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元帥的另面人生：重大關頭喜歡騎牆

近來，社會上流傳的有關林彪的書刊開始大量增加，人們對這位在中國歷史上曾幾何時成為一人之下，億人之上的「林副統帥」，到頭來落了個折戟沉沙命運的人物充滿好奇。複雜的歷史背景必然造就複雜的歷史性格，歷史上看，林彪幾次在重大緊要關頭表現出遊移、騎牆和搖擺，但也許是由於他善於見風使舵，也許是毛澤東對他的寬容與厚愛，總之，他都偷偷地滑了過去，竟沒有受到絲毫損害，從一個角度展現了他的另面人生。

發表《論短促突擊》討好李德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遷入中央根據地。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洛甫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先後到達瑞金，開始對中央根據地發號施令。博古等人不懂軍事，把指揮大權拱手送給了李德。李德既不懂中國的地理民情，又不理會毛澤東運用過的已經為實戰證明是正確的戰略戰術，只會死摳軍事條例，根據地圖指揮打仗，結果把事情越搞越糟。

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之初，李德、博古等人將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分為兩部分作戰，提出了「兩個拳頭打人」的口號。對於這個口號，在後方養病的毛澤東稱之為「使一個拳頭置於無用，一個拳頭打得很疲勞，而且沒有取得當時能夠取得的最大勝利。」打得很疲勞的拳頭是指紅三軍團。林彪帶領的紅一軍團則坐守防禦，基本閑置。

反「圍剿」鬥爭中，李德、博古等人提出了「短促突擊」戰術。這個戰術，即是以碉堡對碉堡，以陣地對陣地，俟敵人進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時即用短促突擊消滅之。這種戰術除偶爾獲得一兩個小勝利外，每戰每敗。

林彪素以善打運動戰著稱，他一開始就反對這種「短促突擊」的戰術，因為如陳雲所說，「短促突擊拒絕了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戰術。」1934年2月24日，林彪和聶榮臻向軍委提出了一項關於用運動戰消滅敵人的建議，結果遭到軍委的批評。軍委告誡林彪要堅決服從命令，不要脫離中央的正確軌道，導致不可挽回的後果。

在臨時中央支持下，李德凶焰十足，他宣布凡是對中央指揮不滿和抵制「短促突擊」戰術的人都將受到嚴懲。輕則剝奪軍權，重則送上法庭。

在李德的淫威下，林彪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執行「短促突擊」特別下力。他請李德來一軍團講授「短促突擊」戰術。李德整整講了一天，大談「我支點之守備隊，是我戰鬥序列之支柱，應毫不動搖地在敵人炮火與空中轟炸之下支持著，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地反突擊，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等內容。

李德走後，紅一軍團的幹部戰士們紛紛反映說「聽不懂」，越聽越糊塗。林彪開導說，「你們不懂，這種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學嘛。」愛鑽研戰略戰術問題的林彪果然學有所成，於1934年6月17日發表了《論短促突擊》的文章，提出了二十七條實施措施和注意事項，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讚賞。

對遵義會議的態度曖昧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被迫長征。面對國民黨圍追堵截的日趨嚴重的局面，李德的瞎指揮使紅軍繼續遭受嚴重損失，特別是湘江一役，使紅軍損失過半，由出發時的八萬五千人銳減到不足四萬人。紅軍廣大官兵對現有領導的懷疑和不滿達到頂點。一向態度隱晦的林彪對博古、李德也是頗有怨言。

1935年1月2日，紅軍佔領遵義城，它是紅軍長征以來所佔領的第一座中等城市。在此之前，我黨高層包括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已達成共識，認為必須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紅軍軍事領導問題。會議是在遵義城召開的，史稱「遵義會議」。

毛澤東一改過去總是等到最後才發言的慣例，第一個站起來作了發言。他批評李德犯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導致反「圍剿」鬥爭的失敗。毛澤東十分策略地避開政治路線，不提政治錯誤，只提軍事錯誤。他的發言博得熱烈的掌聲。接著，王稼祥、洛甫、朱德、聶榮臻、彭德懷先後發言，表示支持和同意毛澤東的意見。

林彪在遵義會議上，沒起多大作用。這一點，遵義會議時為李德擔任翻譯的伍修權是這樣認為的：「林彪本來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會上被批判的『短促突擊』等等，也是林彪所熱心鼓吹的……會議雖然沒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實際上也處於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會上，基本上是一言不發的。」聶榮臻也說，「林彪沒發什麼言」。

1935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會理會議上，林彪又寫信埋怨紅軍凈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路，同時要求撤換毛澤東、朱德軍事指揮權。好在，林彪的這一系列搖擺的表現，在毛澤東的一句「你是個娃娃」中，算是輕輕帶過了。

險些被張國燾拉攏成功

1935年6月16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張國燾很快了解到中央紅軍的全部家底。他估計紅一方面軍人數不超過2萬人，而自己帶領的紅四方面軍足有8萬人，權力欲急劇膨脹起來。

6月26日，中央在兩河口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與張國燾就紅軍行動方針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毛澤東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建議。張國燾則主張南下川康邊。最後，政治局以壓倒優勢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紅軍繼續北上，並通過了相應的決議。

張國燾對此甚為不滿，他把自己的主張未能獲得通過的原因歸咎於政治局內毛派人物太多。他開始利用紅四方面軍的兵力優勢，煽動手下一部分人向中央要權。張國燾還在一批高級指揮員中散布「誰得票多誰當主席」的言論，製造篡權輿論。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為顧全大局，搞好同四方面軍的團結，作出了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的命令，並規定「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張國燾就任總政委後，並不滿足，他立即決定將原紅一、三、五軍團改為紅一、三、五、三十二軍。然後積極謀劃篡奪權力。

如果把中央紅軍比作一乘戰車，那一、三兩個軍團就是車之雙輪，林彪、彭德懷就是衝鋒陷陣的兩匹驍騎。當有人偷偷地把會理會議的情況透露給張國燾後，他立即敏感地意識到，中央紅軍也不是鐵板一塊，也不團結，有機可乘。於是，他開始加緊對紅一、三軍團領導人進行策動。他以為，只要把林彪、彭德懷爭取到自己一邊，毛澤東就是一個光桿司令和孤家寡人了。

張國燾過於熱情的奉承，含義不明的舉動，挑撥性極強的語言，使彭德懷、聶榮臻等人警覺起來，他們頂住了張國燾的誘惑，挫敗了張國燾的陰謀。

可是，在這次很明顯的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中，林彪又沒站穩腳跟，立場又發生了動搖。會師後，他的政委聶榮臻感覺到林彪似乎與張國燾達成了某種協議或默契，這從當時被視為張國燾代理人的陳昌浩的親疏態度上可以得到證明。聶榮臻後來回憶，有一天他和林彪吃完了晚飯還沒有天黑，陳昌浩說：「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榮臻同志你留下來，我們還要談一談。」陳昌浩問聶榮臻對遵義會議態度怎樣，對會理會議態度怎樣，「看來，他們認為，林彪已經不成問題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動員我出來反對毛澤東同志」。

部隊開進陝北後，1935年12月中旬，林彪還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帶領隊伍到陝南去打游擊。林彪自己常說：「我有時候是虎，有時候是狐狸。」他深深意識到，在毛澤東的身邊，他永遠只能當一隻乖巧的狐狸。他在信中稱，開闢陝南比在陝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重要，更有意義。他還開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要求將紅一軍團主要幹部盡數調出，由他率領南下。直到他的堂兄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來到陝北，勸住了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分裂行為，林彪關於率部單獨到陝南打游擊的想法才最終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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