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謠言與兩漢之際的「漢家更受命」說
原標題：洪水謠言與兩漢之際的「漢家更受命」說
摘要：洪災是對人類生活影響巨大的自然災害, 由於其具有驟發性的特點, 在中國古代難以預測和防控, 極易造成社會的恐慌, 伴生洪水謠言。漢代的洪水謠言, 既是上古洪水傳說主題的延續和再現, 更是水災對民眾身心傷害的現實投射, 許多謠言背後還有政治家的輿論引導和操控, 在思想上還糅合了五德終始說和原始道教「漢家當更受命」政治預言的文化成份, 是生態災害、政治變局、社會動蕩與民眾信仰互動的產物。
關鍵詞：洪水災害; 社會謠言; 兩漢時期; 民眾信仰
一、洪水、謠言、傳說
在我國古代歷史文獻中常見到一些被稱為流言、訛言的言論。這些言論通常被視為虛妄、謬誤、無稽或迷信的, 是缺乏事實根據的傳聞或捏造的消息等, 這一點與現代漢語所說的「謠言」十分相象。因此, 它們常常與妖言、詩讖、民謠、童謠一起, 被編入正史《五行志》中。[1]法國學者卡普費雷認為謠言是「在社會中出現併流傳的未經官方公開證實或已經被官方所闢謠的信息。」[2](P18)現代社會心理學將謠言和流言視為一種集群行為 (Collective Behavior) 。美國學者羅伯特·帕克認為:「集群行為是在公共和集體衝動的影響下發生的個人行為, 換句話說, 那是社會互動的結果。」[3](P865)戴維·波譜諾則認為, 集群行為「是指那些在相對自發的、無組織的和不穩定的情況下, 因為某種普遍的影響和鼓動而發生的行為。」[4](P566-567)社會心理學也指出「人們的行為一般來說大都處在既定的社會規範的制約之下, 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中, 也會產生一些不受通常的行為規範所指導的、自發的、無組織的、無結構的、同時也是難以預測的群體行為方式, 這就是社會心理學所說的集群行為。」[5](P398)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 由於社會管理機制減弱和失控、社會心理壓力增加以及突發自然災害的影響等, 就會導致謠言的產生和迅速傳播。
謠言是一種社會現象, 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沒有謠言。一則謠言產生後, 或者是曇花一現, 死水微瀾, 或者能激起軒然大波, 產生巨大的持續性社會影響。有的社會謠言指向的僅僅是特定個人或少數人, 有的則可以裹挾成千上萬人捲入其內。然而, 無論謠言的涵括面是寬是窄, 持續的時間是長是短, 它通常都能產生破壞性影響, 不加以及時的疏導、管理或控制, 會引起社會心理的緊張乃至社會管理的失序。而且, 從歷史上看, 有的謠言因人而起, 緣事而發, 其影響是短暫的, 有的謠言主題卻似乎能長遠流傳, 並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反覆出現。洪水謠言就是這樣一個在中外歷史上反覆出現的謠言主題和類型。
洪水災害是自然災害中給人類造成損失最大的一種災害類型。由於洪災具有驟發性, 不可避免性和區域性等特點, 今天人類仍然在遭受洪水災害的威脅, 承受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1954年我國長江流域的水災, 1975年河南駐馬店地區大水災都曾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和人民生命的重大傷亡, 1993年美國密西西比河的水災經濟損失過百億美元。[6]2016年7月在人們認識中很少發生洪水的河北省邢台市, 也發生了河水漫堤的災害, 該市大賢村七里河河水暴漲漫堤, 瞬間水深達2米多, 致全村被大水淹沒。洪災共造成邢台市境內死亡25人, 失蹤13人, 受災慘重。洪水災害的發生既給區域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損害, 也往往會給人們的心理造成陰影和損傷。因為災害發生前後的情況不明, 救治失時, 還往往會伴生一些社會傳言甚至謠言的產生。[7]當然, 今天發生的多數洪水, 因有有長期的實際觀測記錄, 通常可根據水文數據, 精確推算其成因、流量, 預估其危害性, 提前制定防禦措施, 把洪水的生態和社會危害降至最低。但歷史時期發生的洪水, 卻因為科學、技術能力的限制, 多數都無法預測和防範, 驟發性更強, 造成的危害更大。因此, 很多洪災都伴生著洪水傳說和謠言這一特殊的社會現象。
洪水傳說是世界各國文明中差不多共有的主題。[8](P261-278)知名歷史學家徐旭生先生曾研究過中國史前的洪水傳說, 探討了這種傳說在中國產生的歷史背景, 認為洪水最初是在公元前三千年前末期, 陝甘及河南南部地區 (主要在河南輝縣及東鄰縣境, 淇水和黃河的交匯處) 生活在低地、湖泊或河流岸邊的古代先民, 因未發明掘井技術, 容易因雨災而遭受洪水之害。其後, 人們把大禹治水說法漸擴大, 經過不斷的歷史的積澱和記憶的強化, 形成了洪水的傳說。這反映了中國先民從漁獵經濟到初級農業經濟轉型的艱難歷史。[8](P129、136)①當然, 本文研究的不是史前先民的洪水傳說, 而是發生在漢代之際的洪水謠言, 二者產生的時代不同, 歷史背景和影響也各異。流傳於西漢末期的洪水謠言[9](P3)②與漢家更受命說, 綜合了天文星占、五德終始、原始道教和民眾思想等多種傳統思維和民間信仰觀念, 有著複雜的歷史紋理和社會根源, 是值得追根溯源, 給以深入研究的歷史現象。③
① 根據當代學者的研究, 在全新世的黃河流域, 晚更新世的長江流域漢江流域, 都存在著洪水災害, 見李曉剛《:黃河流域古洪水研究進展》 (《商洛學院學報》, 2013年第2期) 和葛兆帥等《晚更新世晚期以來的長江上游古洪水記錄》 (《第四紀研究》, 2004年第5期) 。
② 謠言傳播最重要的心理根源之一便是人們想理解並簡化許多接踵而來、發展迅速的複雜事件的需要。謠言使事情變得比真實情況更簡單, 這種簡化與理解的努力我們稱為「窮根究源」。
③我國學者對中國古代謠言的研究陸續有所涉及。謝貴安的《謠諺與古代社會》 (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 1994年版) 以民間潛流文化的定位作為研究中國古代謠諺的出發點, 對中國古代謠諺的種類、內容和社會功能做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探討, 宋袛的《社會反三和弦——民族、民俗與中國政治》 (吉林教育出版1993年版) , 探討了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民俗的諸多問題, 並以一章的篇幅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論述了童謠與政治的關係, 如五行說與童謠的關係, 民謠與貪官、清官的關係, 認為民謠反映了群眾精神力量的歷史主動性。呂宗力的《漢代的謠言》, 以歷史學的角度, 整理思考有史可查的漢代謠言, 對謠言、讖語、流言、妖言等做了歷史性的梳理。
二、西漢哀帝時期「行詔籌」事件與大水說
漢哀帝建平四年 (公元前3年) 正月發生的民眾持詔籌驚走事件與兩漢之際的洪水謠言密切相關, 可以說是具有預警意義的「歷史的先聲」, 包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
《漢書·五行志》記載,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 「民驚走, 持稾或棷一枚, 傳相付與, 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 或被發徒踐, 或夜折關, 或逾牆入, 或乘車騎賓士, 以置驛傳行, 經歷郡國二十六, 至京師。其夏, 京師郡國民聚會裡巷阡陌, 設張博具, 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 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 視門樞下, 當有白髮。』至秋止。」[10](P147)時人以為這是漢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參與政事造成的, 如杜鄴就解釋這種現象說:「《春秋》災異, 以指象為言語。籌, 所以紀數。民, 陰, 水類也。水以東流為順走, 而西行, 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 妄以相予, 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 婦人之稱。博弈, 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 明離闑內, 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 衰年之象, 體尊性弱, 難理易亂。門, 人之所由;樞, 其要也。居人之所由, 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並侍帷幄, 佈於列位, 有罪惡者不坐辜罰, 亡功能者畢受官爵。皇甫、三桓, 詩人所刺, 《春秋》所譏, 亡以甚此。指象昭昭, 以覺聖朝, 奈何不應!」[10](P1476-1477)又《漢書·天文志》記載此事不僅較《五行志》為詳, 而且有很大不同:「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 有著天白氣, 廣如一匹布, 長十餘丈, 西南行, 讙如雷, 西南行一刻而止, 名曰天狗。傳曰:『言之不從, 則有犬禍詩妖。』到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 民相驚動, 讙嘩奔走, 傳行詔籌祠西王母, 又曰『從目人當來。』十二月, 白氣出西南, 從地上至天, 出參下, 貫天廁, 廣如一疋布, 長十餘丈, 十餘日去。占曰:『天子有陰病。』其三年十一月壬子, 太皇太后詔曰:『皇帝寬仁孝順, 奉承聖緒, 靡有解怠, 而久病未廖。夙夜惟思, 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 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10](P1311-1312)而《漢書·哀帝紀》的記載則是:建平「四年春, 大旱, 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 經歷郡國, 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 或夜持火上屋, 擊鼓號呼相驚恐。」[10](P342)綜合分析以上史料可見, 這次行詔籌事件影響了二十六個郡, 時間則持續了三個月之久, 對民眾的生活秩序更是造成了極大的影響。雖然當時人或結合時政, 或以天文星占學的觀點來解釋這次事件, 但事實上都未得要領。
有學者研究指出, 這次行詔籌事件, 其實是與原始道教的末世論預言有關。漢行尚赤, 為火德。按照當時通行的五德終始論的政統邏輯, 「漢行氣盡」說, 實為大水說的反映。①漢尚赤, 以火德勝, 其性陽, 大水將至, 為陰氣盛的表現。顧頡剛先生曾指出:「漢代人的思想的骨幹。是陰陽五行, 無論在宗教上, 在政治上, 在學術上, 沒有不用這套方式的。」[11](P1)還講, 戰國時「有一個齊人鄒衍, 他作了好些書, 其中一篇是《主運》, 說做天子的一定得到五行中的一德, 於是上天顯示其符應, 他就安穩地坐了龍位。他的德衰了, 有在五行中得到另一德的——這一德是足以勝過那一德的——就起而代之。這樣地照著五行的次序運轉下去, 成功了歷史上的移朝換代。他創了這種學說, 喚做『五德終始說』, 很得當時的信仰, 自然有推波助瀾的徒眾。」[11](P2)關於漢代所對應的五行德性, 自西漢初年以來一直到哀帝時期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劉邦建漢的時候依照五行相剋的道理把漢德定為水德, 色尚黑, 而至漢武帝元封七年, 按照司馬遷、公孫卿、壺遂、兒寬等人的建議改漢德為土, 色尚黃。而到了西漢哀、平之際, 劉歆、劉向等學者倡五行相生之說, 認為漢應為火德, 色尚赤, 王莽也支持這種看法。西漢末年, 因應禪讓說的五行相生的理念剛剛萌芽, 政壇上和民間主要流行的還是對應革命的五行相剋說。這是兩漢之際政治精英和民間信仰的主流。
對照上述記載解釋其文意, 所謂「傳行詔籌」, 就是在民眾中相互傳遞來自西王母的神秘「詔書」, 具體的做法就是人們相互傳遞「稾」或「棷」。按顏師古注引如淳曰:「棷, 麻干也。」因此很可能其上並無文字, 是用來「行」傳西王母「詔」用的「籌」, 象徵性很強。其所傳言「佩此書者不死」, 表明人們認為西王母具有拯救人們渡過災厄的神力。「持火上屋」的做法, 則是對大水恐慌的表現。因此人們不但以歌舞祠祀西王母, 而且爭相傳遞和佩帶被認為得自西王母的符書, 冀以渡厄不死。這種訛言和傳說的廣泛流行, 事實上就從政治預言和民眾意識兩個方面, 對漢朝統治的正統性提出了質疑。這其實是與原始道教的《天官曆包元太平經》的「漢家逢天地之大終」預言為核心的「天官曆」思想具有一致性。[12]這與大家所熟知東漢末年「蒼天已死, 黃天當立, 歲在甲子, 天下大吉」的黃巾起義的口號, 是一脈相承的。
原始道教, 是雜糅了先秦道家思想、五行災異學說和漢代太平道思想的一種民間信仰形態, 作為形態的宗教, 還有著鮮明的政治訴求和目標。這在原始道教經典《太平經》里有歷史的體現。據《中國道教史》論述, 《太平經》的政治理想, 是漢代政治動亂, 階級矛盾激化, 天下極不太平的產物。《太平經》指出:「今天地陰陽, 內獨盡失其所, 故病害萬物。帝王其治不和, 水旱無常, 盜賊數起, 反更急其刑罰, 或增之重。益紛紛連結不解, 民皆上呼天, 縣官治乖亂, 失節無常, 萬物失傷, 上感動蒼天, 三光勃亂多變, 列星亂行;故與至道可以救之者也。」它還借「天公」與「五行神吏」問答, 指斥當時的政治狀況:「『天公問, 天下何故難平安哉?』五行神吏上對言:『今帝王乃居百重之內, 去其四境萬萬餘里, 大遠者多冤結, 善惡不得上通達也;奇方殊文異策斷絕、不得到其帝王前也;民臣冤結不得自訟通也, 』」[13](P115)表明當時帝王高高在上, 不了解民情;政治混亂, 民受其害, 沒有門路可以申訴, 只能寄希望於改朝換代。正是在這種情況下, 借洪水謠言隱喻水德克火德的五德嬗替, 以漢行氣盡說明朝代更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因自然災害而生髮的洪水謠言, 因為政治和宗教的原因, 就成為當時最具影響的社會公眾輿論。
宗教所宣揚的對未來美好世界的嚮往, 固然是吸引信眾的一個原因, 但在宗教初興或初傳的過程中, 由於政治和社會的原因, 往往會催生改換現世和現政權的政治動力。原始道教如此, 初傳中國、尚未中國化的佛教也是如此。史籍記載, 北魏時期佛教的彌勒信仰, 就曾引發規模不同的民眾暴動。有學者研究指出, 自漢至魏彌勒凈土信仰十分流行。有關彌勒的佛經中宣揚信念彌勒, 死後得以往生兜率天宮, 免除輪迴, 永不退轉;還說釋迦預言, 久後彌勒將自兜率天降生, 那時世界變得非常美滿, 人壽八萬四千歲, 安穩快樂, 沒有水火刀兵饑饉之災。當然, 這些嚮往兜率的宣傳在北朝這個分裂動亂時代對於飽受各種災難的民眾自然極具強大的誘惑力, 所以統治者自北魏皇帝以下曾經造了很多的彌勒像, 以便誘引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往生兜率和彌勒降生。但是流行在廣大群眾中間的彌勒信仰卻並非盡如造像題記中所表達的那樣止於祈求福報, 向往來生。有時, 彌勒降生竟然成為鼓動反抗現實統治的手段, 他們迫切要求實現令人神往的聖王治世, 他們還相信憑自己的力量可以創造出一個聖王或彌勒來。北魏至隋末, 多次農民起義與性質不明的暴動與彌勒信仰有密切關係。[14](P197-198)這與本文的研究可作為一個有意思的比照。
① 《三國志》卷1《魏書·武帝紀》注引魚豢《魏略》曰:「孫權上書稱臣, 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群、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 政去公室, 國統數絕, 至於今者, 唯有名號, 尺土一民, 皆非漢有, 期運久已盡, 曆數久已終, 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 諸明圖緯者, 皆言『漢行氣盡, 黃家當興』。殿下應期, 十分天下而有其九, 以服事漢, 群生注望, 遐邇怨嘆, 是故孫權在遠稱臣, 此天人之應, 異氣齊聲。……畏天知命, 無所與讓也。』」又引《魏氏春秋》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 易代方起」, 都是這種思想的反映。
三、洪水謠言與漢家當「更受命」說
實際上, 漢哀帝時期的行詔籌事件的發生, 固然可能與西漢時期的西王母崇拜這一民間信仰有關, 但如果聯繫到兩漢之際的歷史背景和西漢哀帝時期微妙的政治形勢, 這次事件發生的前提實際上還應該是兩漢時期以來的民間洪水謠言和洪水預言。可以說, 正是這種民間災難謠言和預言的存在, 並被當時的政治人物加以刻意的利用和推波助瀾, 才造成了哀帝時期具有民間信仰和原始宗教色彩的行西王母詔籌事件的發生。而兩漢時期屢屢發生的重大洪水災害和新莽建立、兩漢易代之際獨特的政治形勢, 更是這次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這點, 在下面所展開的簡單分析中就可以略見端倪。
兩漢時期重大水災一覽表
簡單地梳理一下史籍就會看出, 西漢漢哀帝時期的行詔籌事件, 並不是西漢時期發生的唯一的洪水謠言事件, 如果聯繫到前此和後此的多次類似事件加以分析, 那麼這些事件所涉及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因素就會昭然若揭了。
《漢書·外戚傳》記載:「 (漢成帝) 建始元年 (公元前32年) 正月, 白氣出於營室。……至其九月, 流星如瓜, 出於文昌, 貫紫宮, 尾委曲如龍, 臨於鉤陳, 此又章顯前尤, 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 南流逆理, 數郡水出, 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 女童入殿, 咸莫覺知。」[10](P3978-3979)這次民間洪水訛言和預言事件, 先之以天象異常, 繼之以數郡水害, ①隨後即起民間謠言, 這與前面所舉的漢哀帝時期行西王母詔籌事件的發生簡直是如出一轍。
《漢書·成帝紀》又記載說載, 建始三年「秋, 關內大水。七月, 虒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 走入橫城門, 闌入尚方掖門, 至未央宮鉤盾中。吏民驚上城。」九月, 成帝詔書中又提到這件事情說:「乃者郡國被水災, 流殺人民, 多至千數。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 吏民驚恐, 奔走乘城。」[10](P306-307)這也是一次典型的洪水謠言引起的京師民眾的恐慌, 而此前秋季的國內大面積洪水災害無疑則是導致這次謠言流傳的主要原因。
漢代水災不斷, 也引起當時一些學者的反思, 比如「獨好《洪範》災異, 又學天文月令陰陽」的李尋, 面對「時多災異」的局面, 就曾經斷言「漢家有中衰厄會之象」, 而其賴以立論的, 就是洪水災異之說。史載:「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 厚遇尋。是時多災異, 根輔政, 數虛己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厄會之象, 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 乃說根曰:『竊見往者赤黃四塞, 地氣大發, 動土竭民, 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 庶雄為桀, 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 奔走上城, 朝廷驚駭, 女孽入宮, 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 旁宮闕仍出。……此亦高下易居, 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 洪水乃欲蕩滌, 流彗乃欲掃除;改之, 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 小貶邪猾, 日月光精, 時雨氣應, 此皇天右漢亡已也」。[10](P3179、3181)
李尋的解釋, 以五德終始說為理論依據, 以「漢氣將盡說」為現實指歸, 鼓吹火德將盡、水德興盛和漢朝將亡的論調, 如果將李尋的議論置入西漢末年漢家當「更受命」的思想背景下, 再聯繫到李尋和王根及王氏家族的密切關係, 則王莽代漢與西漢末期幾次的洪水謠言和預言的關係就很清晰地呈現出來了。
漢家當更受命的說法, 最早見於《漢書·李尋傳》:「初, 成帝時, 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 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 當更受命於天, 天帝使真人赤精子, 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 ……哀帝初立, 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 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 歆以為不合《五經》, 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時, 郭昌為長安令, 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 數詔見, 陳說:『漢歷中衰, 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 故絕嗣。今陛下久疾, 變異屢數, 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 乃得延年益壽, 皇子生, 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 咎殃且亡, 不有洪水將出, 災火且起, 滌盪民人。』」[10](P3192), 李尋是王根厚遇的謀士, 其接受、發揮並宣傳甘忠可的「漢家當更受命「的思想, 正是為王氏家族的政治利益服務的。
我們知道, 從漢成帝時期王鳳以外戚之重而任大將軍時起, 一直到王莽代漢的最終實現, 其間存在一個王氏兄弟「作家門」的過程。這點, 即使是古代史家也看得十分清楚。比如《漢書·五行志》就說:「元帝崩, 皇太子立, 是為成帝。尊 (王) 皇后為皇太后, (河平二年) 以後弟鳳為大司馬、大將軍, 領尚書事, 上委政, 無所與。王氏之權自鳳起, ……其後群弟世權, 以至於莽, 遂篡天下。」[10](P1370-1371)而王氏將由擅權而奪取漢家天下的趨勢, 則幾乎更是當時深諳時局的人士都可以看出的事實。如「元帝初元四年, 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 上出屋。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篡位, 自說之曰:『初元四年, 莽生之歲也, 當漢九世火德之厄, 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為開通, 梓猶子也, 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 起於柱石大臣之位, 受命而王之符也。』」[10](P1412-1413)而對於以王鳳、王根和王莽為代表的王氏家族而言, 水和水德則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太平御覽·地部》在講到曹魏改漢代的雒水為洛水的原因時說:「《魏略》曰:漢火行忌水, 故去『洛』水而加隹。魏為土, 土, 水之母, 水得土而流, 土得水而柔, 故除隹加水。」[15](P280)由此可見, 漢朝以火德自居,② 按照五行生剋的道理, 在五行中最忌諱的是水。這樣, 在漢代陰陽五行學說盛行的思想背景下, 王氏家族為了為奪取漢朝政權而製造思想輿論, 自然會在水和水德方面大做文章。正因如此, 當漢成帝和漢哀帝統治時期出現較大的洪水災害和民間訛謠異動時, 當政的王氏外戚統治者自然不會放過任何一次這樣的機會, 或由其御用文人出面, 或由王氏兄弟親自出面, 對民間的洪水訛謠和洪水預言大加利用, 更把民眾因洪水訛謠飛傳而造成的恐慌情緒和逃災避難的行動與民間的西王母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結合起來加以利用, 最終上升到德運嬗替的高度來為其代漢製造合法性的輿論。
中國古代重大洪水災害發生的頻率和危害性都是驚人的, 中國古代的民眾常常生活於洪水災害的陰影之下。分析謠言這一歷史現象的產生, 還應從謠言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也就是要把人們對謠言的認識, 從「感知、意象、思考、推理」等多個心理維度進行追根究源。[9](P34)《漢書·息夫躬傳》載, 哀帝時期發生民間行詔籌事件後, 息夫躬上言說:「往年熒惑守心, 太白高而芒光, 又角星茀於河鼓, 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 經歷郡國, 天下騷動, 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 敕武備, 斬一郡守, 以立威, 震四夷, 因以厭應變異。」[10](P2184)這條史料里提到的「天下騷動」, 即是對這次事件中民眾心理狀態的最簡潔的概括。而前引《漢書·五行志》所載漢代民眾在洪水恐慌下「或被發徒踐, 或夜折關, 或逾牆入, 或乘車騎賓士」和《漢書·哀帝紀》所載「民……或夜持火上屋, 擊鼓號呼相驚恐」, 則是對這種騷動的最生動的註解。實際上, 不僅洪水預言可以引起民眾的集群恐慌, 生活於亂世之中的人們飽經世變, 身心頻受刺激, 神經異常脆弱, 洪水、火災和其它各種社會訛言和謠言, 也往往能夠刺激他們的心靈, 從而形成民眾的大範圍的驚慌和恐懼情緒。這種恐慌和驚懼, 當然就是洪水謠言產生的社會心理根源。
從現存的文獻資料來看, 世界各民族幾乎都有關於洪水預言和洪水訛謠等洪水神話的記載。西方的洪水神話, 人們較為熟知的是《聖經·創世記》中「諾亞方舟」的故事。中國的古文獻中也有遠古時代洪水的神話故事。如《山海經·海內經》載:「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 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另外, 我國的許多少數民族中, 也有很多洪水神話或傳說。有學者認為, 這是「地球在冰河期末期, 隨著氣候轉暖, 冰解雪融, 導致了世界性的大水災」的反映。[16](P166)還有的學者則指出, 原始洪水神話所反映的是民間宗教「追思原始文化中敬畏大自然的深層精神指向」。[17]但是, 無論學者們對洪水神話的傳說如何解讀, 這種神話傳說對中國古人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則是不容置疑的。俗話說,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人們受特殊環境的刺激和由此產生的心理反應往往是相似的。所以, 在還談不上有任何科學的預警機制的中國古代, 一旦自然條件有所變化, 已經或即將發生水災的時候, 這種洪水預言和由這種訛謠和預言所引起的民間恐慌情緒便很容易在民眾中間滋生和蔓延。
比如, 東魏時期, 高洋部下殷州刺史劉豐, 在聯合高岳攻打王思政時, 建議以水攻之策以攻取長社。《北史·劉豐傳》載:「及王思政據長社, 豐與高岳等攻之。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 百姓苦之。豐建水攻策, 遏洧水灌城。水長, 魚鱉皆游焉。城將陷, 豐與行台慕容紹宗見 (北有白氣, 同入船。) 忽有暴風從東北來, 正晝昏暗, 飛沙走礫, 船纜忽絕, 漂至城下。豐拍浮向土山, 為浪激, 不時至。西人鉤之, 並為敵所害。」[18](P1902)這次洪水之災, 從根本上說只是一場人為的災害。但是, 值得玩味的是, 在劉豐獻計水淹長社之前, 民間就有魚行道上的訛言了。而魚行道上, 可以看作是洪水災害的一種隱喻, 也可以看作是洪水預言的一種委婉說法。可見, 東魏時期的這次民間洪水謠言, 與漢代發生的歷史民眾訛言行詔籌事件是很相似的, 這可以說是洪水謠言主題歷史延續性的生動再現。
總之, 漢代洪水謠言的產生, 既有中國史前洪水傳說的歷史延續傳統的影響, 更是水災這一自然災害對民眾身心傷害的現實投射, 還有政治野心家的有意引導和操控, 更隱藏著五德終始說、原始道家漢運中衰說的思想紋理, 可以說是一種特別複雜的歷史現象。漢代的洪水訛謠和洪水預言在當時民眾的記憶里打下了很深的心理印記, 一有風吹草動, 這種訛謠和預言便有滋生之勢。不過, 產生這種訛謠和預言的社會土壤, 隨著王莽禪漢的成功和其後東漢初期社會的安定而暫告消失, 而且, 伴隨著東漢後期佛、道二教的日漸發展, 中國民眾的文化視野和信仰觀念也大大拓展。但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的積澱和思維習慣的印記, 民眾在洪災突發、社會管理失序的節點, 仍然會滋生製造和傳播類似謠言的土壤, 這是研讀史籍, 分析古代洪水謠言產生歷史根源時需要特別注意之處。
① 據《漢書》卷97《外戚傳·孝成許皇后傳》的記載, 這次虐及數郡的水災, 其直接原因是黃河水決口引起的:「夫河者水陰, 四瀆之長, 今乃大決, 沒漂陵邑」。
② 關於漢代所對應的五行德性, 自西漢初年以來一直到哀帝時期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劉邦建漢的時候依照五行相剋的道理把漢德定為水德, 色尚黑, 而至漢武帝元封七年, 按照司馬遷、公孫卿、壺遂、兒寬等人的建議改漢德為土, 色尚黃。而到了西漢哀、平之際, 劉歆、劉向等學者倡五行相生之說, 認為漢應為火德, 色尚赤。王莽也支持這種看法。因此西漢末年漢為火德的觀念十分流行。但是, 從上引李尋因水災所上王根之書中的解釋和《太平御覽·地部》所引《魏略》「漢火行忌水」的看法, 則五行相剋之說仍然是兩漢時期解釋王朝更替的五德終始說的主流, 五行相生之說在這個方面並未發生廣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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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傳軍 (1975-) , 男, 山東濟寧人, 歷史學博士, 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副教授。
基金：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中國古代的社會謠言與社會管理」 (16CSHJ02)
文章來源：《東方論壇》，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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