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小記：秦·變法之法

公元前361年，熱血青年秦孝公繼位。他追思先王遺志，情懷激蕩，親自擬就震古爍今的求賢令，「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懇切言辭深深感動了遠在魏國的另一位熱血青年商鞅，那個時候他還叫衛鞅。

魏惠文王已無文侯、武侯之雄才銳志，江河日下，久不被用的商鞅，懷揣著先賢李悝的《法經》，義無反顧地踏上了西行之路。

（圖片來自網路）

寂寞三年

金子發光需要時間。商鞅入秦三年後，才通過內廷重臣景監的引薦，見到了秦孝公。但是，商鞅應該沒有浪費時間，這寂寞的三年正是最佳的思考時光。戰國前期，各國都變革圖強，李悝、吳起、商鞅是那個時代的「變法三劍客」。他們先後都曾在魏國工作，商鞅對於七十年前的李悝變法、二十年前的吳起變法是深入研究過的，可謂集變法之大成。

李悝變法盡地力之教，行平糶之法，制定了《法經》，但在實施過程中著眼於對魏國治理體系的修修補補，著重推行發揮一時作用的具體措施，制度成果不多。吳起一生奔波，身負惡名，來到楚國，已是壯士暮年。他要輔佐楚悼王成就功業，也要向世人再次證明自己，於是劍走偏鋒，祭出了「休克療法」，在政治領域大刀闊斧，強力推進變革。吳起變法雖然成效顯著，但是積怨深重。楚悼王去世後，反對勢力毫無顧忌地報復，吳起死於亂箭之下，轟轟烈烈的變法煙消雲散，人法俱亡。

前車之鑒，相去不遠，這些都深深地印在商鞅的心中。有理想，但是不能理想化，如何為秦國量身打造變法圖強的一攬子計劃，商鞅沒有停止思索。

（圖片來自網路）

謀定後動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兩位熱血青年走到了一起，三見三變，終於君臣相合，定強國之策，興稱霸之道。一番談話，展望未來，他們雖然心潮澎湃，但是都保持著清醒頭腦。秦國積弱，需要的是繼續獻公遺願，進行徹底變革。這不是修修補補，而是全方位的改革，各種阻力和困難必須考慮周全，不可能一戰而定，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功成不必在我，但開創必須由我，要想變法成功，還需有變法之法，謀定而後動。

於是，那場著名的辯論開始了，這是一次火力偵察，也是一次宣傳鼓動。正方選手商鞅，反方選手甘龍、杜摯，正方侃侃而談，反方雖然不佔上風，但未必心服口服。秦孝公和商鞅充分吸取吳起變法的教訓，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充分吸取李悝變法的教訓，適當時機一定要用制度固定變法成果，防止因人而變。此為變法之法，有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最有效、最直接的政策必定是和民眾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只有民得利，才能行之久。朝堂辯論之後，作為變法預熱，《墾草令》頒布了，這是第一輪自下而上的變革。《墾草令》把農村農業農民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切圍繞「草必墾」，以糧為綱，唯農是舉，推動社會經濟發展，達到富國的目的。遠在戰國時代，農業是第一產業，糧食是關鍵戰略物資，《墾草令》將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最大程度地結合在一起。民有利則喜，國有糧則穩，《墾草令》為下一步正式變法進行了全民預熱。

（圖片來自網路）

三年而立

一晃三年，《墾草令》初現成效，變法的窗口期出現了。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拜為左庶長，更法令」，這是第一次正式變法，商鞅也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官方職務，左庶長。職務不高，但變法之勢如火如荼。

新法內容豐富。其一，重新梳理了秦國社會治理體系，「令民為什伍」，連坐而治。其二，繼續解放並刺激生產力，以法令鼓勵民眾「分家」，「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其三，利出一孔，唯有農戰可得富貴，推崇公戰，嚴禁私鬥。其四，「明尊卑爵秩等級」，既開闢普通民眾的富貴之路，也動了宗室貴族的乳酪，原來的宗室貴族不能吃老本，如果沒有軍功，無法「顯榮」。

新法雖嚴，但前景美好。要讓普通民眾學法懂法守法用法，最關鍵的是先讓他們信法。徙木立信，一根笨木頭髮揮了巧作用，大家從「不明覺厲」到「喜大普奔」，擼起袖子種田去、參軍去，一股由下而上的蓬勃偉力被催發出來。

（公元前340年，商鞅伐魏，圖片來自網路）

二次變法

經過六年的培元固本，秦國散發出乳虎嘯谷、鷹隼試翼的氣場。變革要靠經濟政策起步，要靠政治制度鞏固。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升任大良造，開啟二次變法，要趟過改革的深水區。

接下來的三年中，秦國重大舉措頻出，真正的頂層設計浮出水面。孝公十二年，遷都，擴建咸陽城，把深度改革的阻力降到最小程度。孝公十三年，置縣，全國劃分為三十一個縣，由中央政府任命縣令、縣丞；孝公十四年，稅改，「初為賦」，加強中央政府財政控制權。

制度在增加，也在深化。第一次變法時候的柔性制度在第二次變法中固化為剛性制度。例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錢任性不分家，之前只是用經濟手段懲罰，但到了二次變法，已經升級為「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明令禁止。再如，財稅政策和土地政策緊密結合在一起，「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劃界、均田，致力構建均衡充分發展的社會。為了法紀尊嚴，對於違法者的處罰毫不手軟，秦孝公十四年，身為太子師傅的秦國宗室公子虔違法，「復犯約」，被處以劓刑。

相對於第一次變法，第二次變法是自上而下的整合，真正加強秦國中央政府的的控制力和主導權，讓秦國在戰國競爭競爭中取得了制度先發優勢。變法的效果是明顯的，秦國的迅速成長引起了周王室的關注。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國受到中原禮遇，開始高規格參與禮儀交往活動。

除了這些「虛名」，秦國更注重實利。國富則兵強，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國抓住魏在馬陵之戰中大敗於齊後國力虛弱的機會，由商鞅統兵伐魏，殲滅了魏國的公子昂兵團，迫使魏獻出了河西之地，這是數代秦君朝思暮想的戰略要地。

變法改革，總要觸動舊有的利益。把壓力降低到最小，把動力提升到最強，實現既定目標，不僅需要堅定的意志，也需要整體的謀劃和精心的實施。商鞅變法，君臣同心，明變法之法，先經後政，蹄疾步穩，從容有序，終成秦國復興基礎。孝公不在了，商鞅不在了，但秦法還在，護佑秦國繼續前行。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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