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武林」中冒出座文學館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做了兩件事情，朝野為之震動。
一件是：消滅了王世充、竇建德兩大割據勢力，大軍凱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入城式。李世民作為領軍主帥，身披黃金甲，走在隊伍前列，尉遲敬德、秦叔寶、程咬金等二十五員大將騎馬緊隨其後，再後面是李世民的王牌軍——一萬名玄甲兵，最後面又有三萬名騎兵，鼓樂喧天，聲威雄壯。一說這是為了炫耀大唐軍力，一說這是李世民向朝廷示威，以謀取高位。
另一件是：在長安設置文學館，頒布《置文學館學士教》，招引十八人兼任「文館學士」。他還讓大畫家閻立本為他們畫了像，讓褚亮寫了贊語，將各自的名、字、爵位、籍貫題在上面，藏在國家書庫。
一個強大的槍杆子集團，又開始抓起筆杆子，這另一手，對秦王集團的發展和唐朝朝政都產生巨大影響。這十八學士個個學識淵博，滿腹經綸。他們成為李世民的智囊，也成為治國能臣，太宗、高宗兩朝，四人做了宰相，帶動了文化事業繁榮，像中國的二十四史，完成於唐初的就有八部，佔了三分之一。房玄齡、杜如晦，一個能謀，一個善斷，史稱「房謀杜斷」，為李世民打天下、奪政權立下首功。姚思廉、虞世南，學問人品俱是一流。隋朝滅亡前，姚思廉做代王楊侑侍讀。李淵大軍攻克長安時，楊侑身邊只剩下姚思廉一人。李淵的軍隊直往朝堂里闖，姚思廉厲聲制止：唐公舉義旗是為了匡輔王室，你們不得對代王無禮！眾人懾於他的氣勢，在台階下列隊待命。李世民即位後，他上書要求繼承父親遺願，最終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均被列入二十四史。虞世南是大書法家，褚遂良就是他的學生。他外表柔弱，內心剛烈正直。唐太宗一有優點，他就及時鼓勵，一有缺點，他就及時勸諫。他還是唐太宗詩詞方面的摯友兼老師。唐太宗寫了一首宮體詩，越看越得意，請虞世南相和。虞世南說：您的詩韻律工整，但詩意不雅。我擔心上行下效，不敢奉詔。唐太宗悻悻地說，我不過試試你罷了。孔穎達主持修訂《五經正義》，成為唐朝的統編教材，也是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學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唐宋以後，《五經正義》仍被作為法定教材。可以說，十八學士憑自身學問成就，個個都可以史上留名。
對待這麼大一個事件，《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重要史籍，態度卻截然不同。
後晉劉昫著《舊唐書·太宗本紀》，作了比較客觀的記載：武德四年，「於時海內漸平，太宗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勛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為學士，每更直閣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或夜分而罷。」
宋司馬光等著《資治通鑒·唐紀》，大書特書：詳細記載當時背景、十八學士各自職務，突出強調他們受到的隆重禮遇，「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司馬光又就此事寫下分量很重的一筆：「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宋歐陽修等著《新唐書·太宗本紀》，無記載。
不難看出，對這一重大事件，司馬光下筆濃墨重彩，歐陽修筆下不著片語，實則都是用心良苦。司馬光、歐陽修著史的時代，已經不是孔子修春秋，讓亂臣賊子懼，他們為的是探究朝代興亡的規律，還要給統治者提供可以效法的典範。不過，兩人的側重點又各有不同。司馬光寫史，以資治為主旨。歐陽修寫史，修的是正宗國史，首要的是對是非忠奸蓋棺定論。李世民這樣一個武皇帝，注重文治，厚待文士，文治武備兼隆，司馬光自然要大書特書。歐陽修更是把唐太宗作為一個「不世出」的至治之君，一個帝王學習的榜樣，但是，在這一事件的處理上，想得更深，因為他非常清楚這一事件在論定是非忠奸中的千鈞重量，他採用的是「為尊者諱」的春秋筆法。
李世民置館、出教之時，上有皇帝，有太子，他還只是秦王，是一個臣子。臣子對皇上必須盡忠，太子是法定接班人，有時候可以代行皇帝的權力。他這個秦王做的事情，僭越了職分。說穿了，他這是在培植個人勢力，是個人野心的暴露和極度膨脹。由此開始，一個文武兼備的秦王集團坐大，威懾朝廷，逼軋太子，成為國家動亂的禍源。這樣一個獨立王國如果不予剷除，最終必然導致兄弟相殘，甚至引發大規模戰亂。武德九年發生的玄武門事件，李世民殺兄逼父，登上皇位，不過是埋藏已久的禍亂的總爆發。
探究玄武門事件爆發的原因，評說玄武門事件是非曲直，從大處著眼，結論清晰。陷入歷史細節，則容易把人搞糊塗，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甚至黑白顛倒，是非倒置。「成者王侯敗者賊」，寫史的人，自然要抹黑李建成，而粉飾李世民。即使這樣，李建成也決非昏庸之輩。看《舊唐史》《新唐史》等記載，李建成的弱點，主要是在起義初期，處理問題不夠策略。當了太子之後，他的周圍聚攏著大批名臣，李綱、裴矩、王珪、鄭善果、魏徵等，都直言敢諫，後來也都為李世民所用。像魏徵當上唐太宗的諫議大夫，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進諫二百多次。像王珪，以善於品鑒人物聞名朝堂。這樣一群人，如果李建成有太多劣跡，能不多有進諫？令人疑惑的是，翻遍這些人的傳記，所見不過「隻言片語」。李綱所諫，是「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大約是指對待李世民的態度吧？對此魏徵、王珪的看法就截然不同，他們都建議太子早作了斷。玄武門事變之後，李世民責問魏徵，你為什麼離間我們兄弟關係？魏徵說：「太子蚤從征言，不死今日之禍。」魏徵傳中，無一條對李建成不良行為的進諫記載。在李建成傳中，魏徵兩次建言。他勸李建成出征消滅劉黑闥，李建成採納了；陣前，他建議李建成優待、釋放俘虜，瓦解了對方軍心，劉黑闥的隊伍不戰自亂。史家所要表達的，大概是要說李建成沒有什麼本事，卻讓人從中看到了他從善如流的一面。從這些角度去考證一下，會有很多新發現，甚至解開一些謎團。
李世民以非正義和暴力手段登上皇位，但他時時以一種負罪心做事情，勵精圖治，開創貞觀之治，成為歷史上的好皇帝，這是民族之幸，社稷黎民之福。但是，對一段大是非，不能不予說穿、駁正。（文/傅紹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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