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路 劉岩︱事件與文學的邊界

王曉路，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外國語學院、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客座教授

劉岩，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語語言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外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文學與事件之間存在互動關係。以事件為切入點審視文學書寫、傳播和閱讀，有利於從不同側面看待文學現象，把握技術、觀念、文化和文學生產之間的聯繫，從而對於文學的生成機制和流變線索有所洞察。

歷史進程中往往會出現一些事件，它們不僅形成新的現象，而且也介入到觀念之中，影響到包括人文學術在內的言說。除去歷史性和社會性事件之外，文學本身的發展軌跡中也是「事件」不斷。2016年，諾貝爾獎委員會把文學獎頒給了美國音樂人鮑勃·迪倫（Bob Dylan），稱讚他「在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中創造了新的詩意表達」，旋即引發廣泛的關注和爭議，人們不僅討論其作品是否符合諾獎一貫倡導的「有理想傾向」，而且還更為深入地探究歌詞是否可以被視為文學作品。其實，每年十月都有不少研究者紛紛猜測哪些作家有可能獲獎，歐洲幾大博彩公司也競相推出作家賠率榜。諾獎委員會一旦宣布新的獲獎作家，馬上就會引發包括新聞、翻譯、出版、閱讀、研究等在內的廣泛影響。宣布獎項歸屬之後的很長時間，人們在各大書店的醒目位置都還會看到當年獲獎作家的作品，圍繞該作家形成的文學批評也隨之集中湧現。2017年這一重要獎項頒給了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這位在1989年就獲得過布克小說獎的作家恰好也受到過鮑勃·迪倫的音樂影響，他的作品不僅表達了「無根」的精神狀態、幻覺的深淵，而且音樂成分也融入其中。他的作品無疑會掀起新一輪的文學閱讀和批評熱潮。諾貝爾文學獎已經形成了文學生產、傳播與接受的年度原發地，成為推動文學閱讀、出版和批評的重要「事件」。

王曉路文學作為「事件」主要有兩個方面的涵義，其一是在哲學意義層面上展開的，即文學的本質與文學的存在方式，或者說，是文學文本被感知的存在方式。作家採納語言構築文本世界，其中呈現出讀者可以感知、體驗和重構的生活世界，即「思想事件與生活事件的相互實現」。在這一層面上，人們一般會追問：文學是什麼，以及在何種方式上產生了所謂文學層面的意義。所以，文學書寫以詩性話語方式呈現，亦即對現實或潛在世界的非陳述性意指方式，這本身就是「事件」。在這方面，一些哲學家和文學理論家都進行過非常有益而深入的探討，其中巴迪歐的兩本論著最具代表性：《存在與事件》（Being and Event, 2005；法文版1988年）以及《世界的邏輯：存在與事件2》（Logics of Worlds: Being and Event, Volume 2, 2009；法文版2006年）。雖然這兩本書主要是討論哲學以及美學的問題，但對於理解文學的存在方式卻有較大的影響。近年來將事件與文學直接聯繫的是英國學者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他在2012年出版的新著《文學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中提出了關於文學本質、閱讀策略以及批評理論等相關問題，並將其與事件、結構以及行為等要素聯繫了起來。

劉岩伊格爾頓的這部著作重新審視了文學的本質。他雖然繼續主張文學沒有本質可言，但在梳理了中世紀唯實論（realism）和唯名論（nominalism）之爭以及這些爭論在當今批評理論中的演變之後，他還是試圖為文學做出經驗主義的描述。他認為，「人們視為具有文學性的作品必須至少具有以下五種特點之一（或幾種特點之和）：其一，具有虛構的性質；其二，深刻洞悉人類生存現狀（而非記錄經驗真理）；其三，著力強化地、帶修飾性地或自覺地使用語言；其四，不具有像購物清單那樣的實用性；第五，被賦予很高價值。」在伊格爾頓羅列的這五種特點中，第二、四、五條均涉及文學的功能。伊格爾頓隨後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專門論述文學的價值和意義，主張藝術作品通過其獨特的形式在個人經驗同外部世界之間建立聯繫，從而構成世界整體性的一部分。這一認知同事件場的世界觀是吻合的。伊格爾頓主張，文學的功能主要是通過閱讀行為來實現的，「閱讀策略構成了作品和讀者之間的重要結點」。他進而細緻分析了「作為對象的文學」和「作為事件的文學」之間的差異，辨析了以接受理論為核心的諸多批評理論對於文學作用的闡述。伊格爾頓的這部著作在國內已經有一些討論，但主要是以書評的方式展開的：李晉在概括伊格爾頓關於文學五大特點的內容之後，著重評述了讀者與作品相互作用的實踐如何構成了文學的事件；而湯擁華主要探討了結構化的策略如何構成了文學與現實之間的辯證關係。這兩篇書評均未提及伊格爾頓使用「作為事件的文學」這一視角的出處，伊格爾頓在著作中以注釋的方式說明他主要依據的是約克大學教授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的闡釋，後者在其著作《文學的獨特性》（The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2004）中主張只有當閱讀成為「開放的事件」，才可能談到文學性。在阿特里奇看來，文學是「打開新意義和新感受之可能性的事件」，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經歷某些「發生」的事情，從已知進入未知，從而接受啟蒙。

王曉路只要人們從作品本身或從文學內部的相關層面進行討論，「何謂文學」這一本質問題就難以迴避。這是因為，每一個時代由於技術條件和社會文化的作用，都會使原有的文學邊界發生蔓延，或以新的文學樣式出現，或以新的表達方式出現，並由此帶來現象與經驗的應對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都會形成一種與文學書寫和研究相關的事件。利維斯（F. R. Leavis）曾對英國文學當年出現的變化進行了歸納，「英語語言的詩意和創造力已經（消失）進入了小說」。其實，文學樣式除了社會文化、審美旨趣以及技術因素外（這一點我們後面再談），主要還與文學文化觀念的發展密切相關。在各國文化史中，有關文學的概念和其他藝術概念一樣，大都有一個從寬泛到具體的演進過程。「文學」概念本身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如中文中的「文」從意指「紋理」「文辭」等概念擴展到「文章博學」和「文獻經典」等的「文學」，再到現代漢語的「文學」，在詞源、語義和概念上的變化均有著漫長的歷史。歐洲各國涉及這一詞語的發展情況類似，如孔帕尼翁（Antonie Compagnon）曾對法文的「文學」詞義做過說明，「據詞源，該詞泛指種種題記、文稿、知識學問，故至今法語仍然可以用這個詞來表達『高才』之意。」所以，法文中的littérature至今也有多重涵義：「文學、文學作品、文學史（著作）、文字工作、專題或文獻著作」等。而英文「literature」一詞的歷史脈絡可以追溯到中古時期。依據美國學術性工具書《韋氏新世界美語辭典》（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的界定，英文的「literature」一詞源自中古英文「literature」、古法文以及拉丁文的「litterātūra」，意指想像性的書寫，該詞也泛指各類印刷材料以及文獻等。

文學的現代界定其實就是文學研究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為由此才能產生文學文化所內含的知識學導向。日常用語形成專用辭彙、其所指概念不斷產生新的變化、與概念發展相關的思想和觀念的交互影響等等，均構成了詞語涵義的多條軌跡和關聯性結構，這與從哲學層面認知「事件」是一致的。無疑，文學概念的變化本身恰好也說明文學的樣式或邊界一直處於流變和擴延之中。時至今日，這一直是文學研究中難以迴避的問題，而「何謂文學」也依然是學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1998年，孔帕尼翁出版了其重要論著《理論的幽靈》（Le Démon de la Théorie），此書專門用第一章討論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相關問題，「古典主義時期的兩大體裁仍然是史詩與戲劇，換言之，就是敘事和再現，或曰詩學的兩大敘述方式：虛構與模仿。到那時為止，狹義上的文學（詩藝）指的是詩歌。然而，到了19世紀，事情發生了重大變化，兩大體裁，敘事與戲劇，越來越多地捨棄了詩歌形式而接受了散文形式。」兩年之後，美國學者里奇（Vincent B. Leitch）在其主編的《諾頓文學理論與批評選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導論中首先討論的還是「何謂解釋」與「何謂文學」這兩個基本問題。在他看來，文學的複雜性在於「和一系列關鍵詞有關：再現、表現、知識、詩性或修辭性語言、文類、文本以及話語等。」可以看出，人們依據文學的不同層面從各個角度對此進行了探討，但並沒有一致的定論。

劉岩根據當代美國學者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的追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出現在17世紀末的西歐，而直到18世紀中葉之後《牛津英語詞典》第三版才把「文學」定義為：「指全部文學創作；某一國家、某一時期或整個世界產生的全部寫作。如今也用於一個更局限的含義，指那些能從其形式美或情感效果角度加以考量的文章」。但即使是這一定義，深究起來仍然有些核心問題沒有解決：其一，到底什麼是「文學創作」？它如何區別於其他目的的寫作？其二，「某一國家、某一時期或整個世界產生的全部寫作」都是文學嗎？政府公文和各類實用寫作也屬於文學的範疇嗎？米勒顯然意識到印刷技術的革命、互聯網的普及以及新媒體的出現對於文學邊界的挑戰，於是主張文學是「對文字或其他符號的一種特殊用法」，並繼而舉例分析了文學如何可以通過語言的指稱能力創造虛擬現實，並使讀者受益。米勒對於文學的上述認識包括了三個方面：文學的內容、文學的載體以及文學的功能。相比之下，卡勒（Jonathan Culler）的定義則「武斷」很多。卡勒在1997年出版的《文學理論入門》（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一書中把文學戲謔地定義為「一個特定的社會認為是文學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權威們認定可以算作文學作品的任何文本」。這一定義實際上並沒有對文學的本質做出任何有建設意義的洞察，相反，卻把文學的界定權交給了某些「文化權威們」，而他們根據何種標準和特質來界定，我們不得而知。上述梳理說明，人們對於「文學」的認識一直在發生變化，其中不僅是針對文學的本質，而且針對文學的形式以及文本的概念。關於文學的這些界定本身甚至也構成標誌性事件，在作者、作品、讀者和批評者之間建立起了複雜的聯繫，並由此與社會變革、觀念流變、文化樣態等紛繁複雜的大語境交織在一起，同時引發文學批評實踐中的歷史偏重點。

王曉路文學生產既指書寫也指意義，它總是個體行為，是個人在具體歷史語境中的有感而發。文學家在「體物」與「閱世」中，其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之間產生互動，於是，他們通過語言並利用語言所附著的文化意象，以虛構和想像等方式，將自己對世界的觀察和認識通過文本編碼隱喻式地呈現出來。而讀者通過這個鮮活的窗口，體驗文本中的人和事，在真實與虛構中看到生活世界的可能性，並藉以在了解其他生活樣式的同時更為清晰地審視這個世界。所以，文學的作用是獨特的。人們對文學的生產和消費不僅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生活，而且可以有效地思考自身與他者的存在方式。而對於體驗式「存在」的這一認識論命題，可以言說的方式卻遠遠不止於哲學話語形式，因為「詩性」語言，包括隱喻式意指實踐，往往可以有效言說生活世界的多面性、文化的雜糅性與人的複雜性。文學功能的獨特性正在於此。文學研究中的文學性（literariness）也正是依據文學語言的方式加以認知和界定的，即「那種將非文學文本區別開來的特殊的語言和形式特性」。

劉岩您剛才對於「文學」的描述包括了文學的產生、形式以及影響這幾個環節，沒有把文學僅僅視為孤立的作品。我想，當米勒主張文學是「對文字或其他符號的一種特殊用法」的時候，他一定也指向文字的文學性，而非一般意義上語言的能指作用，因為這是文學區別於其他書寫的重要特徵。伊格爾頓所言「著力強化地、帶修飾性地或自覺地使用語言」也是此意。但至於什麼是「文學性」，如何使用語言就可以使之成為文學作品，這個問題的答案卻不是那麼簡單清楚的。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曾經對文學語言的特質做過深入的討論，他關注語言的結構和文學的形式，關注文學語言如何運用不同的修辭手段造成陌生化的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布森並沒有把文學性的語言視為一個固化的封閉系統，而是強調文學與其他語言表達之間的互動關係，正是這種互動造成了「文學邊界的不穩定性」。他說，讀者明晰兩種秩序：「傳統的文學經典和偏離經典的新奇的藝術表達」，形式主義的研究正是要把保護傳統同擺脫傳統這兩極相結合來看待藝術作品的本質。雅各布森還以信件、日記、遊記等書寫形式舉例說明它們如何在特定時期具有了文學價值。這樣看來，鮑勃·迪倫的歌詞因其具備「文學性」而被納入文學作品之列，也就不足為奇了。文學的邊界就像文學經典的邊界一樣，經歷了不斷拓展的階段，文學經典化的過程是眾多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本身也可以作為「事件」，值得持續探討，從而可以發現社會文化的變化如何左右了文學作品的價值評估。

王曉路文學對於生活世界的特定有效的言說使其具有某種社會文化功能，即「文學是一種不同於哲學或科學知識的特殊知識」。這樣一種社會文化功能，除了私人領域的閱讀行為，主要是在公共領域中顯現出來的，亦即文學並非是在真空中產生出來的，而與其生產性語境密切相關。於是，文學所內含的意識形態功能就必定使其具有不同的意義指向。英國學者本尼特（Andrew Bennett）曾十分明確地說明了文學研究基本理論的前提，「在探討每一部文學作品和更為一般意義的文學概念的過程中，堅持從文學作品是如何產生的、從何而來以及是如何被接受的、走向何處等問題開始」。這實際上說明文學生產與消費的整體過程以及相關事物對於文學研究的重要性。但就研究方法論而言，以不同的視點把握已知的事實和材料之間的聯繫依然是關鍵所在，因為在一種互為結構的方式中，可以看到諸多歷史問題的不同側面。如果考察工業革命以來的棉產種植區的擴大、運輸、紡織業、加工程序分割簡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僱用女工等相關問題，不僅可以看到英國當時的性別問題，而且可以看到，這一歷史進程中作為事件的生產方式如何在不同的文化區域中引發了社會結構以及性別意識的變遷。如擔任李約瑟《中國科技史》農業卷主筆的社會人類學教授白馥蘭（Francesca Bray）就考察了中國北方和9世紀後的長江流域地區種植的作物和分布情況，以及外來品的棉進入中國之後至元代獲得廣泛種植後所帶來的「男耕女織」結構的瓦解以及女性社會化功能的悄然轉變。這一改變也在當時文學書寫中的「河東獅吼」類的主題表徵中得到印證。

劉岩白馥蘭不僅把性別維度納入了技術史中加以考量，改變了人們對於中國古代社會性別角色和性別分工的固化認識，更為重要的是，她「將技術看作是文化的一種表達方式〔……〕技術史的研究不再是單純的技術發明和創造的列舉，而是重視其所屬社會的歷史語境及當時人們的技術觀念」，並因此可以透視與其相聯繫的某一社會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甚至是人們的社會身份和社會關係。這樣的研究觀照了社會發展中諸多相關因素之間的互動，也因此不會孤立地視事件為偶發因素。我國學者黃興濤對於指代女性單數第三人稱的「她」字所做的文化史研究也具有類似的知識考古學視角，作者清楚地認識到這個漢字的發明與認同是可以引發人們不斷「挖掘、品味、闡釋與反思」的「文化史事件」，讀者通過作者對於相關史料的梳理、記錄和辨析，了解了這個原本由於翻譯西文的現實需要而引發的文字困局，如何在20世紀初年的中國文壇演變成為關於性別政治和文學形式的論爭，而最終確立的「她」字在文學作品和文學出版物中的廣泛使用不僅激發了女性主體意識的萌發，而且契合了確立民族身份的需要，因為「她」字在文學中常常被隱喻為母親或祖國。在一種眾多因素互為結構的文化演進中，文學與事件的關係還包括圍繞文學觀念的引介而產生的學術論爭與接受或挪用的問題，包括書寫工具、印刷術、傳播方式、文學獎項、團體、機構、政策、出版等，這些重要的事件也都與文學的生產和消費直接或間接地發生了聯繫，也因此影響了文學觀念的生成與轉變。這些與文學相關的外部事件與文學形成了互為結構的關係，這恐怕是文學與事件關係中的第二層含義了。

王曉路中國文化在歷史進程中與外來文化的碰撞、互識與融合中發生了許多事件，在不同階段和不同程度上往往與文學交織，進而對文學本身的發展產生了促進作用。因此，通過不同的視點看到互為結構的關係是文化史及文學史重要的思考起點，也是將事件與文學聯繫起來的緣由。如果只是靜態並孤立地看待文學作品、作家或文學思潮等，那麼這一類研究就很可能有缺陷。其實，20世紀以來，人文社科領域各個分支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跨學科方式透視研究對象。劍橋大學出版社曾出版了一套《劍橋中華文史叢刊》（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以跨學科方法研究中國社會文化史的各個方面，其中很多論著的視角、材料和觀點都從學理層面進行了細緻而獨到的交叉探討，很有見地。如其中的柏清韻（Bettine Birge）結合當時的社會支配性觀念，並在文獻分析的基礎上，著重從宋至元代的中國家庭和宗法結構、財產以及觀念支配等方面入手，探討了婦女所屬的地位和身份問題。這一論述方式實際上就是從多種事件之間的聯繫中透視命題，獲得有意義的結論。此外，許多著名的學者和重要的出版機構其實都非常重視歷史進程中的事件。如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林頓（Calvin D. Linton）教授編著的《美國兩百年大事記》（The Bicentennial Almanac），此書試圖將歷史大事記按照線性方式列出，同時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小」事件何以構成了我們熟知的歷史「大」事件。大英百科全書每年都要出版年度大事記（Events, 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為學界提供詳盡的年度事件性材料。

劉岩我們熟悉的文學史大多是以線性方式記錄和書寫的，時間線索又常常被朝代的更迭分割成若干階段，學習者和研究者對於文學發展線索的認知也因此會囿於這種人為的切割，往往會忽視文學自身的發展邏輯和規律，對於文學同社會發展和文化史變遷之間的聯繫也會產生片面的嫁接。我曾使用過兩本美國學者編選的文學選集，在建立文學與外部世界（尤其是「事件」）之間的聯繫方面有些做法值得借鑒：一部是由麥克邁克爾（George McMichael）擔任總主編的兩卷本《美國文學選集》（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在著作末尾，編者以「大事記」的方式依時間線索並置了以下內容：（1）國際事務、探索、定居和科學事件；（2）政治與政府事件；（3）社會與文化事件；（4）作家生平時間。雖然這些事件僅僅是並置分列，但使用者還是可以簡便地看到這些領域之間的互動和影響。例如：1848年，加州發現黃金，由此引發淘金熱；1854年，橫跨美洲大陸的鐵路已經抵達密西西比河；1859年，科羅拉多和內華達發現黃金儲藏；1860年，溫切斯特（Oliver Winchester）發明連發步槍，同年，林肯當選美國總統；1861年，電報的使用連接了美國東西海岸，同年，美國內戰爆發。與上述政治、歷史和科學事件相交織的是惠特曼發表歌頌民主、自由等理念的詩集《草葉集》（1855年）以及馬克·吐溫發表以淘金為題材和背景的短篇小說《卡拉維拉斯縣大名鼎鼎的跳蛙》（1865年）。經過這樣的平行對照，文學與其生髮的歷史語境之間的互動關係不言自明，文學作品中涉及的背景也都有了出處。另一部是由尼娜·貝姆（Nina Baym）擔任總主編的兩卷本《諾頓美國文學選集》。這部著作則是在每一時期總體論述文學概貌之後，在具體作家和作品分析之前，插入一個兩欄的表格：左欄是文本（texts），羅列該歷史時期出版或發表了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右欄是語境（contexts），羅列了該階段的重大歷史、社會和文化事件。這樣的排列同樣促使使用者關注文學與外部社會環境之間的聯動關係，雖然文學並不一定是由某一社會事件直接引發的，但一些社會事件構成的環境卻一定是文學產生的土壤。文學從來都不是孤立的事件。

王曉路我們談到了文化交流往往構成歷史中的重要事件，這方面的確值得挖掘和重視。僅以中國文學對外部世界的影響就可以追溯到唐代，如當時中國文化，包括文學等，流傳到高麗、日本、天竺、大食以及南亞、中亞等國家和地區。後來到18世紀與歐洲的文化交往又形成了高潮，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傳教士對中國經典和文學作品的翻譯和介紹等等。這些交流反過來也對中國文學形成了影響。從東漢至唐宋佛教文化的進入與本土化，與志怪小說、唐傳奇、雜劇戲曲等的發展密不可分，而一些特別的文學樣式，如唐代的變文等都與此有關。不同文化與文學之間的這種交流至當代達到高峰。文化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種自我發展與對外交流並引發文化模式相融合的發生史，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語言與文學的歷史」。今天，由於各個文化區域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已經形成互為關聯的結構，文學的生產與消費也不例外。

劉岩是的，文化交流對文學產生影響的例子不勝枚舉，美國作家斯奈德（Gary Snyder）就是在陳士驤教授的建議之下開始翻譯寒山詩的，而他出版的寒山譯詩則在介紹到中國之後，引發人們重新評價寒山及其詩作。在中國文學史中，寒山原本並不是作為一個重要詩人而得以記載的，僅僅被鄭振鐸納入《中國俗文學史》而略有提及。在斯奈德閱讀並翻譯寒山詩的過程中，他多年旅居日本，尤其是他修習禪宗的經驗，極大地影響了他理解、翻譯和改寫/續寫寒山詩。此外，他對於中國書法和水墨畫的痴迷增加了他對於中國山水的想像，他甚至嘗試創作具有中國風格的詩歌。這一影響個案說明，一個作家接受的文化資源可能是多元的、多維的，而文化交流中的「事件」可能改變文學的生產和消費。

王曉路文化交流上的事件不僅會影響人們對於文學的認識，而且會改變固有的文學書寫形式。這一點，中外均有類似的歷史線索。以小說為例，中國古典小說除了早期神話淵源之外，就與外來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傳入密切相關。「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宋代以降，政令、城鎮化、市民階層等交互構成了文化生活的變遷圖景，同時也導致中國章回小說的興起。「宋初，僧人在大庭廣眾場合講故事受到了禁止。由於對手歇了業，根據當時的記載，凡俗職業說書人北宋末年在京城汴梁盛極一時，而且在金人入侵、中原淪陷後，南宋的新都臨安（杭州）說書仍興旺如昔。在那好幾種說書人中，每一種又組成一個『行會』，其中似乎以擅長小說（分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諸類）的最為突出。」而明清小說逐步取代詩歌的經典地位之時，也是社會文化發生巨大變遷的時代。而晚清和近代的小說又與當時出版業的發展密切相關。

劉岩英國小說的出現則與中產階級的興起和讀者群的擴大有關，與18世紀英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息息相關。維多利亞女王在任期間（1837－1901年），英國繼續擴大了在海外的勢力，自由貿易促進了實用主義觀念的興盛，1851年在倫敦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彙集展示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英國為此興建的水晶宮更是成為現代建築的傑出代表。與此同時，中產階級的人數在穩步擴大，由此激發了強烈的閱讀需要。但此時人們的觀念卻受制於清教思想，這一點尤其充分地體現在小說這一體裁中，「因為小說常常是在家庭聚會時大聲朗讀的，因此不能出現令年輕女孩難堪的話題」。此外，一些小說最初在雜誌上連載發行，作者無法在最初對小說做出整體構想，但這樣的做法也迫使作者在創作時思考如何持續保持讀者對於作品的熱情。上述這些因素都對小說的最後形態產生了重要影響。文學同其他藝術形式一樣，一直受到社會文化、體制、技術的影響制約，社會文化引導了文學的審美旨趣，體制規約了文學的內容和邊界，而技術則決定了文學的書寫方式和傳播途徑。

王曉路書寫工具、印刷技術及傳播方式的推進也是與文學密切相關的事件。在古代，文學的存在方式是口述或口傳，所以，我們對遠古時期的「文學」是不得而知的。而正是書寫方式的確立，才導致了文學的傳承。「由於書面記載遺失和理論上成立的口頭流傳方法失效，大量的文學作品丟失了、湮沒了。書寫與印刷術的出現使文學傳統的接續有了可能，因而必然大大增強了藝術品的統一性與完整性。」書寫應當是文學研究的重大事件。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文言的特徵就與竹簡的刻寫、書籍的裝訂方式、運輸成本等密切相關，而書寫筆、墨、活字印刷、紙張等的不斷改進，乃至今天的電子方式等，都具備了文學事件的特殊意義。如書寫工具的「筆」就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國人使用的毛筆和公元前300年古埃及人使用的粗蘆桿筆，公元7世紀塞維利亞人聖伊西多雷的著作中還提到了鵝毛筆。各類書寫工具到了19世紀才成為金屬類型的筆尖以及後來的自來水筆和圓珠筆。而印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紀中國的拓印技術，6世紀開始了木料雕版，12世紀造紙術從中國經中亞傳至歐洲，開啟了新的文明時代。印刷技術的不斷改進、紙張成本的降低，紙皮書的大量出現，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文學作品，尤其是經典小說的生產和消費。然而遺憾的是，很多文學史或文類史都不把這些重要的事件納入其中。

劉岩印刷術是在文藝復興時期傳入歐洲的，1476年，威廉·卡克斯頓（William Caxton）從歐洲引進印刷術，在西敏斯特建立了英國第一家印刷廠，這一事件極大地改變了文學的傳播方式和閱讀方式。但是，書籍曾經一度只能在倫敦以及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印刷，且需要獲得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倫敦地區主教授予的出版許可，在內容上也需遵守很多律令。我們現在對於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了解因此得益於也同時受制於上述技術事件和文化事件。其實，在前三次工業革命中，一些文類的興起和發展，如科幻小說，均與某一時期的技術條件和特定的想像有關。當然，一個時期的文學現象更可能與社會文化事件直接相關。如上世紀後半期以來的種種社會思潮、「文化戰」（Cultural War）等無不波及到文學的書寫與研究。今天全球難民現象以及移民後裔所帶來的區域社會成員的變化，都會對文學發生持續的影響。美國社會成員各族群的人口比例在近二十年已經發生了重要改變，社會成員與資源的佔比率產生了結構性矛盾，由此生髮出許多社會文化性事件。例如：2016年6月耶魯大學英文系學生簽名要求改革文學經典課程「經典詩人研讀」（Major Poets）至2017年4月耶魯的妥協，引發歐美媒體的普遍關注和各界的討論；2017年美國將哈佛大學在招生中有歧視亞裔學生的嫌疑納入司法程序等，這些不僅延續了某種「文化戰」的餘溫，而且構成當代人文領域的事件，使人們不得不對新的現象進行多角度思考和策略性調整。若將這些社會文化和技術性事件納入文學文本的分析之中，肯定也會改變我們對於文學的認識。

?時至今日，互聯網空間給書寫經驗和閱讀經驗帶來的衝突和改變已經不言而喻，人們直接在網路上閱讀文學作品，利用微博、微信等網路空間和社交平台從事書寫活動，讀者可以在同一空間把自己的閱讀體驗上傳並分享，網路書寫的即時性、交互性、碎片化特點完全打破了傳統的文學書寫與閱讀的邊界。隨著人工智慧（AI）和虛擬現實（VR）技術的發展，今後的閱讀可能不再是閱讀文字，而是觀看動態影像，聆聽文字直接轉化而成的聲音，甚至可以同時產生身體上的其他感知，文學的閱讀將成為全方位體驗。或許，閱讀將成為讀者的積极參与過程，文學創作可能僅僅是設計了一個故事的框架而已，其細節需要讀者來填補；閱讀也可能會變成集體活動，由數人共同參與進行。在人工智慧都可以從事文學創作的時代，傳統的科幻寫作與傳播方式必定會與新的技術相結合，產生新的形態。未來的書寫和閱讀到底會發生何種變化，我們不得而知，但技術事件必將同文學、文化的發展有關係，也必然會不斷改變文學的本質與形態，改變人們對於文學的感受和認知。社會在發展，文學亦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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