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秀明：後現代語境中的知識重構與學術轉向
後現代語境中的知識重構與學術轉向
——當代文學「歷史化」的譜系考察與視閾拓展
作者簡介
吳秀明，1952年3月出生於浙江省溫嶺市，1976年畢業於杭州大學中文系。現為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重點研究方向為當代歷史小說、當代文學文學史、當代文學史料。出版和主編論著20餘部。代表作有《中國當代歷史小說的文化闡釋》、《轉型時期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研究》等。
感謝吳秀明老師授權本公眾號發表
如需轉載，請註明出處
內容提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和後現代主義影響下，當代文學領域出現了由思想闡釋走向知識重構的重要轉向，它在推進學科建設的同時，也為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提供了潛在背景和理論支撐。目前,這一「轉向」還在進行之中，加之「歷史化」概念本身充滿歧義，因此顯得頗為複雜。但它不同於此前的「重寫文學史」等，其具體研究和推演，不僅在外源性上受到詹姆遜等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而且在內源性上與中國漢宋兩學詮釋系統具有血脈的關聯；從海峽兩岸四地的特殊歷史現狀來看，它還有一個「文學中國」問題。而內源性思想和「文學中國」問題，在當下「歷史化」中往往有意無意地被忽略了，所以有必要引起重視。
關鍵詞歷史化概念辨析研究現狀源流梳理文學中國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在1949年以迄於今的六十多年時間裡，經過幾代學者和批評家的共同努力，整體水平和成就與日俱增，它已成為中國學術重要而又極具活力的組成部分。尤其是「文革」結束的這三十多年時間裡，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然而，也許與「貴古賤今」觀念的潛在影響和當代文學學科的屬性特點以及自身存在的問題有關，使得當代文學研究相當程度地處於被忽視的狀態，其學術價值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和尊重，甚至有意無意地被視為是「次級」的或沒有「學問」的一種研究。實際上，這不僅僅是當代文學，其他有關的新興學科（在中文一級學科範疇下，還有文藝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等），也都有類似的情況。就拿與當代文學具有血緣關聯的「現代文學」來說吧，它在學科創建伊始，不也備受貶抑，以至從事這方面創作、研究和教學的胡適、朱自清、聞一多等學者教授，當年在大學裡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按照中國傳統觀念來講，「當代」與「歷史」是矛盾的，當代人不修當代史也是一個約定俗成的習慣。這裡有文化制度方面的障礙，也有當代人自身的限制。但從1840年後，由魏源等首開先河，這個傳統被打破了。正如有智者所說，當代人修當代史固然有局限，但卻也有後人無法享有的便利條件，在凱旋門拍一百張照片，不如到實地站5分鐘更能使人了解它。也許與此有關吧，所以，當唐弢、施蟄存等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當代不能寫文學史」（1）時，不但沒有獲得業內多數學人的認同，反倒在觀念上給人「倒退」之感；富有意味的是，延至今天，先後竟有近百部當代文學史的出版。這也說明，當代文學不僅可以寫史，而且一直在實踐並推進著「歷史化」工作。學科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它需要諸多因素的「合力」而成，歷史化就是其中的一個環節，它是實現學科自足性和自主性的必由通道。另一方面，從90年代開始，隨著社會文化思想的轉型，文學研究領域出現了由思想闡釋走向知識重構的重要轉向，它在推進學科建設的同時，也為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提供了潛在背景和理論支撐。當然，由於90年代以後我們實際已置身於日益明顯的後現代主義語境，所以同樣是「歷史化」，它與我們此前曾經歷的「重評文學史」、「重寫文學史」、「重排文學大師」就很不一樣。某種意義上，它是對此前「歷史化」的「再歷史化」，它有自己的意義和價值，也有自己的問題和不足。
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出現的這一重要轉向還在進行當中，它是「未完成的歷史化」。加之「歷史化」概念本身充滿歧義，所以，這就使原本複雜的問題顯得更為複雜。有感於此，也是為了使學界在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問題上形成共識，本文擬從「歷史化」概念和研究現狀梳理入手，然後就其學術源流（主要是與西方外源性理論及中國內源性思想關係）以及與「文學中國」關聯等問題進行探討，力求給出一條清晰的發展線索及知識譜系，為「歷史化」研究提供理論和實踐的參照。在當代文學「歷史化」處於剛剛敞開的初級階段，這樣的研究是有必要的。
一、「歷史化」概念辨析及與外源性理論的關係
泛泛地講，所有的文學研究尤其是文學史研究都可稱之為「歷史化」，因為不管研究者有無意識到，他在事實上是按照一定的歷史觀，對研究對象展開較為客觀和具有歷史感的研究。本文所謂的「歷史化」（為敘述方便，以下刪去「引號」，簡稱歷史化），當然並不排拒這樣一種思維理路，但為了給全書論述找到一個較為切實的楔入點，也為了避免行文的泛化和歧義，傾向於將歷史化看成是在全球化和後現代主義歷史語境中，有別於文學批評的一種學術化、學科化、規範化的自我救贖活動，從這樣一個相對狹義的角度探討當代文學。顯然，這也是近年來當代文學研究領域興起的一個新的話題，一個惹人關注的新的學術生長點，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學術思潮——「歷史化的思潮」。像程光煒、李楊、陳曉明、張清華、賀桂梅、王本朝、孟繁華、羅崗、閻浩崗、楊慶祥等當代文學學者乃至王岳川、陶東風、張榮翼、南帆等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者，都曾旁涉於此，留下深淺有別、詳略不同的一些研究成果。孟繁華、程光煒在其合著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緒論第一節，還以「當代文學的『歷史化』」這樣的標題命名，該文學史開篇第一句就是：「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一個學科，它的建立有一個歷史化的過程」。（2）這裡需要特別提及一下的是洪子誠，迄今為止，雖然沒有正式發表有關歷史化的主張或宣言，甚至連歷史化這個概念平時也很少使用；但由於事實和影響等多方面原因，他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前言中提出的「將問題『放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審察」（3）的思維理念，及其有關的研究實踐——從1999年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到2002年的《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再到近些年發表的系列體文章「材料與注釋」，卻可以視作是「歷史化思潮」的基本指導思想和最具影響力的標誌性成果。2009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還專門召開過一次「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研討會」，圍繞「重返80年代」的問題與方法、左翼化與十七年文學研究、文學史研究的歷史化等問題，曾展開較深入的探討。從某種意義上，這也可以說是具有歷史化學術趣味和取向的學者的一次集體亮相吧。
不過，同樣是講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稍加辨析，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彼此的概念內涵是不同的，更不要說概念背後的觀念差異了。這裡所說的差異，如果作粗線條的區辨，它起碼存在著如有研究者所說的「偏重於客體」、「偏重於主體」和「重視主客體結合」這樣三條路線。（4）當然，這是相對的。儘管在具體研究中，人們對主客體路線各有側重，但是無論在認識或實踐上，人們往往都能看到單純的主體或客體路線並不能如願地實現歷史化，因此都十分重視主客體結合的路線，主客體結合可以說是當代文學歷史化的一條主要路線。這種狀況在陶東風和李楊身上就有體現，如陶東風在客體路線上強調了福柯的理論，主體路線則重視布爾迪厄的觀點；李楊剛開始十分重視福柯的「知識考古學與譜系學」，不久又特彆強調詹姆遜的「永遠歷史化」的觀點。（5）這就更招致了歷史化問題的多義和複雜。甚至對「歷史化是什麼」，它到底是一個負面的還是正向的概念，迄今還有不同的解釋。如有人就「把歷史化理解為一個具有總體性的觀念，為它設定一個既定的本質、目的、規律，並試圖把那些具有偶然性的日常生活事件，以及複雜的人性，都納入到以社會進步、民族解放、階級鬥爭、現代化建設為依託的『大敘事』之中」（6）——實際上是將歷史化視作是一個「封閉僵化」的代名詞。也因此故，所以在研究中，往往就不得不嵌入「去歷史化」、「非歷史化」等表示「撥亂反正」意思的特有概念術語。當然，這是少數的，絕大多數的學者，還是將歷史化當作當代文學進行知識重構的一種積極正面的學術活動。
人們之所以對歷史化產生歧義，自然與他們所持的立場觀點和觀照角度不同有關，但同時也與來自西方的歷史化理論本身的含混性有一定的聯繫。關於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問題，目前學界都傾向於認為，它的最早的外源性源頭可追溯到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但將其理論化並使之成為一種社會文化分析的一個核心範疇，主要是由盧卡奇、阿爾都塞、詹姆遜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完成的。作為與後現代主義有關的精神文化思想，歷史化在實踐中的價值和存在的問題，都與盧卡奇、阿爾都塞「歷史總體性」尤其是與詹姆遜的「永遠歷史化」的理論密切有關。
所謂的「永遠歷史化」，簡單地說，就是用「辯證的或總體化的」（7）思維方法將歷史化與政治無意識及文本闡釋聯繫在一起，以此來還原意識形態話語及其運作過程的原貌。為之，詹姆遜提出了意識形態素的概念，即要求確定「對象」在被命名前的「自主」狀態，以及剝離意識形態話語的外在影響和可能造成的扭曲。而為了正確指認這種意識形態素，出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要求，則有必要回到文本和文本創作者的歷史環境，尋找其「生產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遜部分超越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域，將生產從經濟行為擴展到文化行為，並提出生產模式的動態性和歷史性特徵。具體來說，每一種生產形式決定了文本所呈現的意識形態性，而每一種生產形式本身又是由不同意識形態話語矛盾、鬥爭和妥協的產物。因此，每一種生產形式既包含著歷史的因素，也暗示了未來的可能性。可以說，生產形式是詹姆遜的歷史化理論所關注的核心，而通過這種話語體系的建構，詹姆遜的歷史化理論以及還原意識形態運作過程的努力也就獲得了雙向的超越性——不但關注於歷史的確然，也關注於未來的或然；不但研究客觀的靜態存在，同時也面向主體的動態變化開放。這是一。其二，更進一步來說，詹姆遜的歷史化策略反對的正是將歷史本身「絕對化」，最終的落腳點仍在「現實」。因此，不是「我們」注視並審判「歷史」，而是「歷史」反過來言說「我們」是如何被「敘述」出來的，歷史化是「歷史」與「我們」對話的產物。其三，在歷史敘述問題上，詹姆遜強調歷史化雖有自己的運行路線和闡釋方式，尤其是在「建構研究客體和『遏制策略』的『局部』辦法」方面有自己獨到的追求，但從根本上講，它是「歷史文本化」與「文本歷史化」的統一。因此，他一方面主張「從政治社會、歷史的角度閱讀藝術作品」，另一方面又倡導「從審美開始，關注純粹的美學的、形式的問題，然後在這些分析的終點與政治相遇。」（8）這種既關注文本的歷史性，又重視文本的審美性，對於糾正純粹的「知識考古學」、「知識社會學」的偏差，無疑是有意義的，這也是詹姆遜不同於福柯、布爾迪厄的獨特之處，是他歷史化的終極目標。當然，詹氏的「永遠歷史化」理論也是有限的，在強調辯證的、整體性的同時，如何關注「斷裂」、「碎片」、「另類」等其他異質文學現象和歷史參與，以構成既相互抵牾又相輔相成的多維立體的闡釋和評判機制，它也顯得身支力拙。而這，恰恰也是福柯和的「知識考古學」、布爾迪厄的「知識社會學」理論的意義所在。
由上可知，詹姆遜的歷史化是與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敘事諸多內容交融的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它不同於我們習見的各種「主義」，具有反抗本質主義、形式主義和非歷史化研究，要求回歸整體綜合和跨學科研究的趨向，只有通過相互定義或納入到一定的體系之中，才能充分顯示其反思功能和積極價值。黑格爾說：「概念無疑地是形式，但必須認為是無限的有創造性的形式，它包含一切充實的內容在自身內，並同時又不為內容所限制或束縛。」（9）也正因此故，我們沒有必要對上述歷史化概念及其闡釋進行簡單的評判。關鍵還是要從整體性和關聯性上去把握，盡量避免誤讀和不應有的簡化，以辯證唯物主義態度正視90年代當代文學研究轉向以後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在研究中，不是對研究對象作非此即彼的單維單向的評價，而是將包括盧卡奇、阿爾都塞、詹姆遜、福柯、布爾迪厄、海登·懷特、科林伍德、韋勒克、沃倫、卡勒以及對之持批評的伊格爾頓等各種理論主張融通。如此，才能豐富和充實歷史化理論的內涵，促使其在主客體路線結合上向新的高度跨越。
二、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之現狀及其體系性構想
在歷史化問題上，陳曉明是當代文學研究領域講得較多也是最具理論性的一位學者。在《表意的焦慮》、《現代性與中國當代文學轉型》（主編）特別是在《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等著作中，他將歷史化作為文學史的一個核心概念，認為歷史化與現代性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共同實踐著文學史的建構，它不僅「給人類已經完成的和正在進行的實踐活動建立總體性的認識，是在明確的現實意圖和未來期待的指導下，對人類生活狀況進行合目的性的總體評價」，而且「在不同的階段總是以特定的結構和形式來展開和完成的，並且有著內在的分裂、自相矛盾和重複變異」，包括在十七年寫的今天看來有很多誇張和不真實的那些作品，都自有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沿著這一思路脈絡，他強調對當代文學要有一份「更客觀的同情式理解和反思性評價」，並對歷史化作出了這樣的判斷：「『歷史化』的文學史表明：現代性在中國始終按照中國的方式來展開歷史實踐——現代性既已走到了盡頭，又是一項未竟的事業。這使當代中國的文化建構呈現為極為複雜的形勢。在文學的『歷史化』與『去歷史化』的糾纏結構中，寫作主體也不斷表現出解脫與反思的雙重姿態，並努力在現代性∕後現代性的二難語境中尋找出路。」儘管陳曉明所說的歷史化，更多借用的是詹姆遜的「理論結構」，不免顯得有些空疏，而且主要還是從創作實踐的角度提出問題；但通過他的充滿激情和富有思辨的闡釋，在分析和把握當代文學繁雜關係的同時，提出了歷史化的「根本方法還是回到對文學作品文本的解釋，『歷史化』還是要還原到文學文本可理解的具體的美學層面」（10）；「在歷史的客觀化過程中，作家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都受制於歷史化，但文學術作品，文學寫作總有一種內在特質無法被完全歷史化。……即使處於那種特別的歷史時期，依然有某種屬於文學性的東西。」（11）這是比較難能可貴的。這也許是陳曉明作為理論家與批評家雙重身份在歷史化問題上的一個富有意味的投影。
與陳曉明不同，程光煒有關歷史化的研究是非常務實，當然也是致力最多、收穫最豐碩的當代學者之一。這與他來自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學術背景有關（陳曉明則來自於文藝學的學術背景），與導師陸耀東先生對他的影響有關，但更主要的恐怕還是來自他自己對歷史化的理解及其治學觀念和致思路徑：這就是反對感性化和宏觀化，強調歷史意識和學科意識，主張將當代文學返回到它所在的「歷史語境」中，用學術研究的方式對它作出較為客觀和歷史感的處理，並努力構建一套相對的知識譜系，包括文學史、現象流派、作家作品等，使當代文學研究從「批評化」狀態逐步轉移到「歷史研究」的平台上，逐步實踐與現代文學、古代文學研究對接。程光煒在接受採訪時曾說過：「『歷史化』觀點的提出，針對的是始終把『當代文學』當做『當下文學』這種比較簡單化的歷史理解。具體地說，我試圖用用知識觀念和知識範疇把總在變動無常的『當代文學史』暫時固定住，就在暫時固定的當代文學史範圍內開展對它較為客觀和具有歷史感的研究。」他還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研究，稱之為「歷史分析加後現代」，或叫「中國傳統的史學研究加福柯、埃斯卡皮、佛克馬和韋勒克的方法」。（12）正因此，程光煒總是賦予歷史化以強烈的「歷史現場感」，並從切實的史料出發，將其與具體的對象、問題結合起來，從不流於空談，或拿某種既定的理論去套。他說「我也讀理論，但我不會把它當做我討論問題的唯一方式，而是在我困惑的地方去回味它，在二者之間找一個平衡點，再從我困惑的地方找問題。」（13）有時候，甚至有意對理論採取規避的姿態。他提出的「先划出一定歷史研究範圍」（如十七年文學、80年代文學），進行「分層、凝聚和逐步的展開」（14）的倡議，尤其是提出並實踐的「重返八十年代」的倡議及其在當代文學目錄和選編方面取得的成績，表明他的踏實踐行。在歷史化問題上，如果說陳曉明表現了強烈的理論化傾向，那麼程光煒就體現了鮮明的實踐色彩。
本文比較接近於程光煒的研究思路，筆者指向，主要是針對「研究」（而不是「創作」），某種意義上，是「對研究的一種研究」，或者說，傾向於把當代文學「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當然，研究思路的「接近」，並不表明我們在對歷史化認識、判斷和方法運用上沒有差異。比如，在如何打破具體的「時段」界限，將「六十多年」當代文學視作歷史化的一個整體；如何在外源性上釐清歷史化與西方理論之間的授受關係，同時也在內源性上揭示它與中國傳統學術之間的血脈關聯；如何關注和重視歷史化中歷史觀的統攝作用、文獻史料的支撐作用以及研究主體自身的知識譜系和精神建構等諸多問題，由於出發點和角度不同，筆者認為都有繼續深化和拓展的需要及可能。落實到具體的框架內容，就大而言，主要包括「史觀歷史化」與「史料歷史化」兩種形態和以下這樣三個方面：一是宏觀層面的歷史觀念問題，包括對當代文學研究意義價值的衡詁，學術經驗的總結，內在規律的梳理，未來前景的判斷等，希望站在長時段和今天時代的高度給予歷史的評價；二是中觀層面的有關問題，如文學史、文學思潮、文學現象的書寫，文學評判制度的梳理，文學經典的篩選，歷史化與當代性、批評及學人關係的辨析等，擬就這些重要的難點和節點問題作出有針對性而又富有學理深度的闡釋；三是致力於文學史料的收集整理、甄別辨析與分類編纂，包括傳統形態的文獻史料，也包括新型的文學史料，涉及的內容繁雜，且長期以來被我們忽略了，所以帶有明顯的「補缺」性質，它雖然屬於基礎的層面，但卻成為歷史化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時間上講，涵蓋了1949年以迄於今的各個階段，尤其是十七年和80年代，它是對當代文學整體生成發展及其知識立場，在全面反思清理基礎上的歷史重構和學術重建。自然，從研究的實際情況來看，討論最多、也是最為集中的則是80年代尤其是十七年。這也表明歷史化是與時間有關係的，它其實已涉及到了歷史化的內在矛盾，即當代文學研究對象，到底在什麼情況下和程度上可以或容易被歷史化，而在什麼情況下和程度上則不易甚至很難被歷史化？所有這些，都需要根據歷史化的原則作出解釋，它無疑是有相當難度的。程光煒幾次談到，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都成立於1979年，它們起步時間和歷史差不多，「但現代文學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當代文學除了十七年研究外，一直在那裡原地踏步，起點和水平都不算高。」（15）他的憂思，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是很有代表性的，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圈子」里學人對歷史化的訴求。
當代文學如今走過了六十多年的歷史，已經是現代文學存在時間的兩倍還多，不能永遠停留在「我評論的就是我」的「批評」狀態，是可以而且應該歷史化了；而歷史化，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只有在歷史之內，一部作品才可以作為價值而存在，而被發現，而被評價」，「偉大的作品只能誕生於它們的藝術歷史之中，並通過參與這一歷史而實現」（16），因而它是當代文學走向學科化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經過這麼些年的運演，當代文學中有不少東西已「沉澱」為「歷史」，成為一種相對穩定態的知識譜系，尤其是十七年；而這些東西往往是批評難以面對和解決的，需要好好地坐下來做一番扎紮實實的研究。當代文學面臨的情況很複雜，需要研究和拓展的東西也很多，每年海量般的新人新作就足以讓我們應接不暇（光長篇小說，現在每年的「年產量」就有4千多部），但實際上，更關鍵的可能是這些重新解釋的最基本亦是最基礎的東西。此外，它還與我們曾經經歷的新時期特定歷史語境有關，「由於剛打倒『四人幫』，為文學正名的批評任務非常繁重，所以需要大批批評家承擔這一歷史任務，所以不光第一代，連第二代『當家人』，都捲入了當時無休止的論爭、批評之中，這就奠定了當代文學研究過於『當下化』的傳統和歷史積習。」（17）正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和道理，我們認為在當下日趨多元的情況下，有必要提倡和鼓勵有部分學者從充滿爭訐的「前沿」狀態分層出來，專心做歷史化方面工作，這至少是構成文學研究的一個方面和維度。顯然，在這裡，歷史化問題的提出，它包括了我們對以往過於主觀的「批評化」的反思，以及要求學科重構和擺脫「現代文學」附庸角色的強烈衝動。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當代文學「學科化」、「知識化」、「規範化」意志的一種體現，它反映了當代文學日益明顯的學術自覺意識。
解志熙在90年代末寫的一篇帶有隨感性質的《「古典化」與「平常心」》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命題，叫現代文學研究的「古典化」與「平常心」。他說：「現代文學研究的古典化，不但不會降低現代文學研究的水平，反而意味著更高、更嚴格的學術要求……既然現代文學研究越來越具有歷史研究的特點，那麼遵循比現在性及當下性遠為嚴格的古典化學術標準和規範，也就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不難想像，按照這樣的標準，現代文學研究還有多麼艱巨、細緻和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且操作起來也要比古典文學更難，因為現代文學的文化—知識背景要比古典文學複雜得多）——還有多少問題我們根本沒有觸及到，還有多少問題我們根本沒有說清楚，還有多少我們以為說清楚的問題還要有待于澄清……。要之，真正古典化的，也即真正具有歷史感和學術性的現代文學研究，才剛剛開始。然而只有當我們有了一種平常心，我們才可望把這一剛剛起步的學術進程推動起來，並持續下去。」（18）他所說的，同樣適合當代文學。如果我們過分強調當代文學研究的主體性和學科的特殊性，而忽視了歷史感和學術性這一作為研究應該具有的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品格，那麼，反而可能會給整體研究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像所有的其他新興學科一樣，當代文學也存在著「穩定態」和「漂浮態」二種知識譜系，歷史化工作，就是儘可能將這二種知識譜系有序加以整合、固定住，使之漸漸發酵成熟。而要實現這一點，的確是需要那麼一點「古典化」與「平常心」。看來，要真正進行研究的歷史化，我們不僅在觀念和方法，而且還要在心態上有所調整。
當然，在談及歷史化重要性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它在具體實踐過程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畢竟，當代文學歷史化是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下進行的。且不說當代文學離我們太近而給我們思維視野帶來的負面影響（所謂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它的不少文獻史料因帶有較強的政治性還封存在「檔案」里，至今沒有「解密」；也不說當代文學領域原本就缺少經典作品——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當代文學只有「文學史經典」而沒有「文學經典」，這些重要的文獻史料和文學經典的缺乏，當然不可能不給歷史化帶來影響,因為沒有文獻史料和文學作品的經典化，當代文學學科的自足性就不可能真正地建立起來。而且，當代六十多年本身也並非「鐵板一塊」，其中有的已成為「歷史」（「歷史的形態」），與我們漸行漸遠，如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有的仍是「現實」（「當下的形態」），與我們完全處於同構狀態。但「無論對『歷史』還是『現實』，我們都有許多困惑，而關於文學的困惑常常不是來自於文學本身，而是源於文學的處境。即便討論文學的話題，我們也是在與時代的關係之中展開的。」（19）就拿周揚與丁玲來說吧，不少人之所對這兩位現當代文壇「班主」的晚年作出褒貶分明的不同評價，除了他們自身的表現外，與新時期以降「去政治化」思潮密切有關，用青年學者李美皆的話來說，就是受其「晚年共時的『青年』即今天的話語主導者的左右」。她認為，對於丁玲來說，畢竟「晚年離當下人最近，見證過她晚年的人還在世，而被敘述的近期歷史總不免帶有敘述者的主觀性和功利性，近因效應難以逾越。也許，只有當歷史拉開了足夠的距離，後世人才能客觀全面地審視丁玲。」（20）應該說，這樣的分析和評價是比較客觀的。其他如「三重」事件（重評文學史、重寫文學史、重排文學大師）、斷裂事件、「沙家浜」事件、顧彬的「垃圾論」事件，以及因諸多因素引發的對十七年和「文革」文學的「新解讀」等等，也都有類似的情況；並且由於文化傳統和外來資本的參與，加之學術制度和李美皆所說的研究者主觀性、功利性和「近因效應」驅使，似乎顯得更加突出，也更為複雜。
從這個意義上，我很讚賞張清華對歷史化所作的如下判斷：「當代文學的歷史化並非『現實』，而是一個長久以來一直持續不斷地發生著運動」，當它開啟了當代文學研究科學化和學科化的進程，將眾多歷史現象再度陌生化的時候，實際上「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學』的名義下，更多地帶上了『學科』的屬性和『非人文化』的傾向」（21），這是需要警惕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唐弢、施蟄存提出的「當代不能寫文學史」雖不免偏執，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它告知我們在重視歷史化的同時，不要忽略這一學術活動本身在「本體」和「價值」兩方面存在的局限：「也許是歷史本身無法復原的本質所決定的，因此，歷史化的應有之義，也許還應該包括對當代文學『歷史敘述史』與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史、心靈史、知識譜系的建立史的考察，惟有如此，才能對其人文屬性的獲得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認識，而這正是重返歷史的必要前提之一。」（22）明白這一點很重要，它使我們對歷史化的意義及其限度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避免將其功能價值進行過分誇大。它也說明歷史化是非常「殘酷」的，它需要經過不斷的篩選和反覆的過濾。我們這裡所說的歷史化，僅僅是其第一個當然也是很重要的環節，它還要反覆不斷地經受類似的篩選和過濾——所以難怪詹姆遜才會說「永遠的歷史化」，並將其當作「一句絕對的口號」，當作《政治無意識》的「真諦」。
三、關於「歷史化」內源性思想與「文學中國」問題的思考
以上，我們主要從外源性和研究現狀等方面對當代文學歷史化作了探討，還沒有涉及在我看來很重要的另外二個問題，這就是歷史化的內源性思想與「文學中國」問題。道理很簡單，作為發生在華夏大地上的一場帶有學術轉向性質的歷史重構活動，當代文學的歷史化與如何歷史化，它的存在及其種種表現，固然與西方理論引進密切有關，但同時也必有其自身的深刻內因，尤其是與內源性的中國傳統學術和「文學中國」的現實具有難以切割的血脈關聯。只有將這一切納入「中國化」的語境中作歷史的、現實的考察，才能對其歷史化作出真實準確的評價，我們的研究也更有新意和富有現實價值。
首先，是關於歷史化的內源性思想。
當代文學歷史化儘管受到西方理論的深刻影響，但從內源性角度考察，仍可從傳統本土那裡找到自身的發展線索和學術傳承，它是中西二大源流在當代相互碰撞、對話與融匯的產物。熟悉歷史的也許都知道，從孔子著《春秋》開始，到司馬遷的《史記》、班超的《漢書》、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再到劉知己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清代乾嘉之學，直到梁啟超、章炳麟的新史學、顧頡剛寫古史辨，經過幾千年的不斷層積，中國文學已逐漸形成貫通古今的二大歷史化詮釋系統：一個是重疏證的漢學，又稱樸學，它強調用訓詁方法治學，注意發掘歷史對象的本義；一個是重達意的宋學，則更傾力於發明本心，講求於引申義的闡釋。它們彼此儘管有古文與今文之別，也有程朱與陸王之分，但都自覺以「義理、考據、辭章」為鵠的，打破狹隘的文史哲的界限，將載籍和考據之法作為歷史化的基本的研究方法。這與建立在形而上學、知識論、純文學基礎上的西方的歷史化是很不一樣的。西方20世紀開始探討的很多問題，包括歷史化問題，中國很早以前就在探討——某種意義上，他們探討的其實就是中國傳統漢、宋二學的「本義」與「引申義」及其選擇，或者說是「本義」與「引申義」之間平衡點的協調與把握問題，只不過探討的方式有所不同。中國作為世界的文明古國，也是作為史籍收藏最為宏富的國度，在歷史化問題上自有其廣博而又獨特的資源、思路和方法。它不僅具有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政書、史評、史論等諸種體例，而且在整理和研究方面形成了目錄、版本、辨偽、考據、輯佚等一套異常豐富自洽的體系。尤其是在審源流、闡幽微、辨真偽即「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方面，更是達到了至今無法企及的精深境地。這對我們置身十分浮躁、而又崇尚「文本之外無歷史」後現代語境的當下，如何正本清源，建立具有學術自信的中國學木話語，無疑是有啟迪的。回到上述歷史化的話題上，多少可以彌補詹姆遜等西方學者理論的虛蹈凌空，至少為其歷史闡釋提供一種參照，一種融本體論、價值論、方法論於一體的參照。
當然，不必諱言，中國傳統歷史化存在著局限，像清代乾嘉學派在將樸學研究推進很高水平的同時，延至末流，把學問引向偏離人文和整體的煩瑣考證，所有這些都有必要清理；而且隨著研究對象和環境、觀念的變化，要充進新的內涵（比如僅僅講「二重證據法」已不夠了，還要引進歷史化研究的新的路徑與方法）。但無論如何，不能輕率地排貶中國本土傳統的思想和學術，不能認為只有像西方那樣的理論才叫理論。相反，應該像任何理論一樣，將其擺在與西方平等的地位給予重視。大量的事實表明，真正的學問是不分中西古今的。作為歷史對象化的一種產物，中國文學的歷史化，由於歷史文化和現實國情等多方面原因，它的確形成了一套有別於西方而又帶有通古鑒今價值的完整自洽的體系。上世紀初，在中國剛剛打開國門開始引進西方學科建制時，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胡適等就鄭重地提出橫移不忘直承的主張，認為有些西方的學科其實中國也有相應的學問，這體現了先輩學者開闊的學術胸襟。因此，他們古今中外兼收並蓄，在歷史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由於當代文學研究從80年代起步開始趕上改革開放的大環境，學者們的眼睛都是盯著西方的，某種意義上，盛行的是「以西律中」的「強制闡釋」；加之知識結構方面的局限，所以在用西方理論來研究當代文學歷史化的時候，往往自覺不自覺地貴遠賤近，疏忘或忽略了本土傳統的固有價值。為什麼迄今以來的歷史化研究，大多隻講西方外源性理論的影響，而不講中國內源性思想的作用，在對歷史化源流的認識和評價上存在著明顯的偏執，我以為都可以從中找到原因。有人說，「學術發展中，既有大突破時期，也有集大成時期，往往交替著出現」。（23）當代文學歷史化亦然，它既有大突破時期，也有集大成時期。而現在，可以說是歷史化的集大成時期，尤其是中西二大源流的集大成時期。這時候，在經過「重西輕中」的大突破之後，我們應該沉下心來，很好地總結經驗。如此，方能有效地整合中西歷史化所固有的豐富深厚的資源，創建集大成的新成果，在研究上充分顯現作為「中國文學」歷史化應有的深度、厚度和質感。
其次，是關於歷史化的「文學中國」問題。
如果說「內源性」思想屬於當代文學歷史化的時間問題，那麼「文學中國」問題則屬於歷史化的空間問題。從研究實踐著眼，因眾所周知原因，落實到歷史化的具體運作，這裡就有一個如何處理大陸與台灣、香港、澳門地區文學關係的問題。它不僅在研究的範圍，而且在研究的內容和方法上，應該所具有的特殊的、當然也是更大的延展性和包容度，而不能將當代文學歷史化，等同於大陸文學或共和國文學歷史化。在過去，可能與「大陸中心」、「政治中國」的思維觀念有關，我們往往對台港澳地區文學抱持較多的批評態度，將其視為大陸文學的邊緣。其實，從「海洋中心」、「文學中國」的角度來看，台港澳地區文學可能是另一種狀態，甚至是文化前沿狀態，它們與大陸文學都屬於同根同源的命運共同體，在血脈的深層是可以打通的。從更大的範圍考察，「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建構，既要打通近、現、當代中國文學，又必不可少地要聯通台灣文學和香港澳門文學。惟其如此，才能以文化地緣性，透視本是同根生的文學同源性，透視它們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從不同的方向生成各自的文學果實和文學生態，在某種時期互相對峙、封鎖，在變化了的另外時期又相互接納、啟發，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性，既自足，又相互影響。」（24）所以，不僅需要納入，而且還為大陸文學提供相互建構的可能和可行。而香港文學呢，由於1949年前後大批旅居於此、然後北返大陸文壇的左翼文化人士，曾在這裡提倡革命現實主義和批判各種異己思潮，更是為大陸文學體製作了預演，甚至可以視為與延安文學相提並論的二個「源頭」之一。（25）當然，話又說回來，如果真的將大陸文學與台港澳地區文學打通，把它們融涵在一起，就要探尋一種與之相適的新的歷史化的「分流與整合」方式，對大陸固有的當代文學學科體制、秩序與理念進行調整，而不像我們現在見到的大多數文學史那樣，在大陸文學之後，再「附錄」一個台港澳地區文學。儘管在目前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採用「大陸主體文學」+「附錄」（台港澳地區文學）的形式，也不失為一種選擇（當然這種選擇，帶有很大的無奈和不得已的成分）；並且在我看來，這種形式有其合理性，如果將其做好，這也是對歷史化的貢獻，至少為「單一」的大陸歷史化打開了一個新的闡釋空間和結構性的框架，為將來大陸文學與台港澳地區文學的「分流與整合」提供了重要的參照。但它畢竟不是「文學中國」意義上的當代文學歷史化的理想的和終極的目標，也不能對「文學中國」視域下「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性，既自足，又相互影響」的整體系統的當代文學，進行有效的整合和概括。因此，在對此進行歷史評價同時,有必要站在更高的角度給予歷史的審視。在當下,重點需要思考的是：
一、是如何進一步做好文本和文獻搜集、彙編和整理等工作。這也是整合大陸文學與台港澳地區文學這「四度空間」，對之進行歷史化的前提和基礎。而在這方面，由於長期隔絕，成為我們最大的一個「軟肋」，一個想擺脫而一時又無從擺脫的「苦惱之源」，所以，這有必要通過跨區域跨文化協作、現代傳媒等多種方式和途徑，逐步予以緩衝和解決。二、與之相應,是如何對中國大陸文學與台港澳地區文學歷史化及其「分流與整合」等重要問題，根據異同並存「精神共同體」實際,在理論上作出合歷史合邏輯的闡釋。如近年來，史書美提出的挑戰「大陸本位」、甚至具有「去中國性」意味的「華語語系文學」概念。她將大陸華文文學（即當代文學）與大陸以外的「華語語系文學」兩種不同的建構方式，看成是對立的；並且將前者指認為，如同當年法國對法語語系一樣，已帶有某種殖民擴張的官方觀念，排除於「華語語系文學」之外。（26）凡此種種，都有必要在理論上作出回應。說實在的，如果將大陸文學這個「華文文學」的最大載體，排除於「華語語系文學」之外，這樣的理論又有多大的說服力、生命力呢？其最終結果，不僅會造成域外華文文學空間的縮小，而且也將導致其理論話語的自戕，這自然不是包括海外學者在內的世界華文學者願意看到的結果。儘管史書美「華語語系文學」概念，隱藏著巨大的學術空間，為我們審視大陸文學提供了尖銳而又新穎的批評視角。（27）
當代文學是「當代史」，也是「朝代史」或「國史」，它的歷史化不僅有一個「國史斷限」的問題——因為「文學不像政治，黃袍加身、改旗易幟，政權便可以迅速轉移。文學風氣的轉移與改變是很慢的。此外，我們還應該注意一個文學與政權相抵觸的問題。」（28）對「當代」中國來說，特殊的歷史和國情及當下所處的全球化的語境，所有這一切，它都驅使和決定了當代文學歷史化是需要而且應該超逸狹隘的大陸本土地域的界限，將思維視野投向台港澳地區乃至與大陸本土地域有血脈關聯的域外。這當然很難，並且在我看來，在短期內恐怕難以實踐，至少直到今天還沒有看到這樣理想的「分流與整合」之作的出現，包括台港澳及海外學界，因為它涉及史料與史觀等一系列問題。但惟其如此，更有必要引起我們重視，並將其提到「戰略」高度加以對待，這也是我們這代人的一種歷史責任。陳寅恪當年在解讀王國維「二重證據法」時，曾提出這樣三個二重「互證」的觀點：「取地下之遺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29）在這裡，他補充的「異族之故書」和「外來之觀念」二個層面的證據，就包含了跨地域跨文化的觀念，很值得我們歷史化借鑒和思考。
原文刊發於《文藝理論研究》2016年04期
注釋
1.唐弢：《當代文學不誼寫史》，《文匯報》1985年10月29日；施蟄存：《當代事，不成「史」》，《文匯報》1989年12月2日。
2.孟繁華、程光煒：《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3.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前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4.參見顏水生：《論當代「歷史化」思潮及其反思》，《南方文壇》2011年第2期。
5.參見顏水生：《論當代「歷史化」思潮及其反思》，《南方文壇》2011年第2期。
6.參見泓峻：《「去歷史化」寫作的負面影響》，《文藝報》2015年2月4日；李德南：《從去歷史化、非歷史化到重新歷史化——新世紀小說敘事的實踐與想像》，《新文學評論》2012年第4期。
7.﹝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頁。
8.﹝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三聯書店、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
9.﹝德﹞黑格爾：《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28頁。
10.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2頁。
11.陳曉明：《個人記憶與歷史的客觀化》，《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3期。
12.楊慶祥：《文學、歷史和方法——程光煒訪談錄》，載程光煒：《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226頁。
13.引自楊曉帆、虞金星：《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研討會紀要》，《文藝爭鳴》2010年第1期。
14.程光煒：《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總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15.程光煒、魏華瑩：《在「當代」與「歷史」之間——程光煒教授訪談》，載程光煒：《學術月刊》2013年第7期。
16.米蘭·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頁。
17.楊慶祥：《文學、歷史和方法——程光煒訪談錄》，載程光煒：《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頁。
18.解志熙：《「古典化」與「平常心」——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若干斷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第1期。
19.王堯：《「關聯研究」與當代文學史論述》，《當代作家評論》2009年第5期。
20.李美皆：《「晚年丁玲」與青年作家》，《文學報》2015年9月10日。
21.張清華：《在歷史化與當代性之間——關於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狀況的思考》，《文藝研究》2009年第12期。
22.張清華：《在歷史化與當代性之間——關於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狀況的思考》，《文藝研究》2009年第12期。
23.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第462頁。
24.楊義：《20世紀文學全史論綱（中）》，《海南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7期。
25.楊義：《20世紀文學全史論綱（中）》，《海南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7期。
26.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華文文學》2011年第6期。
27.王德威對「華語語系文學」作了較多的辨析，參見王德威：《華語語系文學：邊界想像與越界建構》，《中山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揚子江評論》2014年第1期等。
28.龔鵬程：《有文化的文學課》，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73-175頁。
29.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頁。
微信編輯：張曉文
TAG:南方文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