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杖責與文官

大明王朝1566的電視劇第一集中，欽天監監正，因上書內容涉及貪官當道、國庫虧空，天災示警，而被杖責，因之死去。

欽天監監正，正五品官員，當代很難找到一個相似的行政機關與之類比。在明朝，正五品官員還有知府同知-約等於副市長，六部郎中-約等於國務院各部司長。明朝的正五品官員大抵相當於現代副廳到到正廳級別的官員，應無疑問。

在一些儒家經典中，道高於君，而士人「從道不從君」，漢武帝在接收董仲舒獨尊儒術的觀念之時，也被動的接收了「道」，而違逆「道」，則會出現天災，上天示警，是為"「天人感應」。君權和教權（師權）一定程度上分離，一定意義上，至聖先師孔子的徒子徒孫儒生成為了道的代言人，因伸張道而被君王懲戒，是一權利，也是一種很可能載入史冊的榮耀。

大明王朝1566的電視劇的這個場景中，欽天監監正因為踐行了這一原則而犧牲，求仁得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捨生取義，此之謂也。

一個正五品官員，未經任何司法程序（三司會審-秋決，約相當于于現在的紀委調查-法院審判-死刑立即執行），因行使上書言事的權力，因皇帝一言，因太監腳尖向內的暗示，而被杖責死於公共場合。

一、杖責的緣起

1、元朝的影響

明朝的杖責，一定程度上受元朝影響。元朝從一個草原民族建立的蒙古帝國發展而來，武力強盛，文明程度較低。

宋朝扭轉五代而形成的濃厚文治、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氛圍，治理體系繁密化、精細化的趨勢，被元朝打斷。元朝行政體系中存在大量的奴隸制殘留，君主親近的奴隸成為了高級官員的來源之一，而儒家下降到與道教、佛教相當的地位，更非官員唯一來源，最多算補充。

這種體制，與我們更經常見到的清朝包衣奴才制類似，康熙大帝把自己的包衣奴才曹寅任命為江寧織造（約等於清朝大型國企董事長）。奴才當了高級官員也還是奴才，所以皇帝生氣的時候，會打這些奴才(現在做了高級官員)一頓—杖責。於是，杖責從一種主子對奴才的家庭懲罰制度，演化成一種皇帝對大臣的行政懲罰制度，並延續到明朝。

2、明朝的自身選擇

明朝雖然自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以漢人王朝標榜，但制度上受元朝影響很大，畢竟時間、空間都比較接近，這其中很多沒有繼續下去，比如中書省丞相制度，但是杖責延續了下去。

朱元璋不到二十年從一個乞丐發展成大明帝國的開國君王，在中國歷史上，這是並不多見的案例，前追劉邦，也是做過亭長（基層幹部）。

明太祖的成長經歷，以及後來掌握不受約束的權力，他對這些簡單粗暴的手段應該有些天然的親和力。不同的是，相較於元朝游牧民族所保有的某些天真、無知、自信的成分，而留下的自由空間，朱元璋像一個老農民伺候莊稼那樣細緻，為這個帝國制定了一套嚴密、堪稱嚴苛的制度。

明史中記載，朱元璋在聽一個大臣上奏時，因為其 之乎者也 過於冗長，而「撲之」，直接上去打了一頓，要自己打才過癮，可想而知，被拖出去打的有多少。朱元璋的後世子孫繼承了他這種動手能力，但不知是體力不行，還是覺得「撲之」跌份，總之，後代杖責的權力主要由皇帝指示，由太監（宦官分二十四監，太監是一把手，此處泛指所有的宦官，類似於銀行工作員工，別人稱之為行長）行使，其主要作用在於維護皇權。

二、涉及杖責的一些事件

1、討薪官員被集體杖責

大明王朝1566的電視劇中，因為討薪，幾十個廳級左右的官員被一塊打，而且有打死的。

當時的明朝中央朝廷財政困難，拖欠工資，年底補發了米、胡椒等充抵工資，還只充抵了一部分。大約是欠了一年的工資，補發了半年的，還是實物抵工資，實物值不值那麼多也難說。

不能忍了。於是幾十個官員集體向皇帝請願。在嘉靖皇帝的授意下（沒有手令，可能也沒有口令，可能只是一個眼神，一個手勢，朝夕相伴的太監已經明白），太監，命幾十個小太監持杖而出，大棍子開始招呼。

結果是打完之後，當時的內閣首輔徐階向嘉靖皇帝請示派太醫救治，嘉靖皇帝批准。告終。打死了文官的太監有沒有得到處理，無。大臣們習以為常了。

2、大禮儀杖責

大明王朝1566的電視劇中，嘉靖皇帝看著外面討薪的官員被杖責，對手下說起了幾十年前一起因「大禮儀」之爭而引起的一場更大規模的杖責。

大禮儀之爭，具體內容不表。

單就這個問題而言，嘉靖皇帝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是明面爭的是禮儀，實質爭得是權力。大禮儀之爭的一點點勝利，折射出了嘉靖皇帝從一個籍籍無名的藩王之子，一步步掌握了大明帝國的最高權力。皇帝制度在此時已經極為完善，只要登上皇位，無論哪個臣子，無論哪個權閹，哪怕是權力極大，皇帝也能牢牢掌控住政局。

為了論禮，皇帝的杖責發動了上百的文官被杖責，打死了幾十人。結果應當與上文中的處理類似。

3、諫止正德皇帝南巡的杖責

正德皇帝想南巡，幾十個官員不讓他南巡，被杖責，打死一些。

皇帝南巡，似乎很正常。為什麼不讓呢。也不難理解，即使是普通人，更多的時候，也是在家住著，而旅遊是一件很花錢的事情。類推到皇帝身上，出巡就更花錢了。

上文提到的江寧織造曹寅，康熙皇帝六次南巡，五次住在曹家，是榮寵，也是災禍。因為花了太多錢，借了國庫太多錢，雍正皇帝繼位後，不再榮寵曹家，追債，曹家於是完全敗落。一個管著皇室江南錢袋子的曹家，一定程度上因為康熙皇帝南巡的幾次臨幸，而敗落，南巡花錢之巨，可見一斑。

曹寅的後人曹雪芹寫了《紅樓夢》描寫了這種上流社會的生活，予以抨擊，並因此在後世留名。如果有選擇，曹雪芹不知會選擇做一個遛狗鬥雞的公子哥，還是一個潦倒窮困、後世知名的小說家。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正常的財政難以滿足皇帝出巡的需要。文官的願望是皇帝安生的呆在皇宮裡，不要旅遊。最好連房子都不要蓋。

三、杖責分析及文官的反對精神

杖責作為皇權或者皇權代表掌握的，針對文官的隨機性處罰，在明朝的應用很多。隨機性，反映在很多方面，比如原因，可能只是皇帝生氣了，而不是觸犯了哪一條法律，而皇帝生氣的原因不可捉摸。比如後果，一百仗，可能打死，但也可能不打死，在皇帝一念之間。還是很有威懾力的。

但並沒有完全嚇住文官，有以下案例。明朝中期，有兩個御史買好了棺材，相約上奏，結果一個被妻子拉住了，沒有去，另一個上書後被打死了，後來沒多久，這個沒有去的也得病死了，他的妻子就很懊惱，說還不如上書被打死，後來她就教育她的兒子，他們的兒子考中了進士，在正統年間彈劾當時的大太監王振，被打死。明朝後期，萬曆年幼，張居正當權，鄒元標彈劾張居正，當時第一批彈劾的，已經被打了，鄒元標去遞奏章，收奏章的小太監勸他不要上書了，鄒元標騙他們說上書說的是其他事，還是把奏章遞了上去。仗八十，幾乎死去，後來留下了終身的殘疾，萬曆皇帝親自掌權後仍然不斷上書提出反對意見。

應該說，這些人上書的目的除了認為自己說的是對的，還為求名。海瑞向嘉靖皇帝上書後，嘉靖皇帝沒有殺他，自言不願被史書記載成桀紂那樣的昏君，而成就了海瑞的忠臣之名。

到了清朝，這種明顯不講道理的，粗暴的行政手段逐漸停用，清朝前期那些精明強幹，熟知儒家經典的皇帝，開始用儒家的話語來反擊，「沽名釣譽」，成為針對文官反對的集中稱謂，即使文字上的爭論也不落下風。另外通過對行政機關如臂指使的掌握。貪贓、不敬、通敵，隨便哪個罪名，或者都有，持反對精神的人往往落得身敗名裂的結局。

這種集團式的有反對精神，面對壓力有戰鬥力的文官，還存在於東漢時期，當時黨錮之禍後，被免官的李膺，士人競相拜訪，稱之為「躍龍門」，而因黨錮之禍被通緝的張儉（譚嗣同詩句「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中的張儉），士人「破家相容」。

而這些厚待讀書人的朝代（讓士人做官），讀書人對於王朝的忠誠程度也是較高的，王朝即使滅亡之後，為了所在王朝而犧牲的高級官員也是較為多見了，宋朝的文天祥，明朝的史可法等等。反對與忠誠結合了起來。

清朝後期，慈禧太后發動政變，誅殺八大臣，垂簾聽政，一位官員上書表達了批評之後自殺，發起尸諫，慈禧太后發動群臣討論，群臣表態批評這個官員的奏章，但「寬恕」了上書的官員，並撫恤了他的後人。同治皇帝當政之後，希望給自己的母后修個花園，議政王大臣奕欣領銜反對，最後同治皇帝生氣的說道：這個皇帝要不讓給你來坐吧（帝制時代，指控臣子有不臣之心，很重）。

有反對精神的文官與不受約束的皇權有機的結合在一起，成為牽引政治發展的重要力量。而杖責包括之後更為隱蔽的手段，成為了皇權壓制文官而保有的 引而不發 的手段。但反對精神生生不息，不絕如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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