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城市更新發現冷戰——以紐約市林肯表演藝術中心為個案
2018年 第1期
從城市更新發現冷戰
以紐約市林肯表演藝術中心為個案
李文碩
（上海師範大學 人文與傳播學院，上海200234）
摘 要
美國政府於1949年發起的城市更新運動，是一場由聯邦政府資助、以清理城市貧民窟為主要途徑、並在此基礎上試圖復興中心城市的城市再開發。在冷戰的時代背景下，城市更新也受到冷戰影響，其動機、目標與運作模式均打上了冷戰烙印。坐落於紐約上西區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是美國城市更新的代表，充分體現了冷戰對戰後美國城市的影響。紐約精英階層鼎力支持林肯中心建設，希望通過這一大型文化設施改善紐約城市面貌、抵禦大眾文化的侵襲並展示美國文化的純熟，以增強美國在全球的感召力和影響力。
關鍵詞
冷戰；城市更新運動；紐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
美國在二戰結束後迎來了郊區化浪潮，中產階級大量遷入環境優美、設施完善的郊區，將城市留給了貧困人口。隨著富裕人群的離開，商業活動和就業機會也逐漸流向郊區，城市經濟進一步惡化，稅收基礎愈加薄弱，城市政府缺少足夠的資金提供公共服務。此外，從19世紀後期開始出現的貧民窟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住房緊缺始終是困擾城市居民的慢性病，是城市改革者一直以來著力解決、卻又未能解決的頑疾。二戰結束後，城市改革者持續不斷地呼籲清理貧民窟，改善低收入群體的居住環境。而地產開發商熱衷於城市再開發，因為城市畢竟是經濟文化活動的集中地，城市地產開發往往意味著高額回報，因此，他們積極遊說政府出台優惠政策，並通過各種途徑影響聯邦政府。城市官員也希望改造城市，以改善基礎設施，振興經濟，增加收入，將遷往郊區的人口和就業再度引回城市。城市中的商業利益集團則希望通過完善基礎設施和新建購物中心吸引郊區居民、尤其是中產階級家庭婦女前來購物，推動商業發展。在四方的共同努力下，國會於1949年7月通過了《1949年住房法》，標誌著城市更新運動(Urban Renewal)正式開始，其主要目標在於，一方面，清理貧民窟並進行再開發，為低收入群體提供良好的居住條件，同時將中產階級留在城市裡；在此基礎上，帶動城市全面再開發，振興經濟，恢復城市活力。儘管國會此後陸續出台新的住房法，對聯邦撥款、商業開發、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住房做出調整，但其基本目標並未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美國學術界對城市更新運動進行了深入研究，但將城市更新與冷戰相結合的探討卻並不多見。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林肯表演藝術中心項目為個案，通過分析其建設動因和實施過程，探討冷戰與城市的關係，並試圖說明：冷戰對美國的影響並不局限於政治、軍事和外交領域，甚至延伸到城市建設這樣的內政領域，並隨之滲透到美國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冷戰的參與者不僅僅是美國政府，精英階層也積极參与其中。
一
建設林肯中心的冷戰動機
坐落於紐約市上西區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Lincoln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是享譽世界的文化設施，也是城市更新運動的標誌性成果。林肯中心籌建於1956年，包括大都會歌劇院、紐約交響樂團、紐約芭蕾舞劇團、茱莉亞德音樂學院、福德漢姆大學和紐約公共圖書館表演藝術分部等多家文化機構，是紐約的地標建築，也是美國文化的象徵。林肯中心被《紐約時報》稱為「全世界的燈塔，向全人類表明美國人深知如何運用自己的財富打造高雅生活」。
林肯中心是林肯廣場(Lincoln Square)更新項目的一部分。1956年，紐約城市更新運動負責人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向紐約市政府提交林肯廣場更新計劃，並於次年獲批實施。但最初的計劃並沒有林肯中心，只有為福德漢姆大學建設新校區和為大都會歌劇院建設新場館。1955年，紐約交響樂團找到摩西，希望後者在林肯廣場項目中為自己預留場地。為了更好地合作並減少開支，同時也為了籌集經費，大都會歌劇院和紐約交響樂團的領導層以及摩西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在林肯廣場項目中建設大型文化藝術中心即林肯中心並吸引更多的文化機構落戶在此，同時決定向約翰·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efeller III)尋求支持。
洛克菲勒熱衷外交事務，曾撥巨款以緩解戰後的歐洲饑荒，也曾參與戰後日本重建。在他看來，文化也是外交的一部分，美國應當致力於文化事業，以改善在全世界的形象，增強自身的感召力。洛克菲勒出資成立美國亞洲學會正是這一觀念的體現，旨在促進美國與亞洲地區的文化交流。因此，當建設林肯中心的動議擺在他面前時，洛克菲勒立刻表示支持，並於1956年發起成立了林肯中心理事會，負責募集資金，協調與政府部門的關係，保障林肯中心建設，成員包括大都會歌劇院主席查爾斯·斯波福德、紐約交響樂團主席阿瑟·霍頓、《財富》發行人查爾斯·傑克遜、聯合國總部設計師華萊士·哈里森、紐約人壽保險公司總裁奧托·尼爾森以及摩西等。他們與洛克菲勒同屬紐約精英階層，都有在常青藤盟校求學的經歷，並且都曾在二戰中從軍——相似的出身和經歷使他們擁有相似的價值觀念。在洛克菲勒看來，林肯中心既可以讓更多的美國人有機會接觸高雅文化，以激勵美國人的公共意識和責任感；又可以改善美國的國際形象；同時還可以改變紐約上西區破敗的城市面貌，吸引更多中產階級定居曼哈頓。這一觀念也為理事會的其他成員所共享。具體而言，他們之所以支持林肯中心建設有如下三個動機。
首先是應對大眾文化的挑戰。戰後是美國消費主義快速發展的時期，從19世紀末期美國經濟騰飛開始，消費主義逐步向整個美國社會滲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強國，美國社會完成了向大眾消費社會的轉變，其結果之一就是大眾文化逐漸在社會上居於主導地位，從而產生了新的生活方式。然而，大眾文化從誕生伊始就遭到精英階層的抨擊，到二戰結束時，知識精英已對大眾文化的泛濫進行了深入探討和反思，他們認為，大眾文化抹殺個性，切斷了個體與家庭之外的其他社會組織的聯繫，「傾聽意見的人比表達意見的人多得多，公眾成為抽象的集合，通過大眾傳媒接收信息」，大眾除了滿足一己私慾之外毫無社會責任感。因此在精英看來，大眾文化的泛濫將直接導致美國文化的墮落，美國文明將無可避免地被好萊塢的庸俗雜誌和低俗廣告所取代。
冷戰時期的美蘇爭霸並不局限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文化和意識形態也是雙方的戰場，因此，大眾文化的泛濫被精英階層賦予政治意義，美國不僅面臨核武器的威脅，也深受庸俗的大眾文化的威脅，即大眾文化影響美國在全球的感召力和影響力。事實上，即使在美國的歐洲盟國，知識精英也將大眾文化視作洪水猛獸，因此，美國必須抵擋大眾文化的泛濫，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魅力，而這就是建設林肯中心的第二個動機。理事會在1957年發布的一份聲明中寫道，「對於全世界來說，林肯中心將彰顯美國文化的純熟，吸引全世界和所有熱愛藝術的美國人，關注美國的藝術家、歌手、舞蹈家和戲劇家」;華萊士·哈里森就更為直接地表明了林肯中心的冷戰意義，「林肯中心證明，我們這個所謂壟斷的、帝國主義的國家完全可以建造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化中心」。不但如此，在精英階層看來，冷戰是一場總體戰，需要全體美國人的投入。因此，林肯中心及其所代表的高雅文化，從對外的角度看是塑造良好形象的手段，從對內的角度看則是塑造美國民眾道德感和責任意識以應對冷戰的工具。為了突出林肯中心的高雅藝術，甚至在選址時也有意避開了大都會歌劇院舊址和卡內基音樂廳，因為二者的商業意味過於濃厚。
建設林肯中心的第三個動機是重塑社區，改善上西區破敗的城市面貌，並發揮文化藝術在城市再開發中的獨特作用。林肯中心所在的上西區曾是紐約的工業走廊，1872年雖然在著名設計師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主持下建造了濱河公園，但上西區的環境並未根本改變，反而在19世紀末移民潮的衝擊下越發破敗。到1950年代，上西區已成為犯罪猖獗之地，是曼哈頓的紅燈區，整個社區蕭條破敗，96%的建築低於紐約市最低標準。上西區的開發早已列入紐約市議事日程，1938年時曾計劃在這裡為大都會歌劇院建設新館並同樣得到洛克菲勒支持，但因經費不足而作罷；1953年，紐約會議中心落戶上西區南部，1956年也就是會議中心完工的當年，摩西發起林肯廣場計劃，這也是紐約最大的城市更新項目，佔地面積超過45英畝，涵蓋上西區的大部分街區。在精英階層看來，如果說林肯廣場計劃是從物質層面上改造破敗的上西區，那麼林肯中心的獨特意義就在於，為上西區賦予文化藝術，以這樣的方式實現再開發。洛克菲勒告訴記者，文化藝術是改善城市的新藥方，而培養公眾對藝術的欣賞能力是當代美國的「社會需求」；而其他城市開發模式與林肯中心的文化開發模式相比，要麼影響範圍有限，要麼無法滿足美國人的精神需求；「醫療救助、博物館和探索新型住房都是當代人面臨的嚴峻挑戰，但我們相信，當代美國亟需一種更加積極的救助形式，即藝術」。
總之，在冷戰影響下，紐約精英階層大力支持林肯中心建設，試圖以此應對冷戰的挑戰，既可以改善美國的形象、從而增強其全球感召力，又可以用高雅藝術讓美國人做好應對冷戰的準備。1959年5月14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出席林肯中心奠基儀式，通過電視直播，他告訴世人，「林肯表演藝術中心這一偉大的文化創造，其有益影響不會局限於美國……將促進各國間的交往，維護世界和平」。
二
林肯中心建築設計中的冷戰考量
建築是表達性藝術，表達了設計師對時代、歷史和社會現實的情感和領悟，不但建築師本人的觀念融匯在建築里，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也透過建築表達出來，因此，建築是「一套象徵系統，我們應當以理解繪畫、照片、電影、文字乃至廣告一樣的方式來理解建築。建築就像這些我們日常用來進行理解的媒介一樣，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建構」。建築既是政治活動得以施展的物質空間，其風格與外觀也往往與政治活動的要求相匹配，通過象徵意義和表達形式，將政治觀念傳遞給社會。政治與建築的關係可謂遍布社會的方方面面，從宏觀政治決策如西部土地開發和州際高速公路建設，到微觀政治活動如鎮民會議和市議員選舉；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政治因素是審美評價標準的內在組成部分，左右著人們對建築的褒貶好惡。
因此，城市更新項目的建築風格自然不免於冷戰的影響，林肯中心也不例外。正如建築史家馬歇爾·伯曼所言，「城市不僅僅是舞台，而且是舞台上的戲劇，通過不止一種媒介向外傳播，全世界都是觀眾」，城市建築也是美國向全世界傳達其感召力和影響力的媒介。而戰後的美國城市、尤其是東北部和中西部工業城市中遍布貧民窟，普遍採用的網格狀城市規劃(Grid)導致街道狹窄、交通擁堵，工業、商業和居住空間混雜在一起，使城市在視覺上無序、在功能上混雜。在美國決策者看來，破敗的城市面貌無法滿足冷戰需求，而城市更新運動則可以改變這一切——清理貧民窟並進行重建既可以解決長期困擾美國城市的貧民窟問題，也可以用全新的城市建築和設施徹底改變舊的城市面貌，從而重塑城市形象。而現代主義建築恰恰滿足了上述要求。受20世紀初美國科學管理方法的影響，現代主義追求建築設計的標準化，強調理性精神，重視秩序，認為建築應滿足政治和經濟需求，應用新型工程技術，標榜簡約實用的特色，在風格上超越歷史、地域和文化，擺脫傳統建築式樣的束縛，用全新的、模式化的風格取代舊的風格。現代主義聚焦於城市建築的破敗和混亂，在他們看來，破敗的建築將造成經濟成本和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因此要求將城市衰敗社區推倒重建。現代主義這種重視「新」而拋棄「舊」的態度無疑將顛覆以往的城市面貌，而代之以有秩序的、現代化的形象。更重要的是，現代主義建築中蘊含著自由的理念。現代主義大師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明確提出了「自由平面」和「自由立面」的概念，而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認為，現代主義建築的自由更體現在功能和審美方面。他認為建築結構與功能和藝術是統一的，建築是單純的結構，可以適應任何功能，本身具有美感；在此基礎上，密斯凡德羅發展出「流動空間」理論，空間可以自由流動，並帶給人們美感，即自由功能和自由美。在實踐中，城市更新運動普遍用筆直寬闊的公路代替了狹窄擁堵的街道，用單一功能社區代替了混合社區，用風格簡約、大型高層的超級街區(Superblock)代替了網格狀規划下的傳統小型街區；這些無一不是現代主義的訴求。新的城市形象是美國增強感召力的途徑之一，而「自由」正是美國在冷戰中表達的核心觀念。
在洛克菲勒等人看來，林肯中心是應對冷戰的武器，因此，林肯中心既要展示戰後美國城市的新形象，即用現代主義建築代替上西區的傳統建築，創造一種可以媲美歐洲古典建築的新經典；也要表達美國文化的純熟並用高雅藝術影響和規訓大眾。
林肯中心理事會成立後不久，於1956年10月召開會議研討林肯中心的設計方案，阿爾瓦·阿爾托(Alvar Aalto)、馬克斯·阿布拉莫維茨(Max Abramovitz)、菲利普·約翰遜(Philip Johnson)和哈里森等知名設計師參加，幾乎都是現代主義建築在美國的代言人——哈里森和阿布拉莫維茨都曾供職於聯合國總部設計委員會，約翰遜曾與密斯凡德羅共同設計西格拉姆大廈。會議決定，林肯中心應當採用現代主義建築風格以徹底打破上西區的傳統風貌，拆除周邊破舊住房代之以高層住宅，並配套大面積綠地。這一方案也滿足了理事會的訴求，即通過現代主義風格整飭上西區破敗的城市風貌，以林肯中心為媒介，用高雅藝術升華大眾的精神和思想，應對冷戰的挑戰。
在建築外觀方面，設計師們刻意突出林肯中心的獨特性和整體性，在視覺上形成衝擊，并力求與周邊社區隔絕，凸顯其整齊、有序和現代化的形象。林肯中心的核心部分由西側的大都會歌劇院、北側的紐約交響樂團演奏廳和南側的芭蕾舞團以及三者圍成的廣場四部分組成。所有建築的入口都在內側，即面向廣場開放，而將建築背側面向街道，從而呈現出強烈的向心性。在摩西的堅持下，林肯中心西南部的空地被改造成公園，實際上隔斷了與附近社區的聯繫；而西北部坐落著紐約公共圖書館表演藝術分部和林肯中心劇院，與大都會歌劇院和交響樂團演奏廳連為一體。因此，整個林肯中心只有廣場向東側的哥倫比亞大道敞開，這也成為進入林肯中心的唯一通道。從整體上看，林肯中心如同嵌入上西區的現代主義風格的堡壘，與周邊社區並沒有密切聯繫，其外觀與風格給人以強大的力量感。這樣的風格正是精英階層的需要——現代主義建築創造了全新的城市形象，與周邊社區的隔絕更凸顯其理性、整齊和有序，展示美國的強大力量和堅定意志。
在建築布局方面，設計師們則有意突出林肯中心用高雅藝術規訓大眾、從而引導美國人抵制大眾文化的功能。米歇爾·福柯在1977年提出了規訓性權力的概念，即包括一系列手段、技術、程序、應用層次和目標的「權力物理學」或曰「權力解剖學」。在他看來，注視是規訓的手段之一。福柯考察了邊沁的全景敞式建築即環形監獄，每個囚室都處在中心瞭望塔的注視之下，囚徒無法主動表達和交流，而只能被注視和被探查，「從監督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種可以計算和監視的繁複狀態所取代。從被囚禁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種被隔絕和被觀察的孤獨狀態所取代」。在這種注視之下，被注視者將自動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並加以調整，從而達到被規訓的結果。福柯筆下的這種全景敞式建築在現代社會更加隱蔽也更加普遍，托馬斯·馬西森曾撰文指出當代大眾傳媒尤其是電視也扮演著類似監督者的角色，媒體根據自己的偏好選擇新聞報道，並通過電視全天候不間斷播放，實現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注視。在精英與大眾之間，類似的注視同樣廣泛存在。丹納赫發現，注視可以激活「下行的個人主義」原則(Descending Individualism)，即在社會中的地位越是下層，其可視性也就越發突出。由於人們常常將貧困與酗酒、暴力和骯髒聯繫起來，社會底層因此「或被動或主動地使自己受到市政管理部門的道德化注視(Moralizing Gaze)」。林肯中心也融入了這一規訓性權力的理念，正如福柯所言，規訓權的主要功能是「訓練」，通過「訓練」把大量「混雜、無用、盲目流動的肉體和力量變成多樣性的個別因素」，最終達到「造就」個人的目的。精英階層出於對大眾文化泛濫的擔憂，希望通過高雅藝術扭轉美國人對大眾文化的熱愛，將他們規訓為適應冷戰需求的人。在布局方面，林肯中心只有廣場東側面向哥倫比亞大道的唯一出入口，所有人來到林肯中心無一例外地首先進入中心廣場，大都會歌劇院、芭蕾舞團和交響樂團演奏廳分布在除入口外的其他三個方向，並且都伸出多層台階與廣場相連，從而形成對廣場的注視，任何人無論走到哪裡，都受到全方位的注視。在這種注視之下，進入其中的人無一不處在被觀察的狀態，林肯中心在建築風格上所表達的理性、整齊、秩序和力量感，乃至所代表的高雅文化，得以向大眾灌輸，發揮其規訓的作用。
三
冷戰與城市更新
通過林肯中心的建設可以發現，冷戰對美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壓力，這種壓力嵌入城市建設，並滲透到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20世紀5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不斷擴大和蘇聯力量的增強，美國社會的危機感日益強烈。在美國人看來，共產主義正在向全世界擴散，蘇聯正在「滲入歐洲人的意識，軟化他們的思想，促使他們導向蘇聯」。在冷戰壓力下，美國社會形成了遏制共產主義的「冷戰共識」，其特徵包括異常一致的反共產主義傾向，認為共產主義國家正通過在軍事、政治制度、文化影響力等多個領域展示優越性來贏得冷戰競賽，以及相信美國要以除戰爭之外的一切方式來贏得這場戰爭。在美國政府看來，冷戰是一場「人心之爭」，美國不僅要守住所謂「自由世界」的陣地，而且要盡最大可能增強美國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進而取代蘇聯意識形態。喬治·凱南在發給美國國務院的長電報中建議美國「鼓起勇氣和決心，解決我國國內的社會問題，增強美國人的自信心、紀律、道德和社區精神，每一個這樣的行動勝過一千個外交條約和聯合宣言」。同時凱南建議，美國不僅要保持常規武裝力量的強大，同時也要對經濟和社會生活進行適當干預，而凱南的這一建議最終被寫入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NSC-68)中，成為美國冷戰大戰略的一部分。這無疑說明，城市更新運動已成為美國應對冷戰的措施之一，以解決內部問題的方式服務於美國與蘇聯的競爭。美國原子能委員會顧問詹姆斯·科南特說明了兩者的內在聯繫，「對居住在城市貧民窟的孩子們來說」，惡劣的居住環境會使他們「向共產主義的持續壓力讓步……自由、解放、機會平等這些詞又有什麼意義」。
從林肯中心的案例不難看出，城市更新運動這樣的城市再開發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冷戰影響，精英階層並且積極地介入其中。城市更新項目的發起和建築形式也被賦予冷戰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冷戰的一部分。根據卡羅·羅塔拉的研究，城市具有雙重屬性，即「現實的城市」(City of Fact)與「感覺的城市」(City of Feeling)。前者是「用磚石和鋼鐵打造的物質空間，生物意義上的人生活在其中」，在決定後者的同時也受到後者的影響，被感覺的城市賦予意義和價值。在美蘇爭霸中，城市更新運動體現了城市雙重屬性的冷戰意義：一方面，城市更新是對現實的城市的改造，即物質層面的再開發；另一方面，城市更新也致力於影響和重塑感覺的城市，即構建富足繁榮、整潔高效的美國城市形象，並將其擴散到包括本國在內的全世界。而林肯中心無疑還具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即用高雅藝術規訓美國大眾，使其免遭大眾文化的「玷污」，適應冷戰的需求。
實際上，除了建設動機和建築形式，城市更新運動的運作模式也體現出冷戰的影響。美國標榜自由市場經濟，美國政府、尤其是聯邦政府的行政分支很少介入經濟領域，即使在大蕭條時代，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也頻頻受限。在冷戰時代、尤其是冷戰初期，美國各界更是極力捍衛自由市場經濟，抨擊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免於匱乏的自由以及它所帶有的模糊不清的社會主義思想，此刻已從大眾話語中消失了……（杜魯門）保留了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但免於匱乏和恐懼的自由卻被換成了自由企業的自由」。城市更新也受到影響，其基本開發模式是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城市政府以市場價格購買貧民窟土地，清理後以空閑土地的價格出售給私人開發商，其中的差價由聯邦政府負擔三分之二。這種模式將政府干預降到最低，而將市場作用發揮到最大程度，既與西歐的福利國家制度有所區別，更不同於蘇聯的計劃經濟。
總而言之，林肯中心的發起和建設，體現了城市更新運動是如何被動員起來並參與到冷戰中去的，反映了冷戰這一時代背景賦予美國城市的任務和要求，也揭示了冷戰的影響並不限於政治和軍事領域，而是滲透進美國民眾的日常生活。而無論林肯中心還是整個城市更新運動，精英階層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對他們而言，城市更新是一項有利可圖的投資，同時在冷戰背景下也是國家建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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