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繼凱「送去主義」與「書法外交」 ——以魯迅與日本為例

作者簡介

李繼凱，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書法文化研究院院長，文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茅盾研究會副會長、東亞漢學研究學會副會長等。主要從事魯迅等現代作家、現代文學與文化、中國西部文學、現代文人與書法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著作有《全人視境中的觀照——魯迅與茅盾比較論》、《民族魂與中國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文化創造》、《秦地小說與「三秦文化」》、《墨舞之中見精神》等10餘部，合作主編《言說不盡的魯迅與五四》、《馮積岐評論集》、《解析吳宓》等10餘部。《在《中國社會科學》（中、英文版）、《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魯迅研究月刊》、《文藝報》、《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論文200餘篇。主持和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重點出版項目等多項。獲教育部、陝西省等省部級科研獎一等獎、二等獎多項。

魯迅先生是「拿來主義」的倡導者，也是「送去主義」的實踐者，在跨國文化交流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他與日本結緣過程中留下了許多手稿，包括他為日本友人書寫的數十幅書法作品，整體看即體現出了這兩種「主義」的雙向互動，從一個側面印證著作為文化使者的魯迅所承擔的重要使命。本文主要從文化傳播（包括書法文化傳播、文學文化傳播等）層面，考察一下他與日本的「書法外交」情況，並從中獲取有益的啟示。

一、相關的史實

日本書道與中國書法的關係非常密切。日本書道是日本文化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儘管這一部分的「中國元素」（包括唐風書法、漢字筆劃等）很為顯著，但仍然具有日本文化的屬性。每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都是不斷建構的，兼容發展的，如果靜止和僵化了，即意味著趨於死亡。書法文化亦然。書法在中國、日本等地域的傳揚，長期的交流互動，使其衍化為東方文化一個重要的符號世界。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中國文人，也通過對書法文化的關注、創造和交流，為東方文化的賡續和發展，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對此理應給予深入的探討。其中，魯迅書法與日本的結緣，就是一個值得仔細梳理和探究的命題。

中國與日本有著非常密切而又複雜的關係，從文化上看也是如此，即使僅就魯迅與日本的關係來看，也顯示著某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狀。但比較而言，日本的書道和中國的書法卻有著非常顯豁而又相當明確的關係。「漢字俑」（包括其特有的象形、方塊、筆劃或線條等構成的生命造型）影響下的書寫活動，伴隨著無數學子和文人的親炙與化用，形成了東方世界相當濃厚的書法文化氛圍。我們迄今從魯迅畢業於日本弘文學院的證書（行書）、進入仙台醫專學習的申請書（用小楷寫成且按有指印）[1]，在日本留學時所作的筆記[2]、書札及《自題小像》詩稿手跡（存世的為晚年重寫，並曾書贈許壽裳、岡本繁等友人），仙台東北大學校園裡魯迅塑像上的「魯迅」（魯迅自書），以及塑像附近樹旁所立之碑上的楷書，相關博物館、紀念館裡的書跡，藤野先生在送給魯迅的照片背後題寫的「惜別」[3]，日本友人頻繁參觀魯迅紀念場所留下的書法留言等等，都能夠感受到書法文化的實存，這些手跡或書法，也能給書法愛好者留下深切的印象。換言之，即使僅僅從直觀層面，我們也可以在書法文化視域中看到魯迅與日本的某些關聯，其翰墨情緣的種種遺墨留痕或吉光片羽，也頗值得後人鑒賞、回味和整理。

日本也是書法文化的溫床和傳播之地。魯迅留日時，曾從旅日的章太炎學習段玉裁《說文解字注》，1929年曾後又曾計劃編著《中國字體變遷史》；他與日本結下的書緣也包括他和同學的交流，如魯迅與留日同學陳師曾的關係最密切，而陳的書畫修養極其深厚，對魯迅的影響也相當深切，甚至可以說在書法文化方面，不亞於其老師章太炎的影響。顯然，日本文化利於書法文化的滋生和發展，促使魯迅不間斷地從事具有審美意味的書寫。總體看，魯迅一生留下的墨跡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魯迅以「正規」或比較規範的書法形式留下來的墨跡。通常要符合書法條幅、橫幅、扇面及印章等方面的形式要求。傳世的這類墨跡在魯迅留存手跡中較少，但傳播甚廣。比較而言，魯迅晚年留下的此類墨跡則相對多一些，且大多是應友人之邀或贈答朋友之作，依據這類墨跡的尺幅，書寫樣式，應該算是魯迅有意識以書法形式書寫的作品。後一類系魯迅的各種文稿，包括小說、散文、書信、日記、論著等方面的手稿，相關墨跡的數量極多，文物出版社、中國電影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都出版過魯迅的這類墨跡影印本。這類墨跡的書寫非以表現文字的書法美為意旨，但由於魯迅整體的文化素養，其墨跡總能映現出作者的氣質稟賦及人格精神。這兩類墨跡大抵都屬於書法文化，即使藝術性有差異，但其文化價值卻毋庸置疑。其中，就有一些書法作品包括手稿等與日本（人）有關。尤其是其與日本友人交往而留下的詩詞書法、書信手跡、日記及日文手稿等，顯示了魯迅與日本文化關聯的密切和莊重，也散發出濃厚的書法文化信息。

誠然，書法文化具有重要的交際功能。魯迅的書法作品包括書法也是要通過文化傳播管道來實現的，日常的書法交流也是一種文化傳播。從藝術與人文的視野來看魯迅書法，也應注重他與友人間的翰墨情緣，其作品的「人文」意味常為後人所激賞不已。魯迅與外國人特別是好友的翰墨情緣格外值得關注，其中，魯迅書法生涯與日本的關聯，則不僅體現在他贈送給日本朋友的書法作品，而且要看到他與日本（人）相關聯的書法活動或行為，包括在他身後，中日友人仍然經常藉助書法文化交流的方式，延續著互通的文化血脈。

魯迅書寫一生，書寫尤其是藝術創造性質的書寫成為其生命煥發的生動體現，最後的絕筆也是用毛筆寫給內山先生的便條。我們看到，他給許多人尤其是親朋好友題字相贈，也成為精神交流和增進友誼的重要手段。他有意識地將書法作為媒介，在書法交往中不斷開拓人生。這也體現他和日本友人的書法交往。魯迅曾托內山先生在日本陸續購買了《書道大成》全27卷，幾乎囊括了中國歷代所有時期的重要碑帖；他在1931年春也曾為增田涉購得《板橋道情墨跡》一書，他還曾托內山「乞得弘一上人書一紙」，或用毛筆書寫文稿（包括日文）在日本發表，或與日本友人共賞碑帖拓片，但筆者在此更為關注的則是為日本友人書寫的詩詞條幅、橫幅等。因為從現代書法藝術角度看，書寫詩詞名句等更能體現出書法藝術的自覺，更能體現書法作為藝術文化的鮮明特徵。據不完全統計，如今可以查考出根據的為日本友人或來賓書寫的詩詞類作品（包括自作和他人的，未含書信手稿等）就有40餘幅。現據《魯迅詩稿》、陳新年《魯迅書法編年考略》[4]、《魯迅：域外的接近與接受》[5]以及多種有關魯迅的年譜、傳記和回憶錄等資料記載，相互參照印證，魯迅書贈日本友人的以詩詞為內容的書法贈品主要有以下一些：

1923年，書《詩經小雅採薇·贈永持德一》；

1928年，書錢起《歸雁》一詩贈本間久雄；

1931年，書《贈鄔其山》[6]、《送O·E君攜蘭歸國·贈小原榮次郎》、《贈日本歌人·贈升屋治三郎》、《無題（大野多鉤棘）·贈內山松藻》、《無題（大野多鉤棘）·贈熊君碹》、《湘靈歌·贈松元三郎》、《無題（大江日夜向東流）·贈宮崎龍介》、《無題（雨花台邊埋斷戟）·贈柳原燁子（白蓮女士）》、《送贈田涉君歸國》、《錢起歸雁·贈長尾景和》、《老子虛用成象韜光篇·贈長尾景和》、《李白越中覽古·贈松元三郎》、《歐陽炯南鄉子·贈內山松藻》、《書舊作〈自題小像〉贈岡本繁》；

1932年，書《無題（血沃中原肥勁草）·贈高良夫人》、《自嘲（運交華蓋欲何求）·贈山本勇乘》、《所聞·贈內山美喜》、《答客誚·贈坪井芳治》[7]、《無題（慣於長夜過春時）·贈山本初枝》[8]、《一二八戰後作（戰雲暫瀲殘春在）·贈山本初枝》、《李白越中覽古·贈山本勇乘》、《故鄉黯黯·贈濱之上信隆》、《皓齒吳娃·贈坪井芳治》[9]；

1933年，《贈畫師·贈望月玉城》、《題吶喊·贈山縣初男》、《題三義塔·贈西村真琴》、《悼楊銓·贈樋口良平》、《贈人（明眸越女罷晨裝）·贈森本清八》、《贈人（秦女端容理玉箏）·贈森本清八》、《贈人（秦女端容理玉箏）·贈山本實彥》、《無題（一枝清采妥湘靈）·贈土屋文明》、《楚辭九歌禮魂·贈土屋文明》；

1934年，《無題（萬家墨面沒蒿萊）·贈新居格》、《金剛經句·贈高島畠眉》、《錢起歸雁·贈中村亨》；

1935年，《鄭思肖錦錢余笑（二十四首之十九）·贈增田涉》、《鄭思肖錦錢余笑（二十四首之二十二）·贈今村鐵研》、《劉長卿聽彈琴·贈增井經夫》；

1936年，《杜牧江南春·贈淺野要》；

1933-1936年間，曾書《瀟湘八景》贈兒島亨，為杉本勇乘題詩扇面等等。

上述詩歌書法，都是詩書一體的「第三文本」，非常耐人尋味。這說明，魯迅給日本友人的作為贈品的書法，與文學特別是詩歌的關係確實極為密切。有人以為魯迅這麼喜歡書贈日本人且文辭雅緻，有「報答」日本人的情結，甚至妄測魯迅的「親日」傾向。其實，書贈他人書法作品且內容高雅並有某種美好的寄託，乃是傳統書法文化的藝術範式，並非魯迅刻意為之。其實，在日本也有這樣類似的傳統：「以漢詩為中心的文人趣味，是一直包圍著書法藝術的。書家必須作為漢學者或漢詩人也得到人們承認，才能得其大成，取得支配潮流發展的權威地位。」[10]正是擁有這樣的文化心理積澱，日本友人才會基於這種「文心」理解魯迅並喜愛其詩書結合的藝術樣式，取得「文交」的效果。在魯迅贈送日本友人的書法中，某些可以被視為魯迅名句名詩的書法文本，則可以成為詩書並輝的複合美的經典樣態，如《題三義塔·贈西村真琴》中的最後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無題（慣於長夜過春時）·贈山本初枝》最初兩句：「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自嘲（運交華蓋欲何求）·贈山本勇乘》中的名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等等，就都具有強烈的時代性和古雅的審美性奇特的結合，並有其豐富而悠長的啟示意義，甚至可以視之為中國現代書法史上的「書法經典」，具有恆久的觀賞和學習價值。

如果說魯迅從日本文學經驗中多採取了「拿來主義」的話，在書法藝術方面，情形幾乎相反，多採取的是「送去主義」。這是友好的贈與，深切的紀念，情誼的象徵。魯迅與日本友人的書法情緣，突出了跨國的書法交際功能，在此或可名之為「書法外交」——文化傳播的一個古老卻又年輕的交流方式。如1931年2月12日，小原榮次郎在中國購買蘭花將要回日本，魯迅賦詩並寫成條幅相贈；1931年2月25日，為日本長尾景和寫唐代錢起《歸雁》一幅留念；1931年初春，作舊體詩《贈鄔其山》並書寫成條幅贈內山先生；1935年3月22日，為今村鐵研（日本醫生，增田涉的表舅）、增田涉等書寫書法作品相贈。從這些行為看，魯迅書贈友人書作較多的原因，也主要是從「實用」層面進行考慮的。當然，魯迅書贈的日本友人交誼深淺不同，但即使短期接觸，也是印象好才會贈送書法作品。「秀才人情紙一張」，自古以來，除了書信，書畫往來就成了文人交往中出現最多的一種形式（且常和贈詩贈言相結合）。到了現代，這種文化習慣依然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魯迅於1931年初春書寫的條幅《贈鄔其山》（「鄔其」乃日語「內」的讀音，即書贈日本內山書店東主內山完造），多有意趣。魯迅在這幅書法作品上的題款是「辛未初春，書請鄔其山仁兄教正」，[11]儼然肅然，但詩歌文本卻幽默、調侃，甚至還有諷刺政客及黑暗現實的意味。當時的魯迅有感於內山完造向他談及生活在中國20年的見聞感想，遂誘發了魯迅的諸多感慨。於是，魯迅把胸中積鬱的情愫化為詩意和書法，相得益彰，妙不可言，興之所至，揮灑自如，結語的「南無阿彌陀」五字，字形漸大，布局驟變，卻自在放達，情趣盎然。聽說當時魯迅忘了鈐印，後以手指蘸上印泥代章於落款處，由是成就了一則逸聞軼事。而魯迅最為人知的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他本人多次書寫，傳播極廣，他人也常以此為書法素材，創作出了難以勝數的書法佳作。如果將魯迅的書法作品及其「衍生」的相關書法作品進行大收集並搞一個大型展覽，那情形必然是蔚為大觀、美不勝收的。不僅毛澤東、陳毅、郭沫若、茅盾、周慧珺等人要書寫魯迅的名句名詩，即使日本友人也常常如此。據報導，近年來日本著名書家高橋靜豪就曾創作了許多與魯迅有關的書法作品，並將其捐贈給紹興魯迅紀念館，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他還說：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也是偉大的書法家，因此能將自己的作品捐到魯迅紀念館是其一大心愿。這正是：有了「送去」，方有「送來」，來往不絕，情誼永續，恰是中日友好人士共同的心愿。

作為交往見證的書信墨跡，也構成了魯迅生命中一道綿長而亮麗的風景線。魯迅書信有1500餘封保存了下來，其中有手札真跡存世者已彌足珍貴。包括與日本友人的信札手跡，如《魯迅致增田涉書信》以及給內山完造、山上正義、青木正兒等友人的信札，不僅有文史文獻價值，也有手札書法的諸多妙處和嘆賞不已的趣味。[12]當魯迅非常嫻熟地書寫日本假名書法（包括他書寫的日文作品、翻譯日本文學的手稿等）時，我們也會感到他對日本文化的諳熟甚至是某種深切的認同。僅從魯迅與日本友人的可以看到的書信手跡而言，也可以看出魯迅的書法造詣確實不俗：含蓄內斂、簡淡古雅、溫潤渾厚而又意趣豐沛！

二、歷史的記憶

魯迅作為一位書寫者，留下了大量的著述，也留下了大量的手跡，特別是他專為日本友人寫下的書法作品，給向來認真心細的日本朋友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歷史記憶。這裡擷取若干片段，並稍加說明或點評，從曲徑通幽處，接近一下這位上世紀30年代即告辭世的歷史名人。

內山完造先生是魯迅最要好的日本朋友。內山先生在《憶魯迅先生》[13]中介紹說：1936年10月18日早上6點鐘左右，許夫人帶來了「一封如今已經可悲地成了絕筆的先生的信」。這封絕筆信依然用毛筆寫成，痛苦和急切滲透到字裡行間，內山先生見狀，頗覺詫異：「時常總是寫得齊齊整整的信，今天，筆卻凌亂起來了。」他立即意識到問題嚴重，隨即打電話找醫生。幸運的是，魯迅的這封絕筆信，他一生「最後的手札」被保存了下來，自然可以作為一件獨特的書法文本，見證了深摯的友誼，也見證著筆墨線條與生命掙扎的結合及其悲苦無奈的情狀。內山先生的回憶還涉及：魯迅先生本人的詩並不多，但到了晚年卻喜愛將詩詞與書法進行傳統化整合、創新，作為文人作家無上的禮品贈送他人。內山先生多年後還記得：魯迅曾給他及妻子都題寫過詩歌，對其詩歌內容等也記憶猶新……[14]。內山先生於1953年初還曾將珍藏的魯迅詩稿《我的失戀》（四首之四）捐贈給上海魯迅紀念館，顯示了他對魯迅的深切懷念。據供職於內山書店的廉田壽在《魯迅和我》[15]介紹說，內山書店編印的介紹新書的刊物《文交》，魯迅為之題寫了刊名；他還曾請求蔡元培為廉田壽寫了一幅字，讓其感動終生，且裱好掛在家中，「朝夕仰望，就像再一次看見魯迅先生，並親切地回憶起蔡元培先生」；廉田壽還曾請魯迅為其去世的弟弟廉田誠一題寫了碑名，還贈以悼文（即《鐮田誠一墓記》），日本新聞界對此事曾積極予以報道。魯迅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基於他和內山書店的因緣和廉田誠一的優良品性。從其碑名書法的筆意可以看出，楷書和隸書的結合，藏鋒和露鋒的照應，端肅與自然的渾融，使這一碑名書法成為魯迅書法世界的精品之一。

日本友人對魯迅書法的珍藏和捐獻，即含蘊著令人難忘的歷史記憶，也每每傳為文苑佳話。如高良留美子在2010年向日本東北大學捐贈了魯迅寫給其母高良富的親筆詩。高良富子《會見魯迅的前前後後》記載：內山曾經給她送來魯迅先生的照片和詩歌條幅，這對她來說是很大的安慰：「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不管會見了什麼人，都不如見到了魯迅先生有意義。」魯迅送她的詩幅內容是「血沃中原肥勁草……」，而她則回贈了魯迅一套《唐宋元名畫大觀》，魯迅收到後還專門寫了回信表示感謝。[16]近期有報道說，高良富子的後人將這幅字捐獻給了地處日本的東北大學，這引起了廣泛關注，但有的記者將內容進行了曲解。內山完造的弟弟內山嘉吉及其夫人和魯迅一家也有密切的往來。魯迅還給內山嘉吉夫人寫過兩幀條幅。後來裱好的原件贈給了中國，只保留了複製品。撰寫過《魯迅世界》的日本學者山田敬三認為：魯迅在晚年將喜歡舊體詩和書法緊密結合，為日本友人一再書寫他本人創作的舊體詩，藉此也表達了對現實的感受。[17]

其他日本朋友，也對魯迅贈字看成一件值得記憶和感念的事情。如長尾景和《在上海「花園庄」我認識了魯迅》[18]：「記得彷彿是二月中旬，先生為我寫了一首義山的詩，說：『在花園庄什麼也沒帶來，這幅寫得不好，將來有機會再用魯迅的名字寫幅好一些的。』……我想，這一定是先生偷偷回到家裡為我寫的，使我深為感動。」當時尚在避難中的魯迅，用周豫山的名義為一位剛剛邂逅的日本年輕人書寫古詩以為紀念，還承諾將來會以「魯迅」的名義為其再寫一幅好一些的書法作品，這樣的為人和話語怎能不感動人呢！至於魯迅當時是否冒險潛回自己原來家中寫的這幅字，也許只是長尾君的揣測。長尾出於這份感動和珍惜，很快請人裝裱了，還送呈魯迅自賞。當魯迅繼續自謙時，長尾則說：「您的字寫得絲毫沒有矯揉造作之氣，所以我很喜歡，我將永遠帶著它。」山上正義《談魯迅》，提及他對魯迅用毛筆寫楷書從事小說翻譯的深切印象。翻譯是一種獨特的文化創造行為，其複合形態的文本加上書法形態，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文本世界。[19]兒島亨《未被了解的魯迅》[20]，對魯迅「寫便條也用毛筆」的情況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並說魯迅「還用毛筆特意給我寫了他愛吟的《瀟湘八景》這首漢詩。如今我把他寫的這首漢詩裱在軸紙上，珍貴地保存起來了。」這幅字「筆跡清秀，一共寫成三行……時常掛起來看，足能追懷出先生生前的面影來。」兒島亨先生還由此大發感慨：「除書法家之外，我們同用毛筆寫字的生活漸漸地疏遠了。那時候，先生不僅在原稿紙上，就連寫給書店的便條之類幾乎全用毛筆寫，而且寫得很工整……世上有寫字好的和寫不好的人。有書法家，有外行及知名人士，但在日本，重其名而不重其字的現象則屢見不鮮。中國卻相反，人雖無名，但字寫的好也能得到很高的評價。幾年前聽說北京魯迅博物館在徵集先生的遺墨。我想像我們這些曾和先生最接近的人，哪怕把那些筆記和便條獻出來也好，可是手頭上卻一份也沒有了。我們那時要先生的字，隨時都能給我們寫的，認為何必那樣著急？想來真是後悔，就連當時的一張便條都沒有保存下來。現在只好把這首《瀟湘八景》視為至寶珍藏起來了。」

日本友人也曾潑墨濡翰，書寫了關於魯迅的書法作品，如佐藤春夫在魯迅逝世後曾撰寫了一副對聯：「有名著，有群眾，有青年，先生未死；不做官，不愛錢，不變節，是我良師。」坦誠直白而又情真意切，既是對歷史記憶中魯迅形象的生動概括，也是對日中兩國作家心靈相通、書藝呼應的一個歷史見證。無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的魯迅紀念場所，都有許多日本人參觀，其間多能觀賞到魯迅的書法，有的紀念館還對日本參觀者進行了較為齊全的記錄，並珍藏有部分日本朋友參觀後的題詞。[21]

三、有益的啟示

魯迅與日本友人的關係，特別是文化關聯，當是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一個象徵，這是一種基於文化親緣和心靈需求而生成的文化現象及「文交」精神，魯迅與日本的翰墨情緣，則可以視為這一文化現象、「文交」精神的縮影及體現。從書法文化視域觀照魯迅和日本，可以看到和想到許多文化問題及建設思路，也就是說，從書法文化視域接觸和考察魯迅與日本友人的跨國結緣，以及魯迅和日本友人在書法方面的「外交」實踐，可以獲得一些有益的啟示：

其一，在當今東方文化復興的語境中，在世界和諧文化的建構中，以「和諧、自然」為旨歸的中國書法文化必將煥發出更加神奇的魅力。有學者在談中國文化包括書法文化的世界影響時指出：「應該把國家戰略的建構和文化外交方略的制定聯繫起來，在可持續的文化發展和精神生態平衡中，將東方文化的和諧精神不斷播撒向整個世界，在中國文化的世界化進程中，使中國文化整體創新成果世界化，成為人類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還說：「……中國書法文化的輸出，是對民族自信和文化身份的重視，是對民族虛無主義的拒絕，是對未來中國書法文化發展可能性的展望。」[22]當然，文化輸出也有交流、化解、重建等功能。著名學者伊藤虎丸在其名著《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曾指出：「魯迅直到死都對日本及日本人始終抱有某種信賴和愛心，但同時，他又對眼前的日中關係幾乎感到絕望。」而不屈的魯迅作為「民族魂」，「成了中國人對日本侵略進行民族抵抗的精神支柱。」[23]這來自日本學者的學術判斷，對那些企圖構陷魯迅為「漢奸」的國人，毋寧是極大的諷刺！當今，我們更要千方百計超越種種障礙（包括政治、經濟的對抗以及仇恨、猜疑等）並有效化解這種「絕望」，並努力弘揚魯迅的反抗精神及「文交」精神；我們更要充分開發和利用文化的化解功能，不斷加深兩國人民的友誼和文化認同。書法文化作為一種語言文化和藝術文化，在文化傳播及影響世道人心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在這方面，朝野各方應有積極的策劃，努力開展一些相關交流與合作的活動，擴大東方文化的影響力。魯迅的跨國書法情緣包括跨語言的書寫手札等，既可以給我們帶來歷史文化的熏陶，也會帶來現實性的有益啟示。當年魯迅通過書法與日本建立起一條文化紐帶，他的那些與日本有關聯的書法作品，如今如果彙集起來進行展出，將是一道非常耀目的風景線；而他的「書法外交」作為獨特的文化傳播形式，也將啟發我們如何將書法文化與國際漢語教育結合起來。無疑，在全世界範圍內，努力將漢語教育與書法文化緊密結合起來，必然會提升漢語教育的文化含量和魅力。因此筆者建議：中日兩國可以緊密合作，充分收集相關書法作品，搞一個「魯迅與中日（或日中）書法文化」專題展覽，包括魯迅書法、他人書寫魯迅詩文的優秀作品等，都可擇優參展；國際漢語教育教師（尤其是孔子學院、漢學院或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專任教師）可以在教學中採用魯迅或文化名人手跡作為示範，因其知名度高，容易吸引眼球和加深記憶，必然會取得較好的提示效果。

其二，魯迅一生中的日本緣及其相關的翰墨緣，也可以引發我們更多地思考中日文化藝術交流及其存在的諸多具體問題。比如，前述的文化交流如何超越種種障礙乃至心理的障礙，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還比如，身為文學巨匠的魯迅，其實他的知識譜系本身就體現出了「交叉共生」的特徵。其藝術興趣相當廣泛。除讀書寫作外，他於金石書畫、漢畫像石、古錢幣、古磚硯、木刻版畫等方面的收藏和研究也都有濃厚的興趣。這說明，以作家名世者當需要豐富的文化素養。又如，日本科學家木村重的《在上海的魯迅》一文介紹說：他在上海擔任自然科學研究所生物學部長期間，編輯出版了《自然》同人雜誌，請魯迅題字，魯迅很爽快地答應了，並立即在內山書店為其題了字。他當時只贈過魯迅一冊創刊號新雜誌以為紀念，並沒有提供禮物或潤格。[24]魯迅為他人書寫書法作品，從來不是為了「創收」，與當今某些文化名人或知名作家的行為大相徑庭。此外，還要繼續探討一些疑難問題，如魯迅收藏日本書法作品方面的具體情況究竟如何？魯迅對日本書道有過哪些具體接觸和評論？是否有必要儘快開展對魯迅與日本友人翰墨情緣的始末及其書法本事的文獻整理和分析？魯迅的「假名書法」水平到底如何？他的中文書法與假名書法的關係如何？等等，隨著相關問題探討的逐步深入，相信也會帶來更多新的認識。

其三，魯迅擁有「心隨東棹憶華年」的深切情結，從日本留學到長期不斷借鑒，他的收穫可謂非常豐富。誠然，沒有哪個國家能像日本這樣對他的人生和精神產生如此巨大而微的影響，但他在傳統文化修養方面卻有意無意地表現出了某種自信，特別是在書法文化方面。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他非常熱愛收藏，卻很少收藏日本現代書法方面的東西，包括日本書法家的作品，相反，他倒經常寫書法作品送給日本友人。他是力主「拿來主義」的先驅，在書法方面，居然也可以說是「送去主義」的現代先鋒。這無疑出於一種文化自信，包括在書法造詣方面的自信。關於魯迅書法藝術特點及成就，郭沫若、陳新年等皆有論述，於此不贅。但筆者意欲強調，從「拿來主義」走向「送去主義」，這是一種必要的過程，也是一種國人企盼的境界。20世紀的魯迅與21世紀的我們，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夢。這也啟示我們應儘快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的道路，在文化創造的追求方面，永不滿足，既謙虛「拿來」，又自信「送去」，為母國和東方的文化復興或崛起，奉獻一份才智和心力，就像當年魯迅所曾做過的那樣。

（原刊於日本《東亞漢學研究》創刊號2011年）

[1]黃中海：《魯迅與日本》，遠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6頁。

[2]參見《魯迅與藤野先生》出版委員會編，解澤春譯《魯迅與藤野先生》，中國華僑出版社2008年版。該書收有魯迅在日本學習期間寫下的「解剖學筆記」影印件的若干照片，以及福田誠等人的相關介紹文章。其中，福田在《「文」人魯迅》開篇即說：「魯迅的字寫得很漂亮。我剛開始參加『解剖學筆記』的解讀和翻印，就有這樣的印象。尤其是謄寫的筆記，無論是漢字還是假名，都是一個造型很美的世界。寫字本身像是一種享受，透過字裡行間，魯迅的形象深深地吸引著我。」（該書第104頁）

[3]為紀念藤野先生，日本在福井足羽山上建立了「惜別」碑。這使人總會想起藤野先生贈魯迅的那張照片，其背後是藤野先生親自用毛筆寫的「惜別-藤野-謹呈周君」，端莊自然，耐人尋味。

[4]見《魯迅世界》2008年第1-2期。

[5]張傑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有學者認為，這幅書作「書文合一，大氣磅礴，是一件難得的佳構。」參見黎向群《不朽文章不朽書》，《魯迅世界》，2005年第3期。

[7]一說書於1931年冬。坪井是日本醫生，曾為海嬰治過病。

[8]山本初枝擅長寫作短歌，曾在1931年贈魯迅一首短歌，魯迅為她書寫詩幅兩次，她則長期創作關於魯迅的詩歌，多達數十首，與魯迅有著知音般的友誼。參見季樟桂《「山本夫人留詩一枚」》，《魯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5期。

[9]據《魯迅日記》1932年12月31日記載：「為知人寫字五幅，皆自作詩。」現僅知贈濱之上信隆、贈坪井芳治的兩幅，其它三幅贈何人則不詳。參見魯迅著、阿袁箋證《魯迅詩編年箋證》，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頁。

[10]榊莫山:《日本書法史》，陳振濂譯，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頁。

[11]此詩被收入《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27頁。

[12]參見陳新年《魯迅日文書法探略》，《民族魂》2011年第1卷。

[13]《作家》月刊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15日。

[14]見魯迅博物館等編《魯迅回憶錄》，散篇下冊，北京出版社第1500頁。

[15]參見魯迅博物館等編《魯迅回憶錄》（散篇下冊，北京出版社第1559-1567頁。

[16]參見武德運編《外國友人憶魯迅》，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201頁。

[17]參見武德運編《外國友人憶魯迅》，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頁。

[18]《文藝報》1956年第19號。

[19]參見魯迅博物館等編《魯迅回憶錄》（散篇下冊，北京出版社第1551頁。

[20]見魯迅博物館等編《魯迅回憶錄》（散篇下冊，北京出版社第1573頁。

[21]參見上海魯迅紀念館編《六十紀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版。

[22]王岳川：《書法文化精神》，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308頁。

[23]伊藤虎丸：《魯迅與日本人》，李冬木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頁。

[24]參見武德運編《外國友人憶魯迅》，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1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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