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報第：日本侵華期間偽造巨量中國紙幣

1、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軍曾通過大量偽造民國政府的法幣來擾亂金融市場。關於這一事件的內幕，在岡田酋次（曾任汪偽政府經濟、軍事顧問）所著的《日中戰爭內幕記》一書中有詳細披露： 1936年，在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從事中國經濟研究的佐藤末次大佐，在研究中「對於偽造主使用敵國紙幣作為搗亂敵國的辦法很有興趣，曾研究過實行的步驟」。抗戰爆發後的第二年，接替佐藤研究工作的山本憲三主計大尉草擬了一個偽造法幣並準備在中國實施的方案。可見，偽造法幣是日軍蓄謀已久的一個侵華行動。

2、岡田酋次在書中追憶說，盧溝橋事變後，隨著日軍佔領地區的擴大，「華中金融市場舊法幣還在流通，日本派遣軍另發行了軍票作為支付手段。日軍不但要以軍票在佔領區來滿足所需的軍需要求，而且還有日本國內工業也要求從華中方面提供中國特產物資。但有些物資必須從軍票流通區域以外取得，而這種物資價款支付所需的外幣和舊法幣卻不易得到。於是山本大尉以過去研究為基礎，起草了發行偽法巾在華中試行的方案，得到了上司的批准」。

3、《中國軍事經濟史》記載，日本軍部「登戶研究所」就曾偽造40億元法幣。另據《新新月報》載，僅1937年日本偽造中國「中央銀行」紙幣就達1500萬元。1939年6月《廣東政府公報》記載了一起偽造貨幣案，查緝敵偽將「偽造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紙幣源源運往汕頭，然後潛運內地，企圖破壞我經濟金融」。《日中戰爭內幕記》記載，日本偽造法幣最低時每月不下200萬元，至1941年偽造總額為25億元。《中國近代金融史》記錄，1940年9月，日本大藏省印鑄局公然偽造中國銀行的1940年版的法幣10元券共500萬元，100元券500萬元，直接運到國統區混入市場搶購物資，造成國統區物價飛漲、金融混亂。此外，日本還如法炮製偽造敵後抗日根據地紙幣，至日軍投降時，製作假幣據點達數十個，偽造根據地假幣竟達30多種。

4、1941年12月，日軍侵佔了香港之後，獲得了沒在香港印刷法幣的工廠設備，沒收了大量10元面值的法幣半成品以及印製原版，還查獲了載有紙幣記號、番號的記錄資料。這些印刷沒備和資料的取得，給日方偽造法幣提供了極大的幫助。關於偽法幣的發行額，沒有發現詳細的記載。由於偽法幣的流通，日方在國民黨統治區獲取了大量戰略物資。加速了國民黨統治區的通貨膨脹，引起了戰時經濟混亂和人民對法幣的不信任感。

5、2015年1月初日本《朝日新聞》報道，日本靜岡縣某造紙工廠內發現印有孫中山頭像的特殊用紙。經日本明治大學專家鑒定，確定這批用紙是當時該工廠接受登戶研究所訂貨後用於偽造中華民國時期紙幣時所使用的。登戶研究所作為「二戰」期間日軍研究秘密武器的基地，此前就有證言指證其自「二戰」前開始偽造中國紙幣，而本次發現更是佐證了日軍曾偽造中國紙幣，並有民間企業牽涉其中的歷史真相。

6、從文字記錄來看，該批特殊用紙於1940年8月至1941年7月間製作而成，而負責偽造中國紙幣的日本軍官也在戰後出版的自傳中提到「從1939年開始偽造中國紙幣，具體金額大概有40億」。此外，據資料館透露，民國時期的紙幣主要在中國香港印刷，採用英美技術。另有該造紙工廠老職員相關人士回憶稱，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佔領香港後隨即將用於印鈔的機器和底板扣押並運至登戶研究所。

7、對此，日本明治大學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資料館館長山田朗表示：「二戰時期日本曾非法偽造中國紙幣這一事實已經明朗，然而我一直認為偽造紙幣機密性極高，使用的特殊用紙也是在登戶研究所內製作。或許當時日軍將製作特殊用紙的任務委託給民間企業，以期達到量產的目的吧。同時，日軍也正是使用這些偽造的大批紙幣進行物資調配，最終才能在中國廣泛開拓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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