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編年史》：代表了羅馬歷史寫作的巔峰
漢譯名著700種之第105種。
「但這時在羅馬，執政官、元老和騎士都在爭先恐後地想當奴才。一個人的地位越高，也就越是虛偽，越是急不可待地想當奴隸；他需要控制自己的表情：既不能為皇帝的去世表示欣慰，又不能為一位皇子的登極表示不當的憂鬱。他流淚時要帶著歡樂，哀悼時要帶著諂媚。」
「原始的人沒有罪惡的慾望，過著清白正直的生活，也就不需要有什麼懲罰或強制。人生本來就是做好事，因此獎賞便不需要了。同樣地，對於那根本不想做習俗所不允許的壞事的人，也就用不著恐嚇來禁止他了。但是當公正不復存在，野心和暴力代替了謙遜和克己的時候，專制制度就在許多國家成了永恆的現象。」
「又有誰是真正看見過共和國的呢……世界的局面改變了，渾厚淳樸的羅馬古風業已蕩然無存。政治上的平等已經成為陳舊過時的信念，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在望著皇帝的敕令。」
「暴君的鞭子」
——塔西佗與他的《編年史》
《編年史》是塔西佗的最佳成就，代表了羅馬歷史寫作的巔峰。 —— Ronald Mellor
塔西佗是世界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又是古代羅馬最偉大的歷史學家，這一點在史學界可以說沒有很多爭論了。《編年史》是他最後一部著作，最有特色的一部著作，同時也是他最精彩的一部著作。《編年史》全書記述的是從奧古斯都之死到《歷史》一書開始前的一段時期，即優利烏斯—克勞狄烏斯朝的四個皇帝的當政時期。他們是提貝里烏斯（14—37年）、卡里古拉（37—41年）、克勞狄烏斯（公元41—54年）和尼祿（公元54—68年）。
《編年史》記述的雖然是羅馬帝國初期的歷史，但可以說它是以整個古代羅馬的歷史，甚至可以說是以羅馬為中心的西方世界歷史為背景的。它在西方的史書中集中地有力地提出了由共和向帝國過渡的原因這樣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千百年來爭論不絕的問題。在古羅馬人開始感到有寫一部歷史的需要的時候，他們總是忘不了從他們祖先的創業活動（即建城）講起，這似乎永遠是他們最光榮的一段。這一段雖然幾乎不過是一連串的故事（根據後人的研究，這些故事都有其真實的歷史內核，其中不少已為考古發現所證實，未可一概斥之為荒唐無稽），但他們卻津津樂道，把它們當作真正的歷史來敘述。《編年史》的作者卻拋棄了在他之前許多羅馬史家的這樣一個框框。他一開頭只是極為扼要地回顧了羅馬從建城到帝國時期的全部歷史，幾乎等於三言兩語就交代過去；雖然在敘述中不免有一些事實的出入（參見《編年史》開頭的有關注釋部分），但這畢竟是古代羅馬的大手筆為羅馬本國的古代歷史所作的一個最概括的敘述。這之後，作者就以史家的身分開門見山地講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別是沒有放過「神聖不可侵犯的」奧古斯都！）並且總結了帝制的產生和鞏固的過程。面對羅馬版圖之日益擴大、內外事務日趨複雜這一情況，以前用來治理一個城邦的體制顯然不能適應了。在這期間，羅馬各種制度當然也必然為適應不斷改變的內外形勢而加以調整、修改。
在羅馬歷史上的非常時期，有過暫時把全部權力集中於獨裁官一人之手的情況，例如蘇拉和凱撒就分別在公元前81—79年和公元前48—44年獨攬大權於一身，但到奧古斯都當政時期，這種專制制度就在共和的外衣下變相地正式固定下來了。這就是元首制（Principate），即帝制。奧古斯都一手結束了羅馬的長期混戰局面，但是他這個從內戰中廝殺過來的人多少知道一些人民群眾的力量，又接受了他的外舅祖父凱撒的教訓，因此他只能在尊重和保衛共和傳統的外衣下逐步地把一切統治大權集於己身。他的統治給全國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安定，使經濟、文化都得到了發展，即所謂「羅馬和平」（paxRomana），雖然，對於這種和平，塔西佗也不能不痛苦地指出：和平是建立起來了，但這是血腥的和平；和平下面掩蓋的是ignavia（萎靡、卑怯）。然而這種和平無論如何仍是人們普遍希望的，儘管還有其消極的一面，就像塔西佗在上面指出的：生殺予奪一切取決於個人；元老院成了應聲蟲和附庸，成了歌功頌德的場所；人民實際上從權力的主體變成了臣民。奧古斯都當政時期由於個人和歷史的特殊情況，人們對這一陰暗面的感覺還不太突出，而到提貝里烏斯當政時期，消極的一面就突出了，最後竟發展到尼祿那樣的胡作非為。人們到了忍無可忍時，就只好用宮廷政變或軍隊嘩變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從此全國再度陷入混戰的局面，軍隊，甚至少量的軍隊，也可以參加皇帝的推舉，決定帝國的命運。《編年史》和其後的《歷史》所記述的就正是這樣一個過程。
如果李維的作品可以認為是羅馬史學史上一座里程碑的話（在這點上，李維的作品的確當之無愧），那末在他之前的一切歷史作品，都只能算是一個準備階段罷了。李維的歷史作品保存下來的只有三十五卷。他的最大功績是第一次把自古以來的羅馬歷史用優美流利的散文寫成一部完整的作品，有人甚至認為他的歷史的前十卷（從建城到公元前293年）可以同維吉爾的史詩比美，稱之為史詩般的散文。在希臘史論和羅馬修辭學的雙重影響下，李維的文章達到很高的成就。作為帝國時期一位有很高教養的人，塔西佗無疑熟悉李維的著作。李維的共和情緒，他的文章的嚴謹結構，他的人道主義思想，肯定都會對後來的塔西佗發生深刻的影響。
和任何一部古典史學名著一樣，塔西佗的歷史著作的文學價值足以同它的史學價值相比美。他的著作可以不折不扣地稱為古羅馬帝國初期歷史的一個絢麗的繪卷，這個繪卷即使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也堪稱稀有。
塔西佗的歷史著作（尤其是《編年史》）的文學價值最突出地表現在他的獨特的文字風格上面。他的文字的突出特點是簡潔、含蓄、有力，往往簡潔到晦澀，讀者只能聯繫上下文對其含義加以揣摩。後來的學者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為他的作品編了專門的辭書，對之作了幾乎是逐字的分析。他們在這方面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到目前為止新的資料和新的見解仍然不多，許多問題提出來了，但都未能最後解決。
文字的形式是同內容密切相關的。塔西佗的歷史著作意在鞭撻，意在揭露，意在發泄一個共和派對於專制制度的蓄積已久的憤怒情緒，這就不是凱撒、西塞羅或李維的語言所能做到的了。西塞羅的得力之作《反卡提里那的演說》是學拉丁語的人都讀過的，但那力量比起塔西佗的獨特的文體來顯然要差得多。首先在用詞上，塔西佗就有他極大的特色，而《編年史》一書在這方面尤為突出。拉丁語這時已趨成熟，又有克溫提里亞努斯所提出的西塞羅這一典範擺在前面。但塔西佗偏偏要擺脫這些「陳言」，來獨特地表現自己的思想，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了準確有力而又出色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已經用濫了的政治術語、粗俗生硬的詞、平庸無奇的詞、最流行的西塞羅式的詞以及在演說中常見的說教用詞，他都要極力迴避。此外，他還有如布爾諾所指出的，看來是他自己創造的詞（如果不是誤抄的話）。也許這些只見於他的作品中的詞也都有所本吧，因為文獻不足，我們就不去作更多的猜測了。
除了塔西佗文體上的特色和他描寫心理性格與處理大場面的能力之外，人們還注意到他那表現力極強並為後人傳誦的許多著名短語和警句，這種警句在他的短篇作品以及在兩部史書中真可以說是俯拾皆是。
塔西佗動手寫歷史時，羅馬帝國已經有了一百多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了。儘管他無可奈何地承認共和到帝國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而且他本人在帝國又躋身高位，是行省騎士等級中的既得利益者，但他的貴族奴隸主的共和情緒始終是十分強烈的。這種情緒典型地表現在：反對皇帝個人的專斷殘暴；極度蔑視元老的阿諛奉承（相反地，頌揚例如斯多噶派特拉塞亞的剛正）；把古老的共和制度理想化，而排斥違反古樸的羅馬風習的一切內外事物；維護古老的宗教信仰，排斥基督教；等等。
然而塔西佗又是誠實而公正的。他是羅馬的一位愛國主義者，一位貴族奴隸主古老道德準則的維護者，他自稱他的史書目的就在於懲惡揚善；即使如此，對於敵視羅馬的日耳曼人、東方民族等等，他從不講一句違心的誣衊之詞，也決不故意歪曲他們的領袖人物的崇高形象；基至對於他作為反面人物著意刻畫的如皇帝提貝里烏斯，他依然採取誠實的、實際的態度，決非一筆抹殺；這就使我們仍然能從他筆下的提貝里烏斯看到此人應予肯定的一面。
因此，後世的人們（特別在啟蒙時期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由於塔西佗的反專制的精神而重視他的作品，乃至稱他為「暴君的鞭子」、說他的名字使暴君變色，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本文系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本塔西佗《編年史》譯者序言節選，標題：「關於塔西佗——生平、作品和思想」作者王以鑄，崔妙因）
內容簡介
塔西佗《編年史》是羅馬時代的一部絢麗的歷史繪卷，他的作品中所描寫的不是奇聞佚事，而承載起西方思想界的重要思考：共和因何而墮落蛻化。
塔西佗《編年史》以拉丁文寫成，原書有16卷或18卷，現時第7至10卷已佚，其餘各卷則是完整或部份保存下來。書中主要內容，上自公元14年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去世及提比留繼位，下至尼祿皇帝時期（現存內容至66年）。塔西佗在《編年史》中，以傾心共和體制，藐視皇帝的觀點編寫歷史，對研究羅馬帝國早期歷史具有很高價值，並因作者的文筆風格，使其成為重要的文學作品。
作者簡介
普布利烏斯·科爾奈利烏斯·塔西陀（Publius或GaiusCornelius Tacitus，也譯作塔吉突士，55年？—117年？），羅馬帝國執政官、雄辯家、元老院元老，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與文體家，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有《日耳曼尼亞志》、《歷史》和《編年史》。塔西佗跟風格迥異的西塞羅一樣，被推為古羅馬的偉大文體家。塔西佗的寫作充分發揮了拉丁文生動、有力、富有節奏感的特色，文筆尖銳有力，敘事有聲有色，竭力避免平淡。他在文章中非常關注元老院和皇帝之間的權力平衡，充滿了對沒有成功統治的上層階級腐化和實行暴政的逸聞。他的寫作風格和以前的拉丁文作者也不一樣，注重描寫人物的心理，而忽略對事件的大場景描寫。後來許多歷史學家都是依照塔西佗的風格進行寫作。
譯者簡介
王以鑄。通曉古希臘、拉丁、俄、德、英、法、日、西班牙等語，系我國知名翻譯家、出版家。北京大學肄業。曾任天津南開中學、哈爾濱外國語專門學校教師。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總署編譯局編輯、人民出版社編審、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譯有〔古希臘〕希羅多德《歷史》，〔古羅馬〕塔西佗《編年史》（與妻子崔妙因合譯）、《歷史》，《野坂參三選集》，〔蘇〕阿甫基耶夫《古代東方史》，（俄）科瓦略夫《古代羅馬史》，《歌德席勒敘事謠曲選》，《卡斯特羅選集》，等等。此外，還有舊體詩合集《傾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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