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英超與看WWE的本質區別是什麼？

蓋伊-德波(Guy Debord)常年受酗酒問題所苦惱。在出版於1967年的《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一書中，他預見未來的世界上文化生活會逐漸被商業生活的意象佔領。文化散碎成分子，由遠方傳播至眼前的人造事件成為其間的中心節點，使文化凝聚在一起的是大眾對於「麻木狀態」(Stupefaction)和「大場面」(Spectacle)的共同癮頭。

一切親密、當下、未經編排、真實的事物終將遭到驅逐，只留下這世界的幻影，一個再造的假象。確實，這樣的結果如今依然以電視實景秀、剪輯紀錄片、名人日記和綜藝節目等形態出現，運動界也大可依葫蘆畫瓢。當現有的賽事無法滿足媒體從業者，他們便自行發明創造出如世界摔跤娛樂（WWE）這種專屬於摔跤的平行世界。足球，之所以能躲過這種命運，是因為媒體與足球雖然締結為集團，但用來建構場面的原料依然極度本土。

你若曾經看過球迷因行為不當遭到懲處後，比賽在空無一人的球場中進行，你才知道世上原來有這麼寂寞又傷感的情景。除非電視公司有辦法增進球迷參與的體驗，不然沒有觀眾就沒有大場面可言。過去20年來，足球現場球迷與其行為、現場觀戰的場面和編排都深受電視及足球界其他商業和文化力量的影響，形成今日的樣貌。不過，觀賽經驗仍然頑強對抗商業主力的侵蝕。在媒體構建的場面當中，保有現場比賽的真正精神。理論上純屬虛構的「場面」，不得不面對球迷與球賽之間複雜的社會關係與球場滿座觀眾這個物理現象相互拉鋸。

今日的足球比賽與1980年代中期最大的不同點是觀眾增加了，而且大幅增加。2012年，英格蘭足球單一賽季的現場觀眾人數總計超過3000萬人。過去，只有1968年曾打平紀錄，那還只是曇花一現，短短搭了 1966年世界盃熱潮後一陣子順風車。再往前就得要回到半個多世紀以前，才能看到這麼龐大的人數。經濟學家和娛樂部行銷部門認為，觀眾人數的成長可以從產品內容的角度加以解釋：更安全、更舒適的全坐席球場，加上更高水準的足球，自然會引更多的觀眾。

電視公司慶幸足球現場直播的曝光率，連帶使得現場觀戰更具有吸引力。這些看法當然各有道理，但解釋的還不夠充分。足球的現場觀眾人數上一次大幅成長是在1940年代末期。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聯賽複賽，觀眾也隨之湧入。從戰前最後一個賽季1938/ 39賽季的2700萬人，增加到1947/48賽季的3500萬人。後來一個賽季更創紀錄的突破4000萬人。經過六年的限制配額和空襲轟炸，實在很難說戰後的產品會比戰前好到哪裡去。許多球場因為空襲受損而搖搖欲墜，球員的體能狀況也多半不在巔峰，就算是投降軍隊者也一樣。球隊更早就四分五裂，急需重組。儘管如此，復原之後的百萬青年男子結束戰地冒險，回到常態生活，心中無不熱切的希望回歸正常，並為戰後英國沉悶而難耐的生活增添幾抹色彩。

相較之下，我們這個年代為何如此風靡足球？我們在足球里發現了什麼？天空衛視的廣告文案自認為知道答案。1992年英超首個賽季正式開場，依照當時電視台轉播的廣告來看，我們所追求的似乎不過是闔家同樂的消遣。爸爸媽媽和小朋友拆開聖誕禮物，猜猜聖誕老人送他們什麼？一群來自新聯賽22支俱樂部的球員，穿著閃亮的新衣服一起湧出球員通道。

短短五年後，這種闔家同樂的歡樂氣氛，已經過於幼稚，令人臉紅，心理層面也太過膚淺，不足以解釋足球在天空衛視造就的奇蹟。英超已經不只是生日遇上聖誕節，願望一次滿足，更如同耶穌基督二次降臨。為此怎麼能不找老牌演員？肖恩-賓（Sean Bean）用他精簡的語言和不眨眼的熱切凝視，與老掉牙的狂熱球迷形象以及一股造作的深奧氣質完成了新一檔的廣告。這些都以嚴肅的黑白特寫鏡頭呈現，中間穿插賽事精華和球迷的反應：「我們都需要一個可供信賴的人，一個讓你覺得有所歸屬、忠誠不渝的人。這是狂歡、痛苦、喜悅和絕望，這是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國家。這是戲劇、藝術、戰爭，是愛。理應可以預期，但從來不然。這種感覺無法言喻，但我們傾盡一生設法解釋，這是我們的信仰——足球。」

天空運動這種自詡人類學家的口吻，讓人們不挖苦也難。例如一幅廣告看板就有人補上絕妙的塗鴉：「我們知道你對足球的愛，因為我們也一樣——愛錢。」電視台的核心宗旨認為，信仰和足球有相應的儀式和意義，因此能相提並論。這是的確是陳詞濫調。信念和救贖，奇蹟和詛咒是足球界老早就建立了這一套說辭，但其中並沒有任何神靈的真心信仰，更遑論一套既定的神學與信條。把足球比喻為信仰，並不成立。

信仰在世俗社會留下的唯一蹤影，是人對集體力量身份歸屬和共享意義的恆久需求。何況英國已是數一數二的世俗社會。社會學家德爾干（Durkheim）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說：「想恢復與神聖事物相關的集體表現，唯一的方法是回到宗教生活的最源頭進行重塑。換言之，回到群眾之中。人們較有自信，因為感覺自己有了更大的力量。他們也確實有力多了，因為原本疲乏凋萎的力量，如今又重新自儀式中覺醒。」近年，越來越多的英國民眾聚集在一起，不只在足球場也在其他運動盛事、福音盛會、嘉年華、街頭遊行、音樂節、王室慶典和都市暴動。

為什麼？世俗化不是唯一的原因，很多社會變遷也起了作用。英國工業時代結束，削減了原本聚集在巨大工廠里的大量人群，分化了過去城市工人階級組成的團體。脫離狹隘的生命歷程與團體內極度壓抑的保守心態，有無數個人從中受惠。但後工業時代新團體的滋長也顯示，這個私有化、個人化的世界，如今出現了一股對公眾、從屬的渴望。

現代英國各種社會變遷當中，最明顯的或許是有越來越多人選擇獨自生活。1971年，英格蘭地區只有300萬獨居人口。到了2005年，有將近700萬的獨居人口。單人家庭的數量預計將上達900萬戶，從總人口的6.5%增加到17%，構成全國1/3的戶口。假如把單親家庭也算進去，那麼全國有超過四成的家庭只有一名成人。共進晚餐，這項最基本的共同活動在各種形態的家庭里都越來越不盛行。相反的，我們會一起去看足球，不只是跟無關係的人組成烏合之眾，更是以情侶、夫妻、各種跨時代家庭關係、鬆散的熟人和熱情親密的朋友等等身份前去。只有不到一成的球迷會單獨去看比賽。我們也越來越多的傾向分開居住。英格蘭常年財富分配兩極，加上房市與學校的地理分布不均，使得社會上的富人和窮人實質上是階級文化中的每一個階層都越來越不可能在同一個包容、寬厚而廣泛的社會群體內共同生活和學習。足球卻不一樣，足球場依然是一個階級混雜的場地，人們聚在一起形成真正的公共空間，哪怕只能維持短短一會兒。

過去有一種主要說法是，將足球的樂趣形容成一種逃避。逃避工作的苦悶，逃避僵化的社會約束，逃避各種外在加諸的限制和剝奪。這一點於今依然非常重要。大規模生產線上的悲慘處境或許已經不復存在，但新一代的白領勞工困在辦公室，工作瑣碎無聊的程度並未減少。零售商店和個人服務業被迫從事情緒勞動，異化程度也沒有相對輕微。不過最近20年來，至少在文字記錄上出現了另一種形態的逃避。遁逃的對象不是權威階層，而是受傷的心靈。這個現象一方面可以歸因於當代談論精神疾病的態度比較開放，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精神疾病確實越來越常發生，作家約翰-克雷斯（John Crace）描述了他的心理健康如何與看足球緊密相關：

「即使在最平靜的時候，想到要和大街上購物的人潮攪和在一起，我也會焦慮厭世，想要殺人。但就算當我瘋病發作，我在球迷群眾中依然感到安心，不只有一種擁有共同目標的感覺。我覺得自己彷彿身在一個泡泡里，沒有任何事情擋在我和當下之間。沒有我，只有足球，那是最完美的休息，暫時抽離自我。」

或者像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看完心理醫生後，憂鬱的走在看球的路上：「我覺得好多了，不再那麼疏離，目標也比較明確。我不用再向自己解釋該去哪裡或者去了哪裡。」由此來看，足球似乎成了一貼良方，撫慰支離破碎的社會和心靈，緩解的是富裕的危害，而非貧困的殘酷。

最後，還有對敘事、對有意義的故事的渴望，這包括比賽本身，也不僅限於比賽。在這個社會劇烈變遷、科技快速演進的時代，足球給人一種感覺，彷彿每場比賽和每個賽季都能融入一段更豐富、更有意義、由個人運動和社會交織而成的歷史故事。確實，近20年來出版的足球回憶錄和口述史，往往依照作者一生看球的歷程發展，巡童年到青春期，成年到中年的轉變來編排內容，無一不是順著社會的變革。

從戰後的全民共識（球場看台的黃金年代），講到英國社會民主、工業時代的衰亡（足球流氓崛起，撒切爾主義，希爾斯堡慘案極其後繼效應），在到21世紀出現了消除管制，造成嚴重貧富差距的全球化後工業經濟（英超的年代），這些敘事幾乎無不例外瀰漫著一股由衷的傷感，把過去的失落與新時代的來臨混為一談。所敘述的過去，即使沒有可議之處也都受到美化。早自新興商業精神出現之初，足球已同時化為一則巨大的訃告，哀悼英國工業衰亡和陽剛的工人階級世界的隨之消失。那個世界雖然粗鄙，但生猛有勁，取而代之的是中產階級的高雅世界，舒適卻也虛浮。媒體人大衛-托馬斯（David Thomas）在《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預言：

「十年或二十年後，球迷的嘶吼很可能會漸漸縮小，成一股喃喃的讚歎。球員跑動起來有如芭蕾舞者般優雅。上流觀眾會對精妙好傳報以掌聲。但當黃昏降臨，那些傳奇球員的幽魂會在高處俯瞰，他們會回憶起過往的激情，他們會想起熱血鼓動、大聲吼叫、歡聲合唱的球迷頭上冒出的蒸汽。曾經，球迷看的是硬漢用硬漢的運動相互較量。」

懷舊之情如今已光速前進。1980到1990年代，足球界和社會同樣颳起經濟重組和商業化的旋風。當風暴來襲，過往也有了不同的面貌。希爾斯堡慘案過後，僅僅五年，舊日足球文化的形象已經從病入膏肓的群體毒瘤，轉變成群眾親切和善的黃金年代。一度被視為粗鄙蠻橫，難以管制的1970年代，在別人眼裡卻彷彿是一個失落的世界，曾經那麼率真、那麼團結。新秩序帶來的好處，已被拿來和長遠的損失一併衡量。即使他們努力嘗試，那些製造大場面的專家依然無法根除這些故事和球迷對過去的緬懷。他們是那終日回蕩的看不見的事物，依然在足球場上改寫著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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