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麼會有「恥文化」

導語：實際上日本傳統文化中用來維持「恥」概念的是將不守規矩的人驅逐出社團生活這麼一種社會制裁手段。日本是一個自然災害的博物館，在古代日本，離開了社團集體很難生活下去。

作者：俞天任，筆名「冰冷雨天」，自稱「老冰」。著有《冰眼看日本》、《有一類戰犯叫參謀》、《浩瀚的大洋是賭場》、《誰在統治著日本》等作品。

2006年夏天的一天，突然想約一位關係戶朋友下班後去喝一杯，但朋友居然提了條件，第一要去接他，第二是酒館要在他家附近，能走著回家。筆者覺得奇怪，怎麼喝杯酒有了這麼多麻煩，上市公司就這麼牛啊？這是他反問了一句：「你不知道福岡前幾天出的事？」

當然知道，那是一次交通事故。坐著一家五口的一輛車被一個酒駕者從大橋上撞到了海里，造成坐在車裡的三位4歲、3歲和1歲孩子淹死。這個悲慘的事件因為酒駕者是福岡市政府的職員而被媒體放大矚目。

聽到朋友「公司已經下了通知，絕對禁止酒駕，如有違反，絕對嚴懲不貸」的說明，我禁不住敬佩了一下：「你們到底是上市公司，很注意自己的形象」。

關係戶有些不解：「怎麼你們事務所還沒打招呼？那你們的管理有問題」。

正說到這裡，筆者突然發現原來早就來了有關嚴禁酒駕通知的電郵，只不過自己沒注意。

日本的公司對僱員的管理並不只限於「八小時之內」，甚至私生活也是這樣，下班之後的不少私事也會被公司干涉。因為僱員出了麻煩會影響公司的形象，而「公司的形象」在日本不是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東西。

去年12月22日，也還是福岡縣警察突然出動抄了好幾個人的家。這是因為北九州市有一家叫「石橋建設工業」的公司向警察提出了求助要求。

10月10日，神奈川縣的高速公路上發生了一件惡性交通事故，但是不知道怎麼搞的，在千里之外的福岡縣北九州市的網上卻傳出了「肇事者石橋和步是北九州『石橋建設工業』家的小開」的傳言，而且越傳越廣，接著公司和社長家的地址和電話也被人在網上公開了出來，出現了大量騷擾電話，一天有100多個殺到，感到了危險的社長都不敢讓孩子上學，只能向警察救助。

資料圖：網上傳播的假信息

資料圖：假消息的更新說明

在這個案例中石橋建設和石橋社長是蒙受了不白之冤，在向警察求助之後得到了警察和主流傳媒的幫助，騷擾電話本身就是違法的，法律會保護公民不受騷擾侵犯。然而問題是：如果石橋和步嫌疑犯真的是石橋建設家小開的話，事情又會怎麼發展？

如果是真的話基本上事情就會向另一個方向發展，石橋建設不但不會向警察求助屏蔽騷擾，就不會再有人照顧石橋建設的生意，已有的顧客也會流失，最後結果就真的會像騷擾電話所提的要求那樣：石橋建設真的很可能會倒閉。

在日本人看來理由很簡單：犯下了那麼嚴重的罪行的人的家人也應該受到社會的制裁。同樣的道理，如果是普通的僱員犯有嚴重過失，哪怕不是業務過失，公司也會受到來自社會的制裁，這種制裁大公司有能力承受，而一個中小企業很可能就會被制裁垮掉，在日本的傳統文化中，企業的概念和家也差不多。

一種社會風俗總有其存在的根據。日本治安和社會秩序的良好是公認的，良好的社會秩序其實這和這種風俗有很大的關係。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揭示了日本文化中「恥文化」概念，但是並沒有能夠回答「恥文化」是如何維持的問題。日本是沒有宗教的國家，日本人沒有基督教中「罪」的概念，無法用道德來維持「恥」的概念。實際上日本傳統文化中用來維持「恥」概念的是將不守規矩的人驅逐出社團生活這麼一種社會制裁手段。日本是一個自然災害的博物館，在古代日本，離開了社團集體很難生活下去。

日本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村八分」的風俗，如果有村民違反或者破壞了村裡的規矩，但又因為沒有犯法而不受官府追究的時候，村民會自發地對這些人進行制裁，將其孤立起來。古時候日本人把村人間的交往分為十類，即救火、出殯、成人禮、結婚、生產、照顧病人、蓋房、水災、法事和旅行。在這十類交往中，除了救火和出殯之外，村民不會和這些人有任何交往，至於火災和喪事是因為如果不幫忙處理會延燒到其他村民的房屋或者影響村裡的衛生，不得不交往。但實際上真的被村八分了人在這兩件事上基本上也得不到其他村民的幫助。

最近「欺凌」這個字在中國比較常見，其實「いじめ」是日本文化的一種特色，就是用來維持集團行動主義的。「村八分」也是一種欺凌，遭受到村八分之後，在水源、肥料和農產品銷售方面都會有相當多的不便，實際上就是被宣告驅逐出村。

那些所謂規矩和秩序也是天知道的東西，無非是村裡的豪門大戶的規定而已，並不能說有多公平。日本本身就有地方自治的傳統，戰時內務省又弄出來了「鄰組」的制度，有點像中國的保甲，但要比保甲更強有力。

日本在明治之後從法律上已經把村八分的做法看作為侵犯人權，早在1909年大審院（相當於現在的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就已經出現了判決村八分為恐嚇的判決。因為就個人來說，拒絕和某個特定的人往來並不違法，但是如果一個集團決定拒絕和某人來往並且公開宣告的話就屬於恐嚇或者毀譽了。戰後的民主改革廢除了鄰組制度，但是村八分的思維方式因為文化和歷史的原因而無法根除。

一般都以為在二戰之後經過了民主改革的日本，明目張胆的村八分已經很少見了，但是這些年不斷暴露出還有不少地方依然根深蒂固地保持著這個傳統。

這些年日本農村的衰落成了一個很大發的社會問題，不少地方企圖吸引城裡人去農村落戶，參加農業生產，也確實有城裡人因為厭倦了城市裡的緊張生活而嚮往農村。但是不少人到了農村之後就發現面對著城鄉意識的矛盾，因為這些矛盾立即被村八分，而且十分惡劣。不僅如此，村八分的古老思維方式還隨著城市化的進程進入了城市，演變成對犯罪者家庭成員以及僱傭了犯罪者的職場的騷擾行為。

村八分實際上是一種不留生理痕迹而且擴大了的名譽刑，將受刑人的單位擴大到了整個家族。而城市裡的村八分更是擴大到了僱傭的公司。兩者的思維方式都是一樣的：「破壞秩序者的家族也應該受到懲罰」，在終身僱傭成分所佔比例很大的日本，無法逃避的公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家族的一種延伸。

這和中國古代的株連有點相像。但中國過去的株連是因為政策上的過失，現在株連政策被廢除，現在已經看不到痕迹了。但是日本的這種株連是扎於文化之中，很難根除。刑事犯罪者的家人在日本的處境非常艱難，比如電視劇《相棒》中就有恐怖分子的女兒再次成為了恐怖分子，其原因就是社會對她的歧視使她反過來報復社會，雖然這只是文藝作品，但社會背景就是這樣。

因為懼怕這種制裁，家庭也好，職場也好，對其構成成員的監視都很嚴格，而且人們在遇到事情時不僅會考慮到自己，還會考慮家族可能遭遇到什麼的問題，而不至於會做出太偏激的反應，所以不能否認這種思維方式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社會秩序的安定。

但按照現代社會的法治和人權概念，無論出於什麼考慮，召開道德法庭對無辜的人進行騷擾都是違法的私刑行為。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更不能接受對於私生活的騷擾，特別是對完全無辜者的騷擾，所以這些年「保護罪犯，哪怕是殺人犯家族的權利」在日本也開始被人注意。

當然，就像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的事例一樣，誰也無法預料這種觀念的變化到底會帶來什麼。

原標題：《日本恥文化存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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