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師的世界裡，除了霍格沃茨，還有——獵巫
原標題：巫師的世界裡，除了霍格沃茨，還有——獵巫
當哈利·波特的浪漫與童真席捲全球，我們沒法忘記，在真實的世界裡，與「巫術」相聯繫的，是殘酷得多的敵視、審判乃至火刑。甚至在科學昌明的今天，對於巫術的信仰仍然潛藏在我們自覺或下意識遵守的禁忌、認真或隨意保留的「辟邪」飾物中。因為「巫術」與「獵巫」的背後，潛藏著人類心靈永遠無法祛除的陰影——嫉妒、恐懼與仇恨……
或許我的鄰居……會接受目前人類學研究中的一個普通觀點：巫術話語不是原始人愚昧和迷信的標誌，而是一種用來表達其他一些現實的習慣用語，比如社會緊張和壓力、失業、資本主義全球化、對大眾文化的共同幻想等等。
——亞當·阿什福特：《馬杜莫》 ，2000年
神秘主義的一個支系——UFO的信徒們聲稱，UFO不同於巫術，其實他們與傳統巫術幻想的共性要比人們想像得多。這些人夢想與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外星人相遇，幻想著被外星人綁架，被帶到外星去，並被外星人性騷擾。他們用手術後留下的疤痕證實他們瘋狂的幻覺經歷，比如，把疤痕當成是與魔鬼相遇後留下的巫師標記。他們中的一些人相信自己獲得了超凡的秘密知識，這些是他們的鄰居不可能得到的。沒有人強迫他們這樣做，但這些UFO信徒發展了對我們的社會毫無意義的理念。他們在幻覺的驅使下，把自己貶抑為外來者；而這些幻覺對他們來說是如此的真實，以至於他們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正常生活。這些人極度瘋狂的幻想與薩滿教禮儀，以及在另一個世界的瀕死經驗有共性。無論如何，我們現在還不清楚西方心理學是如何界定集體潛意識或可能的原型的，或者說，西方心理學是否承認在榮格心理學之外存在這種集體潛意識，因此，就更無法弄清集體潛意識與更廣大世界的信仰體系有何種關係了。為了理解巫師的夢幻，似乎必須研究生理學和心理學的邊界地帶——大腦空間，在這裡，身體受到的刺激轉變成情緒和畫面，詮釋這些情緒和畫面是傳統社會裡宗教專家們的職責。中世紀的歐洲神學家成功地把巫師信仰限定在夢幻世界裡。但是，對多數歐洲人口和非歐洲民族來說，巫師代表一種敵對力量的威脅，他們的實體的和意識的存在對個人及其親戚、鄰居，有時對整個社會構成威脅。巫師信仰持久存在的地方，就潛在著巫師迫害的可能性，無論法律或統治精英們認為這合法與否。無論過去或現在，獵巫都是在教會和國家機制之外，通過自救方式廢除邪惡（evil）的一種嘗試。
歐洲歷史上獵巫的爆發基於一個事實，某一個特定時段內的教會和國家的機構認為他們不應該停止獵巫，反而應該把領導肅清巫師運動作為自己的職責。但是，即使在所謂的巫師迫害時代，這種情況也僅限於某些地域和有限的幾年。非常令人吃驚的是，歐洲從未發生過普遍的和持久的獵巫，並且歐洲迫害中的受害者也沒有人們通常所說的那麼多。隨著我們對更廣大世界範圍內的獵巫了解得更多，我們不得不說，在規模和結構上，非洲、美洲或亞洲的巫師迫害可以與歐洲相媲美。無論情況如何，都不可能把歐洲的巫師迫害稱為大屠殺，儘管這個詞的確被當代人，比如阿爾希厄提和韋耶使用過，可以說，從那時起，這個詞的意義改變了。巫師迫害顯然不能等同於那些由現代國家政府和政黨系統發起和實施的20世紀的種族滅絕，後者的一些相關個案包括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的土耳其、40年代的納粹歐洲、70年代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或1994年盧安達的種族屠殺事件。一些獵巫者的目標是比較系統的斬草除根，但巫師畢竟不是一個有內聚力的社會、種族或宗教群體，通過一次種族滅絕（gynocide）系統地剷除婦女的理念充其量只是一部20世紀的恐怖幻想小說。每個男子都有母親，許多人有姐妹、妻子和女兒。在傳統社會和近代早期歐洲，指控婦女意味著損害一個家庭的榮譽，是對家庭最重要的家長，通常是父親的攻擊。所以，在許多社會，不是所有社會中，儘管被判罪者的主體是女人，但事實上，獵巫不等同於獵女人。
對女巫處以火刑
大規模的獵巫不限於歐洲。我們看到了古羅馬的大規模獵巫運動，在印加人的秘魯、阿茲特克人的墨西哥、俄國、中國和印度確實有過重要的巫師迫害運動，在非洲的班圖人帝國也有迫害活動發生。這些僅是少數幾個例子。縱觀獵巫事件在世界範圍內的分布，我們應該認為，在與文明社會建立聯繫之前的很長時間裡，在沒有文字的社會裡就發生過獵巫活動。對過去三百年的觀察表明，所有大陸的部落社會在危機年代都進行過迫害作惡者的運動，他們經常和主要的危機與巫師、妖術師或邪惡薩滿的陰謀聯繫在一起。在歐洲，因巫術被處決的人比人們設想的要少。驚人的受害者的數字不能作為衡量巫師迫害嚴重程度的標準。巫術也有可能擴展恐怖氛圍，引發巫師恐慌，比如，在15世紀30年代的薩伏依、15世紀80年代的義大利、16世紀90年代的蘇格蘭、17世紀20年代的德國、17世紀40年代的英格蘭、19世紀30年代的馬達加斯加、20世紀50年代的墨西哥、20世紀80年代的玻利維亞，還有21世紀伊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發生的巫師恐慌事件。那些沒有殺害事件發生的社會可能會被巫術恐懼和相關的社會機制所蹂躪。巫術信仰是普世的（universal），因為它把不幸與人類的基本（消極的或「邪惡的」）情緒，比如妒忌，聯繫在一起。然而，如果傳統文化或者科學信仰不能平衡人們的焦躁不安，換言之，如果在危機時段缺乏運轉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可行的社會和經濟條件，那麼巫術信仰就只能消失於暴力之中。焦慮驅成的五花八門的巫術幻覺具有一個結構性特點，莫妮卡·威爾遜（1908—1982）稱之為標準化的噩夢（standardized nightmare），它為理解一個價值觀被顛倒了的社會提供了鑰匙。
多數文明社會發展了最大程度削減巫術範式影響的方法，在這方面特別成功的例子似乎是中國、日本和伊斯蘭文明國家。在歐洲獵巫期間，歐洲的巫師形象概念變得模糊了。獵巫活動的反對派塑造了一個全新的形象，它不是巫師的形象，而是那些被判定犯有巫術罪的人們的形象，這些人被視作無辜的受害者。就犯罪行為而言，這些受害者被認為是純潔的，這種觀念可能與聖母瑪利亞理念有關，至少對耶穌會修士坦納和施佩來說是這樣的。但同時，這個觀念也被利用作為使女性免受審訊的策略。實踐證明，這個策略似乎沒有成功。史學家們對倖存資料的挖掘發現，許多被指控的婦女確實捲入了占卜、魔法治療、佩戴護身符、抽籤或擲骰子算命等迷信活動。許多女人背下了魔咒或會做祈禱，一些人還會表演魔法。根據那個時代的法律和鬼神學，這些均可以被解釋為妖術或巫術的佐證。當代非洲社會也存在非常類似的情況，在這裡，搜家過程中查出的許多魔法用具都成了佐證，儘管可以從市場上輕易地買到這些。由此可見，「無辜的受難者」只是一個概念構建，它與魔法根植其中的一個社會的現實相去甚遠。
英國清教徒運動時期，自稱為「女巫搜尋長」的馬特蘇·霍普金斯
最讓人擔憂的是，利用醫學、社會學或心理學的辯論來制止「巫師狂熱」或巫師信仰，從來都沒能成功。惡靈擁有物質力量的信條讓所有合理的辯論失去效力。魔法和巫術話語與近代早期歐洲發展出來的科學話語曾經共存，並將繼續共存下去。巫術主題對歐洲文化有多麼重要，可以從下述這個事實中估測出來。歐洲文化是唯一發展出理性主義哲學的文明，它排除科學解釋中的任何一種神秘力量，接受純粹的因果關係，限制神靈介入自然法則和數學公式，否認大自然發展過程中的超自然干預，排除魔鬼力量的任何理論基礎。培根的進步哲學可以作為主觀願望的例子，或者，也可以認為是自我實現的預言的例子。因為事實表明，只有真正的改良措施或舉動，才能讓人心悅誠服，或者，至少令人愉快和樂而忘憂，從而阻止獵巫，包括克服饑荒，減少流行疾病和致命危機，改善社會安全，科學發明，技術革新和開發新的文化景點。
巫術的故事還沒有講完。在浪漫主義時期，巫師被重新塑造成父權社會的反面類型，從而輕易地被轉換成了婦女解放的標識。這個轉變根植於強大外來女性（powerful female outsider）的傳統形象，以及婦女曾是巫師迫害中的主要受害者這樣一個事實。這些貼著「浪漫」和「理性」標籤的巫術詮釋影響了對巫術的科學解讀。一些史學家比較傾向於發現無辜的受害者和殘忍的迫害者，其他史學家則對巫師本身、她們的社會地位、魔法活動和異端的宗教理念比較感興趣。此外，最近一些史學家更願意構建抽象解釋（abstract interpretations），儘可能遠離受害者或迫害者中的任何一方，或者巫術主題本身。至少在這個方面，「社會科學的」方法接近後現代主義。但即使是那些把巫術看成是一種社會的或文化的構想的人，在一點上也達成一致看法，即巫術與認識社會有關。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巫術對所有人類來說都是重要的主題，但是它目前的重要性和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其各自不同的原因。傳統上來講，巫術的重要性在於，它提供了一個直接回應不確定狀況的空間，同時它使個體能動性得以超越自然法則、充滿希望地對不幸做出解釋。通過分析審訊記錄，我們獲得了大量關於個人和群體的悲痛和願望、解讀模式和行為方式等的信息。與標準資料甚或自傳和信件等相比，審訊記錄讓我們更加了解每一個人以及他們那個時代的問題。
通過分析這些來自歐洲、非洲或其他地方的資料，我們能夠看到每天的生活、人類感情和焦慮、當代人對自然的態度、性別關係、法庭上找出真相的難題、普通人和知識精英階級間的文化障礙，以及動力模式，特別是危機時期的這些方面。但是，法庭審訊記錄也暴露出科學假設的脆弱，以及政治、科學、法庭、大學和鄰里中的那些道德倡導者的危險。
災難處理方式的改進和從前的恐怖的消除為歐洲文明及其子文明創造新神話提供了空間。然而，「新巫師」在向世界某些地方應該小心謹慎，因為在這些地方對現代性不滿的傳統分子仍然佔主導地位。格施捨爾認為，巫師信仰和獵巫活動在欠發展國家的持久不絕表明巫術的現代性（modernity of witchcraft）。在這裡，「現代性」的意思是，對那個最初被與傳統社會關係綁定在一起的極端易變的古代信仰體制加以調適，使之適應新形勢，「現代性」不是「對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負面行為進行的宏大評論」。西方的民族主義沒有摧毀整合的宗教力量，理性主義和宗教似乎都沒有能力毀掉一個全球化世界裡的魔法和巫術範式對人們的吸引力。在這個世界裡，許多人享受不到「多重現代性」的好處。然而，人類學家不應該過分急於為他們面對的巫術信仰做辯護，或是寬慰巫術的信徒們，因為沒有跡象表明巫術範式可能改善巫術信仰者們的狀況。像1999年姆貝基總統那樣，把艾滋病解釋成是由「毒」（isidliso）或貧困引起的，並庇護這種解釋，這樣做毫無意義。後現代主義的放任和否認現實的做法無濟於事，不得不捍衛姆貝基總統之詮釋的非洲國民大會發言人不久死於與艾滋病相關的疾病。
絞死巫婆
一些非洲主義者目前正努力根據非洲人的哲學來重新構建巫術：
巫術不僅僅是一種社會的構建，它涉及權力和不平等、個人和集體利益、信仰和行動的決定因素、知識水平和知識標準；它是關於人們理解這個世界的態度，是他們嘗試詮釋和解讀這個世界的方式。
巫術範式可能深深根植於人們對宇宙的認識和風俗習慣，服務於非洲文化的即時需要，但是，它加劇了宏觀層面和全球競爭中人們的不幸。比較成功的文明已經廢棄了巫術信仰，以及把別人當作不幸製造者而尋找替罪羊的習慣做法。根據康德的定義，啟蒙既不是教育問題，也不是科學進步問題，而是一個認知成就問題，即人類不得不譴責其自身（itself）依賴性（「自我造成的不成熟」），並必須除掉它。科學可能與宗教或巫師信仰一樣是一種幻覺，但它是那種比較有益的幻覺。此外，近代早期歐洲的歷史表明，一個巫師泛濫的社會有能力掙脫巫師信仰及其後果的枷鎖。巫師信仰可能曾深植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但馬基雅維利或雅各布·富格爾等傑出人物沒有就此寫過一個字。他們已經找到了各自的「神秘」力量，其表現形式是權力和金錢，這可能也就是成功的國家構建和早期資本主義時段的人們所期望得到的東西。正如卡西烏斯在《尤利烏斯·愷撒》中所說：「親愛的布魯圖斯，過錯不在星相，而在我們自身。」
然而，在新千年伊始，我們無需任何預見力，就能看出「新巫師」和傳統的巫術（信仰）將繼續吸引世界各地的許多人，兩者將在不同領域中共存，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融合。那個維持著神秘信仰和魔法實踐使它們沒有消失的原因，將會保障它們的繼續存活。人們將繼續需要有趣的奇幻的故事，用於滿足娛樂和魔法的合理需求，那些基本的不確定性和財富的分配不均將繼續；人類的感情和焦慮將繼續積壓，人們也將繼續要求對他們積壓已久的情感和焦慮做出簡單的解釋。在政府解體的地方，會出現即刻行動。此外，有巫術信仰的存在，就有產生迫害的可能性。所以，無論我們喜歡與否，人們將會繼續關注巫師和獵巫這個主題。
沃爾夫岡·貝林格 著：《巫師與獵巫：一部全球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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