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五分之一。

鍾揚生前在西藏採樣時的留影。復旦大學/供圖

鍾揚15歲考入中科大無線電專業，卻對植物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此轉向用計算機技術研究植物學問題。1984年，鍾揚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所工作，那時，他曾花了整整兩年的業餘時間，旁聽了武漢大學生物系的課程。

回憶起這段往事，鍾揚的妻子——一直在植物學領域深耕的張曉艷也感嘆：「他在這方面的知識儲備非常充足。」

33歲的鐘揚成了武漢植物所副所長。2000年，這位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雷厲風行的年輕副局級幹部放棄武漢的一切，來到復旦大學當一名高校教師。

對於鍾揚來說，採種子是一件樂事。「作為一個植物學家，我最喜歡的植物就是蒲公英，如果發現它開花並且結了種子，我會用手抓一把，一攤開裡面一般有200顆。然而，我最討厭的植物是什麼呢？椰子。那麼大一顆，8000顆的樣本數量，我們需要兩卡車把它們拉回來。」鍾揚調侃道。

然而，在西藏採集種子更多的是隨機出現的17種高原反應和長時間的體力透支。而鍾揚卻背著他經典的黑色雙肩包，穿著磨白了的「29塊牛仔褲」，戴著一頂曬變色的寬檐帽，邁著長期痛風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個植物學家的極限。

很少有人知道，鍾揚還有另外一個名字——索頓。

這個隱匿在他發表的短文、寫過的文章、翻譯的書籍中的名字全稱是「索朗頓珠」，在藏語里是「心想事成」的意思。這片廣袤的高原，正是他傾注心血、完成事業的夢想之地。

西藏大學鍾揚的住處，進門的架子上擺放著植物修剪器，剪刀、膠帶、塑料袋等物品。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葉雨婷/攝

在西藏大學給鍾揚準備的安置房中，一進門的置物架上放著三把修剪植物枝葉的鉗子，還有膠帶、小剪刀和幾卷塑料袋，繞過架子是一個衣架，上面掛著鍾揚外出採種子的「套裝」——褪色的寬檐帽、牛仔上衣，還有他最經典的黑色書包。

在房子的二樓，鍾揚的卧室里有幾條顏色泛白、磨出破洞、自己縫補過的牛仔褲，這是鍾揚最經典的衣服。而一旁放著的他的鞋子則沾滿了泥，連鞋底都開裂了。靠著這些行頭，鍾揚在西藏開啟了他的海拔密碼。

鍾揚生前在西藏採樣時的背包、帽子和鞋。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葉雨婷/攝

「世界上有多少玲瓏的花兒，出沒於雕樑畫棟；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羅花，在高山礫石間綻放……」這是鍾揚生前最喜愛的一首藏族詩歌。他曾說過，環境越惡劣的地方，生命力越頑強。他就像這青藏高原的藏波羅花，深深紮根，頑強綻放。

去珠峰採樣是鍾揚在西藏的工作日常，其中的艱難卻是常人無法想像的。

2013年，鍾揚的藏族博士生、如今西藏大學理學院副教授德吉第一次和鍾揚去珠峰採樣，她回憶：當時團隊所有人7天里吃著干餅、火腿腸、榨菜度日，沒有吃過一次正經飯。

鍾揚的博士生、西藏大學理學院教授拉瓊說，每次和鍾老師採種子都是驚險和驚喜並存，「那次，我們從海拔 5200 多米的珠峰大本營出發向更高的山地挺進時，鍾老師出現了嚴重的高原反應，頭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無力，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

大家都建議鍾揚待在帳篷里等，而他卻說，「我最清楚植物的情況，我不去的話，你們更難找。你們能爬，我也能爬!」最終，鍾揚帶著學生們在海拔6000 多米的珠峰北坡採集到了被認為世界上生長在海拔最高處的種子植物——鼠麴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國植物學家採樣的最高點。

「生命誕生以來，從原核到真核，從單細胞到多細胞，從海洋到陸地，簡單與複雜並存，繁盛與滅絕交替，走向了一篇篇跌宕起伏的演化樂章，期間洋溢著生命誕生與繁盛的歡頌，伴隨著物種滅絕與衰落的悲愴。」

這是鍾揚為2016年剛剛竣工的上海市自然博物館（以下簡稱「自博館」）參與寫作的500多塊圖文展板之一。

如果說，「採種子」是鍾揚的「主業」，那麼科普則是他最愛好的「副業」。

2003年到2017年，鍾揚共撰寫、翻譯、審校了10本科普著作，其中不乏《大流感》這樣的「網紅書」。「《大流感》這本書，內容包羅萬象，語言風格多變，鍾老師對推敲文字樂在其中，他會忽然在吃飯時得意洋洋告訴大家他的譯法，當然偶爾會被我們反駁，他也會欣然接受。」學生趙佳媛回憶。

對於中小學生來說，鍾揚就真的可以稱作「科學隊長」了。

他連續7年多次為全國中小學生義務進行形式多樣的科普，任學校科學顧問。

「鍾老師對『批判性思維』念念不忘。他覺得對中小學生的科學教育乃至思維教育非常重要，他還想著要把大學專業教材改成適合小朋友的音頻故事，想著要為孩子們寫一本科學故事書，想著去中學給科學社的孩子們上課，還想著開設更系統化的科學營……」趙佳媛說。

鍾揚說，「培養學生就像我們採集種子，每一顆種子都很寶貴。」

「把科學研究的種子播撒在藏族學生心中，留下一支科研團隊，西藏的生態研究才能走得更遠。」這是鍾揚的一個夢想。他想和自己的團隊一起，把復旦大學和西藏大學的生物多樣性科學研究推向世界。

2013年，西藏大學生態學博士點獲得批准，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沒有博士點的空白。2016年1月，在鍾揚的主持下，西藏大學首次生態學一流學科建設籌備會在上海召開。此後，他全程指導並參與一流學科建設工作。

2017年9月21日，西藏大學生態學入選國家「雙一流」學科建設名單。妻子張曉艷回憶說，他當時非常高興。

「他開心地說起，西藏大學生態學科上了『雙一流』，這是個大榮譽，是西藏的頭一個。他在西藏開創性的工作，真的像一個襁褓里的嬰兒，最後長成了偉岸的男子漢，他覺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張曉艷說。

鍾揚常說，他「戒」得了酒，卻「戒」不了西藏。

在西藏的16年中，他的愛深入骨髓。以前，他的口袋裡總是裝著一個MP3，循環播放著藏語教學音頻。

「每一期援藏結束，他都有無可辯駁的理由繼續——第一次是要盤點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當地的人才培養起來；第三次是要把學科帶到一個新的高度。」張曉艷說。

2017年5月的一場講座中，鍾揚曾介紹自己實驗室里研究過一種「長壽基因」。他們使用生命期5到7天的線蟲作為實驗對象，當某種基因被敲除後，線蟲壽命可增加5-7倍。

有人問，只要敲除一個基因，人是否可以更長壽。鍾揚回答：「這個基因主管生殖，要想長壽必須在一出生就去除掉，意味著你將終身無法生育」。對於鍾揚這樣的植物學家來說，生命的長短成為了藏在基因里的密碼。但對於他個人來講，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或許在與千千萬萬種生命打交道的過程中，鍾揚已經有了答案——

「在一個適宜生物生存與發展的良好環境中，不乏各種各樣的成功者，它們造就了生命的輝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絕不只是一種形式。當一個物種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須迎接惡劣環境挑戰的時候，總是需要一些先鋒者犧牲個體的優勢，以換取整個群體乃至物種新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換言之，先鋒者為成功者奠定了基礎，它們在生命的高度上應該是一致的。」在2012年7月6日復旦大學的校刊上，鍾揚發表的《生命的高度》一文這樣寫道。

在探尋生命的邊界時，他甘願成為一個先鋒者。

鍾揚的身體條件是不適合長期在高原工作的。2015年，鍾揚突發腦溢血，對常人來說，這應是一次生命的警告，鍾揚卻把它理解成工作倒計時的鬧鐘，他變得更加拚命了。他第三次向組織遞交了繼續擔任批援藏幹部的申請書，成為第八批援藏幹部。

這是鍾揚2017年6月24日的行程安排：上午到拉薩貢嘎機場，下午3:30參加西藏大學博士生答辯會，5點起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處理各種學科建設和研究生論文等事情，晚11點回到宿舍網上評閱國家基金委各申請書，凌晨1點起開始處理郵件。凌晨2點上床睡覺，4點起床，4:30起床吃早餐後開始趕往墨脫進行野外科學考察。

2017年9月25日，鍾揚忙碌的行程在「出差赴內蒙古城川民族幹部學院做報告『幹部創新能力與思維的培養』」之後戛然而止。

而在他雙肩背包的很多張小紙條中，他的工作依然很滿——

9月26日，他將回到復旦大學上黨課，帶大家學習科學家黃大年的先進事迹。

9月28日，他將來到拉薩，參加29日的西藏大學生態學一流學科建設推進會。

之後，他將完成和拉瓊參與創辦的西藏植物學期刊的創刊文章；和楊亞軍一起完成關於「生物樣本庫的倫理問題和管理政策研究」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招標；然後，他將繼續英文科普書籍《不凡的物種》的翻譯工作。

未來，他還希望在成都或上海建立青藏高原研究院，讓上海的紅樹林實現自由生長，讓更多的中小學生通過科學課程提高科學思維，讓更多的學生致力於青藏高原的種子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