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秦國各國紛紛變法，為何只有商鞅變法成功？

春秋時期，雖然禮崩樂壞，但傳統上以周天子為尊的社會秩序的崩潰，也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這些諸侯國忙不迭的兼并其他國家或者避免被其他國家兼并，忙活了200多年，直到角出了7個實力強勁的諸侯國。

戰爭是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最好的催化劑，連綿不斷的爭霸、兼并戰爭，促使各個諸侯國為了能夠生存下去，增強國力，開始變法。於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改革的社會環境已經具備了。

魏國、楚國、韓國、趙國、齊國等先後變祖宗之法，提升農民階層的數量，猶如在2000多年前進行了一次範圍不大的土地改革，使得農民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而與國君和貴族們站在一起，從貴族戰爭逐漸變成了傾國之戰。

關東六國，在周王朝創建時，就已分封了，如燕國，是根正苗紅的周王室後裔，立國800年。在中原一帶的韓趙魏三國，也以六卿的身份在晉國耕耘了幾百年，直到瓜分晉國，創建國家，並以強大的實力獲得周王室的認可。

六國這麼長時間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強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各種勢力盤根錯節，國君施行權利都不可避免要獲得這些貴族階級的支持與配合。六國的中央集權的程度最低，奴隸社會形成的階級經濟和社會結構大量存在，這些都成政治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因此，六國的變法的深入程度極為有限。

韓國所謂的變法，僅僅只是用術的方式使得國君對朝臣的影響加強，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國君的威權，但由於缺少經濟基礎，變法也最容易失敗。

楚國的吳起變法，效法魏國李悝變法，但是時間太短，只有一年多，吳起最後被反攻倒算的楚國貴族殺死了。

趙國的武靈王改革，更只是在軍事制度方面移風易俗，沒有相應的經濟改革，國君緊急時，不得不求助於大貴族。比如邯鄲之戰時，國庫已無存糧，平原君等貴族還有大量糧食。平原君有大局觀，主動拿出了存糧，如果是明末，可能就會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秦國地處西陲，戎夷雜處，國家初建的300多年裡一直處於高強度和烈度的戰爭狀態，好幾任國王都戰死在沙場。有一個國王為了復仇，主動放棄了王位，讓給了弟弟，自己帶著幾百騎兵深入草原，去打游牧民族的游擊。秦人安身立命的本錢太少，國家建設初級，很落後，是關東六國眼中的蠻夷國家，不屑與之為伍。

正因為如此，秦國幾百年來，雖然打出了滅國十二，獨霸西戎的武功，但是國內並沒有形成特彆強大的政治保守勢力。秦國太窮，國君尚且都不能放開了吃喝，秦國的四大家族更是需要自己去勞動。商鞅在秦國的鄉野調查，發現秦國的文化建設也相當落後，村民矇昧無知，粗野不堪。

商鞅見狀，心中大喜過望。

一者，秦國的貴族世家經濟和政治勢力並不十分強大，國君有相對較強的話語權。比如，商鞅在渭河邊上以殺立威時，這麼多的貴族過來求情，最後也還是殺掉了。就連太子犯法了，商鞅要處罰太傅，要割鼻子，最後也還是割掉了。這樣的政治組織，有利於推行變法改革。

二者，秦國的國民粗陋不堪使得秦國變法的社會基礎是六國中最好的。正因為起點低，變法容易出成果，更容易得到底層人們的信任和支持。正因為村民矇昧無知，沒有受到世俗奸詐思想影響，更為淳樸，變法就少了許多需要解決的關係協調和政治妥協。後世的變法為何很多難以成功，即是因為農民階層和官僚階層經過長時間的共處，彼此的信任度降到最低，使得變法舉步維艱，最終以妥協折中做結，變法早已走了樣。

戰國中期，秦國50萬軍隊打不過魏國的5萬新軍，河西700里土地喪失。秦國被壓縮在華山以西，勢窮力弱，魏國只需要再加一把火，秦國社稷就成丘墟了。秦孝公在秦國危難之際，力排眾議，啟動變法。

商鞅變法持續了18年，在持續時間上是各國變法中持續時間最長的。18年，在古代相當於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變法經過長時間的宣貫和力推，已經深植人心。變法一開始不符合實際情形的，也有充足的時間自我調整。秦國淳樸的民眾本來也無所謂接受與不接受變法，這麼長時間下來，早已習慣成自然。

很多在變法中獲益的底層人們，在耕戰的國策下改變了命運，不僅擺脫了奴隸的身份，還因為軍功有了爵位，這在以往絕不可能實現。這些爵位都是貴族們私相授受，平民百姓不能染指。這些因變法而新興的地主、自由民階級，對變法發自內心的擁護，不願再回到以往的奴隸的生活狀態。

所以，秦國變法能夠成功，恰恰是因為秦國太落後，使得秦國通過改革社會形態，實現彎道超車成為了可能。比如，因為技術封鎖，中國的汽車燃油發動機一直不是強項，但是中國在新能源汽車建造過程中大力推廣電力驅動，另開一個新賽道，就可以有機會拔得頭籌。

秦國通過變法，使得中央集權的威權政府得以建立起來，國家調動資源的能力極大提高，國力水平在一代人的時間裡發生了質變。

相反，關東六國的變法充滿了政治的妥協，是奴隸制、封建制與中央集權混雜的社會制度，如果給他們時間，他們也會慢慢的過渡到秦國一樣的中央集權政治制度。不過，風雲際會中的秦國廟堂之高與江湖之遠，會給六國這樣的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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