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鵬 | 近代中國人土耳其觀的再認識
原標題：陳 鵬 | 近代中國人土耳其觀的再認識
作者陳鵬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專題論文
近代中國人土耳其觀的再認識
陳 鵬
在認知外部世界的過程中，近代中國人不僅矚目於英、法、德、美、俄、日等與自己有著密切往來的列強，也曾將目光投射到與本國有類似處境和經歷的諸多弱國身上。土耳其就是人們在觀察世界與反觀自我過程中的一個特殊的「他者」。近代以降，中土兩國官方及民間往來不多，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與土耳其政府確立外交關係之前，雙方長期缺乏正常、穩定的溝通渠道，但中國社會各階層對於土耳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諸方面的記述卻從未間斷。在近代中國人對於土耳其的認知中，關於兩國關係的歷史認知無疑是值得重視的內容，它不僅具體反映了西學東漸背景下國人世界知識水平的不斷提升，也構成國人持久關注和研討土耳其的內在動力，更能由此折射出國人在走向世界歷程中，其時代關切、他者認知與自我定位三者之間彼此關聯的立體圖景。
關於近代中土兩國關係和國人的土耳其觀，學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雖然也有學者考察近代中國人通過土耳其的處境來觀察遠東的國際局勢等，但更多的則是從民族命運相似的角度來關注中土關係。這也的確是近代中國人關注土耳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西方列強的步步入侵下，昔日幅員遼闊、盛極一時的奧斯曼帝國和大清帝國疆土日蹙、利權漸失，先後淪為西人嘲笑的「近東病夫」與「遠東病夫」。兩國也因之面臨著抵抗外敵入侵、實現民族復興的共同使命，只不過在空間上距西方更近的土耳其，先於中國數十年即經歷了這一切。也正因此，近代國人十分看重土耳其史事之於自身的引鑒意義，或反覆探究土耳其衰落的原因，提出適用的內政外交策略，以防中國重蹈覆轍；或藉助土耳其先例佐證變法或革命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使之成為政治動員與民族國家建構的有效資源。我們不妨將此種中土關係的認知視角，稱之為兩國「民族命運相似」論。囿於單純的「民族命運對比」分析理路，學者的目光多匯聚於中國民族危機深重的甲午戰後，尤其是革命與立憲相互交織、高潮迭起的清末十年，對此前洋務運動期間國人的土耳其觀往往言之不詳，對認知歷程中一些關鍵節點、時代因緣的判定也存在偏差。更為重要的是，論者還因此長期忽略從更長時段來全方位考察國人對中土關係認知的演變歷程，也未能充分考慮國際國內局勢的變動、兩國政治、外交、宗教領域的實際接觸與摩擦在其中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從而普遍輕視了近代國人在民族命運的比照之外，還曾以不斷擴展的視野，逐步意識到中土兩國之間在外交環境、國家安全、國際商貿、邊疆民族事務上，彼此尚存在多種利害關係的重要事實。實際上，在長期的歷史考察中，國人不僅將此種遠東、近東之內在關聯性的認知提升為把握世界動態與自我局勢的基本手段和方法，還曾對耳熟能詳的兩國「民族命運相似」論，做出理性反思，確立起「中國本位」出發的觀察新視角，從而為日後適當地處理中土關係打下了重要的認知基礎。
當然，學界對上述議題並非完全漠視，對其中一些重要問題或多或少已有所涉及，這無疑為筆者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總體觀之，仍有較大的探討空間。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各類近代報刊、文集、遊記、日記，特別是前人極少徵引的原始外交檔案，來重新勾勒近代國人對中土關係認知的演進軌跡，揭示那些曾被忽視的面向。
一、 俄土戰爭與近代國人關注土耳其的首次高潮
近代國人究竟從何時開始關注土耳其？對此問題，以往學界囿於「民族命運相似」論視角的影響，一般從甲午戰後談起，認為亡國滅種危機意識的激發，使得朝野上下闡述各種救亡主張時，不約而同地回看土耳其先例，從而在清末掀起了言說土耳其的熱潮。其中，吳偉鋒的判斷和解釋頗具代表性，其碩士學位論文注意到國人在甲午戰前對土耳其有所了解的重要事實，並勾勒和分析了史地學家、穆斯林、外交官、報人等不同群體的土耳其觀，有一定的學術貢獻。但其整體結論依然為：「在甲午戰爭以前，中國人對土耳其基本上缺乏認識而又不太關注。雖然，在當時已經有《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地理書籍的介紹。然而，知道土耳其的仍然只有清朝的駐外公使或中國的穆斯林群體。」筆者認為，此一說法有可商榷之處。
近年來，各類近代史料資料庫的開發利用，為我們進行資料檢索和量化分析提供了新的有效途徑。筆者以「土耳其」「土耳基」「土耳機」「土耳嘰」「土爾其」為關鍵詞，分別對目前開發較為成熟的兩種近代報刊史料資料庫——「晚清民國期刊全文資料庫」「《申報》資料庫」進行標題檢索和全文檢索，分別得到5193條、18991條有效信息，再逐年統計條目數，可以得知，近代國人關注土耳其的第一次高潮至少應前推將近20年，即1876—1879年時段，其峰值高於戊戌維新、接近清末立憲時期。彼時正是轟動世界的俄土戰爭時期。該戰引來國內各家報刊爭相報道戰況、登載時評，作為大戰之一方的土耳其因此成為輿論焦點。當時中國社會上自政府官員下至民間知識分子，均對戰爭的起因、進展、結局、影響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土耳其也藉此進入國人視線。1877年，《申報》的一則報道即指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十分關心土耳其在大戰中的處境，「偶聞土敗，即相聚而在教堂禱告」，印度回教徒甚至還代其向英國求助。閱報者自能從中體味土耳其在伊斯蘭世界的獨特影響力。土耳其人在戰爭中所表現出的昂揚鬥志，也受到國人稱讚，如熟稔世界大勢的王韜就認為，俄國兼并土耳其的圖謀一直難以得逞，不僅因為英法的庇護，還在於土人「崛強自恃，不肯遽下」。甚且土國在若干局部戰役中的獲勝，還令一些時評家聯想到其先祖匈奴、突厥人的雄風，並因此告誡俄人需「熟思而審處」。更有人從國際關係角度來定位土耳其，如駐外使臣劉錫鴻即視土耳其為英屬殖民地的屏障，認為土國一旦為俄國佔據，俄人將由紅海建瓴而下，印度、亞丁、東南亞各埠均需設重兵防範，英人「將有跋胡疐尾之憂」。王韜則反向認知，強調土國同樣也是歐洲本土的緩衝地帶，「土存，俄何能西向而與歐洲諸國爭哉？」以上種種議論表明，通過解析俄土戰爭，國人對土耳其強烈的宗教感召力、艱難的國際處境、不屈的戰鬥精神，以及顯要的戰略地位等，均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實際上，戊戌以後，國人對土耳其的有關言論和新知，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正是以俄土戰爭的有關信息作為思想資源的，是對該戰中土耳其知識的重新利用與詮釋。
18世紀以來，俄土之間經歷了大大小小十數次的武裝衝突，尤以1850年代的克里米亞之戰影響為大。以往國人對此並非一無所知，各種史地論著或多或少也都有所記載。據學者研究，早在清代前中期，處理邊疆民族事務的滿族、蒙古族官員就曾從俄國和中亞人那裡獲取過土耳其的片段信息，如18世紀後半葉滿人椿園七十一的《西域聞見錄》中，就有乾隆年間發生的俄土之戰的扼要記述。鴉片戰爭後湧現的世界史地著作，更對俄土戰爭有了一定程度的剖析。如徐繼畬的《瀛寰志略》一書，就不僅概述了「俄強土弱」的總體戰局，還特彆強調土耳其之所以未被鯨吞，乃是英法出於自身安全考慮用力護持的結果。何秋濤的《朔方備乘》一書，還根據「土耳其與俄羅斯連兵前後近百年」的史實，判定《西域聞見錄》所言「控噶爾」即土耳其無疑。清廷高層對此也有耳聞。1854—1855年間，主持涉外事務的兩廣總督葉名琛綜合西方報道，兩次向咸豐帝彙報了克里米亞戰事，並認定戰爭癥結在於俄國的出海口訴求與英法海洋霸權之間的矛盾，強調列強的參戰，「名為抑強扶弱，其實自為計」。不過總體來說，鴉片戰爭後的一段時期內，中國人對俄土戰爭僅有浮光掠影式的記錄，著眼點也只限於列強間的權勢爭鬥，既缺乏對土耳其國情的細緻分析，也未將中土局勢聯繫起來討論。葉名琛在奏摺中，不僅稱土耳其為「土夷」，甚至還荒謬地認為「土系俄之屬國」，可見當時國人對土耳其了解的有限，以及傳統夷夏之見的影響。
土俄之間雖然早有交兵，但直到19世紀70年代的俄土戰爭才真正激起國人對於土耳其的格外關切，這顯然離不開當時特定的國際、國內背景。
首先，此次爭戰不僅關涉土、俄雙方，也將英、德、奧等列強捲入，堪稱震動歐洲與世界的國際大戰。而當時中國正面臨一系列嚴峻的邊疆危機，尤以沙俄在西、北部邊疆挑起的事端威脅最大，恭親王奕等在1873年的一份奏摺中即坦言：「各國之患，唯俄國最為切近。」故清廷十分重視搜集歐美列強特別是俄國的情報，以為現實的軍事、外交應對服務。在此背景下，苦尋歐亞出海口的俄國與佔據要津的土耳其爆發的武力衝突，自然吸引了中國官員的目光，土耳其的各類信息也就夾雜在戰報中一併輸入。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代國人最初掀起關注土耳其的熱潮，並非僅僅因為相似的民族命運，防範俄國侵略的現實需要，顯然起著更大的推動作用。在總理衙門，沈桂芬等清廷高層官員對此次戰局格外關切。據檔案記載，1878年3月3日，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沈桂芬赴德國駐華使館，向德使諮詢：「土俄交兵之事現在如何光景？」對方答覆：「總是從中竭力調停議和。前日各國彼此商量，現在尚無頭緒。」時隔半月，美國駐華公使、參贊又與沈桂芬及另一位總理衙門大臣成林熱議俄土之戰。成林詢問結局，參贊告知基本「算完了」，待各國協商一致，俄即可撤兵，並預測「俄國將來，必要奪土爾其京城」。沈桂芬則當即一針見血地指出，吞併土國京師只是俄人的第二步棋，其當務之急則是奪取地中海海口，以破解冬季艦船無法出海之難題。這一見解深得美使讚賞。由此可見在當時，清廷高級官員對俄國的侵略意圖已瞭然於胸，這同時也表明，國人早期對土耳其的關切背後，實存在著強烈的俄國威脅之誘因。
其次，自19世紀70年代起，在伊斯蘭世界具有強大宗教號召力的土耳其或主動、或被動地捲入中國的邊疆民族事務中來，進一步激發了國人對土耳其的興趣。1870年，雲南回民建立的杜文秀政權，就曾對是否尋求土耳其之援助，展開過認真討論和實際行動。差不多同一時期侵入新疆的阿古柏勢力，更是與土耳其保持密切來往，並接受了土耳其蘇丹的宗教封號和軍事援助。1875年6月至10月，《申報》連續載文披露過阿古柏與土耳其勾結的事實，認為這給中國政府的收復新疆計劃蒙上了一層陰影。甚至土耳其外務大臣還在此間通過英國外交部，請求總理衙門幫助尋找在新疆失蹤的土國官員。對此，清廷決策層亦十分警惕。李鴻章特向光緒帝奏報阿古柏「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一事，表示新疆問題撲朔迷離，「即勉圖恢復，將來斷不能久守」。左宗棠則不以為然，認為土耳其距新疆遙遠，且國勢分崩離析，不足為慮。儘管左、李二人對土耳其能量的評估有較大分歧，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一涉土事件直接提升了中國官方的對土關注度，也推動國人去關心俄土戰爭中土方之表現，以便進一步判定土耳其的影響力。
再次，鴉片戰爭之後西學東漸加速，尤其是此後20年洋務運動帶來的現代化事業之積累，有效提升了國人認知世界的能力和水平，這也為國人中的先進分子較多了解、全面解讀俄土戰爭，發掘土耳其的認知價值創造了有利的現實條件。
至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國人了解俄土戰爭的機會較之從前明顯增多了。1876年，清廷按照國際通行的外交法則，開始向西方國家派駐公使，指示他們「凡有關係交涉事件及各國風土人情……皆當詳細記載，隨時咨報」。早期旅歐的外交官們也開始利用各種方式大量獲取有關土耳其的資訊。曾紀澤、劉錫鴻等外交官的日記顯示，他們與同在派駐國工作的土耳其同行交往頻繁，十分清楚土國衰弱與革新並存的近況。李鳳苞還通過閱讀西文報紙得知，英國對中國的所謂保護，「不過如今日據居伯魯島以保護土耳其而已」；張德彝則因觀看了一場以俄土戰爭為主題的西方戲劇，增強了對土耳其的興趣。此外，中西間的外交交涉有時也會傳遞土耳其的信息。如1878年，德國駐華公使為逼迫總理衙門官員接受其修約要求，竟以土耳其先例相威嚇，稱「土國辦事甚奇，前者應讓的不讓，近來不肯讓的亦須讓了」。可見這一時期，包括外交官在內的西人之相關言說，也有助於國人展開中土兩國之間關係廣泛、微妙而切實的聯想。
此外，19世紀70年代，隨著洋務運動的不斷推進，各類前所未有的發展難題日漸凸顯。先數十年即遭遇類似問題的土耳其較之西方國家，其經驗教訓無疑更具針對性、參照性和實用性，於是循土耳其之路回味、反思「變革」，亦成為當時有識之士的共同選擇。1875年，《申報》因為土國「西化」改革產生種種負面效應，就以為中國的洋務運動大有「可採擇而以為操持之鑒也」。張德彝、曾紀澤等也開始自覺以土為鏡，提示改革應循序漸進、保持各領域的均衡發展。丁日昌、左宗棠等人則在討論借外債一事時，不約而同地援引土耳其先例，剖析個中利弊。諸如此類關於借鑒價值的研判，既驗證了此間國人對土耳其之多方關切，更直接引導國人去關注現實的土國局勢。這也說明，即便是國人從「命運對比」角度把握兩國關聯性，也非始自戊戌時期，而早在19世紀70年代即已展開。
值得一提的還有，19世紀六七十年代也是西人在華所辦《申報》《中西聞見錄》《萬國公報》（初名《教會新報》），國人自辦《循環日報》等新式中文報刊初興的重要時期，儘管在發行數量、地域、水準上，均難以與戊戌時期相提並論，但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它們設置的各國近事報道與評論欄目，已經為國內知識精英及時了解俄土戰爭、走近頗為陌生的土耳其，提供了信息汲取、言論發表的新式平台。尤其是創刊於上海的《萬國公報》，平時即常設「（大）土耳機國事」欄目，在戰事最為激烈的時期，更增設「俄土戰事」專欄。甚至連李鴻章這樣的清廷高層亦表示，其掌握的土耳其訊息有相當一部分源自新聞報紙。可以說，這正是此一時期報刊上論說土耳其首次達到高潮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同步展開的新式學堂教育、西學翻譯事業，更為人們放眼全球打開了新的窗口。1862年，曾就讀於上海格致書院的瞿昂來與美籍傳教士林樂知合譯了英人麥高爾的《東方交涉記》，即對克里米亞之戰及背後的列強糾葛有系統闡發。1864年，總理衙門聘請傳教士丁韙良，組織翻譯美人惠頓的《萬國公法》，該書曾廣為傳播，書中即大量徵引土耳其外交案例為國際法則做註腳。當19世紀70年代俄土戰爭爆發之際，這些都很自然地成為國人闡釋土耳其形勢時可資調用的知識資源。
二、 俄土戰事與中國外交局勢的自我認知
如前所述，19世紀70年代以前，俄土戰爭已出現在國人筆下，且多屬描述性質。但偶爾也有人點出戰局之於中國邊防的連帶影響，如1855年葉名琛向咸豐帝敘及戰爭期間，英、俄在中國南海海域形成的劍拔弩張之勢，需「勤加偵探，密設防維」；1865年夏燮初刊《中西紀事》時，亦預感俄人受挫於土耳其，會「遷其各埠貨物於黑龍江之南北兩岸，南岸逼近內藩，中國兵弁阻之不得」。但這些都還只是朦朧感受到俄土之戰與中國局勢有著某種間接聯繫，其著眼點仍是列強而非土耳其，尚缺乏將土耳其之國家情勢與本國利害聯繫起來把握的自覺意識。至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其情形逐漸有所改變。在前述諸因素的綜合促動下，國人不僅關心戰局進展和列強動態，還呈現出新的解讀趨向，即能將分處遠、近東的中土局勢一體考察，開始多角度揭示土耳其之於中國的現實影響。在時人看來，土耳其與俄、英、法錯綜複雜的國家關係及日趨激烈的軍事戰爭，既會影響列強的遠東政策，也將牽動中國的內政外交。只有以一種聯繫的、互動的觀點看待中土關係，才能認清國際形勢，做出有利於己方的正確決策。
實際上，當國人站在全球局勢的高度審視土耳其時，不僅會對「近東問題」發源地的土耳其的戰略地位有著更加成熟的體認，也能更為深入地體會西方列強的侵略意圖和外交策略。受四川總督丁寶楨委派，於1878年至1879年間赴印度遊歷的黃楙材就曾指出，英、法共保土耳其，一如當年扶助希臘和埃及之叛土，表面上看是「昔則惡其強而抑之，今則憐其弱而扶之」，實則在於「維歐洲均勢之局」。王韜亦揭穿英、法對於土耳其「非有所愛惜」，乃是「以歐洲安危大局之所關，其勢不得不然也」的實質。
國人還進一步意識到，土耳其的安危實際也關涉中國的外交處境。俄土戰爭不僅意味著當事國之間的彼此交戰，還廣泛牽連西歐諸國，當近東的土耳其局勢吃緊，處於遠東的中國局勢自然會有所緩和。1876年，《申報》的一篇評論即循此思路指出，儘管「土之存亡原與中國不相干涉」，但此次大戰引發的歐洲內部矛盾會使列強各自為謀，無暇東顧，中國「可稍紓防禦」。差不多同時，王韜也推測無論戰局結果如何，都將給歐洲帶來動亂：「俄既勝土，則入其國都，據其土地，撫其民人，收其財帛，列國必共起而謀之，歐洲將不能共享太平。俄不勝土，則失之東隅，將收之桑榆，其禍亂相尋，又不惟歐洲之不幸也。」他進而強調，關心國事者應該正視土耳其局勢之變動，早為預備，正所謂「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綢繆於陰雨之前，備敵於疆場之外」。誠如其所言，土耳其的情勢與動向，不僅同國際也與中國息息相關，在當時已然成為國人進行國際國內形勢判定和外交抉擇的重要參考點。
不僅如此，國人還圍繞這場俄土戰爭，對自己下一步的外交決策和行動展開思考，普遍認為俄土之戰是中國外交、軍事上的一次絕佳機遇，應利用列強在對土問題上的矛盾糾紛，謀取最大的利益。1876年中英磋商《煙台條約》之際，適逢土耳其宮廷政變，薛福成即敏銳地察覺到，俄人伺機對土開戰，英人為此四顧躊躇，「香港兵船已有調歸之信」，此刻斷不敢輕易用兵遠東。故其告之於李鴻章，建議可利用這一機會在談判桌上爭取主動。
當是時，涉外事務中最引人關切的無疑是中俄伊犁談判。中方官員意識到同時進行的俄土之戰使得俄國深陷近東之泥潭，一時難以在遠東地區有更大的作為，這將為中國創造相對寬鬆的談判環境。1877年10月，庫倫辦事大臣致函總理衙門俄國股，稱自俄土構兵以來，俄國為了應對巨額軍費開支而濫發紙幣，導致貨幣嚴重貶值，如今「鈔紙不能憑以取銀，執以辦貨」。他以此推論俄國實已空虛，故「伊犁交收似未可急」，尚有與之周旋的餘地。次月，俄國股將此情報和建議一併轉發陝甘總督左宗棠，表示「苦無兵費，計無所之」的俄人妄圖通過伊犁交涉「思索重資」，我方應採行「靜以待動」的策略。同時期，張之洞在陳述交涉原則時，也以俄國「自與土耳其苦戰以來，師老財殫，臣離民怨」為由，揣測其行將自斃，認為我方宜趁此良機，理直氣壯地處理中俄糾紛。接替崇厚具體經辦談判有關事宜的曾紀澤，更是對俄國財殫力竭、「不欲再啟釁端」的艱難處境了如指掌，他向清廷提議應利用俄國休整之空隙，加緊辦結各案。中國官員的上述考慮並非毫無根據的一廂情願，而是確有見地。當時，俄國外交官之間的往來書信和電報，也一再暴露俄方不願且無能力繼續打仗，而只是期望通過談判獲取物質補償的窘境。其國內民眾特別是商界人士，對於政府開徵新稅計劃也是惶惶不安、議論紛紛。1880年，代行外交大臣職務的吉爾斯（Giers）在給其下屬也即曾紀澤的談判對手若米尼（Jomini,A.G.）的信件里，就透露了眼下政府難以支付高昂的軍費開支，且隨著英國艦隊逼近君士坦丁堡，俄軍事力量還將不得不繼續由中國轉移至土耳其的實情。他說：「如果對土耳其採取全面行動，則需加強我們的艦隊，如欲加強我們的艦隊，則只有從中國領海上召回我們的艦隊」，故亟待結束在遠東的爭端。這些都證明，當時清廷的情報獲取工作及其分析還是較為成功的。儘管伊犁交涉曲折叢生，中國最終仍然遭受領土主權之損失，但相對於晚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其他喪權辱國條約，畢竟還是從俄人手上奪回了些許利權。這顯然與中國外交官準確把握俄土戰局、及時抓住對手弱點、制定相對有利的談判策略分不開。
中國官員不僅意識到土耳其局勢之於本國外交談判的積極意義，還由此催生了相當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緊迫感，即考慮到一旦土耳其問題得以解決，俄國及其他列強將會重新集中精力侵略中國，故務必提前做好防備工作。1877年，署理吉林將軍銘安十分清醒地意識到，儘管目前土俄戰局走勢仍不明朗，但無論「孰勝孰敗」，終將對我東北邊防形勢產生不利影響，他因此奏請朝廷必須早做籌劃。清廷高層對此亦有積極回應，恭親王奕為此特地向伊犁將軍金順詢問土國情形，詳細了解土耳其與諸國構兵之事。國人甚至還將此種危機意識傳遞給鄰邦。1878年，李鴻章致朝鮮國相李裕元的一封書信中，即言「邇聞俄國與土耳其和議已成，西事方蕆，將圖東略」，告誡朝方宜小心提防。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俄土戰爭期間，還有人以土耳其曾在大戰中受英國援助為據，向朝廷奉上「聯英策」。1878年，致力於經世之學的張煥綸就明確主張「固結英好以弭俄患」，他以「英人陽護土而陰蔽歐洲，俄之不得志於歐洲」為立論之基，闡述了中、英、俄的三角關係，認為中國新疆與英屬殖民地印度接近，一旦俄國得志於新疆，將對英國構成極大隱患，英國定會像保護土耳其那樣助中國一臂之力以對抗俄國，故中國要做的乃是「厚結英好」。1880年，左宗棠也指出，昔日土耳其受制於俄國，英國援助之，俄人遂「無能逞」。如今，俄國已陷入國債堆積、餉糧極絀的境地，若此刻英國再對中國施以援手，俄人侵略中國的計劃便斷無實施之可能。此種中土局勢的聯動認識，既表明「英國助土拒俄」之事已成為時人謀求國家安全的典型國際案例，也再次印證了這場戰爭在國人構建中土關聯性過程中所起到的促動作用。
當然，俄土之戰對於中國的影響不僅限於外交戰略的調整，還延及內政的整治方面。李鴻章、張佩綸等有遠見者均清醒地意識到，俄土釁端為歐洲大戰之始，此時列強無暇顧及遠東，恰是中國奮發振興的良好契機，「厲兵練甲」「整飭吏治」等各項事業，正應漸次展開。只可惜，後來的歷史證明，清王朝並未能真正利用好這一良機。
俄土戰爭之後，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要想全面把握國際局勢、準確定位自我，不能淪為井底之蛙，應儘可能地開闊眼界，透過國與國的空間距離把握彼此之間的國際關係，即便國家之間暫時沒有過多接觸，也並不代表沒有實際關聯。對中國人而言，此時的土耳其已經不再是模糊不清、遠隔萬里的國度，而是與中國有著微妙而實在的利害關係之國家。1890年，駐外公使崔國因就根據歐洲國家素以土耳其為屏蔽的做法，感悟到現代邊防觀念已與古代完全不同，所謂「古之籌邊者，籌之於數千里外，以為遠矣。今則籌之數萬里之外，並於本洲之外。非好為馳騖也，時勢不同也」。這正是在被動捲入全球化進程之際，國人涉外思想和理念逐漸邁向近代化的生動體現。同一時期，對蒙元史、亞歐各國興衰史極有研究的外交官洪鈞，結合當時西方語言學界的研究成果，推論「今土耳其亦突厥一類人也」。他由此對過去國人因缺乏基本的世界常識，未能及時釐清中土兩國之間的歷史淵源，從而造成長期的認知斷層深表遺憾，並由衷感慨「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惜哉古人此言，為誤不淺也」！昔日魏源在《海國圖志》中通過對土耳其在內的世界各國風土人情的間接記載，而意識到八荒之外尚有「宇宙之大」，洪鈞的論述無疑更具學理層面的考究與思辨。儘管有關土耳其人的族源問題，迄今尚未有一個眾所公認的解答，洪氏的推理與結論自然也未必準確，但在當時仍是國人揭示中土關聯性時世界眼光得以擴展的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三、 世紀之交中土雙邊關係定位認知之轉變
如果說19世紀70年代，國人更多的還是隔空感知中土兩國之間的間接關聯，背後彰顯的主要仍是列強近東決策與中國的關係，並未真正揭示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宗教諸方面直接聯繫的話，那麼到19、20世紀之交，隨著兩國在諸多領域的碰撞與交流，土耳其正由此前列強鬥爭中背景式的配角，轉變為中國外交舞台上不可忽視的前台主角之一。於是，如何定位和發展中土兩國關係，便逐漸成為大清朝野上下審慎思慮的重要議題。
19世紀70年代前後，由於對土耳其的重要性缺乏深度了解，加以現代外交觀念的淡薄，早期派駐西方的中國外交官對來自土方的聯絡、建交訊號不僅反應冷淡，甚至懷有一絲敵意。早在1868年至1877年近10年間，土耳其就曾多次主動向中國駐外使節表達過同中國建交的願望。如1868年，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使團的重要成員、總理衙門章京志剛在華盛頓會晤土耳其使臣時，對方即表示「有冀與中國交際之意」，言明「土耳其國實回之根本」，若與聯屬，對解決中國回民問題當頗有助益。1875年，駐法公使曾紀澤在日記中又曾記述，「土國公使稱中國為天朝，言歐洲及俄、美、日本等邦，皆有天朝公使」，土國甚欲「與中國結好」，並提及土國駐英公使亦曾向郭嵩燾表示「欲與中國通好，欲得天使俯臨其邦，以為榮也」。1877年，劉錫鴻的《英軺私記》也記錄了土使默蘇拉士「欲援系中朝」的通好之請。同年，張德彝還記下了土耳其公使穆素樂斯巴沙「亞細亞各國皆當和好會盟，同心禦敵」的倡議。由此可見土方在此間，曾不斷通過正當的外交途徑傳遞往來溝通之意。然而當時的中方官員，卻仍以上國的心態看待尚處外交舞台邊緣的土耳其，這僅從他們「天朝」「俯臨」之類的用詞便可見一斑。加之彼時土耳其開始有對華宗教滲透之舉動，這就愈發使得中國外交官們顧慮重重，更難有積極響應，曾紀澤僅以「必有此一日」之語搪塞，志剛則表示「漫聽而漫應之，以俟再商」，當總理衙門向其詢問土使來京之事時，他更是直言「究之縱可引虎拒狼，猶當思何以待虎」，實際上都未能從現代外交的整體格局出發，認真思考聯絡土耳其、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利弊得失究竟何在。
時至19、20世紀之交，情況開始發生變化。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中土兩國相似或相關的民族命運之聯想、比照感日漸凸顯，國內各政治勢力隨之掀起了關注土耳其的新一輪高潮，他們或從亡國史角度感慨兩國國勢之衰頹、或對照與詮釋雙方改良和革命之情勢，以為各自的主張和行動張目。對此，學界從兩國「民族命運相似」論視角，已有充分揭示和深度闡釋，毋庸重複。需要補充的是，這一時期朝野內外對土耳其國事民情的關注，實際上也與兩國在外交領域的實際接觸與摩擦的增多，不無直接關係。1907年，土耳其政府在荷蘭海牙世界保和會上詰問列國，要求提升排位之舉，就曾令清朝外交專使陸征祥欣賞不已，建議清廷效仿之。1908年，當德國宣稱要代管「無約國」的土耳其在華事務時，清廷外務部嚴正聲明，「尋常事件可代轉達」，但土國在華居住或遊歷者，「中國仍保持施行司法權，與待中國人無異」。1900年前後，土耳其愈加頻繁地派遣使者赴北京、上海、江蘇、新疆、甘肅等地從事非法宣教活動，不僅引來護照發放和管理許可權的諸多外事糾紛，還讓國人感受到其對中國社會的穩定造成威脅。對此，《申報》《清議報》《東方雜誌》《萬國公報》《外交報》《廣益叢報》等知名報刊當時都有詳細報道和評論。正是這些直接或間接的中土交往，開始引發國人重新思考與定位中土雙邊關係。於是，如何正確評估中國發展之路中的土耳其因素，如何才能趨利避害、面向未來地構建新型中土國家關係，就成為了有識之士們需要加以把握的問題。
當時，有關中土關係的思考，大體沿著兩種思路展開。一方面，國人有的仍延續先前的分析手法，進一步從列強入侵角度，來認知和把握兩國形勢與關聯。如1897年，滿人壽富便將兩國安危直接掛鉤，聲稱「土勢岌岌，危在旦夕，土亡將及我矣」。延至1908年，中日在延吉地區發生齟齬，外務部考慮到當時正值土耳其諸附屬國紛紛反叛和獨立，歐洲各國「注全力於土耳其一區」，若此刻遠東有變，恐歐洲列強「不暇分顧」以制約日本，對中國極為不利，故嚴令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對日人的挑釁「惟有嚴切交涉，勿輕用武力」。同時，一些有洞見者甚至還反其道而思之，意識到中國局勢亦會反作用於土耳其。如1898年，梁啟超就認為內亂不已的土耳其之所以尚能保全，主要原因在於今日歐洲諸雄專註於中國，「無暇以餘力及區區之土」，倘若退回十年前的國際形勢，土耳其必亡。1909年，駐意公使錢恂亦持雙向互動的相同思路，提醒清廷注意「近東安則遠東或不免多事」「遠東不安則近東安」的自然之勢。可見此時，即便從列強侵略和彼此安危的相似或相關的民族命運角度來認知中土關係問題，雙向互動的思考也已漸成習慣。
另一方面，也是更能體現此期國人認知特點和變化的方面，則在於國人此時已強烈認識到土耳其所帶給中國的軍事和外交上的現實壓力，並對土耳其不友好的「冒犯」之舉表現出憂慮和不滿，並且公開發出批評之聲。如戊戌時期，譚嗣同在闡述列強瓜分豆剖之勢時，就繪聲繪色地描繪到：「土耳其亦攘臂於其間，明目張胆而言曰：『我情願少索希臘賠款，速了此案，以便我亦往中國，分一塊土地也。』」唐才常也因此不滿地聲言：連「無賴之土耳其」亦對中國心生瓜分之念。回族知識分子丁竹園更明確地指出，土國此時只是因宗教孤立而受各國排擠，暫未能來中國「開埠通商，利益均沾」而已，一旦情勢變化，則亦將危害中國。針對土耳其使者來華事件，立憲派所辦《清議報》甚至表示，連力量微弱、政治不獨立的土耳其都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宗教問題相刁難，實在是中國的奇恥大辱。《東方雜誌》《外交報》更對土耳其政教不分、染指中國之野心，進行了言辭激烈的批判，並提醒世人注意此事背後的德國陰影。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國人已經意識到土耳其的潛在威脅，但此時一批有識見者卻沒有採取單一和片面的防備、猜忌與對抗姿態，而是以一種更加包容和開放的心態，試圖通過加強彼此聯絡、正式建交的現代外交方式，來重新構築中土雙邊關係，以便因勢利導，妥善解決兩國間的既有矛盾，尋求未來可能的合作共贏之路。此實為世紀之交國人對於中土關係重新定位乃至涉外思想有所轉變的一大表徵。譚嗣同的有關思想可為之代表。他作於1896年—1897年的《仁學》一書，雖然延用西人對土耳其和中國之「近東病夫」「遠東病夫」的稱法，卻又別出心裁地提出「病夫」聯合互保的新方案，即將同在北緯30°—40°間的諸病夫之國聯絡起來，修築一條「東起朝鮮，貫中國……達西土耳其」的橫貫亞歐之萬國公路，以便各國加強聯繫、相互依存，共同抵禦強霸之俄國。這裡，以往西人帶有歧視意味、國人用於表達哀其不爭、自我看輕心態的負面稱謂，竟被他賦予鼓舞弱勢國家彼此協作、攜手抗衡列強的積極意義。1906年，出使法國大臣劉式訓向清廷鄭重提出聯絡土耳其的建議，認為中國應統籌亞洲大勢，與土國「立約通好，以樹遠交而廣聯絡」。這與30年前的前輩外交官輕視、抵觸土耳其的態度形成鮮明反差，顯示出此時國人初步具備近代外交的大視野，也表明土耳其在中國外交格局中的地位得到顯著提升。
在20世紀初眾多有關中土關係的討論中，生平不詳的酉陽於1908年、1909年在《申報》上發表了《論土耳其立憲與中國之關係》《論日土外交之起點》兩文，值得格外關注。文中將土耳其之於中國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強調土耳其對於中國西北邊疆民族地區的安全穩定、對於中國在未來世界商務場上的國際競爭力均有切實重要之關係，主張國人應更新觀念，全面把握中土關係的發展趨向，當確認土耳其「為吾國之友，非吾國之敵」。這在中土關係的認知史上，實具有某種標誌性意義。
首先，酉陽從立憲與否的角度，對1908年中土國際地位的變動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在土耳其使者來華事件上，他對一味指責土耳其人自不量力的陳腐論調十分不滿，更願意將其放到土耳其立憲運動的時代背景下給予考察。作者十分清醒地意識到，土使來華絕非一般所論的調查回教、干涉中國內政那麼簡單，而是蘊含著中、土國際地位轉換的象徵意義，即昔日同為歐人譏諷的病夫專制國的土耳其，已經「一躍而登於立憲之大舞台，占吾國之先著」，造成未立憲的中國國際地位的相對下跌，世人將不僅因此嘲笑中國不如列強，更會恥笑中國不如土耳其，他警告國人道：「吾國資格日形墜落，恐此後弭兵會中，將無容我占席之地」。
其次，酉陽辯證分析了行將崛起的土耳其會給中國邊疆民族地區帶來的影響，並提出了可能的應對之道。他闡明了兩國在種族、宗教上的淵源，認為「土耳其人種，本回紇裔，由中國西趨，故以回教為宗教。小亞細亞一帶，大半回民仰土耳其之保護，其東趨者，偏於中國西北各省，今且偏於東南」，並預言土將援引《萬國公法》，以立憲、自主國身份要求與中國立約，進而利用其在西北諸省穆斯林群體中的影響力來擴張勢力，此舉可能會再度引發西北內亂，如此則「土耳其得其利，而吾國承其害也」。但酉陽並未將土國勢力東來之因應，僅停留在批評、對抗的簡單層面，而是希望通過構建中土友好關係，以求得西北之安寧。在他看來，若土耳其保持獨立國資格，則中亞細亞或可為其勢力範圍，反之，此地則為歐人掌控。無論情形如何，中國西陲均不免遭受衝擊，兩權相害取其輕，酉陽以為勢力強大的歐洲人對中國威脅更大，「既據中亞細亞，則逾蔥嶺而東，可占天山南北，青海川藏，為西陲之大患」。倘若換成是土耳其，反而可能給中國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益，若我國推行開放門戶之政策，既能使其「與吾交通，以謀互市之利益」，實現開發西陲之目標，又可「借其勢力，均歐人之勢力，保中亞和平之局，保帕米爾之屏障」，誠不失為可取之策。
再次，酉陽從地理形勢和全球經濟角度論證了中土商務貿易方面的關聯性。他非但不覺得土耳其遠隔千山萬水，反倒認為土「與吾國相隔者，僅一小亞細亞，不交通亞洲則已，交通亞洲，非吾國而誰屬歟」，他將兩國之間的寬闊地帶視為歐亞中間的一大市場，認為「從吾國至土耳其，逾蔥嶺而西，取一直線，南可與印度聯絡，北可與蒙古聯絡」，並大膽預測他日世界鐵路交通網建成，土耳其將會成為東半球商務之中心點，「東聯亞洲，西聯歐洲，北聯俄羅斯，南控阿非利加，四通八達，占重要之勢力」。故土耳其可謂將來中國謀求域外生存空間所應當矚目之地。儘管歷史發展進程與酉陽的推斷並非完全一致，土耳其迄今尚未發展成為世界商務的中心，但在當時就具備這種以中土兩國為端，嘗試打通歐亞商貿之路的戰略眼光，今天讀來實仍覺其目光之深邃。
最後，酉陽提出了加快發展中土兩國關係的建議，並表達了兩國建交已刻不容緩的迫切心情。當1909年東鄰日本捷足先登，與土國商議互設使署、簽訂商約的消息傳來之時，酉陽對中國長期漠視在外交、商務、邊疆、民族問題上均有緊密關係之土耳其的淺視行為大感不滿，痛責吾國「只知人來，不知吾往，今雖稍稍覺悟，而遇事麻木，坐失事機」，實在不該對土耳其這樣的唇齒之國「冥然罔覺」，一如延宕十餘年的南洋僑民問題，始終不知設置領事以實施有效保護的愚蠢行為。他提醒國人，「土耳其之利害，猶在數年之後」，切不可「以小國輕之」，無論從以上哪個角度考量，我國終究要與之交涉，宜早不宜遲，「失今不圖，他日必喪失種種權利」，故當前「急宜派公使，訂條約以爭先著」，不可讓「越國鄙遠之日本，急起直進」。其對中土關係重要性的深刻揭示，顯然已經超越了單純的兩國外交關係之定位，毋寧說乃是對中國整體的外交思想與涉外戰略做出的富有反思性的批判和前瞻性的預測。其力圖糾正朝廷以往那種鼠目寸光的狹隘視野和固步自封的消極態度，以尋求以一種更加開放、積極的姿態主動融入國際社會，正是清末國人涉外思想現代轉型的重要體現。遺憾的是，清朝很快覆亡，酉陽這類富有遠見的外交建議，最終未能得到清廷的重視，自然也沒有在清末得到實施。
需要強調的是，酉陽關於「吾敵」到「吾友」的概括，實際上形象、生動地反映了時人對中土關係定位的轉變，即從普遍漠視、防備、批評的「敵意」態度，轉為正視雙方的切實聯繫，希冀以主動、友好的外交往來加強溝通、化解矛盾、尋求發展。當然，清末只是這一認知轉折的嚆矢，少數先覺者的論說固然予人啟發，但就深刻性與普遍性而言，顯然不如民國時期。
四、 民國時期中土關係認知之發展
延至民初，國人繼續從中土兩國局勢互動的角度，來觀察接踵而至的邊疆危機，并力圖將此種把握世界與自我關聯的視角方法化、常規化。這一時期，能夠意識到土耳其在中國外交版圖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官方學者與民間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他們圍繞「對土外交與國家安全」的議題，展開了多維論述和深度反思。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還逐步萌生和確立了「中國本位」的評判立場，在透視他者與反觀自身之時，凸顯出既能放眼世界、又能立足自我的視野和情懷。
在列強環伺、邊事危機不斷的惡劣環境下，由遠東、近東之內在關聯性來分析國內外局勢，已成為民初知識精英非常普遍的做法。辛亥鼎革之際，宋教仁雖認為義大利與土耳其之間的利波里之爭即與中國無直接關係，卻不忘指出這一國際狀況的驟然變動，將「間接使各國對於極東之政策因之更易」。亦有人表示，應及時從對土耳其落魄境遇的感傷中清醒過來，認真思考本國的處境，若獲勝的義大利揮師東進，問鼎中華，「吾人其何以待之乎」？ 1912年，蒙古危機與巴爾幹問題同時引爆遠東和近東，葉楚傖便十分嫻熟地將兩起事件聯繫起來一併考察，見俄軍傾全力於巴爾幹時，便推斷俄一時難以增兵遠東，中央政府可藉此良機消弭蒙患。同時，他又不忘提醒政府早做預防，一旦近東戰事了結，「俄人掣師東向，蒙乃真危矣」。
人們不難發現，此種全球關聯性的分析方法早在清末時即已習見，其具體見解並未見深刻，真正值得重視的一點實在於，這一時期人們對於此種世界眼光的觀察方法加以系統總結和大力實踐，使之上升為一種較為固定的解析國際關係與自我關聯的成熟思路。比如葉楚傖在點評蒙古危機時，就不僅分析了遠東、近東的間接聯繫，更以寬廣的全球視野指出，「覘國者不應僅於一方面加以單純之眼光」。20世紀10年代，為引起國人對土耳其問題的重視，戴季陶撰文詳加討論了巴爾幹諸國混戰的遠因近由，明確表示：「深望吾國民放大其眼光，注意此事件之結果，須知此事之關係於歐洲全局，至重且大。而其結局也，則亞東之形勢，將受其影響，而大有所更變。」此類論述不僅著眼於中土局勢的聯動性，更注意將其自覺置於範圍更大的全球視野中來加以觀察和考量。這種世界視野和全局性的觀察法，實際上成為此期國人有關中土關係的思考更加符合己方的國家利益和外交戰略的重要保證，同時也有助於其相關認知帶有較強的現實操作性。
在清末民初較長一段時間裡，中土兩國溝通最大的障礙之一，在於土方的宗教滲透容易挑起或引發中國內部的民族矛盾。民初以降，國人在涉土問題上依然持有高度的戒備之心，如新疆省長楊增新為了最大限度地減輕土耳其對新疆事務的干預，就採取了清查整理在疆土耳其人戶籍、規範疆內宗教、教育活動、嚴格郵電檢查制度等一系列舉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是否對德宣戰問題上，馬君武、李大釗、孫中山等也曾擔憂此舉或與德之盟國土耳其形成對立關係，進而誘發西北回民動亂。與此同時，中土雙方長期缺乏正常溝通機制的弊端也暴露無遺。因沒有互設使館，荷蘭政府竟要求代管土耳其在華僑民事務，中國外交部對因戰事而陷入貧困的在土僑民也是愛莫能助，只得委託友邦代為保護。《旅居土耳其華僑現極困苦請保護由》（1915年6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檔案，03-31-002-04-001。至於無約國土耳其在華戰俘、商人及產業的處理方式，也成為外交部頗感棘手、需要審慎決策的問題。可見，酉陽之前的諸多擔憂正逐漸成為現實，而當時的北京政府也由於漠視與土耳其的官方往來，最終導致自身陷入外交困局。可以說，僅靠擔憂、防備與對抗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現代外交需要的是在潛心鑽研對手的基礎上，秉持求同存異的理念，化解矛盾，增加互信，尋求互利互惠的合作之路。此後，北京政府外交部明顯增強了土耳其問題研究。1918年，其下設的議和籌備處為了應對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不僅認真研討了「巴爾幹諸國問題」「回教國對待之方法」「達旦等海峽」諸涉土議題，還特別邀請魏宸祖公使專為與會人員講解「巴爾幹問題的歷史、現狀與未來」。魏氏將中土聯繫區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為命運地位之相似，認為儘管世界上最重要問題之一的巴爾幹問題，關係中國之處甚少，但因巴爾幹為土耳其問題的組成部分，而「中國所處地位頗有與土耳其類似之處，故吾國對於巴爾幹問題亦不能不注意也」；第二個層面為兩國因空間距離的拉近而形成的切近聯繫。隨著貫穿歐亞的巴格達鐵路和西伯利亞鐵路的修築，德國勢力必將東進擴展，「近東問題與遠東問題，在今日幾無遠近之分」，國人更應該留心土耳其情形。魏公使對中土關係的解讀並不見得全面透徹，但至少可以看出他已充分意識到，隨著現代交通事業的突飛猛進，中土之間不再限於隔空比照的相似國家命運之聯繫，而是存在著日益緊密的實質性國家關係，這兩條線索同等重要，不可偏廢。
如何充分利用外交途徑，有效解決與土耳其存在千絲萬縷聯繫的各種現實困難，成為民國時期國人思考最多的課題。在議和籌備處第二次會議上，一位曾姓外交官即預測，在未來的國際舞台上，回教各國將握有更多的發言權，穆斯林眾多的中國，也應積極謀取代回教國發聲的國際地位。他提出的首要方案即是從伊斯蘭大國土耳其身上汲取國際智慧，需選派精通歐洲語言者遊歷土耳其，研判其能否成為回教之宗主國，並分析中國聯合土耳其的利害關係。一批擁有在土遊歷、學習和生活經歷的回族知識分子也積極建言獻策，在中土關係建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14年，曾於清末覲見土耳其國王的穆斯林學者王寬，即從種族、商貿角度陳述了兩國立約的理由，強調中、土為「同種之國」，土耳其人對中華物產最為歡迎，「果能中、土結約，互通商旅，將見莊嚴民國稱霸亞洲，而雄飛世界矣」。1928年，旅土華僑代表、回民王曾善、馬宏道等聯名致電中國外交部，請求與土耳其議定條約、互派使領，因為同屬東方文明之邦的兩國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均有彼此聯絡、互相提攜之必要」，尤其是土耳其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經歷，足為中國鏡鑒。凡此種種，均為1934年中土兩國正式建交，創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延至1935年，首任駐土公使賀耀組還在一篇序言中，從政治、經濟層面講述了構築中土友好關係的極端重要性，指出土耳其在處理新疆問題上具有關鍵性作用，土耳其與新疆的貿易往來和宗教接觸久已頻繁，視土耳其為聖地的新疆穆斯林遷往土境者不下三四千人，兩國可趁訂定通商條約之機，適當約束居留之民。在經貿領域，賀氏認為「中土兩國地勢氣候，迥不相同，物產亦隨之而異，貿通有無，相需甚殷」，故可於建立正式邦交關係之際，強化經濟上的密切合作。至此，酉陽等先覺者自清末以來倡導的構築新型中土兩國關係、統籌解決西北邊疆民族問題、擴大國際商貿往來的設想，終於邁出了緩慢但又堅實的第一步。
1935年以前的民國時期，最能體現國人中土關係認知之高度和水準的，恐怕是對「民族命運相似」說的反省。當人們由兩國差異性面相入手，對以往略顯空泛甚至帶有理想化、模式化的關係建構仔細甄別，不僅能夠糾正某些幾乎已被奉為圭臬之觀點的荒謬，更能體現論者可貴的本位立場和理性精神。批判與反思的過程看似是對中土兩國關聯性的一種解構，實則是對該論題原則和邊界的重新約定。
這一反思並非完全始自民國。早在1900年梁啟超就曾提醒國人，中土兩國國內外形勢懸殊，不可隨意比附，切忌以土耳其在列強夾縫中尚能苟延殘喘的命運，來臆斷中國也必將受到西人庇護。1903年，美國傳教士李佳白在上海格致書院的公開演說中，雖認可兩個病夫國的籠統提法，但卻特別指出了雙方在政治制度、自由權利、宗教事務上的明顯差別。清末最後幾年，清廷官員、革命派、立憲派在將1908年土耳其立憲革命作為政治動員的一個有效武器時，對土耳其複雜的民族構成、艱難的鬥爭歷程、險惡的國際環境、失敗的革命結局，進行了豐富各異的解讀，形成「革命與立憲孰優孰劣」「革命後果是杜絕瓜分還是陷入混亂」「革命是否應止步於君主立憲」的論爭。儘管各方言論都帶有自己的立場和目的，但同時卻也進一步凸顯了中土兩國內外形勢的差異性，為人們重新審視「中土命運相似說」創造了思想上的條件。
進入民國後，這種反思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尤其在國內政局動蕩不安、邊疆危機日益加深的時代背景下，知識精英們越來越試圖揭示中、土兩國的差異性，進而論證這樣一種觀點，即中國絕不會像土耳其一樣走向衰亡。1912年，《大公報》即有記者從宗教、人種、實力等角度分析指出，巴爾幹問題與蒙藏危機「大勢似同，而由根本上論之，則性質絕異」，中國並無土耳其那樣嚴重的宗教對立情形，民族融合政策也更為奏效，所遇敵手的實力也相對較弱等等，著意引導國人去感知與避免土耳其的前途與命運。1915年，對於世人動輒將中土命運歸於一途的習慣認知，梁啟超從立國之基、民族融合、宗教思想三方面加以批駁，重申「吾國決非土耳其之比，謂我將來與土耳其同一命運者，實夢囈也」。對於社會上流行的近東問題解決後，中國將淪為下一個土耳其的言論，梁啟超頗不以為然，強調「此言似矣，而非其真也」。在他看來，兩國國內矛盾、國際環境均不可同日而語，土耳其民族成分複雜、難以同化，中國則無「截然相異之人種」，而列強亦需喘息之機，十年之內未必能集中力量於遠東，故中國「尚有自立之餘地」。其良苦用心，由此可見一斑。
不僅如此，民國政學界還藉此對以往國人觀察土耳其的立場和方法進行總結和反省，在中土關係的認知中，開始自覺凸顯出有別於西人視角的自我本位立場。1919年，外交總長陸征祥在議和籌備會上，便明確提出了「用中國眼光」研究中土關係和土耳其問題的方法論原則。他雖認可西人以自己的眼光觀察遠東、近東問題的做法有其意義，承認以土耳其為中心的巴爾幹問題「極與中國蒙古滿洲西藏之利害相類」，但卻不認為中國人應該不假思索地沿襲西人的眼光看問題，特彆強調「外國人著書多以本國利益為前提，今以巴爾幹問題用中國眼光研究甚有益也」。也就是說，陸征祥已經意識到只有真正以本國利益為出發點，不亦步亦趨地盲從西人，才能從土耳其身上真正找到符合本國利益與需求的啟示和經驗，這實際上已經抓住了國人獨立研究土耳其、自主思考兩國關係這一構建中土關聯性問題時應當堅守的根本原則。
一戰之後，奧斯曼帝國土崩瓦解，領土幾乎被瓜分殆盡，只余伊斯坦布爾周邊和安納托利亞半島的部分地區。所幸的是，土耳其人民在其民族英雄凱末爾的領導下，與希臘、英國、法國等侵略者進行了殊死搏鬥，不但光復了土耳其本土，還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各領域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用很短的時間，就甩掉了「近東病夫」的帽子，初步實現了國家獨立和民族復興。土耳其的巨大成功，給依舊處於國難的深淵之中，苦尋民族救亡之路的中國人以強烈刺激。20世紀二三十年代，知識界反覆陳述和探究土耳其革命和改革的歷程，不僅贊其為「現代化國家」的模型，視之為鼓舞中國民眾奮起的精神動力，更從中提煉出諸多寶貴的成功經驗和改革舉措，直接服務於自身的民族國家建設。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片「學習土耳其」的呼喚聲中，尚有一批有識見者帶著反思的眼光重新審視土耳其之路，如實指出其復興歷程存在的種種困境和缺失，對中國移植他者之路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都有著較為全面、成熟的考量。
20世紀30年代之後，隨著日本殘暴侵略激起民族意識的高漲，以及中國本位文化論爭的興起，知識界的「中國本位」意識空前自覺，在吸收歐美文化之時，開始既注重保持本土文化的特質和獨立，也注重使其符合時代特徵與當下需要。正如有的學者所言，「中西文化真正進入了溝通融合以創造中國近代新文化的新階段」。與此相一致，對於如何認知和處理與土耳其的關係，國人此時也越來越自覺地強調，無論是在吸取土耳其的教訓還是在學習土耳其改革復興的經驗時，都要始終保持一份警醒，充分考慮國情之差異，努力回歸自身的國家立場和時代關切。1931年，曾赴土耳其考察的外交部特派員程演生針對以往國人動輒援引土耳其先例的做法，強調兩國革命的背景和歷程迥然不同，「中國人喜引證土耳其事，乃非常誤解」。這種中國道路特殊性的自覺在中土建交後依舊延續，且隨著抗戰的全面爆發而愈顯強烈。1937年，駐土公使賀耀組便明確表示：「對於土耳其的一切，除某些部分有可效者外，大多只能收觀摩比較的利益，不可無批判地，無選擇地，囫圇吞棗似地去學他。」致力於國家統一論研究的劉平更是強調，土國革命經驗固然可貴，但因時代、國情不同，只可借鑒而不能一味模仿，在看清他者的成功和失敗的同時，中國人「要走自己應走的路」。在這種理性自覺之路的探索歷程中，河南新聞界的領袖人物彭家荃的有關見解，或許最具學理性。他在1933年為河南大學王善賞教授的《土耳其民國十周國慶紀念之感想》所作序言中，鮮明地提出了立足「中國本位」把握他者的認知總綱。他指出：「站在二十世紀的今日，尤其是處在中國，欲把世界的智識，能切用到我國，必先有民族的自信力，才能聳身天空作鳥瞰，著著看透世界，處處取捨由我，適應由我，表現自我，才能掇人之長，補我之短。」若失去自信力和鑒別力，則只能粗製濫造、效顰仿行域外智識，過去幾十年間中國變革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人們很少以中華民族為本位而自定其取捨從違，斟酌損益。由此出發，他強調國人在取法土耳其時，應該「認識自我，適應自我，把自身昂頭天外，目光四射一切，才能得有用的智識，有效的方法」。唯有具備不肯枉己徇人的精神，「才能配談國際政治，才能配談世界知識，才能配運用世界知識」。這種立足中國本位，從實際國情出發，客觀、冷靜地把握和分析世界知識與形勢，辯證地看待他者的經驗教訓的土耳其認知觀，標誌著國人對外認知和外交思想的真正成熟。這無疑得益於抗戰時期國人民族自信力得以部分恢復的強大助力。這種深沉的民族自信力與自信心，也是未來中國人得以自處的根本之道。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近代中國人的土耳其認知史，實際上也是中國人的自我認知史，是近代中國人從失去自我、到逐漸找回自我，從思考救國之途到尋求發展之路的獨特的探索史。
結 語
在近代西學東漸浪潮的強勁衝擊下，固守天朝上國心態的中國人被迫嘗試在新的知識體系和時空環境中，重新定位世界、他者與自我。人們的參照系不僅有對己施以侵略，卻在客觀上推動自身現代化進程的西方列強，也有長期保持朝貢關係、在近代先後淪為西方殖民地的周邊近鄰，更有像土耳其一類少有接觸、在外交版圖中處於邊緣地位，卻有著相似民族命運的弱勢國家。中、土兩國在近代遭遇類似的外敵入侵和民族沉淪，也同樣面臨學習西方與振興國家的緊迫任務。可以說，「民族命運相似」論，不僅是近代國人關注和理解中、土兩國關係的重要著眼點，也是迄今學界把握兩國歷史關係的主要視角。但是，單純的「民族命運相似」仍屬隔空相對的參看與比附，既非近代國人矚目土耳其的唯一動因，亦非兩國在近代構成緊密聯繫的唯一要素，從而決定了這一觀察視角仍存在明顯局限。
本文通過長時段、多角度的歷史考察，不僅將國人關注土耳其的首次高潮由甲午戰後前推至19世紀70年代的俄土戰爭期間，還勾勒了國人之中土關係認知形成的多維複雜的時代因緣。文章還指出，近代中國人的土耳其觀，不僅限於一般論者所言的「同病相憐」或「引以為鑒」，有洞見者更將土國動態與自身內政外交聯動考察，並逐漸揭示出兩國在諸多領域存在切實的利害關係，從而將土耳其視為拓展國際交往合作新空間、謀求自身國家安全和利益的重要憑藉。這一認知演進過程，既是國人逐漸突破和超越傳統的天下觀、夷狄觀，全球視野和認知空間不斷得到拓展的生動體現，也是中國涉外思想與實踐在近代相互促動、實現現代轉型的典型案例。
同樣不可忽視的是，隨著近代民族意識的空前覺醒和不斷強化，一批民國知識精英對源自西人的中土「民族命運相似」論也不再持簡單的認同態度，而是懷著理性反思精神，在考察土耳其民族復興歷程之時，自覺揭示兩國國情的差異面相，逐漸確立了一種自我本位的評判立場。他們清楚地認識到，由全球眼光把握國際動態和格局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前提，是以本國的利益和訴求為旨歸，否則，所謂全球視野的觀照也不過是拾西人之牙慧，往往陷入他人預設的某些陷阱，危及自身而不自知。誠如著名外交家張忠紱在1942年所言，西人所謂近東問題與遠東問題的眼光，無不「是以帝國主義的觀念作出發點，就好像中國是為歐美列強而存在的」。對於舶來之學，中國人不可一知半解、囫圇吞棗地加以利用，應有自己獨立原則、立場和方法的堅守，既不可撇去中國問題來談世界問題，亦不可脫離世界問題來談中國問題，「必須將中國問題置於世界問題的背景中，去討論，去研究」，但首先要保障自身的繁榮和安全。這一論斷，也為今人審慎把握中土關係，準確分析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提供了基本而又關鍵的立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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