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白銀與中國
20世紀30年代，美國白銀行業總共僱傭了不到3000人。
1934年，羅斯福總統為了取悅美國的白銀利益集團，頒布了《白銀收購法案》，授權美國財政部以高價購買白銀。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一法案衝擊了當時唯一實行白銀本位制度的中國，引發中國的通貨緊縮，迫使中國放棄白銀本位制，隨後滑向惡性通貨膨脹。
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曾經說過，美國的白銀購買計劃促成了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
美國一向是白銀生產大國，但白銀業在美國經濟中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行業。1934年，美國的白銀產值不過3200萬美元，比花生和土豆的產值都少。
然而，美國的白銀生產主要集中在其西部七個州，包括猶他州、愛達荷州、亞利桑那州、蒙大拿州、內華達州、科羅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
來自這七個州的參議員控制了參議院選票的1/7，七個小矮人聯合起來，就是一個力量強大的白銀利益集團。
想在參議院通過什麼政策和法案，就必須得到白銀利益集團的支持。胡佛當總統期間，白銀利益集團沒有撈到什麼好處。
到羅斯福當總統之後，白銀利益集團認為出頭的日子就要到了。羅斯福在蒙大拿州做競選演講的時候就曾經說過：「白銀必須作為貨幣金屬儲存起來，民主黨保證就這一問題繼續進行討論。」
和白銀利益集團長期並肩作戰的農業集團勢力越來越大，他們也一直在旁邊搖旗吶喊。
看來，是到了美國白銀集團揚眉吐氣的時候了。起初，英、美、德等國紛紛實行金本位制，白銀不能再和黃金平起平坐了，銀價隨之跌落。
隨後，1929年爆發了大蕭條，白銀價格再次急劇下跌。1928年每盎司白銀值58美分，到1932年只值25美分了。
再不出手救助白銀利益集團，兄弟們的心都要涼了。羅斯福總統深諳政治交易之道，穩住了白銀利益集團，就可以放手去實施激動人心的新政，這是多麼划算的買賣啊。
1934年6月，羅斯福總統欣然簽署了《白銀收購法案》。
該法案授權美國財政部在國內外市場收購白銀，直到每盎司白銀的市場價格達到1.29美元為止，或者，直到財政部持有的白銀儲備的貨幣價值達到黃金儲備貨幣價值的1/3。
美國財政部根據這個法案從事的白銀交易一直持續到1961年。《白銀收購法案》作為一項法律直到1963年才壽終正寢。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年《白銀收購法案》規定的兩個目標，從來都沒有實現。
首先，美國財政部收購白銀，只不過暫時地緩解了銀價的下跌趨勢，直到20世紀60年代，由於新興的照相業需要大量使用白銀，才扭轉了銀價的頹勢。
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期貨市場上玩投機的亨特兩兄弟一度把銀價炒到每盎司50多美元的天價。但隨後銀價就一落千丈，回到了谷底。
其次，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白銀儲備對黃金儲備的比例，始終沒有超過1∶5，這離1∶3的目標差得遠呢。白銀從來就沒有輪到再次粉墨登場、充當貨幣金屬的機會。
從長期來看，正是由於美國政府的收購推高了白銀價格，才加速了白銀去貨幣化的進程，白銀的貨幣需求減少了，銀價當然會長期處於低迷狀態，這恰恰損害了白銀集團的長遠利益。
當世界上其他國家都採取金本位制之後，中國成了唯一一個實行銀本位制的大國。
當時的國民黨原本也想實行金本位制，而且已經請了美國專家過來設計貨幣改革方案，但還沒有來得及實施，就爆發了1929年大蕭條。
正是因為中國沒有放棄白銀本位，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蕭條的影響。當時，與中國貿易的國家都是金本位制，白銀價格迅速下降，意味著中國的貨幣出現了貶值。
1929年，中國的銀元等於36美分，但接下來的兩年，相對於黃金來說，白銀價格下跌了40%，中國的一個銀元跌到只值21美分。貨幣貶值提高了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
1930年和1931年，中國出現了國際收支盈餘。當其他國家仍然飽受通貨緊縮困擾的時候，中國卻經歷著溫和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
受到美國《白銀收購法案》的影響，白銀價格大漲。這意味著中國的貨幣升值了。
1931年到1935年間，中國的銀元升值幾乎達到100%，貿易順差很快逆轉為貿易逆差。國際銀價的上漲速度快於國內銀價，國際銀價比國內銀價高1/4。
於是，中國的白銀像潮水一樣流向了倫敦的國際市場。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在致美國國務院的一份備忘錄中說，截至1934年年底，中國白銀出口量約為5.6億元，其中5/6是在美國通過《購銀法案》之後。
當美國開始討論《白銀收購法案》的時候，中國的銀行公會就曾致函美方表示反對。
《白銀收購法案》實施之後，當時的國民黨財政部長孔祥熙急得不顧外交程序，要直接跟羅斯福總統交涉。羅斯福總統一向標榜自己對中國有深厚的感情，理由是他外公曾經在中國做過鴉片和茶葉生意，賺了100萬美元。
但是，在白銀政策問題上，儘管中國政府一再抗議，羅斯福卻絲毫不為所動，他說，這個問題是「中國自己的事，並非我們的事。他們如果願意，盡可制止白銀外流，而我們不能只因為中國人不能保護自己就改變我們的政策」。
中國能靠自己的力量，制止白銀外流嗎？
1934年10月14日，中國宣布開徵10％的白銀出口稅以及根據世界銀價波動而確定的平衡稅，以攔阻或減少白銀的流出。但徵收白銀重稅之後，減少的只是合法的白銀出口，大大助漲了白銀走私活動。
據粗略估計，1935年從中國流出的白銀仍有1.5億元到2.3億元之巨。實施白銀出口稅之前，內地的白銀大量流向上海，再從上海流向倫敦。開徵白銀出口稅之後，上海的白銀開始倒流，流向內地，再從內地，經香港或日本佔領區走私出境。
那時，在華的外國銀行和商號享有治外法權，它們根本不理會國民黨的政策。1934年1月，上海外商銀行庫存白銀共2.75億元，到1935年時只剩下不過數千萬元。
白銀外流只是中國自己的事情嗎？當時日本已經佔領中國的東北地區，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一觸即發。
美國也不願意看到日本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飛揚跋扈。然而，白銀外流無意中給了日本人趁火打劫的機會。
日本在中國華北大搞白銀走私，把從中國或偷或搶過來的白銀運到倫敦出售，獲取暴利，用以建造兵艦和穩定日本幣值。
僅僅是1935年9月一個月，日本出口到倫敦的白銀就有2079萬日元，但日本每年的白銀產量尚不到800萬日元，這憑空冒出來的大量白銀，大部分來自日本在中國的走私。
日本還在1934年11月到12月之間，通過橫濱正金銀行多次向中國銀行突擊購買外匯，使中國外匯儲備量遽然下降到不足5000萬元，幾乎耗盡了中國的家底。
美國的白銀政策大大削弱了中國抗日的經濟基礎，連擔任美國財政部長的摩根索最後也承認，美國的白銀政策正好契合了日本人的意圖。
白銀不斷外流而引發通貨緊縮，一時間銀根奇緊、金融梗塞、百業凋敝。
金融恐慌由上海波及全國，幾十家銀行和上百家錢莊倒閉，企業紛紛停業、破產。
當時中國最大的產業紡紗業，開工量減少60%，停工的橡膠廠十有其六，停工的麵粉廠也達半數以上。這一破產倒閉風暴甚至連部分在華經營的美國企業也不能倖免。
20世紀初，中國的民族企業曾經一度經歷了一個輝煌的黃金時期，至此，已然江河日下。
1935年11月，中國被迫放棄銀本位制，改為發行法幣。沒有了白銀本位的約束，中國的貨幣發行如脫韁野馬，從此失去了控制。
從1937年到1945年，中國紙幣的發行量增長了400倍，物價隨之騰躍直上。抗日戰爭結束的時候，物價已經達到戰爭之前的1600倍，幾乎以每年150%的平均速度增長。抗日戰爭之後，法幣發行的速度進一步飆升。
到1948年8月，法幣發行額比日本投降時增加了1085倍，比抗戰前夕增加了30餘萬倍。印刷的鈔票還未出廠，已不及自身紙張和印刷成本的價格了。當時曾有廣東的一家造紙廠，竟買進800箱票面額為100~2000元不等的鈔票，當做造紙原料。
國民黨最後孤注一擲，於1948年8月22日再度進行幣制改革，一方面凍結價格，另一方面要求將私人持有的黃金、白銀和外匯全數充公，實現金本位制，發行金圓券。
設計金圓券改革的主持人，是商務印書館的出版商王雲五。金圓券改革伊始，小民們害怕「違者沒收」或被投入監牢，只好排隊到銀行，把積攢下來的金銀外幣兌換成金圓券。
但達官貴人們就沒有這麼聽話了，蔣介石派兒子蔣經國坐鎮上海。蔣經國一到上海，就在上海義樂飯店導演了一場「鴻門宴」，將上海金融界頭面人物請來，要他們馬上彙報金銀外幣的存量，要求限時送交中央銀行。他滿臉殺氣，對違令的大商人嚴厲打擊，將米商萬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維屏、紙商詹沛霖等逮捕入獄。
杜月笙則公開揭露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揚子公司大量囤積汽車、呢絨，匿藏金銀外匯，要求蔣經國「一視同仁，給予查處」。蔣經國剛想向孔令侃下手，孔令侃立即向姨媽宋美齡求援。事情驚動到在東北戰場指揮的蔣介石，蔣介石匆匆從前線回來，下令讓蔣經國手下留情。
導致金圓券改革徹底失敗的根源在於發行速度太快。
原本計劃只發20億元的金圓券，不到三個月已經發行19億餘元。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密電蔣介石：軍政費增加極巨，請儘快放寬發行限額。
到1948年11月底，金圓券已經發行了32億元，12月底達到81億元。前後不到十個月，金圓券發行總額達130萬億元，比原規定的發行額20億元增加6.5萬倍。
1949年4月，國民黨統治區的價格與1946年12月相比上漲了5400萬倍。金圓券貶值之速，已經不是早晚市價不同，而是按鐘點計算了。機關職員領工資拿到金圓券後，馬上就換成銀元、美鈔或黃金，如果稍有延遲，即要蒙受貶值損失。
各地搶購風潮、搶米風潮一浪高過一浪。美國記者寫道：「有一苦力從貨架上抓了幾盒青黴素。店主吃了一驚，問他是否知道青黴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說：『管他的，反正它比鈔票值錢。』」
如果沒有美國的白銀收購計劃，國民黨一樣會下台，但是，羅斯福的白銀政策加速了國民黨時期的通貨膨脹，並為1948年至1949年的惡性通貨膨脹打開了大門。這段歷史告訴我們，通貨膨脹，從來就不僅僅只是一個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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