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藏的記憶裸現，恥辱吞噬著靈魂：《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套》

生於1929年的克里斯塔?沃爾夫，經歷了三種德意志國家形態，在《天使之城》中她講述的故事映襯著80年的風雲變幻。

《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套》

克里斯塔?沃爾夫 著

伊拉克駱駝出版社

2014年

￥75.11 CNY

故事：「天使之城」的外套

故事開始於1992年的天使之城——美國洛杉磯。小說用第一人稱敘述一位德國女作家以訪問學者的身份來到美國。她和許多民主德國知識分子一樣，曾經對建設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充滿了樂觀的幻想。然而夢碎得過於輕易，民主德國轉瞬間不復存在。她飛來美國訪學時，用的是一本「已不存在國家的未失效護照」，邊檢人員為此頭疼不已，反覆查驗，她卻高昂著頭，以舊身份作出抗議的姿態。

在新大陸，她逐漸融入了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安居於平靜甚至單調的海外桃源，她沉浸於洛杉磯的歷史，追尋托馬斯·曼、亨利希·曼、阿多諾和布萊希特等昔日德國流亡作家的足跡，關注印第安人長期受壓迫的歷史和麥卡錫分子對共產黨人歇斯底里的迫害，亦結交新朋，看美劇《星際迷航》和新總統柯林頓，收集簡報……

然而德國媒體開始對她口誅筆伐，指責她曾為斯塔西（Stasi，也譯成史塔西，前東德國家安全部，被認為當時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報和秘密警察機構之一。）充任告密者。她斷然否認，因為身為著名作家和「國家詩人」，她曾被國家安全部不間斷地嚴密監視了數十年。她要求查閱國安檔案。斯塔西關於她的監視報告多達42卷，她一卷卷看下去，直到手指不經意間滑到其中一份薄薄的綠色卷宗，封面標明了「非正式合作」。她發現裡面正是自己與兩個特工「約談」後，承諾志願為斯塔西擔任「非正式線人」的協議。在痛苦的事實真相面前，女作家久久不能釋懷：「舊磁帶在我腦中，一遍遍不停地轉，問著同一個問題：我怎麼會忘記？」

弗洛伊德的外套掉落了，潛藏的記憶裸現，恥辱吞噬著靈魂。對克里斯塔·沃爾夫有所了解的讀者，必會立刻意識到此書強烈的自傳色彩。是的，《天使之城》披著小說的外套，她在裡面重述自己的故事。

非故事：她的代號是「瑪格麗特」

1993年初，克里斯塔被指認曾在1959-1961年間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僱員，代號「瑪格麗特」。她起初完全否認，半年多後的檔案將不可辯駁的證據呈現於面前，她又改口，說已將這段往事完全忘卻，並辯稱從未對同胞造成實質性的傷害。

事發後，她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擊。面對那段不光彩的往事，克里斯塔的反應是否認——質證——承認，在被曝光的民主德國線人中具有典型性。「謝天謝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記了。」她寫道，「如果我還記得那件事，我怎麼能活過那麼多年，怎麼還能繼續寫作，我還能相信誰？」然而他們真的有可能失憶嗎？這十幾年來，她想必對此難以忘懷，不斷剖開身心去尋找答案，為了昔日的自己，也為了不復存在的時代。

輿論最初的歇斯底里過後，不斷出現的檔案逐漸還原出更為客觀的歷史：克里斯塔與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只持續了很短一段時間。不僅如此，自從年輕時的政治幼稚之後，她逐步轉向政權的對立面，並為此與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長達20年的不間斷監視，她寫於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的半自傳體小說《余留之物》便記述了那段監控下的生活。然而該書面世後遭到眾多指責，評論界指其偽善，以東德時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圖謀於新時代。

作者介紹

克里斯塔·沃爾夫

1929-2011

德國當代著名女作家，多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2002年獲得有「文學奧斯卡獎」之稱的「德國圖書獎」，幾乎囊括了德國所有文學獎項。

1929年3月出生於波蘭瓦爾塔河畔的蘭茨貝格，1949至1953年在耶拿和萊比錫學日耳曼學。1949年克里斯塔加入德國統一社會黨，1953至1959年任職於德國作家協會，1956年擔任柏林新生活出版社主編，1958年起任《新德國文學》雜誌編輯。1961年以小說《莫斯科的故事》亮相文壇，並從1962年起成為專職作家。1963年她因小說《分裂的天空》成名，此後創作才華得到充分展現，在德國統一前創作了小說《對克里斯塔·T的思考》（1968）、闡述其美學思想的論文集《閱讀與寫作》（1971）、電影劇本《蒂爾·厄倫史皮格爾》（1972）、小說《菩提樹下》（1974）《童年典範》（1976）《虛無飄渺》（1979）《卡桑德拉》（1983）《故障》（1987）和《夏天裡的故事》（1989）等。2011年在柏林去世，享年82歲。

作為德國女性文學的傑出代表，克里斯塔以女性的「疾病之軀」作為小說慣用的主題和意象，從女性視角書寫悲苦人生，解剖積弱成疾的主體危機和社會病態。她的作品既是德國女性精神療傷的備忘錄,更是時代的精神隱喻和社會的歷史表徵。作為民主德國知識分子改良派,在1989年東德巨變之際,她曾向湧向西方的東德民眾發出"為了我們的國家"的呼籲。隨著民主德國最終走向崩潰以及德國統一成為事實, 克里斯塔像很多懷有社會主義烏托邦夢想的民主德國知識分子一樣，經歷了痛苦的精神危機，向她曾堅信的烏托邦信仰告別，對烏托邦信仰的探討曾經是她文學創作的一個中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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