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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歌:需要女權還是男權?日本家庭管窺

日本電影《奇蹟》劇照

日本是一個重男輕女的社會,這似乎已成定論。儘管日本人的祖先曾有過一個女人當權的時代,但那輝煌的過去已與現代日本婦女無緣。明治維新為日本走向資本主義打開了一扇大門,為日本社會的高速發展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基礎。但是,它卻沒有為日本婦女的解放打開哪怕是一條窄窄的門縫。隨著戰後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日本婦女不再需要為衣食奔波,於是,她們便更多地被排擠於社會之外。對於日本男人來說,他的人生理想是做個響噹噹的男子漢,建功立業;對於日本女人來說,長大了嫁人才是最合適的歸宿。事實上,即使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孩子,也不容易找到可心的工作,在各大公司企業重要位置上坐的幾乎都是男人。近年來日本的官僚層中開始任用個別婦女擔當某一方面的負責人,這就引起了新聞界的轟動,記者紛紛出動採訪報道,借當事人之口說些「男人能幹的事我相信我也能幹好」之類的話。然而從整體上說,婦女在社會上仍然改變不了端茶倒水的形象,她們結婚生孩子之後便辭職,如果孩子大了又想出來工作,就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只能去干合同工。這種工作相當於我們的臨時工,對所在單位的事情沒有介入的權利,也得不到正式職工的某些待遇。所以,已婚婦女就業是一大難題,由於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很多人寧可再去讀書深造,提高自己的教養。在大學裡,女教師、女研究生的比例開始增加,而且她們不必為婚後的飯碗發愁,大概只有在大學裡,婦女才不必為結婚而辭職。

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本應引起日本婦女的憤慨與反抗,可是奇怪,日本卻不曾出現過有影響有規模的女權運動,更沒有什麼女權主義思想。我曾經有幸參加過一次女權主義者的集會,我發現,這些致力婦女運動的女性雖然有與男性世界決裂的決心,卻沒有相應的活動能量與理論武裝。她們平時印發一些宣傳刊物,開設一個為全國婦女解決疑問的諮詢電話,每年召開一次大會和幾次碰頭會,在平時,則經常以婦女團體的名義舉行一些娛樂性活動。在這些組織成員中,有一部分人是同性戀者,即使如此,她們也並不受到什麼干涉,然而一位活躍分子對我說:「我們要維護自己的權利很難,社會上沒有人理解我們。」

女權主義者不成氣候,自然首先應歸咎於日本社會對婦女的壓抑,然而我覺得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就大多數日本婦女來說,她們寧願安於目前的狀態而對女權主義表示淡漠,說明她們的處境並非像我們想像的那麼難以忍受。我甚至聽一位年輕姑娘說過這樣的話:她慶幸自己是個女孩子,如果工作實在難以忍受,還有嫁人這一條退路可走,要是男人,就什麼退路都沒有了。這姑娘的話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日本社會中相當一部分婦女的心態。資源貧乏、國土狹小的日本,在戰後是依靠日本民族的勤奮發展起來的,直到現在,日本人還保持著勤勉的工作態度,以至於近年來出現了「過勞死」這個詞。的確,許多患者的死因竟是由於過度勞累,這不能不使每天疲於奔命的日本人有一種凄然之感。因此,婦女不那麼積極進入社會,也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

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的婦女,在家裡卻得到某種意義上的補償。首先,這與日本人家庭的觀念有關。日本人的家庭基本上是一個對外封閉的私人天地,非經允許哪怕是好朋友也不得入內。中國人喜歡串門兒,朋友不請自來、街坊登堂入室都算不上什麼失禮之舉,而在日本,如果不打電話徵得對方同意就貿然造訪,會被認為沒有教養。而有教養的人除非對方主動邀請,是不會提出去對方家訪問的。平時會面,日本人一般是在咖啡店、飯館、酒店,家庭不是會見朋友的主要場所。一個耐人尋味的小事可以反映出日本人對於家庭的態度:日本的水、電、煤氣費用均由相應公司收繳,每月或每季度有查表員到各家查表,然後發出收費通知單。這幾種表均安裝在室外,查表員查表時無須打擾用戶。而收費通知單,則寄到或送到各戶的信箱里,然後由用戶到銀行轉賬或支付。我在日本住了近一年,從未見過查表員的面。與中國人的收費方式相比較,即可見日本人對家庭這一私人領地的尊重。

在這樣一個純屬私人的天地里,主婦行使著她的權利。丈夫既然不在家,管理這個家的擔子就落到她身上。在經濟上,日本家庭最普通的管理方式是,丈夫每月領到薪水,就把它交給妻子,由妻子統一籌劃開銷,而丈夫每天的零花錢一般是按時從妻子那裡領取。日本朝日電視台曾就丈夫每月的零花錢做過一次調查,對象是在公司供職的白領職工。這些人中每月領到零花錢最多的是10萬日元,最少的僅有5000日元。這些零花錢一般用來支付酒錢、煙錢、午飯錢、出租汽車費,以及其他應酬。那位每月領5000日元的丈夫可憐巴巴地說,他根本沒有用錢的自由。當然,大部分人的零花錢都不夠花,記者問他們怎麼辦,他們的回答百花齊放:有的平時發了紅包就自己存起來,不上交到妻子那裡,需要時就偷偷去取(據說自己有「私房錢」的丈夫為數不少);有的要用錢時就去妻子那兒軟磨硬泡,妻子最後總會答應,不過每次都要附加一些條件;也有的錢不夠用時就去借,反正妻子是不好意思欠債的;當然,也有人與妻子保持一致,錢不夠時就咬牙挺過去;等等。當記者問他們每月零花錢的數目由誰規定,多數人回答說由夫妻商定,其他人有的是自己定的,有的是由妻子規定的。

實際上,日本並非一個遍地金子的極樂世界,普通的日本人仍需計算自己的開支,並要為退休後攢下一筆費用。如果是想買房的日本人,那就更要一生精打細算才能如願。因此,拚命掙錢的丈夫就心甘情願地接受妻子的管理,活像一個大孩子。而他們的妻子也確實把他們當成大孩子,從飲食起居到穿戴服飾,各個方面都加以管理。或許,日本的男人是世界上依賴性最強的男人,在公司里,他們依賴上司的指令;回到家裡,他們依賴妻子的照顧。爸爸不在家,這個家庭還可以照樣運轉;而如果媽媽不在家,往往就會天下大亂。因此,現在的日本社會用兩個詞來形容那些退休前尚可掙錢養家、退休後則一無用處的男人——「工業廢棄物」「大型垃圾」。

日本人的這種夫妻關係尤難令西方人理解。一位瑞士記者寫了一本書叫《心的世界》,提出日本男人是與母親結婚,他們永遠是個大孩子,因此,日本需要的不是女權運動,而是男權運動。

我並不完全贊同這位西方記者的看法,不過,有一點我是同意的:如果說日本婦女由於社會的排擠而無法充分發展自己的才能,那麼,日本的男性則由於社會的惰性而無法充分發展自己獨立的人格。或許,比起男權和女權問題來,日本面臨的是更為深層的社會問題吧。(文/孫歌)

本文摘錄自《求錯集》,孫歌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17年1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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