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直面「一帶一路」的六大風險

直面"一帶一路"的六大風險

文丨張 明

近期以來，中國政府公布的「一帶一路」倡議引起了全球範圍的普遍關注。中國政府將之作為未來10年中國對外經貿投資布局的重點，以及實現新常態之下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抓手。全球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正對該策略如何付諸實施而拭目以待。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金融支持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絲路基金的設立、治理機制與運作方式也備受關注。

然而，魔鬼在細節中。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注意以下六大風險。

1

「一帶一路」倡議面臨的潛在風險之一，是相關投資收益率偏低。眾所周知，一帶一路戰略所帶動的投資，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國際基礎設施投資領域。而大多數基礎設施投資都具有投資收益率偏低的特點。無論是機場、高鐵、高速公路、港口、管道等基礎設施，要靠自身收費來收回投資相關本息，均需要很長的時間。換言之，項目自身投資回報率是很低的。

中國經濟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背後，有著長期、持續、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的支撐。為什麼投資收益率很低，但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還能維持高速增長呢？國內的基建浪潮，至少有兩種解釋。第一，在某種程度上，基礎設施屬於公共產品，具有正外部性的特點，可以通過加速要素之間的流動來改善資源總體配置、促進經濟增長。因此，地方政府願意將財政資金投入到這一領域；第二，一旦基礎設施建成投入使用，那麼基礎設施周邊的土地與房產通常會顯著增值，這會使得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的地方政府從中獲得不菲收益，正所謂「堤內損失堤外補」。

然而，上述兩種機制在一國內部儘管適用，在國際上卻未必管用。類似的房地產故事能在國際上演嗎？比如，中國企業在巴基斯坦修建一條鐵路，要求鐵路兩側五公里寬的土地在未來30年內的收益權歸屬中國企業。這樣會不會引發當地的民族情緒？該國政權更迭後是否可能變卦？

換言之，挑戰之一，是怎樣通過金融創新，來改變相關投資收益率偏低的問題。

2

「一帶一路」倡議面臨的潛在風險之二，是投資安全面臨較大挑戰。從目前「一帶一路」所涉及的國家來看，大部分都是發展中國家。這些發展中國家可謂經濟發展程度、政治體制、文化歷史、宗教狀況千差萬別，這一區域既是地緣政治衝突的熱點地帶，也是全球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的焦點區域。這就意味著，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將在投資安全方面面臨很大的挑戰。例如，假如東道國發生劇烈的政權更迭，新政府上台後是否可能實現外國投資的國有化？又如，假如沿線兩國之間發生戰爭，戰爭一旦摧毀了相應基礎設施或廠房，誰來負責賠償？再如，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有個別國家有著長期且經常的主權違約記錄。即使該國政府對特定項目進行了政府擔保，但如果政府再次宣布違約，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安全如何保障？當然，值得指出的是，國家開發銀行與絲路基金面臨的違約風險要顯著高於亞投行。這是因為，相關經驗表明，東道國對多邊機構的違約成本很高。換言之，通過多邊機構進行投資的安全性可能更高一些。

3

「一帶一路」倡議面臨的潛在風險之三，是私人部門與境外主體出資有限，從而使得中國政府不得不成為主要的出資者。一方面，私人主體的決策是非常市場化的，是否投資主要看收益與成本。如上所述，「一帶一路」相關基礎設施投資的收益率偏低，且海外投資安全可能得不到保障，在這一前提下，即使中國政府在這一過程中努力推動PPP（公私合營），私人主體也可能對此缺乏興趣。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要是發展水平較低的新興市場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自身原本就缺乏充足的資金用於相關投資，這也是為何亞洲存在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如果私人部門與境外國家不能投入充分的資金，那麼出資的責任就會落到中國政府頭上。中國政府通過國家開發銀行、亞投行與絲路基金的投資，就可能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融資來源。

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高達3.8萬億美元。很多觀察家認為，當前外匯儲備投資收益率偏低，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能夠實現中國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進而提高外匯儲備投資的收益率。然而這一觀點可能忽視了一下兩點：第一，如上所述，「一帶一路」相關投資的收益率可能並不高、投資安全可能面臨較大挑戰，因此相關外匯儲備投資的收益率可能不升反降，風險可能不降反升；第二，隨著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的消失以及中國央行加速開放資本賬戶，中國的外匯儲備存量未來可能持續下降，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下降很快。中國政府究竟能將多少外匯儲備投入「一帶一路」倡議，事實上存在較大疑問。

4

「一帶一路」倡議面臨的潛在風險之四，是可能妨礙而非加速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輸出過剩產能是中國政府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目的。過剩產能如何輸出？是要在國內繼續大量生產鋼鐵、水泥、電解鋁、PVC，再將這些產品出口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嗎？還是由中國的鋼鐵、水泥、電解鋁、PVC企業在沿線國家進行綠地投資，建立新的工廠？如果是後者，這與其叫作輸出過剩產能，不如稱之為幫助沿線國家構建其自身產能。如果是前者，則面臨著相關產品都屬於體積大價值低的商品、運輸成本很高的問題。退一步說，即使「一帶一路」倡議能夠幫助中國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國內相關產業能夠重新步入繁榮，但中國的資源、能源、環境能夠再度承載這種發展方式嗎？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是否會如同4萬億一樣，再次被「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所打斷？台灣經濟結構轉型的經驗教訓仍歷歷在目。目前台灣的產業結構在四小龍中是相對比較落後的，而為什麼台灣的產業結構調整緩慢呢？其實就是因為台灣企業在大陸太成功了。如果像富士康這樣的台灣企業沒有在大陸取得巨大成功的話，台灣可能早就被迫進行結構調整了。因此一個在外部獲得成功的故事，可能會延緩國內的結構調整。從長期來講，這未必是好事情。

5

「一帶一路」倡議面臨的潛在風險之五，是可能加深而非緩解沿線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與抵制情緒。大量的國際經驗表明，獲得投資的東道國未必會對投資來源國感恩戴德，而是會加劇對來源國的疑慮與抵制。出錢未必能辦好事，這是中國政府應該高度重視的問題。例如，有人將「一帶一路」倡議比喻為中國版本的馬歇爾計劃，這種比喻是很不恰當的。其一，馬歇爾計劃的實施與美國與蘇聯的對抗密切相關，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其二，實施馬歇爾計劃的美國當時在全球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因此，所謂中國版本的馬歇爾計劃的提法，很容易限中國政府於被動地位。同理，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來輸出過剩產能的提法也是非常不恰當的，這很容易引發東道國的反感情緒。「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還需要很多相關工作的配套，這些工作需要體現中國的軟實力乃至巧實力。與軍事、經濟實力不同，軟實力更強調文化、制度與價值觀。要切實緩解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疑懼態度，光付錢是沒有什麼好結果的，功夫實則在錢外。中國政府應該更加真誠、積極地與周邊國家分享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經驗、幫助周邊國家解決其面臨的緊迫問題、加強與周邊國家在文化與價值觀方面的交流。與傳統的霸權理論相比，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主義情懷，對小國是有很強的吸引力的。

6

「一帶一路」倡議面臨的潛在風險之六，是可能加劇與美國的對抗。歷史經驗表明，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要獲得進一步發展壯大的空間，就應該盡量避免與美國直接對抗，避免對抗對於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是有好處的。目前美國與中國仍在很多問題上（例如反恐、全球經濟復甦、朝鮮問題）有著共同利益，中美外交應該更加強調共同利益，而非彼此之間的分歧。例如，如何進一步加快中美BIT談判？中國政府在建設RCEP與亞太自貿區的同時能否主動與TPP保持密切接觸？如何與美國在氣候變化等具有共同利益的國際談判中加強合作？

釐清與正確面對上述風險，有助於中國政府更加順利與可持續地推進「一帶一路」倡議。而上述風險的應對之策在很大程度上都與金融創新密切相關。例如，如何通過相關交易安排與項目設計來提高基礎設施投資的回報率？如何加強與東道國的雙邊合作乃至通過多邊合作渠道來保障投資項目的安全？如何在投融資領域吸引私人部門與沿線政府的參與？如何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來推進中國國內結構性調整？如何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來切實改善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全方位關係？如何能夠與美國政府進一步增強戰略互信，在合作而非對抗中求發展？中國的崛起勢必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這一過程肯定是不平坦的，但是把對抗盡量推遲，做到「以時間換空間」，這樣做對中國是有利的。

文章來源：吉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微信公眾平台

END

國際 | 專業 | 前瞻

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海上絲路研究中心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ritime Silk-Road

HSBC Business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