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山谷的書風與禪宗美學
黃山谷的書風與禪宗美學
一、禪宗與「士文化」
禪宗是佛教中國地屬化的產物，其宗教「瘦身」的越來越淡薄，對人生哲學的思考越來越濃厚，當佛教最終「瘦身」為一種明心見性工夫的生活方式、人生哲學時，禪宗也同時完成了從一種外來宗教轉變為適合於中國士大夫調性的宗教的過程。禪宗將禪滲透到日常生活中，以隨緣任運的態度對待。現實生活就是理想世界，理想世界要在現實生活中去尋覓，並不是離開現實生活另謀理想世界，解脫只能在現實生活中去尋求。禪宗見性工夫的修為，提倡在日常生活中「觸目而真」，「即是而真」。
有唐至宋，世人對自身的心靈與存在的關心超越了對外在的自然和社會的熱衷，在士大夫階層表現尤為明顯，從外在的生命的感傷轉向對內在心靈的探究，追求一種精神上得的恆願。禪宗能在士大夫心中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也正是契合了他們探尋宇宙與人生的終極意義的興趣。禪宗與士大夫的結合逐漸形成了中國禪宗思想體系，對宗教的希冀不是想像的神異、再生，而是一種極玄極幽的心靈體驗，是一種洞察宇宙與人生的智慧。追尋和理解超越的智慧並使自己在心中找到一片寧靜幽然的境地，禪宗給士大夫探尋超越世俗的空無境界點明了途徑。
黃山谷家境貧微，且仕途崎嶇，這使得黃山谷渴望歸隱山林，復求寧靜、獨善其身的本念萌現，儒家的忠信孝悌、仁義禮智等規範不能釋解其精神困惑。另外，其自幼受到禪宗的耳濡目染，在仕途不盡人意時自然向能使他得以安身立命的禪宗中尋找寄託。
二、黃山谷與禪宗
黃山谷與黃龍派的祖心、悟新和惟靜等結為方外契友。其早年好作艷詩，嘗詣圓通法秀禪師，遭法秀訓斥：「汝以綺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懼入泥犁耶!」使山谷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歸心禪佛。《五燈會元》卷十七中記載其「四十歲左右過泗州僧伽塔時，曾作《發願文》，痛戒酒色。」《羅湖野錄》卷上中記載元祐年間，往黃龍山「與晦堂和尚游，而與死心新老、靈源清老尤為方外契」。其好為菩薩羅漢作贊文，傳世的為名僧大德作贊者也不下十數篇。
禪師語錄自唐代就有，宋代輯錄之風日盛，而士大夫熱衷於為之撰序，更助長了此風盛行。《叢林盛世》卷下云：「本朝士大夫為當代尊宿撰語錄序，語句斬絕者，無出山谷、無為、無盡三老。」（三老，即黃山谷、楊傑、張商英）。由此，黃山谷與禪宗及禪師的密切關係可窺一斑。
三、黃山谷書風與禪宗美學
自蘇軾始，北宋書法理論反思有唐一代的「尚法」之風，即從「法」向「意」，由「神格」向「逸格」的轉化過程。東坡書論，本庄禪而來，力求樸質無華，鄙視矯揉造作，鼓吹平淡自然。在蘇時代，所謂「淡」，即是「雅」，所謂「雅」即是禪風的體現，具體的說，即是得「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的神韻。
在此文化背景下，黃山谷的主要書法思想是尚「韻」。最早對黃山谷的「韻」做出深入闡釋的是其後學范溫，存留於《永樂大典》卷807《詩》字下所引其《潛溪詩眼》一則佚文，被錢鍾書先生譽為
「吾國首拈『韻』以通論書畫詩文者」，實堪重視。范溫乃范祖禹之子，秦觀之婿，所得「《唐鑑》兒」和「山林微雲女婿」，載范溫「從山谷學詩」，王偁亦「有才學，好與元祐古文家游」。這則長達2000言的佚文，是范溫與王偁討論「韻」的對話記錄。討論即從「山谷之言曰：『書畫當以韻為主』」開始，范溫又以逐一駁論的形式來推進自己的觀點，真是一篇少見的精彩論文。第一，駁王偁「不俗之謂『韻』」，因為「俗者，惡之先；韻者，美之極」，兩者分屬於不同性質，倫理道德人格與審美不能相提並論。第二，駁王偁「瀟洒之謂『韻』」，因為「瀟洒者，清也，清乃一長，安得為盡美之韻乎？」也就是說，「韻」乃「美」之集大成，而不是如「清」那樣只是個別的美的要素。第三，釋駁王偁「筆勢飛動，可以為『韻』乎」之疑，因為「夫生動者，是得其神。曰『神』則盡之，不必謂之『韻』也」，也就是說「生動」只是「神」，對於「韻」，尚未達一間。第四，釋駁王偁「如陸探微數筆作狻猊，可以為『韻』乎」之疑，范溫認為，能「數筆作狻猊」，只算「簡而窮其理」，也算不得「韻」。此後范溫提出「有餘意之謂韻」的命題，並從「韻」原由聲音發生的角度，著重論證「凡事盡其美，必有其韻」和「備眾善而自韜晦，行於簡易閑淡之中，而有深遠無窮之味」為「韻」的兩個條件。在范溫看來，「韻」應是具有獨立性和極致性德審美範疇，能提供無限的體悟、鑒賞的空間。
在北宋文人中存在著「雅俗之辨」，忌俗尚雅是宋代士人雅俗觀念的核心，但「並非只有非此即彼的單一選擇，而是打通雅俗、圓通二諦，才是最終的審美目標。」而黃山谷並非求「雅」，而是「免俗」。黃山谷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形成了自己既堅持操守、又超脫放達的人生哲學，這種「不俗」是人的內在品質，而非外在言行舉止，是人的精神本原。山谷提倡「免俗」的「俗」也非一般的「俗氣」，而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尤以大乘中觀學派的「真俗二諦說」頗有相通之處。
黃山谷在書風上，突出鮮明個性，首先避開流俗。他認為「俗」是書法一大弊病，一定要革除，「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在《跋東坡》中寫道：「此字和而勁，似晉宋間人書。中有草書數字極佳，每能如此，便勝文與可十倍，蓋都無俗氣耳。」山谷並沒有從東坡書之點畫入手，而將是否「俗」作為評價的標準，推崇東坡書的「無俗氣」，認為這是此帖的佳處所在，可見山谷對此的重視程度。而山谷本人書風，更是力求去掉這種「俗氣」。據《硯山齋雜記》卷二《書紀》載：山穀草書青蓮《秋浦歌》一卷，後自跋云：「己所作草書舉世並謂佳，獨錢穆父以為俗。反自思省，盡改去俗，則世人見之則又不謂佳。嗟乎!去俗之作，安能責俗人賞識？此政宜世人不識為佳。王子敬有言：『外人哪得知!』誠然矣。」山谷接受錢勰（穆父）建議，去除了書中之「俗」，時人卻不以為佳，可見「俗人」是難以欣賞「去俗之作」。其本人也是時加精鍊，追求一種風格獨樹的審美價值，所以在點畫上過分張揚，以一種略顯誇張的形式彰顯個性。尤其是在晚年，其書更是以誇張的點畫形式來張揚個性，與「流俗」分道揚鑣。
黃山谷對不俗的追求，不僅是在書作上，而且延展至對人的修養的探究，《山谷題跋》卷四《題絳本法帖》中說：「觀魏晉間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略可想見。論人物要是韻勝為尤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放佛。」正體現了禪宗的「梵我合一」的美學思想，契合了他的審美情趣。黃山谷在書法中「韻」的審美觀念深受禪宗的「佛性論」思想影響。禪宗的「本心」、「本性」、「自性」等都是指佛性，也被認為是成佛解脫的內在依據。黃山谷的「韻」論寄託了他希冀超越俗世的審美理想，具有濃厚的出世情懷。他在《山谷文集》中說：「蓋字中無筆，如禪句中無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余嘗評近世三家書：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台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僧縛律------」「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直須具此眼者，乃能知之」等。充滿了頓悟式的機鋒妙語。
「韻」才能不俗。他一方面推崇陶淵明的「自然」，另一方面又強調學問修養，其實二者相輔相成。陶詩往往不加修飾，任性而為，山谷也反對雕琢，但又強調學識，要進行不露痕迹的模仿和修飾，也試圖掩蓋模仿和修飾的痕迹。山谷又提出以「拙」來同流俗「巧」相劃界，「拙」即不加雕飾，任性自然，但如何將「萬卷書」的學問化為「拙」，同時在平淡自然的形式中彰顯出來，則頗費思量了。黃山谷提出「拙」是其追求「免俗」與「重韻」的手段之一。在《李致堯乞書卷後》中云：「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梳妝，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指出流俗書風就像新娘子梳妝一樣雖形式上艷美，但卻沒有內在神韻。烈婦之「態」其實就是一種感覺，一種自然地精神面貌的展現。山谷求「拙」目的是與世俗分流，自成一種風格，清人黃炳堃對此讚歎有加：「點綴妝梳百種施，終無烈婦不凡姿。何如拙筆多於巧，此時涪翁自得師。」（《希古堂詩存》卷五）「自得」二字準確道出山谷追求「自成一家」的目的。山谷所追求之「拙」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笨拙，而是為了與時俗的「巧」立異，正如清人楊思壽在《宋黃文節公草書真跡贊》中所寫的：「縱而能收，放而能留。用拙非拙，似流非流。」（《眼福編。三集》卷二）其實黃庭堅的字能如此收放自如，在拙與巧之間隨心所欲，原因在於他以「韻」、「意」為主，「筆」為輔，著重表現內在精神。觀山谷之書，點畫不合法度的現象頗多，線條並不爽暢，這乃是他有意求「拙」之結果。黃山谷所求之「拙」並非笨拙之意，而是追求一種本真自然，不去刻意地去雕琢修飾，這也正是其深受禪宗美學思想影響的表現。
禪宗思想注重自然，追求自然，自然作為宇宙的本原、社會的秩序被文人士大夫所遵奉，也作為人生的態度被上層文化人所看重，在他們心目中，「自然」就是一個人應當追尋的終極境界。書法中追求的自然，即禪宗中的自然而然，不加雕飾的，也就是黃山谷所說的「拙」。《山谷老人刀筆》卷四中提到：「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為本」。古人論書，以沉著痛快為善。唐之書家稱徐季海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其大意可知。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成書。這「最忌用意裝綴」正是說明黃山谷反對寫字刻意裝飾，追求自然天成的禪宗美學思想在其書法理論的直白表述。
文字作者：王磊（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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