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記憶·《永樂大典》（五）

沒有《永樂大典》，就沒有「二十四史」。

對後世而言，《永樂大典》最大的功能就是輯佚，它保存了明以前大量已經亡佚的重要文獻，很多消失的典籍藉此才得以傳世至今，因此，《永樂大典》也被稱為「輯佚的淵藪」。而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的輯佚工作，當屬《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學政朱筠提出用《永樂大典》輯佚，當時共輯出「經部66種，史部41種，子部103種，集部175種」，有不少書都被編入了《四庫全書》。

從永樂到乾隆，雖然相隔只有300多年，但已經有幾百部書不存在了。最著名的就是北宋薛居正主編的《舊五代史》，元代時傳本已經湮沒，是被清代著名學者邵晉涵從《永樂大典》里輯出的。這標誌著我國的『二十四史』官修史書得以完整保全，可以說，沒有《永樂大典》，就沒有『二十四史』。

即便現在只剩400餘冊，也還能從中輯出文獻。我們小時候最愛看的《薛仁貴徵遼事略》，就是文獻學家趙萬里從《永樂大典》「話」字韻中輯出的整部話本，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林世田也從中輯出了元代的《禪林類聚》……

為搜尋《永樂大典》作出過巨大貢獻的鄭振鐸曾感慨，假如《永樂大典》全部保存到現在的話，我們對於中國古文學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

書的命運往往與國之命運相依，《永樂大典》數千冊的灰飛煙滅不過百餘年時間，今日之存不過百之三四：她留給後人的是財富，也是警鐘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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