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於世界的悲劇與災難——由「圓明園劫難記憶譯叢」看19世紀真實的中國

孤立於世界的悲劇與災難

——由「圓明園劫難記憶譯叢」看19世紀真實的中國

《思想戰線》2018年第2期

仲偉民

作者簡介：仲偉民，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100084）。

摘要：現行教科書及各種讀物中關於19世紀中國的介紹，大約集中於所謂的「三大高潮」「八大事件」模式，或強調19世紀中國的苦難，進行愛國主義的勵志教育。這些內容固然重要，但某種程度上卻遮蔽了19世紀真實的歷史狀況。而傳統史料出於政治、情感等方面因素，同樣迴避了很多重要內容。在此情況下，藉助他者的眼睛，即異域史料，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在教科書以及傳統中文史料中所看不到的內容。「圓明園劫難記憶譯叢」就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可以看清自己的「他者的眼睛」。通過這套叢書，我們可以看到19世紀中國在知識上的欠缺、觀念上的陳舊、國家能力的衰弱、社會經濟的落後等方方面面。由此，我們可以更加深入理解為什麼中華民族會遭受那麼多的劫難，中國與國際接軌、接受新觀念新事物是多麼重要。

關鍵詞：19世紀；國際法；華夷之辨；英法聯軍；圓明園；第二次鴉片戰爭

關於中國歷史文化悠久以及中國人勤勞、聰明、仁愛的知識，我們自小就從各種教科書及讀物中了解很多。我們為自己的悠久歷史而驕傲，為自己偉大的文明而自豪。即使中國在近代遭受了列強的侵略和凌辱，我們的這種驕傲自豪感不僅絲毫未減，反而轉化為反抗帝國主義的愛國主義情感。愛國主義教育沒有錯，但我們必須尊重歷史事實，只有建立在堅實歷史知識基礎上的愛國主義，才可能是持久而有效的。如果刻意美化或醜化歷史，將歷史真相置諸腦後，或者將歷史虛無真實化、將歷史真實虛無化，都會對人類心智造成污染，進而影響人們的理性判斷。近日通讀關於圓明園的一套叢書「圓明園劫難記憶譯叢」（共15冊），頗有感觸。這套叢書的作者全是參與對華作戰的英法官兵，他們記錄了戰爭的很多場景，他們的描述要麼與中文文獻有異，要麼不見於中文文獻。藉助於他者的眼睛，我們對自身的認識和理解會更加深入。這套叢書對戰爭細節的諸多描寫，讓我們大大加深了對戰爭過程的認識，甚至讓我們刻骨銘心。不過，本文將忽略具體的戰爭細節，試圖通過參與對華作戰的英法官兵的記錄和回憶，即從他者的眼睛看看當時真實的中國到底是什麼樣子。

孫子兵法遭遇國際法

大航海之後，世界一體化進程加快；尤其到18世紀以後，全球化趨勢勢不可擋，那種自外於全球化的國家和地區已經無法被現實世界所接受。關於鴉片戰爭的起因，中國學者傾向於道義論，即認為英國商人販賣鴉片是不道德的，因而是非正義的；而英國人則傾向於自由貿易論，即認為違反自由貿易的行為是不能被容忍的，戰爭的起因是林則徐禁煙，英國對華戰爭是捍衛自由貿易的正義戰爭。所以英國歷史學家說:「林則徐的驅逐令顯然導致了戰爭的開始。我們沒有理由說一個國家在邊界上關上大門，做縮頭烏龜，逃避外部世界的打擾。實際上，這樣的孤立是不被允許的，至少這對它存在於其中的整個世紀來說不是好事。」

這種描述看上去絕對是強權和霸權的表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在情感上難以接受的。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儘管我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但當時清朝實力不如人，因此只有接受一途，不接受的結果就是挨打。因為，貿易自由絕對是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時代的黃金法則，這種法則由強者制定，後來自然成為國際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也就是說，到19世紀中外衝突發生的時候，源於歐洲的國際法已經成為處理國際事務的基本準則。而當時的大清帝國，對此卻一無所知：既不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何物、格勞修斯為何人，更不知此前幾百年西方世界的巨變!面對從未遇見過的強敵，我們的應對策略依然是祖先留下的兩個辦法，一是「華夷之辨」，二是「孫子兵法」。二者既有關聯，也有區別。前者的邏輯指導我們要「驅逐韃虜」，後者的邏輯指導我們「驅逐韃虜」的具體做法。這種戰略的荒謬與戰術的愚蠢，導致我們在戰爭中不僅一敗塗地，而且屢受屈辱，顏面盡失。

在19世紀，「華夷之辨」的思維邏輯和行為方式，使我們留下了慘痛的記憶。英法聯軍攻打北京以及後來的甲午戰爭、庚子之亂（八國聯軍），無一不是因為源於「華夷之辨」的傳統思維。其實，我們本該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就應該徹底破除了「華夷之辨」這種不合適宜的傳統思維方式的，因為那時根據《南京條約》，清政府已經按照現代國際關係規則確立了與英國的新型關係，儘管當時是在武力的脅迫之下。連當時的英國人也長舒一口氣，以為此後就可以按照規則同中國打交道了：

《南京條約》標誌著英國和中國關係的巨大變化。中國歷史性地第一次正式承認他們的錯誤，並且用公文的形式承認自己被「番鬼」打敗了……所有這一切都是對中國觀念的巨大革命，打破了排外的舊藩籬，歐洲文明開始影響這片廣闊的土地。這正是以理性為基礎的關係的開始。

可是，他們沒有想到，這些在西方人眼中的理性規則卻遭遇了中國「孫子兵法」的潛規則，因為中國人並沒有改變「華夷之辨」的傳統思維方式。

關於「孫子兵法」，一般中國人不會認為有什麼問題，這是中國人的傳統生存智慧。可恰恰這種傳統智慧，導致中國人在近代中外衝突中屢屢挨打。作為中國智慧聖經的「孫子兵法」，如三十六計中的渾水摸魚、瞞天過海、調虎離山、暗渡陳倉、空城計、苦肉計、偷梁換柱等等妙計，用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大約不失為一種智慧；可是，如果用在國際關係上，則不折不扣成為了不守信譽、欺騙訛詐的代名詞。因為這種智慧與國際法是格格不入的!參加過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國軍官麥吉在回憶錄里，毫不留情地嘲笑了中國人「孫子兵法」般的「智慧」。他說：

他們處理國際關係的體系漏洞百出，荒謬可笑。他們認為我們的「最後通牒」是個謊言，因為他們認為兵不厭詐，戰爭時說實話是不明智、不慎重的，還認為我們不會佔領炮台，因為我們提前告知他們會這麼做了。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怎麼就和這樣一個政府打上了交道？這次戰役我們算是給了他們一些慘痛的教訓，讓他們明白我們是說話算話的，對他們的背信棄義我們是要給予懲罰的。

1850年，咸豐帝即位後，宣布「不承認之前的條約。葉名琛被派往廣州，進行各種掠奪」。之所以不承認與別國簽訂的條約，是因為中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慣性思維下，根本不承認其他主權國家的存在，而當時的英國並未完全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之前，「中國一直成功地為所欲為，並與外國人保持著距離，外國人也因而不得不忍受各種各樣的侮辱和冒犯」。很顯然，這是「夷夏之辨」的傳統思維在作怪。不僅如此，中國官員還利用各種「孫子兵法」的小聰明，想方設法不遵守已經制定的條約，面對對手的堅船利炮，即「當中國政府知道沒有足夠的能力否決我們的特權時，他們只有煽動廣州的人民來反對我們」。

比如，根據《南京條約》，英國人在5個通商口岸有經商及居住的權利。但是，英國人在1857年佔領廣州之前，從來就沒有取得這樣的權利。關於入城問題，在葉名琛看來，這是臉面和大清帝國名譽的問題；而在英國人看來，這是是否遵守和履行合約的問題。在中英雙方爭持的多年間，英國代表巴夏禮每每拿國際法來質問，而中國政府代表葉名琛則以「孫子兵法」的智慧來應對。亞羅號事件使兩國衝突達到了白熱化的狀態，儘管中英雙方各執一詞，但英方堅主中方違反了相關合約規定，而此後中方的舉措又是非常不當，這應該是非常清楚的事實。葉名琛屢出昏招，比如竟然下令無論何人，殺死英國人都給予重獎，「無論你們在哪裡遇見他們，無論是在岸上或者他們的船上，都一定要殺死他們。他們的每一條人命可以換30大洋」。此事件給英法聯軍軍事進攻製造了口實，即所謂「敵人的背信棄義是如此徹底，我們只能向北京進軍，直搗政府的心臟，束縛其手腳」。

「兩國交戰，不殺來使」。這個幾千年來在全世界戰爭中通行的規則，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卻被清朝將士當作兒戲。在敵強我弱、聯軍大兵壓境的形勢下，清軍不僅扣押了英法使臣39人，而且對使臣進行殘酷的非人性的折磨，最後居然導致21人死亡的悲劇！扣押使臣的動機讓人匪夷所思。首先，扣押使臣居然是皇帝的旨意，咸豐帝曾下秘旨，稱必要時可將巴夏禮及其隨從「羈留在通，毋令折回」；其次，談判破裂並非因為條約的具體內容，居然是因為遞交國書的禮節問題，巴夏禮堅持公使入覲時以「敵體禮見」，「立而不跪」，載垣則堅持「此事關係國體，萬難允許」。清廷拒絕英使來北京換約並殘酷殺害英法使臣，是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直接原因，即報復清政府的言而無信以及對待人質的非人性。

對於聯軍在圓明園的暴行，英法政府不僅沒有責備，反而表示理解甚至贊成。英國陸軍大臣悉尼·赫伯特就說：「人質被扣問題從頭到尾整個就是流氓行為，中國人的放肆及其目光短淺，使人感到震驚勝過其行為本身的殘忍性。從電報中我們得知圓明園已被燒毀，我猜想這和人質的命運有很大的關係。」圓明園的悲劇值得我們反思，更值得我們反省。一味強調英法聯軍的野蠻不僅於事無補，沒有任何意義，而且還會導致我們對歷史的誤讀。

愛國？——國家在哪裡？

英法聯軍在對中國的軍事行動中，如入無人之境。他們的軍艦可以在任何地方停泊，他們的軍隊可以在任何地方上岸行動，這當然與清朝邊防形同虛設有關。不僅如此，中國各地民眾不僅不害怕他們的到來，甚至還樂意看西洋景，非常歡迎他們。比如英國艦隊到達閩江口的時候，中國當地百姓不僅沒有任何敵意，反而充滿了好奇，甚至是對他們的好感，因為他們看到真正的「西洋景」:「江上出現蒸汽船對沒有見過的人來說是一種驚喜，他們成群結隊地來看，一連好幾天都圍著船，以求滿足自己的好奇心……那裡的村民對我們很好，對我們充滿了好奇，我們交談得也很愉快。」

在戰爭過程中，不僅沒有所謂人民自發組織起來保家衛國的行為，反而出現很多中國民眾幫助聯軍的故事。法國一軍官回憶：

看起來可能令人吃驚，在向中國發動的戰爭中，我們像使喚牲畜一樣使喚中國人，但是我們是跟一個如此奇怪的民族作戰，因此不應該以我們西方的觀念來衡量。自從我們到了這片海域之後，除了中國人就找不到別的領航人；在港口，他們給我們提供大量食物；在廣州，他們要求得到我們的保護以抵抗叛亂分子；在上海，中國軍隊跟我們一起打擊叛軍。

正是因為有中國人的引導，聯軍無論在港口還是在陸地，無論在南方還是在北方，都進展順利。英法聯軍佔領大沽炮台後，「天津的居民一開始很害怕，後發現我們友善地對待他們，就膽子大了，給我們送來大量的食物，有上好的七八十磅重的肥羊、肥牛、蘋果、梨、葡萄、桃子，還有奢侈品——大冰塊」。看了這些情節，讓我們大跌眼鏡。其實，歷史的真實遠不止此。

英法聯軍陸上行動，需要大量的後勤人員，而兩國派遣來華的只是軍人。他們以為讓中國百姓幫忙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沒想到中國各地的老百姓都樂意充當苦力，並聽從他們的派遣。所到之處，當地老百姓都為他們提供各種服務，「村民都很客氣，迫不及待地給我們找各種東西」，「水、椅子還有碗都是村民給的」。英法聯軍登陸後，往往都有一兩千甚至幾千中國苦力為他們運送各種戰備物質。「自從我們進入中國以後，我們有了當地人的幫助才能開展行動，他們給我們帶來了所需的食物，並且一直跟隨我們到戰場上，幫我們運送軍需品。」法軍剛到達廣州、澳門時，曾經因為找不到運輸的馬匹而苦惱，可是他們很快發現這兩個城市有大量「強壯的腳夫和苦力」可以僱用，費用非常便宜，他們非常容易地僱用了1000名苦力，「讓他們跟隨部隊，背著糧食和日常用品，干所有必要的活兒……後來的經歷證明，得到這樣一支生力軍是件極其美妙的事情」。 「這批苦力使得對華戰爭具有了一種特殊的面貌。正因為有了他們，法國士兵才得以在長途行軍之後免去雜役之苦，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戰鬥。」英軍僱用了更多的中國苦力，他們的軍隊「跟隨著一支由4000名中國苦力組成的運輸隊」。不僅在陸地上，中國苦力還被安排到各艘軍艦上，準備進攻天津的20艘英法軍艦供配備了905名苦力。

1860年8月21日，聯軍在攻佔北塘的關鍵一役中之所以取得勝利，就是因為中國苦力冒險將雲梯搬到第一線，這一點連英法聯軍都相當驚訝:中國苦力對自己的國家如此沒有感情（他們稱之為沒有道德），且聯軍對他們如此之信任，真是匪夷所思！其實，苦力不僅「忠誠勇敢」，而且還協助聯軍參與對清軍的作戰，在一次攻打清軍炮台的戰役中，苦力們「泡在齊腰深的水中，冒著和我們的士兵同樣的危險，但沒有一個苦力面露懼色；所有的人都勇敢地完成了任務；為了堅守位置，12名苦力犧牲或者負傷」。

不僅英法聯軍僱用的苦力非常得力，他們還能明顯感受到各地的老百姓也不反對他們，更沒有碰到任何自發的抵抗。聯軍所到之處，「中國老百姓張開雙臂歡迎我們，要是他們有發言權，從南到北都會熱烈歡迎我們的到來」。當英法巡邏隊來到北塘村時，發現這裡「格外平靜，那些中國人親自為步兵們準備了水和棺材，甚至還有已經泡好了的茶」。今天看來，這真是一個很奇特的景象。為何當時的中國人樂意幫助英法聯軍？根本原因，大約是19世紀的中國人還沒有近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和概念，當然也很難有現代意義上愛國主義的情感。這個問題，我們今天不願意提及，更不會寫進入教科書中。但是，這個問題不容我們迴避，因為英法聯軍如果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他們登陸後肯定寸步難行。當時英法兩國派出的兩萬多兵力，除極少數醫務人員之外，全是戰鬥人員，諸如運送糧食及中性武器裝備等，幾乎全依賴中國苦力。

可以說，除了吃飯和養家糊口之外，在前線的中國士兵並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來到這個戰場與洋人打仗；而英法士兵則全部明白，因為「中國違約」「中國侵害了自己國家的利益」，是為了捍衛自己國家的權益才來中國打仗的。在這種情景下，再加上器不如人、技不如人，這戰爭的結局還有任何懸念嗎？

在關鍵的塘沽要塞戰役中，儘管清軍開始曾經進行了頑強抵抗，但後來在聯軍壓倒性攻勢下，軍心徹底崩潰。北側炮台被聯軍攻陷後，南側炮台防守清軍便掛出白旗，在防禦工事完好、彈藥充足的情況下，清軍完全放棄抵抗，聯軍攻佔炮台如入無人之境。聯軍描述當時的情形：

炮台守兵也未做任何抵抗，很快兩支縱隊就在要塞內相遇，當時炮台內三千清軍已將武器扔在地上，看上去像是受到了嚴重的驚嚇，完全不知所措。

儘管防禦工事內部擁有一支強大的炮兵部隊，且圍牆上還裝備有多門大口徑重炮，然而清軍守兵態度消極，完全喪失鬥志，他們看上去已經徹底放棄了還擊的想法，因此兩軍將領決定趁此機會儘快為此次聯合行動畫上圓滿的句號。

聯軍在中國看到的景象不僅與傳說中的中華文明相距甚遠，而且他們親眼目睹了中國貧窮、落後，中國政府的無能、腐敗。巴夏禮在信中寫道：「我們親眼看到了軟弱的政府給他們的國家帶來了怎樣悲慘和貧困的情況」；政府的無能、國內的動亂，使各地人民也失去了信心，他看到武昌、漢口居民紛紛外逃，遂做出兩個判斷：「（1）清廷官員非常無能，根本無法保護自己的臣民；（2）人民對起義軍的恐懼之感溢於言表。」在人民最需要國家保護的時候，卻找不到國家在哪裡，這樣的政府、這樣的國家，如何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巴夏禮認為，「中國政府已經病入膏肓」，「現在這個國家就像是一個病人，它的整個系統因為受到各種不同的粗暴的治療方案的對待而陷於癱瘓」。這個說法，是19世紀中國的典型寫照。

從天朝上國到驚弓之鳥

《南京條約》簽訂後，除廣州之外的其他幾個口岸陸續向外國人開放，包括外國人在通商口岸定居、經商、設立領事館等。因為中國官民的抵制，廣州未能如約開放，被當時的朝廷及國人視為不屈服於列強的一個愛國和英雄行為；而在以英國為首的列強看來，這是中國政府不遵守條約規定和國際慣例的違法行為。於是，衝突不可避免。

面對從未有過的強敵，清朝官員既無力相抗，又要執行朝廷排外的國策，這就導致清朝官員瞞天過海，得過且過。在廣州被英軍攻克後，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在葉名琛官邸居然發現了這樣一份秘密文件：「我在所有檔案中找到的第一件東西，就是與英國、法國和美國訂立的原始條約的批准書，看來它一直被葉名琛藏起來了，北京的朝廷根本對此一無所知！」這麼重要的文件，葉名琛居然不向朝廷報告，今天看來真是匪夷所思，但在當時大約是葉名琛的「聰明之舉」。因為他知道，即使將文件呈送朝廷，也不會得到朝廷的批複，甚至還可能因此而被訓斥甚至降職，我大清朝廷不可能與「英夷」平起平坐的；如果能夠成功將英國人拒之於廣州城外，則說明他守土一方盡到了責任，說不定還有嘉獎乃至升遷。

兩國交往，互派信使，互設使館，這是近代以來國與國之間交往的常態。可是對於大清帝國來說，這可是千古未有的大事，正如李鴻章所說實乃「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儘管在列強武力壓迫下，清政府不得不簽訂《天津條約》，可條約中規定的「英國公使得住北京」一條，真真正正讓大清朝廷心驚肉跳，因為這一條打破了天朝上國千百年「夷夏之辨」的規矩。因此，雖然簽訂了條約，但「咸豐絲毫沒有改變自己的方針，他和他的大臣們從來沒有想讓『夷人』打破先前存在於外國使節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障礙來實現自由的交流」。

《天津條約》中具體的條款，咸豐帝並不太在意，他在意的是不能讓洋人壞了天朝上國的規矩。因此，他想方設法試圖讓洋人放棄諸如北京住使的意圖。1858年6月中旬剛與英法美俄簽訂的條約，1個月後咸豐帝就派出以桂良、花沙納為首的龐大代表團，企望利用上海稅則談判之機，達到消弭《天津條約》的目的。出京前，咸豐帝面授機宜:只要洋人答應廢止《天津條約》，或至少「消弭四事」，即派員駐京、內江通商、內地遊行、賠繳兵費，其中尤以廢止「公使駐京」一條為緊要，我大清對通商各國則「全免課稅」。沒想到英法代表當即回絕:「條約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條約既定之說，萬不能動」；「即使寬免稅課，條約亦不能罷棄」。在桂良苦苦哀求下，額爾金提出以英法等國可以乘船上溯漢口為條件，暫時答應不住使北京，但聲明決不改動條約的任何內容（桂良怕擔責任，上述內容沒有付諸文字，更沒有稟奏）。繼任的駐華公使普魯斯態度更為強硬，決定率軍攻打天津。他說:「我們不得不在天津給予中國政府另一次教訓……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順從我的要求，我已準備憑藉武力威脅索取。」至此，清廷所有想廢止《天津條約》、阻止洋人駐使北京的努力，全部化為泡影！

北京的官員，在聽說英法聯軍攻打天津時，個個如驚弓之鳥。大英雄僧格林沁在狙擊英法聯軍屢屢失利後，也基本放棄了對抗的想法，他力勸咸豐帝棄京北狩。而已北逃的咸豐帝受主戰派的蠱惑，居然在中外衝突的關鍵時刻，下令處死全部外國使臣！幸虧恭親王奕?頭腦比較清楚，在皇帝諭旨到達前15分鐘，安排尚未斃命的外國使臣成功逃離：

後來恆祺向巴夏禮解釋了耳語的內容，他才知道他們的逃離是多麼驚險。主戰派以及在熱河說服皇帝下令處死囚犯，恆祺在朝廷的耳目在關鍵時刻告訴他命令已經傳下來了。憑藉著恭親王的命令，清廷官員成功將俘虜從北京城中解救出來。如果再晚15分鐘，就沒那麼幸運了，因為他們被釋放15分鐘後，皇帝的信使就到了。

聯軍攻打天津，進攻北京，焚燒圓明園，動搖了中國人「圍繞在皇帝神秘生活周圍的玄妙的崇拜」。而咸豐帝昏聵無能，臨陣出逃，更是動搖了民心、軍心。聯軍佔領圓明園後，發現了很多皇帝出逃時未及帶走的文件，其中就有大臣們關於在英法聯軍逼近北京城時咸豐帝應該採取何種對策的很多奏摺。這些奏摺分三種意見，一是主張留京抗戰，凝固人心；二是主張東進通州，迎戰強敵；三是主張以迎敵為幌子，北狩熱河，實際是逃跑。第一種意見占絕對多數，而第三種意見的提出者是僧格林沁。已與聯軍多次交手的僧格林沁心裡明白，如果聯軍要攻佔北京城，那是輕而易舉的事，所以他力勸咸豐儘快撤離，以免淪為聯軍的階下囚。咸豐帝果然貪生怕死，北逃熱河。此事一可見咸豐帝口頭強硬，內心卻恐懼非常；二可見滿朝文武皆昏聵之徒，關鍵時刻無計無謀。比如賈楨等25人聯名奏摺中，居然有「唯地異澶淵，時無寇準」這樣表面荒誕卻真實無比的表達，讓人無語！

從某種程度上，咸豐皇帝從北京出逃，大約也是合理的，因為英法聯軍進攻天津、威逼北京的目的，就是為了逼迫清廷落實《南京條約》並承認《天津條約》的內容。英法聯軍見清廷長期採取拖延和欺騙手段，認識到不付諸武力、不給清廷一個嚴厲打擊，上述要求則很難兌現。因此，如果咸豐皇帝留守北京並以死相抗，其結局可能就不單單是圓明園的被毀了——那一定是紫禁城的被毀，以及皇帝要麼戰死要麼成為階下囚。果真如此，後面的歷史都要重新改寫了。額爾金在燒毀圓明園之後曾經發出威脅，如果中國人「不接受我們提出的條款，他們可以想像京城會成什麼樣子。城內的皇宮紋絲未動，如果他們想為他們的主子挽救最後剩下的宮殿，那就別浪費時間。我相信火燒圓明園大大加速了問題的最後解決，也鞏固了我們特使的地位」，也就是說，在圓明園被毀之後，如果清政府沒有馬上答應英法聯軍的條件，紫禁城也將化為灰燼！

萎靡、冷漠、麻木的國民

對很多英法士兵來說，中國是一個新奇的國度，他們充滿了好奇心。但是，他們一旦踏上中國這塊土地，就發現與自己的想像相差太遠。他們的所見所聞，甚至導致「所有初來咋到的人都感到厭惡中國……這裡的一切都那麼荒謬」。

關於鴉片癮者吸食鴉片的細節，中文文獻並不多見。歐洲人初到中國者，則往往關注細節，並作了很多具體描述，諸如:「鴉片煙斗與煙草煙斗不同。它就像一個噴壺小蓬蓬頭，只在中間有個小窟窿。煙管以木頭、竹子或烏木製作，像一支笛子……並不是煙管被裝在煙鬥上，而是煙斗被從側邊裝在煙管上。這種設計自有它的道理」；「填煙斗的方法包含一些細微的操作，不然會變得很難。先撥開裝鴉片的小瓶，用帶彎鉤的針取約5毫克。如果鴉片膏不夠柔軟，就微微沾濕使其變軟。當它呈燕麥粒狀時，進行攪拌，慢慢地向著中間的窟窿那兒碾壓過去」；「真正的嗜煙者，在吸鴉片時，會深吸一口，使鴉片煙一直進入到支氣管……最後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進入深度昏迷狀態。」這些細節描述，能讓我們全面感受到癮君子門店一行一動。

中國人吸食鴉片的情景，讓外國人感到震驚和不解：

當人們走進那些令民眾昏頭昏腦、自甘墮落的鴉片館，當人們在一個為防備窺探的目光而小心地關閉著的房間里看到，死屍般的男人因為過度吸食鴉片及其引起的惡果而全身傷痕纍纍，當人們身處這些因為英國的貪婪提前造成的葬身之地，人們不得不詛咒一個不惜用如此的方法致富的國家。

法國人將中國人吸食鴉片惡習的根源歸之於英國，也可見儘管英法聯合攻打中國，但是兩國將士的想法並不一致。

那麼，中國人吸食鴉片的惡習是不是源自英國人？可想而知，絕大部分英國人不會這麼想。在他們看來，吸食鴉片既是中國人的嗜好，也與政府的縱容和默許是分不開的。「抽鴉片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習慣，在東印度公司將它帶入中國之前就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了」；不僅普通人，「中國的大部分官僚階層都無可救藥地吸食鴉片上了癮」；「即使沒有英國向中國販賣鴉片，中國人吸食鴉片的習慣也會繼續存在下去」；中國人反對鴉片貿易，是出於經濟原因，即制止白銀外流，「而不是道德評判問題」。

吸食鴉片的惡習，「使人萎靡、冷漠、麻木。精神上的疲憊影響到吸食者的胃和消化道，食欲不振、身體消瘦、衰老提前，變得猥瑣不堪。身體、精神和錢財都毀了」；「染上這種惡習，多少智慧、才能和財富統統被消耗」。在英法將士的記述中，這樣的記述讓人印象深刻。

中國人的冷漠、無情也讓英法聯軍震驚無難以理解。英軍每次行動都要使用大批的苦力來運送各種輜重裝備，這些苦力每天可獲得9美元的報酬，他們對自己的國家沒有感情。為了獲得這優厚的報酬，這些苦力們都能忠心耿耿為聯軍服務外，他們還想方設法甚至不折手段從各種途徑獲得好處。他們對自己國家的冷漠、對自己同胞的殘酷，讓聯軍感到驚嘆，稱這是一群「可憐的野蠻人」。比如，每次戰役過後，「中國苦力通常會跑上前去，把他們已死或將死的同胞的身體翻過來，指著他們的臉哈哈大笑，或是把他們的口袋翻個底朝天」。這種在今天看來匪夷所思的情景，卻被英法官兵如實記載了下來。

中國人缺少什麼？

英國陸軍大臣悉尼·赫伯特在寫給英國遠征軍總司令霍普·格蘭特的信中說：「中國人一定是地球上最特別的人群。」在英法聯軍眼中，中國人「只有一種宗教和一種政治：利益」。因此，只要他們肯支付銀子、提供食物，中國人就會死心塌地的為他們服務。對底層的掙扎於死亡線上的廣大百姓來說，這無可非議，因為他們有生存的權利。因此，聯軍的行動目的也非常明確，「我們與中國的皇帝作戰，只打中國政府」。英法聯軍一再表明，「我們的攻擊對象不是中國老百姓，而是中國政府」。

他們認為中國人缺少信仰，但這對他們來說並非壞事（有時他們表述為中國人缺乏道德觀念），因為他們意識到，「如果有一種理念和政治觀念主導他們，中國不久就會侵佔全球。他們會越過亞洲邊境並且很快來到歐洲，肯定沒有另外一個民族比她更加具有侵略性、更加勤勉勞作並且人口增加得如此迅速。彌補了中國人的精神空缺，我們就把這個民族塑造成了這個世界的絕對統治者」。他們對中國人的評價，當然完全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他們無法理解東方人沒有宗教的生活，其原因是他們不了解東方文明的獨特性。

英法官兵對中國官員的評價更低。他們認為，中國官員只有一種愚忠的觀念；在中國官員眼中，人民是不存在的，草民而已，可以隨意殺戮。比如葉名琛抵抗英國進入廣州城的方式五花八門，其中居然有屠殺中國人的野蠻方式:「有一天早上，他把400個中國人的腦袋割下來，堆在城的南邊。我們的上司顯然對他們這種幼稚、無助、頑強的消極抵抗行為感到迷惑不解。」此類拿人民生命當兒戲的官員，怎會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在聯軍與清軍激戰的很多地區，人們開始時懼怕洋人，可後來他們不僅不怕，反而更喜歡洋人。比如在戰後的大沽村、在聯軍依然駐留的情況下，當地百姓馬上便恢復了正常的生活、生產和交易，姑娘們也放心回到了村裡，「顯然，與吝嗇、好似強盜般的清兵相比，她們更喜歡有錢的洋鬼子」；一個老者甚至對聯軍的軍事行動表示感謝，「啊，這次貴國好好教訓了那些官兵一次」，因為「官兵欺壓百姓，全國的百姓叫苦不迭……我們深信，你們來此的目的只是通商，而且這對兩國都有利」。與聯軍對話的這位老者，應該是一位鄉紳，他的話非常具有典型性，充分說明了英法聯軍為何在戰鬥中會所向披靡：除了武器優良的優勢之外，老百姓對清王朝並沒有認同感。

每個國家的老百姓都是淳樸、善良的，但是如果政府昏聵、官員腐敗，那麼老百姓就是一團散沙，就只能任人宰割。英法聯軍清楚地看到，「作為我們搬運工的中國人，或者說苦力，得到了普遍的讚揚。因此，這個有智謀的、勤勞能幹的和視死如歸的民族似乎只缺少好的領導，並且需要講點科學」。生活中19世紀的中國人，是何等不幸啊！

當然，更加不幸的是戰場上的中國士兵。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慘死在英法聯軍的炮火之下，可他們至死都沒有明白是怎麼死的；他們的血肉之軀沒有阻擋聯軍進攻的步伐，只是充當了冤魂而已。面對威力巨大的現代化武器，清軍卻只能以中世紀的武器長矛、刀劍、弓箭等相對抗，其結果根本不用預測。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威力巨大，清軍炮台都成為聯軍的活靶子，每次戰役都造成清軍的巨大傷亡，而聯軍則傷亡極少。在許多戰役中，清軍經常都是傷亡一兩千人以上，而英法聯軍往往只傷亡一二人或幾個人，簡直同當年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情景差不多！聯軍的很多官兵都有關於戰場具體場景的回顧和描寫，其慘狀讓他們終生難忘：

人員方面，敵人的損失是巨大的。我們可以毫不誇張認定他們的死傷數目達到了2000人之多……聯軍傷亡人數非常少。法軍死三人，傷17人，英軍方面也差不多。

一名真正的蒙古士兵躺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他的一條腿已經分飛兩處，顯然被同一塊彈片炸到了。一塊尖角的金屬片（每個彈片里有42個這種金屬片）將他的大腿劈成兩半，另一塊金屬片將同一條腿膝蓋以下的部分砍掉了……幾位本性善良的醫生替他做了截肢手術，但是手術後沒多久他就死了。

這個可憐的人跪在泥巴里，渾身血漬，骯髒不堪。他的一隻手被一塊破布綁在手腕上，兩條腿都斷了，後腦勺被馬刀砍開了一個大口子，可以看見跳動的腦漿……這個可憐的人懇求我們立即殺了他，解除他的痛苦。

這是是通州張家灣戰役的慘象。清軍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潰不成軍，英法聯軍則展示了他們無往而不勝的驚人戰績。這就迫使我們追問，清軍為何慘敗？除了顯而易見的器、技不如人之外，我們中國人到底缺少什麼？即使我們不承認中國人缺乏信仰，但我們肯定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一個善於學習的政府，一個為人民謀利益的政府！

結 語

從民族國家形成理論來反思中國近代史研究，很有意義。早在1902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就批評「中國之舊史」有「四蔽」，其中第一條即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梁啟超雖然是就中國史學而提出此觀點，但他所表達的深刻含義卻遠遠超出了史學範圍，揭示出中國在近代中西交流中所遇到種種困難的根本原因：豈止中國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中國人本來就「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啊！

1938年，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總論中將「近代化」視作中國近代史發展的總脈絡，並將「近代化」定義為科學、機械和近代國家的形成三點，他認為這三點是東方「中古文化」與西方「近代文化」之間的最主要差距，「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其中，他把「民族國家」的形成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他說，「在十九世紀初年，西洋國家雖小，然團結有如鐵石之固」，與此相反，中國人只有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無統一的民族觀念，更談不上統一的近代國家的形成，「我們的國家雖大，然如一盤散沙，毫無力量」。蔣先生的論述同樣非常深刻。

觀察中國歷史，需要他者的眼睛。過去我們忽視從民族國家理論的視角來分析中國歷史，把天下觀念等同於民族觀念。幾千年來，中國始終都是東亞地區的盟主，東亞周邊地區各國對華夏文化的崇尚淡化模糊了民族意識，因此主導東方世界的是天下觀念而非民族國家觀念。與西方民族國家的形成相比較，中國近代民族國家觀念明顯晚熟，這應該已經是學術界的共識；而民族國家觀念的晚熟，既是中國在近代中西衝突中屢次應戰屢次失敗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國在近代難以融入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從傳統本土材料中，可能難以感知這個問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異域材料介紹到國內，通過這些材料，使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能夠更加深入。從民族國家理論的視角來審視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艱難曲折，同樣可以得到很多啟發。

「圓明園劫難記憶譯叢」就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可以看清自己的「他者的眼睛」，通過這套叢書，我們不僅可以看到19世紀中國在知識上的欠缺、觀念上的陳舊，更可以看到國家能力的衰弱、社會經濟的落後，以及民族意識的淡薄等方方面面。由此，我們可以更加深入理解為什麼中華民族會遭受那麼多的劫難，中國與國際接軌、接受新觀念新事物是多麼重要。

（為閱讀方便，參考文獻從略。圖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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