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蘭：歷史研究並不是為某種歷史發展模式辯護

原標題：彭慕蘭：歷史研究並不是為某種歷史發展模式辯護

作者=朱天元

來源=2018年3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作為中國歷史的研究者，如何解釋20世紀中國革命的成功與起因，是一個具有持久魅力的話題，不僅僅因為其間的錯綜複雜與波瀾壯闊，更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依舊身處歷史的波動之中，尋找歷史的遺產，也在尋找新的出口。

這其中，近代社會中的權力與農村問題，是中國近代轉型的核心問題，費孝通的《鄉土社會》、吳晗《皇權與紳權》、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都曾有過經典的論述。中國獨特的官僚階層、權力與禮教的結合，共同形塑了中國社會。看似無所不能的中央政府無法將權力滲透到社會基層，只能將權力轉移至鄉紳、書吏和基層官吏手中，用自古以來的編戶齊民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同時切換著「法治」與「禮治」的訓誡。正如瞿同祖的經典論斷：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就是，所有這些集團，都在現行體制下獲得最大的回報；惟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因此，儘管會有緊張，治人者卻沒有興趣去改變現狀。看似「帝力於我有何哉」的生活方式其實隱藏著反叛的種子，直到中國被迫與世界對話，長期被士大夫和知識分子所忽略的農民爆發出驚人的能量，最終與中國革命的敘事所合流。自柯文的《從中國發現歷史》開始，曾經以費正清「衝擊-回應」的美國學者，開始重新審視中國近代轉型中內部所蘊含的巨大動因與中國歷史所獨有的歷史邏輯。歷史不僅僅是傳統與現代的二分法，也並非現代化史觀所描述的線性發展軌跡，其中蘊藏著無數斷裂與分歧，也許只有放棄宏大敘事的視角，耐心地進入歷史具體的時段與空間，我們才能清楚現代與近代之間的彼此滲透與呼應，重新建立近代史學敘述的動態平衡。看似被遺忘與流動的人群與地帶，也許存在被熄滅的現代化因素，而以這個角度切入歷史，或許比一味地批判帝制時代的愚昧與落後更能了解民族自身的命運。深刻地理解自身，是歷史學研究進入世界唯一隘口。

彭慕蘭先生的名著《腹地的建構》聚焦於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黃運區，曾於1994年獲費正清東亞研究最佳著作獎和美國史學會獎。而在他看來，近代中國的失敗不在於政治與經濟轉型的失敗，而在於長期對於腹地地區的經營失敗。而正是因為對於公共福利與基礎設施建設的缺位，最終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民走上了革命之路。帝制時代不斷累積的制度成本，以及富強與人民福利之間的脫節，使得中國一再錯失了現代化的機會，而自古以來中央集權帝國所依賴的強大的國家機器，必然使得政府在地域政策上忽視了地域之間經濟與自然地差異帶來了南北地區之間的彼此剝削與壓制，使得黃運區成為了權力的中空地帶與秩序的低地，最終導致了與西方最後的「大分流」。在這一塊被遺忘的區域，彭慕蘭發現了中國國家治理與社會構建的獨特方法與邏輯，也正是看似與歷史進程絕緣的邊緣地帶，常常是歷史的暗流。當歷史研究逐漸把視角轉向區域研究，當歷史學家們越來越關注歷史的地域性與「中國」所代表的流動的概念，中國國家的構建以及區域間的起伏、整合，依舊考驗著今天的我們。

訪談

問=經濟觀察報

答=彭慕蘭

譯=周官語希

問：對於近代華北農村的變革，蕭公權的《中國鄉村》與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等都有過經典的表述。在您看來，近代華北內地的變遷最吸引您的部分在哪裡，這對於我們理解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革命與變遷有怎樣的意義？

答：蕭公權的書確實是經典之作，但它並不涉及二十世紀。它追求全面概括，記錄了相當多的各色情況和現象（這一點對後來研究非常有幫助），卻沒有發展出一個尖銳、明確的論點。相反，杜贊奇的書深入幾個村莊，研究其一定時段內密集的轉型嘗試。通過嚴肅考察1900到1949年控制中國北方的多個政權的轉型努力，杜贊奇做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他有力地闡明，至少這一時期部分走錯路的改變，都應被視為在不利環境下迅速現代化的嘗試，而不是轉型努力的缺席。

我還覺得，「權力的文化網路」（cultural　nexus　of　power）這一概念也非常有幫助。在這一網路中，各式各樣的地方望族佔據合法性地位，這使他們可以依據自己的能力和意願確保多方合作的誠意、維持地方性組織，比如宗廟。儘管如此，這個觀點也有局限，其中一些我已試圖在我的著作中指明，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把中國北部概括性地視為一個單一區域，忽視了不同次級區域與國家、與遠距離市場的各異聯繫。

問：在《腹地的構建》中，您提到了華北生態、農民生活水平與縣一級政府之間的關聯。您認為應該如何理解清代國家權力向基層農村滲透的過程？而清代政府對於基層治理的經驗或者教訓又有哪些被後世所吸取？

答：清政府，至少是在其鼎盛時期，當有重大事務時是有能力觸及基層社會的。但它無法同時操控一件或兩件以上的此類大事，也無法長時間維持與基層的接觸。這就意味著，所謂滲透帶有某種「運動」（campaign）的特性。當然，它也有例行化的方面，譬如一些獲取資源和順從的常規舉措，但這些並不完全有效。

1949年後的政權，基層能力明顯遠強於前輩，不僅涉及每日日常，而且包羅廣泛——即便如此，它也不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在地方層面始終有效力。（舉眾多例子中的兩個，一是錯報地方數據的持續存在，二是關於維權的很多衝突。）我認為，在強化與基層聯繫、獲取地方狀況的可靠信息等方面，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強調一種自上而下的主動性，這對任何時期的政府都是幾乎無法避免的趨勢。但如果沒有創造出為真正自下而上的輸出服務的通道，這種主動性便鮮少完全充足。在我研究的時段，當時的政府也沒能有效實現這些。

問：在《腹地的構建》中，您注意到了中央政府在建設大型工程與社會福利之中的作用。您認為中央政府的權力如何影響了國內全國性市場的建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與歐洲又有怎樣的異同？

答：這裡值得記住的是，與大多數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在國內市場建構方面國家參與較少。在十九世紀中期，清政府把GDP的3%作為政府收入，而同期大部分西方國家則高達10%。太平天國之後，中國政府收入的上升很可能與西方的速率相仿（就百分比而言）。但是，這意味著它並沒有能彌合差距。

因此，作為一個財政「小」國，中國主要關注的是事關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比如建立一支現代化軍隊。在建立有效的專職部門方面，晚清和共和時期確有很大成就：海關、食鹽專賣制度的雛形、外務部，等等。但全領域行政部門（如縣級和省級政府）就更加難以改造了，除非是在少數稅入豐厚的地區（如通商口岸和其他大城市）。

而全國性市場，比之其他，更需要覆蓋全國的有效管理。它還需要如題干所言的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在北方，無法像南方運用天然密布的河網，同時又急需靠得住的灌溉和洪澇管控——而這些事情成本都很高。在像二十世紀早期那樣一個分崩離析的狀態下，中國北部和西北部就註定會遭受苦難，它們也確是如此。

問：海外學者提出了「近代中國早期」（early　modern　China）這一概念，您認為「中華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China）具有近代國家與政府的特徵嗎？清代政權與傳統中國王朝又有怎樣不同的性質？

答：我對「近代早期」這種說法的感覺比較複雜，但它應用於帝制晚期的中國確實頗有裨益，只是我們需要注意，這並不意味著「現代性」註定會隨之而來。當然，當時的一些因素讓「近代早期」的提法非常吸引人，包括商貿的發展、新舊精英的相互滲透、一個不斷增長的印刷行業、愈發多樣的智識文化景觀、種類繁多的新網路的發展，等等。但是，正如我在《大分流》里強調的，沒有什麼必需的原因足以證明各地的早期現代化必將發展為現代化。其他暫且不論，這一轉化尤其需要依靠新能源（以及由它帶來的科技變革），而這絕不是必然發生的，甚至不是可能發生的。

清代在很多方面與它的前輩們不同。有些學者覺得清朝只是早已存在的中國治國理政的悠久傳統的良好實踐者，我的確認為這是錯誤的。最顯著的一點是，清朝帶來的部分新制度太過重要以至於無法忽略，比如八旗制度。還有一些不是他們開啟的變化也是如此，但這些變化之所以發生多多少少是對滿清掌權的反應。可以舉個例子，譬如漢族身份的逐漸凝聚，就是受滿族統治、受西部和西南邊境遭遇的影響，我想這是二十世紀民族主義出現的重要先決條件。

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讓部分（而絕不是全部）清代遺產變得重要的，是因為在清朝失去權力很久之後，它們還被其他人採用或延續。例如，1911年後的政府對清朝併入自己帝國的領土沒有太大興趣，而當代中國就不這麼看。因此，我們需要問的是，哪些是清代創造的、或者幫助創造的？是否有被其他人借用？哪些他們沒有借用，放任其在1911年（或者更晚近一些）之後凋零？為什麼？

問：經典的中國經濟史論述中常常把中國近代的落後歸咎於人口的激增與節育觀念的缺失，您在《大分流》中認為中國近代落後的一個原因在於中國沒有龐大的海外殖民地。您如何看待「人口」在中國近代經濟轉型中的作用？

答：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所謂的「近代經濟轉型」，以及你認為它是在何時、何地發生的。在《大分流》中，我提到海外殖民地主要是因為它緩解了歐洲轉型期的壓力，使其順利過渡為資源節約型經濟。而這一點對歐洲尤為重要，鑒於他們的一些地區（比如一些以農業畝產量衡量的地區）直到工業革命開始之後都是相對落後的。如果中國有海外殖民地，並且與殖民地的關係就像歐洲與他們的殖民地一樣，這很可能會給中國打開一扇窗戶，使中國在此過程中自行完成工業化。但是，這絕對不代表事情一定會如此，即便有足夠長的時間也未必如此。

同時，我們也需要記住十分關鍵的一點，即中國既廣博又豐富，現代經濟的發展基本是在特定的次級區域萌芽的。鑒於清帝國不同區域的內部關係各有差異，我們可以推想，中國北部或中部和長江上游的部分地區，都在各自的區域內扮演著殖民地之於英帝國的角色。這種情況有可能但幾率不大，因為清代政治經濟的整體定位都與歐洲國家不同，後者被困在一個與規模大多相似的鄰邦進行激烈軍事競爭的體系之中。

所以，癥結是不同的人口/資源比率，而不是單純的人口水平，更不是出生率。中國的出生率在近代早期與傳說恰恰相反，並沒有顯著高於歐洲各國。儘管如此，那時的人口增長直到十九世紀對中國來說還是略顯迅速（就百分比而言），這說明那時的死亡率不可能特別地高——而這又說明，不管中國那時面臨著怎樣的資源壓力（在一些地區，這種壓力從1700年代晚期開始日趨嚴重），它都不是災難性的。災難性的打擊發生在十九世紀，因為疊加了國家政權的越發虛弱（部分是由於政府規模沒能趕上人口增長的腳步，機構建設也未能成功適應多方面的社會變化），再加上以前工業化的狀態身處一個工業化世界。而在那時，西方主要勢力已經因為工業化而實力大增了。

問：在明代末期和鴉片戰爭期間，中國都面臨著不同程度白銀短缺的挑戰。在您看來，這是否導致了中國在後來的落後？中國沒有完成資本積累的原因又在哪裡？

答：實際上，中國有沒有完成資本積累並不能確定。按前工業化的標準，當時有非常顯著的財富積累，但它們並沒有有效導向國家實力增強或自我生成的工業化。

白銀儲量是另一回事。因為複雜的歷史原因，明代很大程度上缺乏一個可以充當可靠的貨幣供應的角色，未經鑄造的白銀部分填充了中間的空白。但這對中國來說代價極為昂貴，即用無數實際資源的出口換取白銀，而且也反映了國家無法真正控制貨幣供應是一個持續的情況。（這有時會導致不穩定，但大明的貨幣管理也可能相當不穩定。）

清代在提供一種可用貨幣（銅幣）上做得好一些，大部分時間，可以說是相當好地服務了地方市場。但是，白銀對長途貿易依舊非常重要（因為對長途貿易而言，銅幣很不實用——黑田明伸已清晰地論證過這一點）。因此，中國又一次大量出口實際資源，用以換取貨幣供應中至關重要的部分（儘管這反過來省去了國內礦業、冶煉等的社會和環境成本）。這與十九世紀發生的事情是兩個問題。十九世紀白銀開始外流——尤其是在1820到1860年之間——為貨幣供應和小農的經濟地位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小農收入的是銅幣，但納稅卻要以白銀計價。）

白銀外流的結果讓人憂慮，很可能是十九世紀中葉劇烈動蕩的重要原因（即便不是最重要的），這對中國的影響是破壞性的。白銀短缺，像問題中指出的，只是一個方面，因為貨幣流出是為了購買鴉片，但也不盡然。（Richard　Von　Glahn已經做了細緻的研究，證明了其他因素對白銀短缺的出現影響更大。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白銀在約1860年之後開始流回中國，而鴉片進口此時仍在增長。）但是誠然，依賴外來的白銀供給作為貨幣加劇了中國的困境，尤其是在十九世紀中葉，讓中國再經不起任何其他問題了。

問：施堅雅（G.　Wiliam　Skinner）把中國分為核心區域與邊緣區域，而您特彆強調中國各個區域內部的差異性。近代以來，即便中國中央政權衰落，大一統的認同依舊可以維持。您認為原因在哪裡？各大經濟區域的互動又有著怎樣的規律與聯繫？

答：這個問題太大了，事實上我正在寫一本關於此的書，當然至少還要兩年才能完成。就這個問題，其實有很多因素在發揮作用，包括共享的語言文字、共享的具化在語言中的一系列神話和文本（而這些即便不識字的人常常也知道，通過諸如以歷史為主題的戲曲等方式）。另外，我覺得經常被忽視的一點是民間信仰，無論是廣泛信仰的神明（如關公），還是千奇百怪的神堂，後者允許供奉地方英雄和奇人。流程在這裡十分重要：當一個地方英雄被中央政權判定為死得其所，其所在地便得到了珍貴的地方自豪感的確認（而且地方資助者的威望也會在社群里提升）。但在尋求認可的過程中，他們也就同時承認了中央有權決定誰該被崇拜。當然，帝國自身也不應小覷。它使有志之士著眼於他們自己的社群之上，並使一些人循環在帝國的大部分地方很多年，同時又維持著與老鄉的聯繫。

問：趙鼎新教授認為「大分流」的實質在於中國的儒教與科舉沒有對這種世界性的挑戰做出回應。您如何看待在中國與歐洲的現代化分歧中意識形態所發揮的作用？

答：的確，意識形態事關重大。譬如，帝國內部的安排形塑了長江三角洲與它的內陸的關係，而英帝國體制下也有中心和周邊的關係，這兩者就因意識形態而有著根本性差異。意識形態總會影響到什麼活動是值得嘉獎的、什麼是不被鼓勵的，以及什麼是需要禁止的。但為了理解意識形態對於一個特定的歷史問題有何意義，我們必須分辨出通過具體原因受到影響的具體機構，或者至少，是使它得以持續或衰弱的具體機構。

從這一點上看，所謂「中國的儒教」並未對世界性挑戰做出有效回應這一提法沒有太大意義。儒教是一個極度廣泛又靈活的現象，與多種不同類型的行為兼容，在不同時期以不同方式發揮影響。（例如，它既會貶低牽涉學識的商業活動，又會為「品行端正的」貿易行為創造商機，同時還承載了某些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所需要的信任。）而所謂的世界性挑戰，就中國的發展軌跡而言都是相對邊緣性的，直到進入大分流時期。

問：現在的世界面臨著民粹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復甦，多元化的歷史敘述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一些學者尤其肯定中國歷史的獨特發展模式，並強調西方治理模式的失靈。作為研究視野超越國家範疇的歷史學者，您認為應當如何去回應這種挑戰？

答：其實並沒有所謂單一的「西方發展模式」。既因為國家有多樣性，又因為變化始終存在。目前顯而易見的是，若干西方國家正在陷入政治失靈的泥潭，還不清楚影響會持續多久。但是，就此推斷導致今日之局面的多種路徑都是死路也是很不明智的，就像一些人在1989年犯的錯誤一樣，以為推倒柏林牆就意味著只有西方的路是行之有效的。中國的道路很明顯在某些方面具有獨特性，就像所有國家的發展軌跡一樣，但它還是與其他國家有一些共通性。更何況，在今天，沒有哪個國家的發展是可以完全獨立於他國的——儘管目前有一系列的民族主義潮流，但是從經濟往來到地球大氣，國家之間的各個方面都存在深切的依存聯繫——這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

事實上，很多偽民粹主義運動（pseudo-populist　movements）大約在同時發生的現實情況暗示，至少有一些跨國的機制是在正常運轉的，催生出了很多可以相互借鑒的共通性。與此同時，面對相同的經濟壓力，不同國家產生了相異的政治後果。這提醒我們，國家層面的決策依然干係重大。總而言之，沒有哪個單一空間層次的分析（局部地區、國家、全球）是本身就足夠說明問題的，一個優秀的歷史研究也不是試圖為了某一種「模式」辯護。

從智識角度講，一個合理的研究項目會受到太多不同層面的各式因素的相互影響。而出於當下政治舉措的需要，人們可以理性地從歷史中吸取的經驗主要有兩點。一是通過考察某個時間點和某一地區的經歷，幫助我們篩選處理特定議題的方式，而不是假設所有社會都只有這條或那條定製的路線。二是要理解，大部分我們認為在任何特定時期顯而易見的——也許是因為它似乎始終是真理，也許是因為我們覺得所有事情都會發展到這一步——幾乎都是有條件的、偶然的歷史產物，並不必然如此。1989年所謂「歷史的終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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