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雍正
「東營微文化」為東營市作協重點扶持文學公眾號。平台宗旨：體現人性本真,歌頌人間溫暖,傳播正能量......關注微信公眾號「東營微文化」，每天推送有溫度的文字！
我眼中的雍正
作者丨李劍鋒 攝影丨李金峰
至少在我讀高中以前，雍正在我眼中完全是暴君形象。中華歷史幾千年，皇帝多，暴君也多，但出名的也就那幾位，夏桀、殷紂、周幽王、周厲王離我們太遠，傳說的成份多一些，除此之外，隋煬帝算是最著名的了，然後就能數得著雍正了。在以前的評書中，雍正經常被提到，荒淫、殘暴、大興殺戮、喜怒無常，最後死在呂四娘的劍下。
然而前些年拍的《雍正王朝》對其是大加讚賞，勵精圖治、銳意改革、夙夜憂嘆、憂國憂民，與那些給他使絆子的兄弟們生氣，與腐敗的朝臣鬥智斗勇，儼然一位社會主義時期的領導幹部。應當說有些矯枉過正了，歷史上的雍正肯定也沒有這麼好。
1678年12月13日，康熙的第十一個兒子誕生，康熙賜名胤禛，因為他前面有七個哥哥夭折，按清朝規矩，夭折不計排行，故胤禛便排了第四位，稱為皇四子。後來胤禛被封為雍親王，1722年康熙駕崩，雍親王胤禛承繼大統。他便是清朝第五位君主，廟號世宗，是為雍正皇帝。
歷史上對雍正繼位有不同的觀點，有篡位說，即篡了康熙的皇位，我倒是認為雍正沒有那個膽量，也沒有那個能力。康熙是歷史上少有的明君，在位六十一年，對朝政有完全的掌控，不會給任何皇子機會。還有種奪位說，說他奪了十四弟的皇位，傳說康熙要傳位於皇十四子，然後雍正矯詔，將「傳位十四皇子」改為「傳位於四皇子」，即將「十」改為「於」。當然現在看來這純屬無稽之談，且不說那時是用繁體「於」字是這樣書寫，單就行文習慣也不一致，按常見的寫法應是「傳位於皇四子」，而且清朝如此重要的詔書都是滿、蒙、漢三種文字，滿、蒙文字如何改寫？
實際上到了康熙六十一年，有實力競爭太子的皇子已經不多了，老大、老二、老八、老九、老十、老十三都已經淘汰了，據說老三胤祉不太熱心皇儲，潛心搞學術，主持編纂了《律歷淵源》和《古今圖書集成》，或許是看到了皇位爭奪中的兇險吧！有望繼承皇位的只剩兩人，即老四和老十四，一對同父同母的兄弟。有人以康熙封老十四為「大將軍王」力證康熙有傳位於他之意，但是雍正在康熙心裡的位置也非常重要，如康熙六十年雍正代父祭祖、祭天活動，古人對祖上、天地非常敬畏，所以祭祀活動一般是皇帝主持，皇帝有恙則由皇儲代為主持，從這裡也能看出康熙對雍正的信任。從後來乾隆對康熙的態度來看，康熙應是非常喜愛、賞識這個孫子的，這或許也是康熙重視雍正的一個原因。更為重要的是康熙駕崩前雍正的爵位是親王，是爵位中第一等級，而十四子胤禵則是貝子，貝子之上是貝勒，貝勒之上是郡王，郡王之上才是親王。康熙如有意傳位於老十四，為什麼封他的爵位如此之低？
當然根據雍正自己的回憶是康熙彌留之際諭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即皇帝位。」而且遺詔等相關資料也齊全，但是我不信。
我的觀點是康熙在立儲問題上一直猶豫不決，或許在他眼中這些皇子沒有一個是完美的，都不是理想的皇位繼承人。六十一年，康熙偶感風寒，自己感覺身體尚可，但是六十八歲的老人病情突然加重，幾天時間裡沒來得及立儲便駕崩了，或者最後幾天里都是處於彌留狀態而無法立儲。雍正在皇儲爭奪過程中不像其他皇子一樣急於求成，用「戒急用忍」的策略積極謀劃，暗自發力。我認為「戒急用忍」與鄧的「韜光養晦」差不多一個意思，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技不如人就得裝孫子。於是早有準備的雍正在康熙病逝後，充分利用這幾天時間，藉機奪取皇位。
1722年12月20日，六十八歲的康熙結束了他富有意義的一生。平三蕃，收台灣，掃漠北，穩西藏，治黃河，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是他的業績，作為不世出的君主，無論其多麼偉大，屬於他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大清將迎來另一位有抱負，有作為，也有爭議的君主――雍正。
不可否認，康熙是偉大的君主，但在其統治後期，倦於政務，與早年相比，失去了改革的銳氣，對朝政弊端、社會問題不求改變，有得過且過、一心求穩的心態，以致問題越來越多，矛盾越來越重。朋黨之爭且不論，先是官員貪腐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了。康熙歷來以「寬仁」見稱，但我認為他的「寬仁」，或許更傾向於官宦和士紳階層。
雍正不是那種如晉惠帝、漢獻帝等「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君主，他在康熙朝有處理朝政的經驗，而且「洞悉下情，親身閱歷」，對於朝政貪腐、底層矛盾都有較深的了解，於是在打擊政敵的同時便著手改革，整頓吏治。
首先是清繳虧空，推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康熙一朝前期軍事開支巨大，後期官吏貪腐嚴重，國庫里真沒有多少銀子，於是雍正登基之初便下令全面清查虧空，方法也簡單有效：一旦發現，抄家沒收，撤職查辦，對畏罪自殺都不能免。
明清兩朝官俸很少，清朝在京一品官員每年俸銀180兩，外加俸米180斛；從九品俸銀31.5兩，外加俸米31.5斛，地方官連俸米都沒有。這些錢僅僅吃飯是肯定夠了，但是官員花錢的地方太多了，向上級送禮要花錢，娶姨太太要花錢，同僚互相宴請要花錢，吃花酒也要花錢，丫鬟僕人也不是白乾的，所以開支非常大，這點兒俸祿肯定不夠花費。俸祿少而花銷大，於是便用各種方法貪腐，這其中挪用火耗（耗羨）便是主要的一項，而且這部分是國家所允許的。
徵收糧米，需要晾曬、運輸、存儲，在這個過程中難免有鳥吃蟲蛀，發霉變質等損耗；徵收銀兩，需要將碎銀熔鑄成錠，然後上繳，在這個過程中也難免有損耗。為保證足額徵收，在徵收錢糧時要額外多征一部分，多出來的這部分便是火耗。應當說這也是合理的，但是隨著官員貪慾的膨脹，耗羨徵收得越來越多，原本徵收一兩銀子要多征一錢，到後來有的省份多徵到八錢，這些錢加重百姓負擔，但不增加國家財政，統統落入了各級官員的腰包。康熙朝就有人指出耗羨徵收的弊端，奏請耗羨部分歸公，但是康熙沒有準許。雍正強令推行耗羨歸公，耗羨歸公後用於三項開支，一是給官員發放養廉銀，二是彌補地方虧空，三是留作地方公務開支。
養廉銀是給官員的生活補助，以此不允許他們再貪，保持廉潔奉公，類似於現在實行的陽光工資。實行養廉銀後一品總督達到1.5～3萬兩，巡撫也有1～1.5萬兩；京城米貴，居大不易，所以對京官施行「雙俸」。提高俸祿之後，對於原先的陋習，如官員向上級送禮送特產、欽差接受地方官員饋贈等嚴令禁止，一經發現，立即革職。
實際上向京官送禮，向上級行賄是專制體制下非常普遍又難以根除的現象。在雍正的高壓政策下，官員有所收斂，但是也只是收斂而已，一旦制裁力度減弱，立即會反彈。多說一句，大家知道曾國藩，進士出身，被譽為半個聖人，組建湘軍，鎮壓太平軍有大功。即便是他，兩江總督，進京離京時也要向相關官員贈送禮金。湘軍的所有軍費都是曾國藩自籌的，共計白銀3000多萬兩，戰爭結束後當然要找戶部報銷，按當時的潛規則，得交40萬兩的回扣，要不然合理不合理的單據戶部都給扔出來，於是曾託人打點將費用降到了8萬兩。可是這事兒皇上知道了，覺得曾勞苦功高，就下旨讓戶部按曾提供的數據實報實銷，大家覺得皇帝發話了，8萬兩自然就省下了，可是曾國藩沒敢。封疆大吏，國之重臣，公認的聖人尚且如此，況他人乎？
其二是實行「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政策。原先官宦和士子都有一定的特權，根據級別免除一定的徭役和賦稅，這本身就不公平，而且有人還將別人的田產掛到自己名下，使他們也免除雜役負擔，自己從中漁利。雍正要求士紳階層也必須繳稅、服役，即廢除他們免役、免稅的特權，這項政策在增加財政收入的同時也減輕了貧苦人家的負擔。
其三是實行「攤丁入畝」政策。封建社會百姓要承擔徭役和田賦，這兩項一直是分開徵收的，清初的各種徭役一般是折算成銀兩，稱為「丁銀」。但是無田者徭役很重，加上士紳免役特權，這樣迫使勞動者隱匿人口，逃避徭役，政府的征徭也沒有保障。攤丁入畝就是將「丁銀」平攤到田地上，使土地多的人增加了賦稅，而赤貧者則不用交稅，徹底廢除了自西漢以來的人頭稅。
「攤丁入畝」與唐朝中後期的「兩稅法」、明朝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是中國封建歷史上較著名的三次賦稅改革，實行之初都能有效地減輕百姓的負擔，但是都逃離不了黃宗羲定律，即每次稅費改革後，由於社會政治環境的局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2006年全國免除農業稅，我們一片歡呼，但是現在已經不是以前的小農自然經濟，各種生產資料的漲價及生存成本的提高，讓農業稅的免除效果顯得有些蒼白。
其四是改土歸流。自元朝以來，各朝對雲南、貴州、廣西等少數民族實行土司制度，土司管理當地民族，首領世襲但需中央政府認可，土司自行徵收賦稅，僅象徵性地向中央交納部分稅款。有些土司以世襲緣故，恣肆虐殺百姓，對境內人民實行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土司之間為爭權奪利也時爾挑起爭鬥。隨著社會的發展，土司制度已日益腐朽落後，廢除它已成為必然。雍正採用大臣鄂爾泰的建議，改土司製為流官制，也就是取消土司世襲制度，設立府、縣，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員進行管理。改土歸流加強了中央對西南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統治。對於這些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有著積極意義。
其五是開豁賤民。清代前期最低層的樂戶、丐戶、漁戶、奴婢等法律地位低下，他們不得列於士農工商四民的名籍，只准許從事被人賤視的職業，不許讀書、應舉、做官。自雍正元年開始，下詔令開豁某些賤民為良民，即讓他們享受與其他民眾同等的權利。這些賤民被豁賤籍後，除在日常實際生活中仍被賤視外，政治上，被豁者本人也不能立即取得良民應有的全部權利。但開豁為良為賤民脫離賤籍解除了法律禁令，是對這一部分人的解放，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
當然除了這些政績之外，雍正的執政也有一些不足。如重農抑工抑商政策，封建君主大多如此，這可能與自然經濟的生產力有關；講求祥瑞嗜好，既然皇上好這一口，大臣只好和他一起嗨，所以雍正朝自始至終祥瑞層出不窮；設立機構宣講《聖諭廣訓》和《大義覺迷錄》，雍正雖然要求很嚴，但是成年累月的進行，勢必重複，聽眾和宣講人都把它視為具文，因而流於形式；推選保甲制，對民眾運動殘酷鎮壓，這個不是雍正獨有，是一切封建帝王的共有特點；實行文字獄，最著名的是曾靜、呂留良案。
重點介紹一下曾靜、呂留良案。呂留良是明末清初的學者，懷念明朝，不承認清的統治，其時已經逝世四十多年了。曾靜是清貧秀才，受呂留良影響很大，1728年，曾靜遣其學生張熙上書川陝總督岳鍾琪，策動其反清。策反當然沒有成功，此案最後的處理結果是呂留良及其已故子、弟子戮屍示眾，另一子呂毅中及徒孫沈在寬等人斬首。子孫中男丁發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女子給功臣家為婢，其他也株連甚多，奇怪的是雍正並沒有處分曾靜和張熙，反而給他倆一個差事----宣傳他的《大義覺迷錄》。這個案子在教科書上總是歸為文字獄，其實按某段時間的分類定義為「現行反革命」也未嘗不可。
任何政權對於抨擊其政權合法性，策反其高層的行為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封建專制政權的反應尤為強烈。後世關於清的文字獄多有指責，客觀上講，實行文字獄是不人道的，因言獲罪也是專制社會的專利。但是在這當中文人也不全是無辜的，說不全是無辜不是說他們罪有應得。我們教科書上說他們只是寫寫景，抒抒情，是統治者穿鑿附會，捕風捉影。呂留良的文字是明顯地反對清的統治本就沒有異議，其他的如「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且把壺兒擱半邊」、「一把心腸論濁清」等，你覺得作者沒有一點兒想法？因言獲罪在歷朝都有發生，清朝最為嚴重。文字獄在康、雍、乾年間都有發生，其中以乾隆為最。
1735年八月，雍正去逝。總的說來，在雍正在位的十三年間，結黨之風大止、吏治也較為清明、人民生活安定、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國庫充盈，庫存白銀達到五千萬兩，雍正本人說「這五千萬兩，不是來自百姓，而是來自污吏」。雍正的改革，為康乾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起到了良好的「續斷」作用。
中國幾千年君主專制的歷史，其實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苦難史，應當說「白骨露於野」與「路有凍死骨」交替進行，少有的幾個無戰亂，能吃飽飯的時代便稱為盛世，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仁宣之治」等。這其中「康乾盛世」據說是專制社會的頂峰，我感覺盛世或許只在乾隆一朝，康熙南征北戰，基本上解決了外患問題，但所費必多，百姓想必賦稅也重；雍正整飭吏治，銳意改革，解決了內憂問題。所以到乾隆時代，盛世安康是水到渠成，只要不是太昏庸無能，向前發展應該沒有問題，可是到了乾隆晚期，官員腐化、吏治崩壞，而乾隆自己也是六下江南，奢靡不堪，這期間文字獄也是愈演愈烈，這其實是不自信的表現。總之已有衰敗之象了。
雍正不巡幸，不狩獵，在某些生活用品方面也不甚講究，興建圓明園和名山寶剎是最大的揮霍。雍正有八位后妃，比順治、康熙、乾隆都少，與洪秀全的八十八位娘娘更是相去甚遠，或許比我們某些領導幹部都要少。我不敢說雍正是歷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但說是最勤政的皇帝之一應該沒有異議，每天都是五點起床，開始一天的忙碌，只在生日那天給自己放半天假，據有關史料統計，雍正在位期間，批閱奏摺和文件達20多萬件，平均每天硃批2000多字。
可是為什麼雍正背負的罵名如此之多？篡帝位、殺手足、誅功臣及文字獄等都蔓延開來。
前面也說了，篡位他不敢，頂多是奪嫡，眾親兄弟也殺了幾個，可是對他們的子孫也算可以，實際上李世民才是真正的篡位，對兄弟手起刀落，毫不猶豫，對於襁褓中眾多的侄子也要斬草除根，比之雍正要決絕的多，可是為什麼他是值得稱道的君主？
雍正誅殺年羹堯、隆科多是因為他們居功自傲，把持朝政。歷史上有所謂的「年選」和「佟選」，提拔官員都是他倆說了算，這讓雍正感覺到了恐懼。我們現在有所謂的中層領導，可是在封建專制社會中根本沒有中層一說，要麼在頂層，要麼在底層。在一國之內，皇帝是頂層，太子、大臣和黎民百姓都是底層：今天是太子，明天一句話便廢為庶人；今天是一品要員，明天可能就是亂臣賊子；今天身在江湖草莽，明天也可能是五品頂戴。在年羹堯的都督府也一樣，年是頂層，其他人都是底層，所以他可以驕橫跋扈，獨斷專行甚至是生殺予奪。年、隆二人或許根本就沒有造反的想法，只是時常流露出自己是中層的舉動，以為他們有一定的發言權和決策權，於是他們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三百年後的今天，每個單位中既有班子成員，又有中層幹部，從制度到思想上已經沒有獨裁的條件了，可是仍然有人有「會當凌絕頂」的感覺，以為自己身處頂層，所以會拍著胸脯說「老子就是王法」，這種人和年、隆一樣，感覺錯位，自然不會有好的下場。
縱觀中國歷史可以看到，革命比改革要容易得多，改革比革命要艱難的多，所以歷史上革命成功的多，改革成功的屈指可數。商鞅改革是成功了，不也是被秦惠王車裂了嗎？吳起也因變法而被萬箭穿心，戊戌變法也以譚嗣同等人的流血而告終。相比之下王安石是幸運的，變法雖然失敗，但是他能得以善終，而且還能落個不錯的名聲；不幸的也有，例如王莽，貴為君主，改革失敗後丟了江山，賠上了性命，還落了個萬世的罵名。
雍正的改革可以說將所有的上層權貴得罪了，旗主、王爺、官紳、士子，這些都是當時的既得利益集團，讓他們捨棄一部分利益，無疑是與虎謀皮，他們對雍正的恨自然是深入骨髓。雍正在位，沒有人可以正面公開反對，不幸的是雍正僅僅執政十三年，更不幸的是他的繼任者並沒有貫徹他的政策，實際上乾隆對雍正是否定的，他更傾向於康熙的「寬仁」治國。於是那些掌握話語權的官紳便可以捕風捉影，妄加揣測，甚至通過著書立說將謬論傳於後世。知識分子不都是正直的，很多讀書人也是趨炎附勢、阿諛奉承，極盡溜須拍馬之能事，君不見頭天將李進捧到天上，轉眼便將「四人幫」貶得一無是處的所謂文人嗎？百姓心中有桿秤，可是百姓畢竟沒有話語權，特別是古代的百姓。
由於時代的局限性，雍正或以前改革的目的，往小處說是為了皇帝一人，往大了說也不過是為了皇族一家。通過改革加強皇權，通過改革減輕底層百姓的一些負擔，讓百姓不至於因盤剝太重而揭竿而起，以此讓皇權永駐一家，讓這個國家永遠的姓劉，姓李，姓金或是姓趙。封建時代的改革，怎麼改也改變不了奴役百姓的本質，所以他們的改革註定要失敗，政權必定會更迭，正如杜牧所說：「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當然，我們不能以現代的標準和觀念來要求一位古代的帝王，作為皇帝，雍正應該算是很優秀的。
TAG:東營微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