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廷龍：我和圖書館

顧廷龍先生

光陰如白駒過隙，時至丁丑孟冬，倏忽之間，我在人生旅途中已度過九十四個春秋。一九〇四年，我出生子蘇州混堂巷舊宅。自幼由祖父教讀《四書》、《五經》。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畢業於吳縣縣立第四高等小學。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畢業於江蘇省立第二中學。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畢業於上海持志大學，授文學士。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畢業於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系，授文學碩士。

早年曾承晚清湖北學政外叔祖王同愈授以目錄版本之學。入大學，先後受胡樸安、聞宥、姚明輝、容庚、郭紹虞，魏建功，黎錦熙諸師之教導，習語言文字、目錄版本之學。

吾最服膺古人教育之語，曰：「澹泊明志，寧靜致遠。」

如今，近一個世紀過去了，回首其間，我乾的最多的是圖書館工作，整整六十五個年頭。說起來，我做的工作很普通，歸結一下只有六個字：收書，編書，印書。談不上成就與貢獻，只是在主觀上一直努力認真地去做，總希望把事情做好，如此而已。日前中華書局張世林先生幾次三番約我談談工作經驗與體會，說實話，我本不善言辭，亦很少一本正經寫此類文字，只能就回憶所及，拉雜成文，聊供有興趣者參考。

一、關於收書

一九三二年夏天，我從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系畢業，應燕大圖圖書館書館館長洪煨蓮(業)先生的邀請，擔任哈佛燕京圖書館駐北平採訪處主任，前後搞了六年圖書採購工作。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是，燕大有一個採購委員會指導圖書採購業務工作。當時該委員會除了洪先生外，還有鄧之誠、容庚、郭紹虞、顧頡剛諸教授。他們學識淵博，又各有專長，隨著各自學術研究的深入，需要材料廣泛，因而對圖書採購時常提出針對性意見，這些意見對我的工作啟發與影向很大。尤其是顧頡剛先生，因曾在廣東中山大學兼任遇圖書館中文部主任，對圖書採購作過專門的研究。他認為前人受封建道統觀念的束縛，收書眼光甚為狹隘，如西漢《七略》不收律令，清代《四庫》不收釋、道二藏及府、縣誌。他提出必須打破傳統觀念，「能夠用了材料的觀念去看圖書，能夠用了搜集材料的觀念去看圖書館的事業」，「要把記載自然界與社會材料一起收，無論什麼東西，只要我們認為是一種材料就可以收下，不但要好的，並且還要壞的」，使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識，使專門家可以致力研究。為此，他專門寫了一份《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詳列許多應當收購而容易被人們忽視的資料，如檔案、哀啟、賬簿、戲本、歌謠、寶卷、金石拓片、宗教迷信書刊、各類著述稿本以及有記載性的圖畫照片等。作為一個史學家，頡剛先生在古代史、歷史地理、民俗學諸學術領域進行了廣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唯其如此，方能理解圖書資料的內容，真正懂得圖書資料的運用，高度重視圖書資料的搜集與整理。我十分佩服他對圖書資料的真知灼見，並以搜集、整理材料作為一生辦館治書的方向。在我的記憶中，有這樣三件事可視作對頡剛先生《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的實踐。

一是保護革命文獻。所謂革命文獻，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前有關傳播馬列主義、宣傳革命與進步、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情況以及中國共產黨自身出版的書刊資料。在當時歷史背景條件下，這些書刊無論印製於革命根據地抑或發行於白區，數量都不大，共產黨人缺乏收藏保存的條件，而在國民黨統治範圍，公立圖書館不會也不敢收藏，普通私家收藏一經發現則有殺頭之虞，因此這些書刊流傳至今者很少。我那時雖然不是一個馬列主義者，但出於職業敏感，意識到它們具有珍貴的文獻史料價值。所以我在參與創辦合眾圖書館時就千方百計注意搜集保護這方面的書刊資料。有一次，我打聽到貴州大學圖書館有一批革命文獻，原屬漢奸陳群的舊物，他們正為如何處置這批書刊發愁。於是我不失時機與對方聯繫，用葉景葵先生刊印的清張惠言所撰《諧聲譜》等一批複本書籍與他們交換。為防惹事生非，我專門請人鐫刻了一方有「貴州大學圖書館遺存圖書」字樣的印章鈐蓋面上，以遮人耳目。當時雖然官方只知道合眾圖書館收藏的是古籍，政治目標並不大，但也時不時有特務姦細擅自闖入，濫施淫威。為妥善保存革命文獻，我們將之秘藏在書架頂端與天花板接合之處，以免被人發現，直到解放後才取出。在那暗無天日的歲月里，「合眾」為搜集保存革命文獻所承受的政治風險，旁人是很難體會的。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宣傳部曾派員到上海徵集有關革命史料，他們在許多地方空手而歸，卻在「合眾」覓得一大批珍貴資料，計有1921年版《列寧全書》第一種《勞農會之建設》、1926年版《中國農民運動近況》、1927年版劉少奇著《工會經濟問題》、《工會基本組織》等百餘種。驚奇之餘，他們不住誇我們「真有遠見」。此時，作為一名「合眾」成員，我的欣慰之情，真是難以言表。從「合眾」（1953年後改名為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到上海圖書館，我一直將革命文獻作為收藏重點之一，其品種與數量，在國內外首屈一指。如1920年8月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的《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封面誤題作「共黨產宣言」）即為當今不可多得的珍品。據我所知，北京圖書館一直將革命文獻視為「新善本」保藏在善本書庫，上海圖書館過去也為之設立專門珍本書庫，現在上圖搬遷至新館，想必保管條件應當更好。我相信，這批革命文獻定能在當前精神文明建設中繼續發揮作用。

二是從廢紙堆中搶救歷史文獻。一九五五年秋某日晚上十一時許，當時在上海市文化局任職的徐釗同志來電話，告知上海造紙工業原料聯購處從浙江遂安縣收購了一批約二百擔左右的廢紙送造紙廠做紙漿，其中或許有綫裝書。我連夜奔赴現場察看，發現「廢」中藏寶，翌日即率員前往翻檢。工作現場是紙屑飛揚的垃圾堆，我們不顧塵垢滿面，汗流浹背，一大包接一大包地解捆，逐紙逐頁地翻閱，片紙隻字，只要有資料價值，絕不輕易放過。經過連續十一天的勞作，一大批珍貴歷史文獻被搶救出來。從內容上說，有史書、家譜、方誌、小說、筆記、醫書、民用便覽、陰陽卜筮、八股文，賬簿、契券、告示等。就版本而言，有傳世孤本明萬曆十九年刻《三峽通志》，流傳稀少的明本《國史紀聞》、《城守驗方》，明末版畫上品《山水爭奇》，還有不少舊抄與稿本。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朱卷與家譜之所以能成為上海圖書館的收藏專門，與這次在廢紙堆中披沙揀金是分不開的。鑒於此次發現的大量有關經濟、教育、風俗等史料，絕非從正史中能找到，也不是化錢可隨便買到，我當即在報上撰文，呼籲各地教育機關必須關心當地圖書文物情形，向群眾進行廣泛宣傳，以杜絕將珍貴文獻棄為廢紙的現象再有發生。同時提出了十數種容易被人們忽略的資料，譬如舊社會死人，大都要發「訃聞」，有的附上小傳，有的附上哀啟。若將許多小傳彙編起來，就會起到類似明朝《獻征錄》、清代《碑傳集》的作用。又如舊的電影說明書，彙集起來，就是電影事業發展史的重要資料。通過這些淺顯的舉例說明，以期加深人們的印象，使全社會都能關心文獻資料的保護工作。

三是搜集民國間出版的叢書。一九八〇年，在我的創議下，上海圖書館曾根據館藏編印了《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儘管由於人力物力等因素，該目錄的編纂及印製質量尚有不足之處，但因其收錄宏富(計叢書5549種，子目30940種)，較為實用，讀者稱便。這類大型叢書書目前人從未編過，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民國間叢書預先編定和成套出版發行的較少，大都先定叢書的名稱，然後陸續編印，種數無定，即使事先擬定了總目錄，也往往受條件限制，出多少算多少，因而許多叢書究竟包含多少單種人們不得其詳。從總體上說，這與古代叢書的編纂與出版有很大的區別。其二，由於上述情況，各圖書館對此類叢書一般不作整體的著錄(即以整套叢書作一款目，在叢書總名下詳細著錄其子目)，而僅以所收子目(即叢書的零種)作為獨立款目，這就更無法了解一部叢書的全貌。其三，最為關鍵的是，從收藏角度而言，人們往往對近期及同時代文獻資料較為忽略，認為價值不顯，所以對民國時期的叢書幾乎沒人刻意加以收集整理。可以說，沒有一個圖書館能擁有上圖這樣豐富的館藏，遑論個人。而上圖能夠編成此書目，得益於收集此類書籍比較早。當全國一解放，我就有對民國時期出版物及時作總結的構想，故特別注意對舊平裝(民國出版物的泛稱)的收集。後來我在籌劃編纂《中國叢書綜錄》時，又考慮將來以民國時期叢書目錄作為續編，以求目錄的連貫性，所以又對舊平裝叢書十分留意。說來也巧，有一回，我去福州路古舊書店閑逛，發現店裡工作人員忙於舊平裝按叢書名配套。我與他們熟稔，便詢問原委。他們說，舊平裝在內地無銷路，而在香港卻有市場，但是香港方面需要成套叢書，對零種興趣不大。我聽後大吃一驚，對這樣的市場信息我們的採購人員竟一無所知。那時我是上海文管會出口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專門負責圖書出口鑒定工作，遂一面「利用職權」阻止古舊書店出口舊平裝叢書，一面動用圖書館購書經費大事購買。而書店方面只要有銷路，又是老朋友，很是配合，還時常主動送上門來。當時社會提倡節約，有人指責我這樣做是浪費國家財產，而我卻針鋒相對地提出，政府每年所撥購書經費不用完可以說是沒有完成任務，「節約」購書經費是對工作不負責任。當然，我的言行在後來「文革」中沒少挨批判，但在那書多價廉的時代，如不那樣做，上圖怎麼會有如此豐富的館藏，又怎麼會編出這部《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呢？現在即使再有錢，即使能得到舊書店的協作，也甭想獲得這麼多的舊平裝了吧!

二、關於編書

我一生編過不少書，尤以書目居多，或個人獨編，或集體合編，這是職業使然。編書目是項很辛苦的工作，又同其他為讀者服務工作一樣，有如庖丁烹調盛宴，為主人享客，自己則不得染指，因而怕吃苦者遠之，逐名利者避之，更有視其為雕蟲小技而譏之。然而編製書目對文獻的保存與利用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不應輕視。而真要將書目編得有質量有特點，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編的第一部書目是《章氏四當齋藏書目》。在燕大讀書與工作時，有位長者對我關心幫助很大，他就是吳中名宿、寓居京師的章鈺先生。先生字茗理，晚號霜根老人，清光緒癸卯進士，長於金石目錄及乙部掌故之學，聚書二萬卷。他認為讀書不求善本則郢書燕說謬種流傳，為學之大蠹，遂發憤遍校群籍。取宋人尤袤「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衣，孤寂讀之以當朋友，幽優讀之以當金石琴瑟」語，顏其居曰「四當齋」。還在我讀書時，他就對我甚為垂愛，或示以孤拓珍本、名書法繪相與賞鑒，或備述鄉邦掌故、前朝舊聞昭示蒙昧。當我的習作《晉臨雍碑跋》一文發表後，他對我勉勵有加，認為該文通過對學籍統計表證明「當時蜀吳尚未統一」的觀點「為他人眼光所不到，老輩為金石學者，鮮能精密如此」，使我很受鼓舞。我搞圖書採購特別看重抄、校、稿本，也得到他的讚賞，因他自己即日坐四當齋中，露抄雪纂，丹黃齊下，十分用功。

一九三七年夏天，章先生病逝，根據遺囑，家屬將其藏書的一部分捐給燕大圖書館，另一部分委託代為保存(後來捐給北京圖書館)。此舉在當時藏書家中實屬難得。歷來私家藏書總希望子孫永寶，然而鮮有久而不散者，故黃宗羲為天一閣作記云：「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章先生能破除舊習，以數十年節衣縮食聚得之書，不私子孫而公諸社會，以整理、保存之責托之社會，其心志超曠，使人欽佩。我正是懷著這樣崇敬的心情，接受燕大圖書館的委託，對這批圖書進行編目。

由於初次編纂書目，沒有經驗，為此我著實下了些功夫。雖說因個人興趣愛好與工作需要，我對前人目錄已作過大致瀏覽，但此時則從編纂者與使用者不同角度對各類目錄進行了審慎的分析研究。我認為強調實用與著錄的嚴謹是編製各類書目的前提，而編製書目又應因書制宜，能充分反映出藏書家的收藏意圖、特點及其讀書治學的傾向。章氏的藏書大致可分為三類：一為手自校勘及傳抄之書，乃其一生心力所萃，其中著名者如手校《資治通鑒》、《讀書敏求記》等，極為精審，曾各以專書付梓流傳。其次是宋元舊刻、明清精刻及名家抄本，均為不可多得之善本。第三類系普通慣用古籍，但在當時亦已不便購求。我遂根據其特點，依上述三種情況分為三卷，每卷各以經、史、子、集別其部居；對前兩類書，又採取前人藏書志編例，凡章氏的題跋、友人的識語及章氏迻錄前人題記不經見者全部備錄，以資讀者參考。此外，凡校證之本有章氏假自前人者，我還在各題識之後加以按語，就見聞所及，記其姓氏、爵里、行誼之概略，以詳淵源。這樣做，在當時可作析疑之助，在後來可充文獻之徵。

這部三十萬字的書目，從草創到問世，歷時十個月。章先生的知交葉景葵看到後曾寫信讚許道，此目「體例極善，足以表彰式老劬學之裹面，吾兄可謂不負所托矣」。汗顏之餘，對所費心血能得到老輩的理解，頗感寬慰。後來葉先生之所以邀我到上海辦合眾圖書館，恐怕與編纂此書目也有點關係。

要說一生中編纂的書目哪一部最費心力、最有意義，則當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了。一九七七年十月，我剛恢復工作不久，接上級通知，赴北京與全國同行商討編纂一部全國古籍善本聯合書目。這項任務是文化部根據周恩來總理在病重期間提出「要儘快地把全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出來」的指示組織進行的。編纂遣部目錄，雖不像歷代官修書目那樣對當代政府藏書作全部記錄，但它將包含我國大陸現存浩如煙海的古籍的精華。這不僅是經過「文革」後對全國古籍善本作一次摸清家底的整理，而且是進行大規模古籍整理最基本的前提。我深感肩負責任的重大，但作為一名長期從事圖書館古籍整理工作者，理當義無反顧、不遺餘力地去實現周總理的遺願。

在國家文物局的主持下，專家們在較短的時間裡研究制定了該目錄的收錄範圍、著錄條例及分類方法，並決定在北京圖書館等幾家大館先搞試點，摸索編纂經驗，然後全面展開。初期工作階段流動性較大，那時我已七十四歲，仍和大家一起奔走各地，調查藏書。鑒定版本，並抽出時間為培訓青年專業幹部講課授業。一九八〇年五月，編輯委員會正式成立，全國七百八十二個收藏單位將各自編製的古籍善本卡片集中北京，一支包括各大圖書館參加的專業隊伍借住香廠路上一家招待所進行彙編工作。一九八一年十月，將經過校訂的卡片改編成油印書本目錄，作為《徵求意見稿》，再請各館複核，並廣泛徵求圖書館之外專家學者的意見。

《徵求意見稿》誕生之日，正是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恢復之時。如同我國歷代盛世皆有動用國力進行文獻整理之舉一樣，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指引下，以李一氓為組長的規劃小組制定出1982—1990年的古籍整理宏偉計劃，一場整理古籍的右文大業在全國蓬勃展開。而《徵求意見稿》的及時印出，初步解決了古籍整理研究索求資料的燃眉之急，倍受全國文、史、哲、科各方面專家學者的好評，這不啻對編目工作本身是一個激勵與促進。

一九八三年八月，正式定稿工作在上海進行。北圖的冀叔英，南圖的潘天禎、沈燮元等同志，為了搞好定稿工作，在上海一住就是三四年之久，甚是辛苦。通過諸同仁齊心協力及各地圖書館的支持，終於在一九八六年九月完成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的編纂工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同年10月，在上海舉行了首發式。十月十五日，李一氓同志在《人民日報》上撰文云：「這部目錄是全國的古籍善本書目，包羅宏富，任何一部從前的書目都趕不上，這是近年中國圖書事業的最大成就。……要講精神文明的話，這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精神文明最具體的表現：」如今，在北圖、南圖等編纂人員堅持不懈的努力下，該書目各個部類已全部出齊。整整二十年了，真不容易！許多同志為這部目錄作出了無私奉獻，耗去了他們一生中可能是最旺盛的精力，不少人甚至連書目的正式出版亦未及見到已離開人世，作為主編我對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深切的懷念！

我常在想，周恩來總理生前病那麼重，事情那麽多，為什麼念叨要編這部書目？最近我了解到，上海崇明縣圖書館在建造新館時準備為館藏數量並不多的古籍專辟一個書庫加以保藏，而該批古籍即當年編善本書目時由上圖二位同志去調查整理的。一個縣級圖書館能對古籍如此重視，不正是編善本書目的影響所及嗎?由此我明白，周總理在「四害」橫行的年代提出「要儘快地將全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出來」的根本目的在於保護民族文化遺產，避免更多的古籍遭受劫灰厄運。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因而，編纂善本書目的意義已遠遠超過書目本身，雖然該書目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我們總算對周總理有了—-個交代，為黨和人民做了一件實事。

三、關於印書

在我青少年時代，社會上癖古嗜書曾成風氣。有些富商大賈，並不曉經史，卻附庸風雅，不惜重金，四部之書，循目而求；也有的世襲舊藏之家，珍本異書，網羅廣泛。但他們或視為古董，奇貨可居；或秘惜自私，不肯示人。這看上去似乎也是保存文化，實際上卻是埋沒文化。因此，利用圖書館藏書便利編印圖書，存亡續絕，使稀見典籍化身千百，既利於保存，又利於傳播與弘揚民族優秀文化遺產，我始終將此作為圖書館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曩在燕京大學，我曾與吳豐培等先生為禹貢學會編印過《邊疆叢書》，出了數種，後因故中輟。一九三九年，我從北京到上海協助葉景葵、張元濟、陳陶遣、陳叔通、李拔可等文化界愛國人士創辦私立合眾圖書館。這個圖書館是在「七七事變」後，東南地區文物大量散亡，日本侵略者大肆掠奪，英、美各國乘機四處搜羅的背景下辦起來的，其目的是為國家保護瀕臨毀滅的文獻典籍。當討論如何開展服務時，大家一致認為，「合眾」雖屬私辦，但要化私為公，服務於公共事業，除了典藏外，還須謀以傳播，即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一要向專門學者提供閱覽，二要將舊本秘籍刻印流布。然而，當時處於「孤島」時期的上海，幣值暴跌，物價飛漲，原來籌措的基金，一下子貶值甚大，要想印書，談何容易！我只能抱著「不求近效，暗然日章」，「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信念，因陋求簡，慘淡經營。人們可能注意到「合眾」印的第一種書是排印，後來則改為石印，這正是缺錢而為節約成本的緣故。儘管石印省錢，但錢畢竟是眾多愛國人士資助的，亂花不得、為了多印書，必須將成本降至最低點，於是我自當抄胥，手寫上版。那時熬一個夜，可抄寫三千小楷，權當練字吧。就是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我們陸續印成了《合眾圖書館叢書》一、二集。該拿所收凡十八種，多為清代先哲未刻稿本與抄本，其中稿本有羅以智《恬養齋文鈔》、徐堅《余冬瑣錄》、焦循《里堂家訓》、丁晏《論語孔注證偽》；抄本有陳驥德《吉雲居書畫錄》、潘奕雋《三松堂書畫記》、許兆熊《鳧舟諙柄》、張鳴珂《寒松閣題跋》，黃錫蕃《閩中書畫錄》等，這些書大多經過我們的校勘整理，現已成為通行之本。

解放以後，政府對文化事業高度重視，使我編印圖書的願望進一步得到實現。當我跨入上海圖書館大門第一天起，就提出使孤本不「孤」的印書計劃，並特地籌建了上圖自己的影印工場，從五十年代末至「文革」前，先後有三十餘種館藏珍貴文獻公諸於世，除宋刻本《孫子》、《藝文類聚》及明刻本《杜臆》是交付中華書局影印出版外，其餘皆上海圖書館獨自影印，或用宣紙，或用毛邊，印數雖不太多，但質量頗精，與「合眾」叢書相比，那真是霄壤之別了。其中宋刻本有《唐鑒》、《孔叢子》、《侍郎葛公歸愚集》、《韻語陽秋》；明刻本有《松江府志》、《三峽通志》；清刻本有《康熙台灣府志》；稿本有《古刻叢鈔》、《芻牧要訣》、《稼圃輯》；尺牘詩翰有《納蘭成德書簡》、《龔自珍魏源手批簡學齋詩》等等。有心人不難發現，在那個歷史時代，上海圖書館影印歷史文獻的數量規模超過了其他圖書館乃至出版界。

「文革」後，上圖又陸續影印了元刻孤本《農桑輯要》、明寫本《永樂大典》（「郎」宇韻一冊）以及《孫中山先生遺札》、《柳亞子先生遺札》等。而隨著黨和政府對古籍整理事業的再度重視，出版界的影印工作亦開始活躍起來。人們大概記得，那時學術界對古籍的出版是用整理排印還是影印手段曾開展過討論。說心裡話，我比較贊成用影印方式，因為影印出書快，既可應學人研究之急需，又保持了版本原貌，不致傳訛；而排印出書較慢，且整理質量較難保證。故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上海圖書館與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等出版單位合作影印館藏古籍的工作幾乎未有間斷。其中不乏孤本秘帙，如宋刻本《元包經傳》、《鉅宋廣韻》、《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東觀餘論》、《杜荀鶴集》、《嘉佑集》、《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元刻本《顏氏家訓》、《文心雕龍》；稿本《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讀史方輿紀要》等。尤其是《讀史方輿紀要》稿本，系葉景葵先生故物，三十年代曾寄至北京供禹貢學會諸同仁研討，我當時即提出設法影印，以廣流傳，錢穆先生表示贊成，但又認為應先予校勘一過。後終因「盧溝橋事變」而校勘中斷，印書來果。此事錢先生在晚年所撰回憶文章中還提及，並深表遺憾。現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將此書印成，則可告慰葉、錢兩先生了。

我自幼隨父親學習書法，對古文字產生濃厚興趣，並先後拜王懷霖、胡樸安、聞宥等先生為師。我在燕大的畢業論文是《說文廢字廢義考》，而後又撰寫了《古匋文孴錄》。所以有人對我選擇圖書館職業不甚理解，也有人認為搞圖書館工作無甚學問。確實，圖書館工作是為他人作嫁衣，但對保存與傳播文化起著重要作用，很有意義。當初葉景葵、張元濟先生相邀南下辦「合眾」時，我曾說過這樣的話：「人不能自有所表現，或能助成人之盛舉，亦可不負其平生。」如今我對人生仍作如是觀，並且努力在有生之年為圖書館事業多做點事情。

來源：顧廷龍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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