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知新——重讀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第一次讀陳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是在大三時，那時自己學力尚淺，沒有領悟到陳先生的治史智慧，只覺得這只是一本普通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而已。讀研時，在世龍師的課堂上再次閱讀此書，才逐漸感受到其中的精彩。這次重讀，重溫了陳先生的精彩思辨，並有了一些新認識。

第一是從不同角度來解讀史料。史家只有利用可靠的史料才能重建出可信的史實，然而帶有失真性的史料也並非沒有價值。如陳先生指出，「在二十四史眾多的列傳里，凡忠臣必然又是孝子。可能其中會有不實之處。但即使是不實之處，也反映傳統觀念的強大」。（P12）「雖說後人多把這種記述看做神話， 但其中至少流露著古代中國人對當時被他們視為西方事物者言之津津的興趣。」（P19）義和團曾偽造過一份朝廷與洋人的「和約」，「和約」的內容是假的，但「但作為歷史材料，它卻真實地反映了製造者的思想。」（P193）在當代學者中，印象中余I英I時先生最擅用此法利用史料。

二是打破「二元對立」思維，思辨全面地看問題，這也是《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最主要的特點。如陳先生在分析教民這一群體時，一面指出其為非作歹的一面，另一面也認為「西方的科學和文化知識能以日深月廣的規模傳入中國，也往往得力於若干信奉洋教的人們。不僅如此，造反的洪秀全和革命的孫中山都還曾相信過上帝和基督」（P63）。評論奕訢、文祥簽訂《北京條約》之事時，陳先生不僅看到其向列強妥協的一面，也看到他們求和是為了抵洋自衛，不願妥協的一面，即「在奕訢和文祥那裡，妥協和不妥協是同時存在的」（P97）。分析清末新政的政體改革時，陳先生認為「它並沒有完成向以『三權分立』為核心的近代政治體制的轉變，改新制而不易舊人也大大地沖淡了它的革新色彩。但改革中出現的一些新i設置，如資政院、諮議局，卻是封建政體的異軍，是中國近代政治體制新陳代謝的一個重要環節。這種政治體制的改革儘管是表面的，有形式而無實際效能，但它已觸動了傳統中最保守的東西，相對於那種『許可權不分』、『職任不明」的舊政治體制來說，無疑是一種進步」（P240）。分析改良派與革命派關係時，陳先生指出，「在歷史社會的新陳代謝中，不同一性和同一性是普遍地存在的。一切對立的事物，都在不同一性中寓同一性，沒有不具同一性的對立面」（P293），這樣的分析方法貫穿全書。

三是指出了歷史的複雜性。陳先生認為，「有一種社會關係，就會有一種『性』。歷史人物之所以總是具體人物，原因就在這裡。而只有具體才能再現具體，因此，階級性、民族性、個性，甚至人性都應當成為論人的視角。」（P129）因此，買辦群體從職業上來說他們有買辦性，因常與洋人打交道而被人視為「媚外」；但其作為中國人也有「民族性」，有愛國的一面。

四是提示了一些重要問題。如「俗與禮相連，在一個久以禮教立國的社會裡，飲食、衣冠、住行都積澱著倫理文化特有的意義。因此，『易俗』雖始於一物一事之微,而風起於青萍之末，不會不撼動聖人製作之意。」（P219）「變易服飾並不僅僅是 個人的志趣愛好問題，而是一種政治鬥爭和文化衝突的外在表現。」（P327）「紀年的改革是『皇帝倒了』的結果，但對中華大地上遠離革命風暴中心的人們來說，正是紀年的改革才使他們千直萬確地相信皇帝已經倒了。」（P318）讓我們從日常生活與思想文化、政治變遷之間的關係去思考近代史。「在稱謂改變的同一過程里，湧現了一大批新辭彙，這些新辭彙不 僅充實了人們的語言，更反映了時代、社會生活、人際關係的變遷。與此同時，一些舊辭彙也被賦予新的意義和內涵。」（P324）啟發我們從概念史的角度去理解辛亥革命史。

當然，由於成書年代較早，書中一些觀點今天看來已經過時了，如三元里抗英、民初孫中山與袁世凱之間的鬥爭、宋案、康有為與孔教會等問題。儘管如此，《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中分析問題的方法卻永不過時，提醒著我們要以思辨、多元的思維去認識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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