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任何兵團，皆毫不足懼」——日軍對國軍的戰術觀察

「

國軍指揮官「指揮拙劣，缺乏積極企圖心，與犧牲的協同心」；

國軍「以守勢為主旨，少取攻勢」。

游擊戰為「為弱者之戰法，敵（指國軍）常誇言此戰法能獲得最後勝利。」

」

《敵對我作戰參考資料》為《抗戰參考叢書》的第十八種。《抗戰參考叢書》由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第一廳第四處編印，封面印有「機密」二字，就筆者所見，抗戰期間從1938年3月至1945年6月共出版49輯，並為各戰區所翻印，本平台上存有這套叢書的絕大部分（http://t.cn/RnCLpCx）。其中，這套叢書並曾集合幾輯印行過合訂本，本平台所存的《敵對我作戰參考資料》即收錄於《抗戰參考叢書合訂本》的第三集（自第十七種至第二十一種）中。

軍令部第一廳第四處負責搜集整理戰史資料，研究戰場對策，編纂抗日作戰經過、經驗教訓，《抗戰參考叢書》即為其重要成果。抗戰結束後隨著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部而改作國防部史料局（即後來的史政局）第一處。這套叢書所包括的書的主題，主要為對某次戰役與某階段作戰的檢討與總結（如我們曾在《抗戰期間國軍的交通破壞戰》一文中介紹的《浙贛戰役之檢討》），具體戰術等技術工作的研究，繳獲日軍的文書與對他國軍事的觀察等。《抗戰參考叢書》不惟是國軍部隊長官作戰的參考，同時也被用作國軍的軍官教育當中。

《抗戰參考叢書》亦曾被日軍繳獲並翻譯印發

（不難看出繳獲的這一輯比較重要）

本期文章介紹的《敵對我作戰參考資料》為國軍第83師在晉南作戰時繳獲的日軍文件，至少在1939年4月前即已繳獲，原名《對「支」作戰參考資料（教）其ノ十五（「支那」軍戦法ノ特性及之カ對策上特ニ著意スヘキ事項）》，由大本營陸軍部編撰於1938年10月，國軍將其直譯作《對中國作戰參考資料（教）第十五號（中國軍隊戰法之特性及其對策上特別注意之事項）》。就筆者所見，《對「支」作戦參考資料》從1938年8月至1939年4月，共編撰了20號，其內容與性質與《抗戰參考叢書》類似，其中亦內容豐富，有許多可以與我們此前曾推送過的文章互證。

《對「支」作戰參考資料》第一號

為日軍翻譯的蔣介石制定的作戰計劃

就本期文章介紹的《對「支」作戰參考資料（教）其ノ十五（「支那」軍戦法ノ特性及之カ對策上特ニ著意スヘキ事項）》來說，這一份文件應當印行較廣，如日軍步兵第222聯隊即擁有220部。不過，這一份文件的日文原件似乎已很難找到，因此國軍繳獲並翻譯的這一版本有較高價值。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國軍即指出這份文件「綜合南北各戰場十餘月作戰經驗所得，其中關於敵我優劣，言之綦詳，佐以例證，確鑿可憑」。

該文件分為「一般戰法」、「游擊戰法」、「兵站之警衛」三部分。形式上，該文件在指出每條國軍優劣的同時並會輔以具體交戰的例子作為證明。本文將主要介紹其中對國軍的「一般之特性」的觀察。

首先，日軍認為儘管中央軍「優秀」，其他的雜牌軍與新編的軍隊「其內容皆相當強化，已非前比」，但是因其缺乏空軍與炮兵，就攻擊力來說，「無論任何兵團，皆毫不足懼」。不過，至於國軍的土工作業能力、作戰的頑強與犧牲精神、抗日意志的強烈、行軍、狙擊、與投彈能力則「未可輕視」。此外，國軍的迫擊炮、重火器與手榴彈裝備充裕，使用熟練；國軍軍隊的搜索與警戒不甚嚴密，但是「諜報較善」（但是在本書的眉批中，國軍承認自己「其實諜報亦不善」），其舊式的通信聯絡，日軍亦認為「不可忽視」；因為國軍的給養極為簡單，士兵能適應簡樸生活，故而國軍的大兵團富於機動能力，特別是鐵路輸送方面。

對於前者，日軍舉了許多例子予以證明，最突出的則是日軍在奪取河南蘭封以後，日軍第十四師團被國軍20個師（其中至少有6個師為中央軍）包圍，國軍並附有戰車、飛機、長射程炮，但是經過國軍一星期的猛攻，日軍仍「屹然未動」，並予以國軍重大打擊且使之敗退。

上期推送介紹的《四月攻勢敵情彙編》中

日軍日記中記錄的國軍的交通破壞戰

及其對日軍行軍的影響

不惟國軍內部有強有弱，日軍亦是如此。該文件認為國軍在這方面「感覺極其銳敏，雖與我（指日軍）同一兵團內之部隊作戰，視其戰鬥經過之順逆而有顯著之差異」，表現為國軍「遇弱者示強，遇強者示弱」。如果探知日軍的弱點或看破日軍的消極退縮，國軍立刻表現出「驕慢勇敢」，反之，如果國軍蒙受重大打擊，則「戰意消沉」。

譬如說，國軍在台兒庄附近、徐州會戰前後在山西各處攻擊日軍，在日照附近猛攻山東自治聯軍（偽軍，首領為張宗援，本名伊達順之助），皆是國軍發現日軍兵力薄弱。至於自北平到河南彰德，國軍沒什麼抵抗，自然是因為發現日軍強大。

《四月攻勢敵情彙編》中

日軍日記中流露出的日軍士兵對蔣介石的崇拜

（僅供參考）

對於蔣介石，該文件亦表現出了日軍的看法。該文件指出，中國的一般民眾，「對於蔣委員長皆極敬畏」，軍隊則更不用說。同時，蔣介石下達的命令「簡明直截，出乎意外之徹底」，但是實行起來「未必嚴格」，特別是在困難時、監督不嚴與情形不利時，則國軍「多在形式上勉強奉行」。

對此，該文件舉出了正反兩方面例子。一方面，蔣介石為隱蔽國軍陣地，避免日軍炮轟起見，在華北地區下令禁止收割高粱，並且命令各村莊開挖壕溝而使之相互連通，「當時民眾無不徹底履行」。另一方面，桂系軍隊在湖北廣濟附近的十多個師，浙江湖州西南方向莫干山一帶的數個師，對於蔣介石下達的攻擊命令，儘管經三令五申，結果僅勉強施行規模較小的逆襲而已。

對於後一個例子，值得玩味的是，這本書在這一條上面印著翻譯時國軍附上的眉批，稱「倭寇挑撥離間之慣技，全非事實。」問題是，無論日軍此語是不是挑撥離間，日軍又何必要在對內文件中挑撥離間呢？同時國軍各部對於攻擊日軍的命令實行是否徹底，日軍自然應該是最清楚的。此眉批的作用應當是為了防止國軍內部在學習、參考此文件時引起誤解，滋生事端。

接下來，日軍更是指出「中央直系軍保存實力」。該文件指出：「中央直系軍即所謂國民政府政權的護符，如果衰滅，即陷政權於沒落，故極力避免戰鬥力的消耗。」因此，國軍在第一線配置的軍隊，多非中央軍，中央軍則多配置於第二線、第三線，甚至配置於後方。隨著戰事的發展，縱然中央軍會暫時配置於第一線，但是一旦退卻，則是中央軍先行撤退，而使非嫡系軍隊為之掩護而犧牲，淞滬會戰、徐州會戰與武漢會戰皆是如此。

毫無疑問，此處國軍既加眉批，又有附註，稱這又是日軍完全造謠，「今日國軍系統早已統一，更無所謂直系與非直系之分」。但是，除此之外，國軍就沒有在這裡舉出證明這份文件在這裡是造謠的明證了。

在指揮官層面，該文件認為國軍各級指揮官「指揮拙劣，缺乏積極企圖心，與犧牲的協同心」，無法把握戰機，更不能援救友軍。這一點，在我們之前介紹過的浙贛戰役後國軍的檢討中亦指出來了。

在攻守上，該文件認為國軍「以守勢為主旨，少取攻勢」，並列舉了至此國軍為數不多的幾次主動攻擊：在上海進攻日軍陸戰隊、在台兒庄附近進攻日軍分散布置的部隊、在山東日照附近進攻山東自治聯軍。此外，在主動攻擊以外，日軍認為國軍偶有逆襲（反擊），但也是出於上級的嚴令而勉強為之，至於其時機的選擇與攻擊的方法，「皆極拙劣」。

至於游擊戰，日軍則認為國軍「在本國領土內作戰，其特質宜於採取游擊戰，乃屬必然之事」，日軍並認為游擊戰「為弱者之戰法，敵（指國軍）常誇言此戰法能獲得最後勝利。」日軍此時對於我軍進行游擊戰的態度，不言而喻。

在兵力配備上，該文件認為，國軍在會戰前，「徒知以分散兵力，配備寬廣地域」，如果一方面受到日軍壓迫，則立刻集合軍隊集合於此，作為彌縫之計。但是，國軍亦有少數在局部戰鬥劇烈的地方，以相當的兵力集中注入攻擊的例子，如國軍在上海、台兒庄的作戰與在廬山附近對日軍第106師團的作戰。

值得一提的是，該文件指出國軍很少進行白刃戰、肉搏戰，稱國軍縱使將日軍包圍，接近到三、四十米時，即不敢再前進，僅僅投擲手榴彈而已。如蘭封會戰時，國軍兩個師向日軍第14師團沒有步兵掩護的炮兵主力進攻，卻始終沒有進行肉搏，故而日軍炮兵幸免於難。對此，國軍又附上眉批，稱這是日軍畏懼國軍白刃戰的飾詞。我們此前曾推送過的《抗戰爆發前，國軍對敵我雙方優劣的認識》一文，裡面介紹到，戰前國軍即認為日軍「尤憚與我肉搏」，可見國軍倒是對自身的白刃戰水平感到十分自信，至於日軍白刃戰的真實水平，這一篇文章則有所涉及。

由於國軍認識到自身在空軍與炮兵上的劣勢，故而與中共軍隊長於夜戰類似，常常利用夜間進行交接、退卻、移動與逆襲。但是，事實上日軍也長於夜戰。之所以國軍善於利用夜間，可能也是受到自身認為日軍「最畏夜戰」這一錯覺的影響。（這一點在上一篇文章中同樣涉及）

日本炮兵少佐在天津海光門上督戰

來自平台上的《義和團戰爭全圖》

（http://t.cn/RnO47eC）

電影《兵臨城下》一開場的督戰隊令許多觀眾印象深刻，這份文件亦指出國軍「厲行督戰」。國軍督戰包括四種類型：一、在第一線部隊後方配置督戰隊，「以火力阻止其退卻」；二、以中央軍配置於雜牌軍的前後左右形成督戰形勢；三、在重要逆襲的地方將中央軍躍進於最前線，形成精神上的督戰；四、在機關槍巢掩蓋中配置軍官進行的督戰。

此處，國軍則並未附有眉批稱此處造謠，可見此說應當接近實際，並且足見在當時的語境中，督戰隊未必會招致反感。早在1933年8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即頒布《「剿匪」軍整頓軍紀辦法大綱》，規定「進剿軍」在預備作戰前一日，應該組織臨時督戰隊，由師、旅的特務營或是特務排組成，以副師長與師政訓處長為督戰隊的正、副隊長，各團政訓員為督戰員，負責「督促各部隊作戰之進展，嚴辦借口後退之官兵」。

平台上《新華日報》對

日軍誣稱我軍施放化學武器的報道

該文件並稱國軍「對化學戰能力迄今尚未發見，故對化學兵器極其恐怖。」這一點本不稀奇，不過早在20年代日軍即針對中國地方軍閥對化學武器的保有與利用進行了調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軍在自身大規模施放生化武器的同時反而在外交場合上、報刊輿論中公開宣傳國、共軍隊施放生化武器。僅就這份文件出版以前的時段來說，1937年9月24日，日軍軍報導班發表同盟通信，誣稱國軍昨日在上海施放化學武器。1937年10月27日，日本外務省發表情報部長談話，稱國軍在鞏縣兵工廠製造大量化學武器。但是，依據這份文件即可證明，日軍上述宣傳全系出自污衊。

同樣的，日軍在1938年2月25日的一份內部文件中即指出中國軍隊沒有大規模使用化學武器的能力，並且對化學武器十分無知與恐懼，一旦施放則會對之造成強大的精神上的打擊。之所以會出現部分史料聲稱中國軍隊施放生化武器，除了戰場上的誤判以外，自然主要是出自宣傳需要，日本方面一直十分關心中國及西方國家對於日軍在中國戰場上施放化學武器的報導。同樣的，日軍對於國軍宣傳的忌諱亦反映在該文件緊接著化學武器這一條的下一條中——國軍「極端為虛偽的宣傳，對愚民及無知之第三國人民能獲得相當效果」，故而日軍進行反宣傳也並不奇怪了。

以上就是這本書日軍對於國軍「一般之特性」的觀察，實際上，本書其他有價值的地方還有許多，限於篇幅，此處不再進行介紹。回到《抗戰參考叢書》，這套書為蔣介石所重視，但是對於國軍自身的提升起了多大的作用則很難說。蔣介石曾稱：「本委員長自作戰以來，迭經電令指示戰術上應行改正之點，並先後頒發作戰教令十有餘號，《抗戰參考叢書》多種，而各部隊對於所頒之電令教令，仍多視為具文，不能詳加研究，切實施行」。

有意思的是，至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後，國防部史政局在其編印的《「剿匪」基本工作之實施要領》中，仍指出對於「裝備較強之『奸匪』」，除了此次編印的實施要領以外，尚需要參考《抗戰參考叢書》。總之，無論《抗戰參考叢書》對於當時的國軍作用如何，這套書都比較準確地反映了國軍的戰時實態，本期文章介紹的僅僅是其中極少的一部分，歡迎大家查閱使用這套書的其他幾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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