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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讓清朝的人口大幅度增長?

中國古代幾千年歷史,而漢唐時期可謂是最強盛,最富裕的時期。漢代有文景之治、昭宣中興,唐代有貞觀之治、開元盛世,這些都是盛世,不僅國家富足,而且國力強盛。但是,很奇怪的是,漢唐人口一直維持在6000萬左右,無法增長,反道是窮困潦倒、國力衰弱的清朝時期,人口出現大爆炸。

在1700年清朝人口達到1.5億,到了1850年增長到4.3億,150年間,人口增長了近2倍。這在封建時代不可想像,那麼為什麼中國人口反而在窮困的清朝爆發呢?首先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生育自由了。在古代幾千年,中國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之一就是人頭稅,也就是按照人口的數量來收稅。

你生的越多,那麼交的稅就越多,其實就是變相的計劃生育了。但是到了清朝時代,大清取消了人頭稅,搞了一條鞭法,不按人頭收稅了。那麼加在百姓身上的生育枷鎖就放開了,生育成了沒有任何障礙的事情。除了放開生育外,此時糧食的發展也解決了百姓生育養不起的煩惱。主要歸功於這3種植物。

第一,是土豆。

這個土豆大家都熟悉,一種一大片,產量高,存活率尤其高。很長一段時間,在新中國時代,土豆那可是主食。而土豆是從歐洲傳過來的,傳過來的時間大概就是新航路開闢之後,到了清朝普及開來。由於其產量的增高,養活的人口就更多了。

第二,紅薯。

現在紅薯幾乎成了人人愛吃的小吃或是粗糧,這種作物,生長環境簡單。而且產量大,個頭大,在清朝初年由越南傳入大清。此後更是成為民間的主食,很多人說,為啥大清的人面黃肌瘦,那是吃紅薯長大的。

第三,玉米。

這個也是來自歐洲,玉米的生長要求也很低,產量卻很高,一畝地玉米,那基本上夠好幾口人吃上大半年的。而且玉米還能磨成粉,做成各種各樣的食物。正是這3種食物在清朝的普及,使得放開生育後,也有足夠的糧食去養活,這樣才徹底開放了百姓的生育。因為古代中國曆來講究多子多福,生的越多越好,現在很多地方還是這樣,窮的一塌糊塗,但是生起孩子來比那都厲害。

大約在他重返長沙前的十年左右時間內,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們攻擊為不學無術、欺世盜名、攜門人而妄自推尊、實為亂人之首、宜擯斥勿用之人。幸好有擔任太常博士的另一位大哲學家葉適出來說話。葉適與朱熹並不是一個學派,互相間觀點甚至還很對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學術品格,在皇帝面前大聲責斥那些誣陷朱熹的高官們「游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_使朱熹還有可能到長沙來做官興學。朱熹在長沙任內忍辱負重地大興嶽麓書院的舉動沒有逃過誣陷者們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長沙的第二年,他向學生們講授的理學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為「偽學」;再過一年,朱熹被免職,他的學生也遭逮捕,有一個叫余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處死朱熹:梟首朝市,號令開下,庶偽學可絕,偽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禍且不測,臣恐朝廷之_方大矣。

又過一年,「偽學」進一步升格為「逆黨」,並把朱熹的學生和追隨者都記入「偽學逆黨籍」,多方拘捕。朱熹雖然沒有被殺,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著自己的學生和朋友一個個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裡實在不是味道。但是,他還是以一個教育家的獨特態度來面對這一切。例如1197年官府即將拘捕他的得意門生蔡元定的前夕,他聞訊後當即召集一百餘名學生為蔡元定餞行,席間有的學生難過得哭起來了,而蔡元定卻從容鎮定,為自己敬愛的老師和他的學說去受罪,無怨無悔。朱熹看到蔡元定的這種神態很是感動,席後對蔡元定說,我已老邁,今後也許難得與你見面了,今天晚上與我住在一起吧。這天晚上,師生倆在一起竟然沒有談分別的事,而是通宵校訂了《參同契》一書,直到東方發白。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後杖枷三千里流放,歷盡千難萬苦,死於道州。一路上,他始終記著那次餞行,那個通宵。世間每個人都會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卻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個地地道道的學生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後跑道。

既然學生死得像個學生,那麼教師也就更應該死得像個教師。蔡元定死後的第二年,1198年,朱熹避居東陽石洞,還是沒有停止講學。有人勸他,說朝廷對他正虎視眈眈呢,趕快別再召集學生講課了,他笑而不答。直到1199年,他覺得真的已走到生命盡頭了,自述道:我越來越衰弱了,想到那幾個好學生都已死於貶所,而我卻還活著,真是痛心,看來支_不了多久了。果然這年三月九日,他病死於建陽。

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災難完全來自於他的學術和教育事業,對此,他的學生們最清楚。當他的遺體下葬時,散落在四方的學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紛紛趕來,官府怕這些學生議論生事,還特令加強戒備。不能來的也在各地聚會紀念:「訃告所至,從游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為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行狀》)辛棄疾在挽文中寫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

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廩猶生。

果然不久之後朱熹和他的學說又備受推崇,那是後話,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讓我振奮的不是朱熹死後終於被朝廷所承認,而是他和他的學生面對磨難竟然能把教師和學生這兩個看似普通的稱呼背後所蘊藏的職責和使命,表現得如此透徹,如此漂亮。在我看來,蔡元定之死和朱熹之死是能寫出一部相當動人的悲劇作品來的。

他們都不是死在嶽麓書院,但他們以教師和學生的身份走向死亡的步伐是從嶽麓書院邁出的。

朱熹去世三百年後,另一位曠世大學問家踏進了嶽麓書院的大門,他便是我的同鄉王陽明先生。陽明先生剛被貶謫,貶謫地在貴州,路過嶽麓山,順便到書院講點學。他的心情當然不會愉快,一天又一天在書院里鬱郁地漫步,朱熹和張_的學術觀點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於嶽麓書院,他不能不重新對這兩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後吐出悠悠的詩句:「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

是的,在這裡,時隔那麼久,具體的學術觀點是次要的了,讓人反覆緬思的是一些執著的人和一項不無神聖的事業。這項事業的全部辛勞、苦澀和委屈,都曾由嶽麓書院的庭院見證和承載,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潛身而入時所看到的那份空曠和寥落。空曠和寥落中還殘留著一點淡淡的神聖,我輕輕一嗅,就改變了原定的旅程。

當然我在這個庭院里每次都也嗅到一股透骨的涼氣。本來嶽麓書院可以以它千年的流澤告訴我們,教育是一種世代性的積累,改變民族素質是一種歷時久遠的磨礪,但這種積累和磨礪是不是都是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麼,漫長的歲月不就組接成了一種讓人痛心疾首的悲哀?你看我初次踏進這個庭院的當時,死了那麼多年的朱熹又在遭難了,連正式出版的書上都說他「把歷代的革命造反行為誣衊為人慾,瘋狂地維護反動封建統治」,如果朱熹還活著,沒準還會再一次要求把他「梟首朝市」;至於全國性的毀學狂潮,則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盛。誰能說,歷代教育家一輩子又一輩子澆下的心血和汗水,一定能滋養出文明的花朵,則這些花朵又永不凋謝?誠然,過一段時期總有人站出來為教育和教師張目,琅琅書聲又會響徹九州島,但嶽麓書院可以作證,這一切也恰似潮漲潮落。不知怎麼回事,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有一種近乎天然的消解文明的機制,三下兩下,琅琅書聲沈寂了,代之以官場愛喧、市井嘈雜、小人哄鬧。我一直疑惑,在人的整體素質特別在文化人格上,我們究竟比朱熹、張_們所在的那個時候長進了多少?這一點,作為教育家的朱熹、張_預料過嗎?而我們,是否也能由此猜想今後?

是的,人類歷史上,許多躁熱的過程、頑強的奮鬥最終仍會組接成一種整體性的無奈和悲涼。教育事業本想靠著自身特殊的溫度帶領人們設法擺脫這個怪圈,結果它本身也陷於這個怪圈之中。對於一個真正的教育家來說,自己受苦受難不算什麼,他們在接受這個職業的同時就接受了苦難;最使他們感到難過的也許是他們為之獻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遠不如人意。「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余日付殘編」,老一代教育家頹然老去,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從一個十分荒蕪的起點重新開始。也許在技藝傳授上好一點,而在人性人格教育上則幾乎總是這樣。

因為人性人格的造就總是生命化的,而一個人的生命又總是有限的,當一代學生終於衰老死亡,他們的教師對他們的塑造也就隨風飄散了。這就是為什麼幾個學生之死會給朱熹帶來那麼大的悲哀。當然,被教師塑造成功的學生會在社會上傳播美好的能量,但這並不是教師所能明確期待和有效掌握的。更何況,總會有很多學生只學「術」而不學「道」,在人格意義上所散布的消極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東西抵消掉。還會有少數學生,成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與社會文明對抗,使善良的教師不得不天天為之而自責自嘲。我自己,自從二十七年前的那個傍晚闖入嶽麓書院後也終於做了教師,一做二十餘年,其間還在自己畢業的母校,一所高等藝術學院擔任了幾年院長,說起來也算是嘗過教育事業的甘苦了。我到很晚_知道,教育固然不無神聖,但並不是一項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事業,一個教師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們無力與各種力量抗爭,至多在精力許可的年月里守住那個被稱作學校的庭院,帶著為數不多的學生參與一場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傳遞,目的無非是讓參與者變得更像一個真正意義的人,而對這個目的達到的程度,又不能企望過高。突然想起了一條新聞,外國有個匪徒闖進了一家幼兒園,以要引爆炸藥為威脅向政府勒索錢財,全世界都在為幼兒園裡孩子們的安全擔心,而幼兒園的一位年輕的保育員卻告訴孩子們這是一個沒有預告的遊戲,她甚至把那個匪徒也描繪成遊戲中的人物,結果,直到事件結束,孩子們都玩得很高興。保育員無力與匪徒抗爭,她也沒有辦法阻止這場災難,她所能做的,只是在一個庭院里鋪展一場溫馨的遊戲。孩子們也許永遠不知道這場遊戲的意義,也許長大以後會約略領悟到其中的人格內涵。我想,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個縮影。面對社會歷史的風霜雨雪,教師掌握不了什麼,只能暫時地掌握這個庭院,這間教室,這些學生。

為此,在各種豪情壯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試驗都未見多少成果之後,我和許多中國文化人一樣,把師生關係和師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我不否認,我對自己老師的尊敬和對自己學生的偏護有時會到盲目的地步。我是個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幹屬於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項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傳遞文化,因此,當我偶爾一個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價值的時候,總會禁不住在心底輕輕呼喊:我的老師!我的學生!我就是你們!

不僅僅是一個親熱的稱呼。不,我們擁有一個庭院,像嶽麓書院,又不完全是。別人能侵凌它,毀壞它,卻奪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們一直在那裡,做著一場文化傳代的遊戲。至於遊戲的終局,我們都不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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