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秘史事：一份長期被誤讀的電報
1945年11月28日中央給中原區領導的電報，長期以來被當做中央對桐柏戰役以及中原地區鬥爭的高度評價。桐柏戰役並不成功，為什麼中央會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呢？從電文全部內容出發，結合前後來往電報可以看出，這份電報的目的並不是要肯定桐柏戰役。
雙溝戰鬥之前，中原局曾給中央軍委發電，提出「幾個意見」，認為「桐柏山區靠西面山脈很小，北面、路兩旁（按：指平漢路兩旁）、外圍都是平原，此平原地主頗多，加以河南地主又不少（近日地主又部分反對我們），我們現在的控制區約七十萬人口，已經有萬人吃了一個多月，住下去給養更困難。照兵力和戰鬥力對比來看，很應較大的打幾個殲滅戰，開展戰局」，但是「主要由於地形條件限制，我們很不易迅速取得一個兩個較大的殲滅戰」，且「地方很窮，給養困難，使我無法做一月以上之等待機會」。故此，電報提出中原局「本身有三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是「主力積極轉移到襄河以西（即鄂西），大洪、桐柏山留較大的游擊兵團」；第二種意見認為要「還盡一番努力爭取現地區戰局發展，不得已時再令主力在路東西廣大地區迴旋，擴大運動戰」；第三種意見則認為「較長時間不做轉移打算時，找作戰辦法和機會，到萬不得已時再考慮主力轉移，但不打算鄂西」。中原局在電報中說，「在一月以內，研究作戰，爭取改變大局，大家是一致的。在一月後，顯然是三個意見。不過大家的態度是『困難』，請中央關心」。同時提出，「研究至今，未放棄研究，但亦未堅決主張。反對去鄂西者，主要是太窮。主張去鄂西者，不必全部入山中，可以控制一些糧富地區」。[]
同一天，鄭位三、李先念署名另發一電給中央，指出遵照中央關於今後六個月鬥爭的指示，中原軍區雖然取得了新野、唐河和第二次佔領棗陽城及湖陽鎮的戰鬥勝利，「但是這些戰鬥行動，均未達到預期的勝利」。電報中提出兩種意見，認為：「第一種意見，是主力依託桐柏山現有根據地，而向泌陽、唐河沿岸據守各點圍攻打援，及加強地方工作征糧、籌款、整頓部隊。向（等）敵重新進攻時，各個擊破敵人，如不遇到新的困難，則主力轉至大別山及在鐵路東西之大別山、桐柏山迴旋作戰，或再至武當山」；「另一種意見，則是以主力七個旅渡襄河。派部隊搶佔幾個縣，爭取較寬廣的偏僻的山地作後方，擴大戰略迴旋區，掌握主力，調動敵人攻山地，而可會（以）殲滅之。桐柏山、大洪山則以兩獨立旅堅持游擊戰爭。（原）區土頑大部遭我消滅，堅持游擊戰是有把握的。豫皖平原且多土寨子，在我們部隊的目前技術條件下，作戰有所困難。如目前不等（能）爭取殲滅一師、兩師敵人之勝利，則即使桐柏、棗陽等原地區，糧食經費困難，且有發生五、六戰區重新部署配合進攻之可能，而處於被動」。[]
以上兩份電報，表明了當時中原主要領導人鄭位三對於靠打勝仗來爭取原地堅持的信心是不足的。在第二階段作戰已經開始的情況下，仍然心不定，還「未放棄研究」。其傾向性也很明顯，是希望向西去鄂西北。但鄂西一帶地方很窮困，難於立足，這是早知道的，亦被後來的事實所證明。[]故此，這一方案深層的心理實際上是要避戰。鄭、李的電報中列舉了兩種意見，鄭位三的主張很清楚，是傾向第二種意見的，和他10月23日給中央電報中提出的「長征」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李先念顯然持第一種意見，從兩天後鄭位三電報中提到李先念主動要求留在原地堅持游擊戰爭，也可以看出他的傾向。因此，鄭、李單獨署名的這份電報帶有讓中央作出裁決的意思。
由於以上兩份電報均暫時未得到中央的迴音，兩天後鄭位三又單獨發電給中央，直接就轉移提出安排，主張「大體數目上，3萬人轉移，3萬人留下，不過轉移的是主力，留下的是游擊部隊」。鄭位三並告知中央，「先念同志提議把他自己留下，在有威望、情況熟悉的條件下，頗有道理。我們的意見，留首道主持，建武幫助之。除李、道外，別人確實不適宜。此次，需要中央有所指示，先念提議留下，位、道看來有道理，但主力領導顯然有相當困難，但也不是絕對不可行」。[]以當時李先念在中原局的地位，無法直接否定鄭位三的意見，只能以提議自己留下堅持當地鬥爭的方式，間接表達不同看法。
涉及這麼大的戰略決策，中共中央為何幾天沒有回電呢？原因是毛澤東生病住院了。據劉少奇11月22日給重慶代表團的電報可知，「毛主席疲勞過度，已入和平醫院休養」。此後一段時間內，中共中央的工作由劉少奇所主持。
11月28日，中央的回電終於來了（由劉少奇擬稿），電報中中央再次明確否定了中原局主要領導人的意見，提出：「平漢、隴海兩路將是蔣軍與我軍決戰地帶。馮治安、劉汝明兩個集團軍正向新黃河以東隴海線前進。我在平漢戰役勝利後，許多雜牌軍更加動搖。在將來的決戰中，你們是處於外線，直接配合華北、華東我軍作戰，你們將有更大的戰略作用。因此，我們意見你們仍在豫南、鄂北、鄂東、大洪山、桐柏山、大別山廣大地區迴旋，堅持至一年的時間，不作大的轉移打算。如此敵情雖較嚴重，經費亦困難，部隊可能縮小，但不脫離你們原來根據地，戰略作用很大。渡過最關緊要的時間，那時或許國共談判有成功希望或另作轉移打算，那時華北八路軍與華東新四軍也許可能配合你們轉移，將依情況決定」。電報中指出：「在目前你們主力如到鄂西，第一，減少你們的戰略作用，蔣軍將不費很大的兵力封鎖你們在鄂西，難於出來，並與原來根據地隔離；第二鄂西甚貧瘠，不能解決你們的給養。因此，我們認為目前向鄂西轉移不好」。中央指示「目前你們應依託現有桐柏山根據地，相機作戰，加強地方工作，征糧籌款，整訓部隊，將來再相機向大別山行動，擴展地區，總以設法在鄂豫皖地區渡過時間，保存與發展力量，宣傳組織群眾，為一切工作和行動時最高目標」。為了鼓勵中原領導人的信心，該電在一開始就肯定了桐柏山作戰，高度評價了中原戰略區的作用，認為「你們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動已取得重要勝利，吸引了劉峙五六個軍對著你們，這就大大幫助了劉伯承在平漢北段的作戰，使他們在打破蔣軍第一次進攻後，得有休整機會，至今頑軍不能組織二次進攻。可以說，只要你們在現地區堅持，蔣軍就不能集中兵力北上，雖然最近你們自己的勝利不大，但在整個戰略配合作用上是極大的」。[]
電報開頭這段話後來被許多當事人引用並寫入戰史，認為是中央對桐柏戰役的肯定，甚至在某些著作、講話或文章中，被稱為是中央對該戰役的高度評價。這樣的解讀似乎不妥。結合前述背景及電報內容可知，該電報的主旨並不在於評價桐柏戰役，而是為了讓中原局領導能夠明了其戰略地位，鼓勵他們按照中央的指示堅持該地區的鬥爭。而就中原局個別主要領導人來說，始終固執己見，不肯聽從李先念等人的正確意見。他的主張，實質是要放棄上述中央強調的戰略作用而轉移避戰。中央的11月28日電報顯然不是去做「高度評價」，而是去糾偏就正的。
桐柏戰役第二階段作戰至12月15日結束，「由於我軍三支部隊初次合同作戰，協同配合不夠，指揮猶豫，以及平均使用兵力等，因而均未達到全殲敵軍的預期目的」，[]鄭位三、李先念當日致電中央，稱：「我們根據最近打一二七（湖陽鎮）、二十（雙溝鎮）、一八一（祁儀鎮）戰鬥的教訓，我軍英勇及幹部指揮能力還好，但由於沒有一個大規模根據地，和敵人戰略優勢兵力和供給，以及莊園圍寨等條件，我不能繼續幾天戰鬥，故無（未）能大量殲滅敵人」，因此，「我野戰軍兩個縱隊，不得不立即轉（移）大別山作戰」。鄭、李並提出：「據王戴、王王部隊經驗及我們最近經驗，沒有大規模根據地的條件下，仗不易打好。三萬餘軍隊，疲於與敵周旋，軍心民心較難維持正常狀態，則困難殊多」，故此建議：「我們派一部部隊先送大批幹部到軍部，參加各解放區工作（目前旅團以上幹部太多），免過分損失幹部」，「我們新到大別山後，敵人進剿及隔斷封鎖我與軍部及華北聯繫，如果談判未成之先，蘇皖解放區發生大戰，而我被迫轉移至軍部領域。在此種情況下，主力軍的削弱，特別是在幹部的損失會很大。根據地現政治、軍事條件，與軍部及華北八路軍會合困難，只有向西長征。因此是否可在轉（移）大別山後，現時就（作）主力轉（移）至軍部地區之打算」。[]
三仗沒有打好，棗陽一帶處於劉峙重點進攻的方向，已經難以取得好的戰機，此時提出轉移大別山是不得不然的一著。如果是以調動、牽制敵人為目的，則主力在平漢路東、路西（大洪山、桐柏山區）往來機動，仍有殲敵的機會。但是，鄭位三的電報中，先是提議將多餘的幹部送走，但又怕到大別山後遭到敵人封鎖圍剿，所以打算將餘下的主力部隊也乘機轉移至蘇皖解放區去。這樣，要麼向西、要麼向東，都是採取避戰的方針，根本就沒有堅持原有地區的決心。
12月17日未等中央回復，中原軍區主力即開始向（平漢）路東轉移，李先念、鄭位三當日給軍委的電報中通報了此事。[]鄭位三隨即於18日轉變了原來到大別山地區作戰的說法，改為提議主力立刻向軍部轉移。鄭位三電報中稱：「最近數日由於敵人大兵積極圍攻，我軍四個戰鬥都未能得大勝以改變戰局，反而被迫從路西撤退，傷病員二千，安置頗感困難。估計去路東後，困難更會加多。因此大家意見提議改變方針，以主力靠攏軍部，原地留游擊兵團」。[]
這裡引人注目的是李先念並未聯署。從第二天的電報可知，鄭位三所提到的「大家意見」，其實並不一致。12月19日鄭位三、李先念、王震署名致電中央，雖然仍提出：「由於非根據地的作戰，敵人相當大，火力強，很難取得殲滅戰的勝利，因此難立穩腳，因而各種困難加多」，「配合華北確為重要，但以莫大傷亡減員，再堅持時間，確有不利。因此，我們提議主力靠攏軍部，此地留五千到一萬人的游擊戰爭」，但該電中專門說明：「靠攏軍部此一建議，首道、王（樹聲）、戴（季英）都同意，大姐（陳少敏）、（任）質斌在考慮中，（劉）子久未決。而目前已決定去路東。但大家一致意見，路東困難將更多，如路西之過去兩月」。[]由該電可知，鄭位三18日的意見其實僅是他個人的主張，並未得到一致的贊同。李先念、陳少敏、任質斌的觀點是不贊同立即放棄桐柏山、大別山地區的鬥爭，鄭位三、王首道、王樹聲、戴季英等主張主力靠攏華東，劉子久則尚在猶豫中。
為貫徹自己的主張，鄭位三還專門找了359旅的幹部做思想工作，如他找王恩茂談，稱：「中央局開了一次會，討論形勢與行動，有三種意見：一、主力過襄河以西，創造武當山根據地，桐柏留一部分力量堅持；二、路東、路西，依據情況，跳來跳去的作戰；三、敵人進攻以後形勢變化再說。打電報給中央，回電實行迴旋作戰，基本上同意第二種意見。在中央這一指示下，決定打雙溝，希望打開一個缺口，改善中原區的形勢，但雙溝勝利不大，而敵人增援，邊區形勢嚴重。打祁儀一致同意，因不打，轉移也困難。打完祁儀，決定向路東轉移，並向中央提議往軍部方向靠，中央很久未回電，今天中央回電同意往軍部方向靠」（按：其實中央20日電並未同意立即向華東轉移，這一點後面還會提及）。[]
這麼一來，是否堅持中原戰略區的分歧半公開化了，據任質斌回憶，最後形成的妥協方案是：「我們商量將一縱轉移到皖中地區與二師會合，因一縱原是紅軍的老底子，是我們黨很寶貴的財富，應想方設法保持其戰鬥力。除一縱東進外，王震同志和我（按：指任質斌）帶十三旅和三五九旅去護送一縱。當時的計劃是，一縱到皖中後，由華中局安排；而我們能回來就回來，不能回來就留在那裡。李師長、位老、陳大姐帶十四旅和部分地方部隊到鄂中堅持鬥爭」。[]由於領導層決心難下，部隊的行動也隨之游移不定。如359旅12月17日自棗陽出發，18日至25日一直在隨縣境內走走停停，王恩茂在12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野司指示，明日行動，但上午來電說，十三旅、十四旅、十五旅等旅及縱直26日行動，三五九旅在原地休息。而下午來電，只十四旅開鄂東，十三旅、十五旅、三五九旅仍在原地，爭取時間休整。行動一日數變，結果恐怕還是不可能按計劃休整，就要走的」。[]
針對鄭位三和中原局18、19兩日的電報，中央於20日回電（由劉少奇擬稿），告知「美國對華政策已採取和平統一方針，（周）恩來、（葉）劍英已到重慶和國民黨談判停止問題。雖然你們不應對談判有任何依賴，但停止兩黨衝突的談判還是有成功希望的，大概在一個月之內，就可以看出停戰希望之有無」，「如果國共兩黨一般停戰，那時你們或仍留鄂豫邊，或者向國民黨交涉讓你們轉移到華北或華東，對你們都比較方便。因此，你們轉移到軍部地區的行動，最好能在一月之後再離開大別山」。[]顯然中央並不贊成中原主力立即轉移到華東去，但此時中原部隊已經開始行動了。大概是顧忌到中央的態度，12月24日鄭位三、李先念致電中央，又稱主力爭取在大別山堅持一月以上，如遇敵情嚴重，隨時準備向東行動。[]這種游移不定的態度，使中央亦感覺不妥。25日劉少奇複電指出：「既決定東移，當然一切應根據你們東移利益來決定。在大別山及現地區周旋一月至二月，對其他方面是有幫助的，你們儘力為之，但以不過分妨害你們自己的行動為限」。[]
由前後兩個多月的來往電報可知，中央曾要求中原地區領導人，「堅定決心在桐柏山區域（鐵路以西，南陽以東，葉縣以南，隨棗以北）創造戰場，殲滅頑軍，解決財政」，後來根據情況調整為「須準備至少六個月內在鄂豫活動」，「仍在豫南、鄂北、鄂東、大洪山、桐柏山、大別山廣大地區迴旋，堅持至一年的時間，不作大的轉移打算」，直至中原軍區部隊向東開始轉移，仍建議他們在大別山至少堅持一個月左右，等待時局的變化，但這些指示和建議中原局主要領導人均未執行或採納，總是強調困難並準備「長征」或轉移，先則打算向西去鄂西一帶，後則準備向東轉移至華東地區。在這種情況下，軍事上雖有力量但無決心，以致於幾次戰鬥均未打好，造成進一步被動的局面。在這種被動局面下，又猶猶豫豫，徘徊於按照中央要求堅持大別山一個月至兩個月還是立刻向東或向北轉移之間，無所適從。從事後看，中央已經明確告知談判在短期內即有可能達成結果，且賦予其機斷的權力，中原軍區部隊無論是採取繼續在原地區周旋的方針，還是堅決向其它戰略區轉移，均要好過將全軍集中在一個狹小地區內株守的政策。很可惜，寶貴的時間就在這猶豫不決中被拖過去了。
12月28日中央給劉（伯承）、鄧（小平）等發去電報，告知：「中央同意五師主力即作戰略上之轉移，只能（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部隊，堅持原來根據地」，「五師主力轉移或向東到新四軍，或向北到冀魯豫。據華中電，桂軍尚有兩師在大別山，另一部已向淮南路及向津浦路之定遠一帶進攻，五師向東轉移困難。建議向北經水東到冀魯豫。但向北路路線情況不明，渡過黃河的困難不知能否克服，望鄭李及劉鄧迅速查明電告，並告五師。關於五師向東或向北轉移問題，由鄭李自己考慮決定」，「五師向東，華中部隊須作有力而負責之接引與配合，向北則需劉鄧作有力負責之接引與配合」。[]但即使中央已經同意五師作戰略轉移，仍提出「我們在鄂豫皖多年奮鬥所創造的成績，必須保持，也可能保持，以便在和平實現時能爭取我在鄂豫皖地區一定的地位。目前因為各種困難，你們主力之一部應該轉移，但必須留有力之一部（能作分散游擊戰爭者），在各根據地堅持，李先念同志最好還是留下，萬不可全部開走。只要我能堅持下去（時間可能也不會很長），就不獨能增強我在談判中的地位，而且可能爭取到我在將來湖北、河南、安徽政府中某種地位。望你們根據這種考慮來布置你們的工作，並布置電告」。[]但中央的指示並未對中原局的決策產生任何作用，中原軍區仍是大搬家式地集中向東轉移了。
12月31日中原局兩次致電中央，先是「考慮北上渡黃河，天然阻礙太大，故決心東移」，「兩縱隊主力集結經扶、光山，休整幾日後迅速東進」；連夜又以「萬萬火急」發出第二份電報，稱中原局討論決定，王戴部（1縱）全部轉移，原5師及359旅（2縱）都留下堅持。王戴部擬渡新黃河經水東到華北，如果新黃河走不過則改道走皖東。王戴部轉移時，派兩個旅護送，北上則送到黃河邊，東進則送到安徽六安。[]一日之間居然決心如此反覆，一會兒東移、一會兒北上；一會兒兩個縱隊都轉移，一會兒又變成一個轉移另一個留下堅持，幾乎毫無定見可言。而這個中原局討論決定的意見，似乎也沒有經過充分的醞釀和商量，1946年1月1日，王樹聲致電中央，提出異議，認為向北轉移比較困難，建議「從淮河以大別山東進皖東為好。因路途較近及山地對我們作戰有利，與無河流阻隔，並能取得蘇皖新四軍之直接有力接應」。[]
在意見紛紜之中，王（樹聲）戴（季英）所部於1945年12月28日佔領了息縣，1946年1月6日攻佔了光山縣，1946年1月8日中原軍區及第2縱隊和1縱會師於光山、經扶以西。此時距離停戰令下達只有兩天，而距離正式停戰的限期（1月13日），只剩下五天的時間。
1月8日，中原局領導人致電中央及陳毅、張雲逸、饒漱石，提出：由於停戰最近有很大可能，又由於部分主力到華北、華東的路線沒把握走通，我們已決定全部留原地堅持，大部分散游擊，暫集結4個旅作游擊性運動戰。中央1月9日回電，指出停戰談判已有結果，命令可在日內下達，如果中途不發生大的變化，和平新階段可能即從此開始，但你們仍須準備國民黨中途變卦繼續戰爭。你們停止東進北上的計劃在原地堅持是對的。望你們在最近一星期內計劃控制較大的地區及若干城鎮，以便在停戰時刻到後，你們能有較大地區立足及生存，因為停戰後即不能再作戰，只能在對方進攻下自衛，並且不許部隊調動了。[]
無論中原局還是中共中央，此時對停戰後的局面判斷都過於樂觀了，這是當時國際國內大形勢下所產生的錯覺，無足深責。就戰略全局而言，中原軍區在當地牽制大量敵軍亦有利於晉冀魯豫和華中等解放區的軍事鬥爭。但是，究竟如何迎接停戰，顯然中原局的領導缺乏精神上的準備。1月9日中央回電中指示中原軍區儘力擴大佔領區，為停戰之後的立足與生存做好準備，而同日中原軍區開會，卻認為「光山到虎灣、到經扶公路以西，信陽到廣水、到花園公路以東，信陽、羅山、光山一線以南光大地區，除陡沙河有千餘土頑據點外，則別無其他頑軍」，故此決心「拔除陡沙河頑據點，創造一塊臨時根據地，作為安身之所」，[]並按照這一打算作了相應的部署。這是一個鞏固內部而非擴張佔有區的計劃，其實質和中央指示精神相反。中原部隊如果能利用所余不多的時間，儘力拓展一些地區，不僅可為後來的談判增加些許籌碼，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改善中原軍區部隊自身的財政困難。這又是一次幾乎致命的失誤。由於未按照中央分次轉移，留有力部隊就地堅持的指示執行，當時中原軍區部隊幾乎全部集中於光山至經扶（現新縣）以西地區，除原地堅持外，其戰略轉移方向基本只有由大別山邊緣向東進入皖東，然後轉入蘇皖解放區之一途。這使得敵方判斷其意圖相對來說較容易，從而集中力量於這一線，這也造成了後來突圍時方向選擇上的難度。
事實上，如果中原軍區部隊能在轉移路東之後，抓緊時機，儘力向北拓展，佔據息縣以北不遠的正陽、新蔡一帶，則向北、向東轉移均有出路，不僅可增加敵封鎖的難度，並有利於改善其財政狀況。關於這一點，中央在1945年12月20日電報中曾經提及，即「你們主力轉移時，須先向東北行動，到正陽、新蔡方向，作欲渡新黃河之態勢，以便迷惑和吸引敵人向北。然後看情況再向東行動到皖東地區」。[]12月28日中央又轉去華中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的電報，告知「淮南路西，桂頑最近擬向我清剿，我主力已將過路東」，也建議「五師東移，我們意見不往大別山前進，應向淮陽、西華頑力量薄弱地區挺進，與我淮北路西及睢杞太地區取聯繫為宜」（1945年12月28日軍委致鄭李並告劉鄧電）。[]華中的建議與中央的意見不謀而合，是很有見地的主張。很可惜，當時無論中原軍區領導人還是身在第一線的1縱指揮員王樹聲，都未能意識到這一方向的重要性，局促於大別山山地，使得部隊在停戰後陷入越來越被動的局面之中。時任1縱2旅4團團長的王定烈在其回憶錄中反思道：「此時，如乘勢向東急進蘇皖，或就地展開迅速佔領大別山北麓之潢（川）、光（山）、羅（山）、禮（山）、經（扶）、麻（城）等廣大地域，取得一個較大的空間生息之地，是完全可能的，而我一縱隊，卻在息縣地區休息了7天，喪失了可貴的時間，給敵人以調動軍隊之機」。[]
從事後來看，如果當時能採納李先念等人原地堅持的正確意見，則雖然中原部隊仍處於艱苦環境之下，但只要堅持至停戰，其所能獲得的迴旋餘地要大得多。即令最後仍不得不突圍而走，也不致比宣化店時期的局勢更惡劣。我們回過頭來看鄭位三在12月9日給中央的電報，裡面強調了根據地人口的變化和財政上的困難，稱：「老地區原來將近一千萬人口，現在真正有我政權的老地區，只有一百萬人口。就政權工作，老地區只剩下十分之一。就游擊隊活動的計老地區還剩下十分之六。新老兩種地區合計，有我政權工作（的）約有兩百萬人口」。[]這些困難當然是客觀存在的，並且的確是觸目驚心，但是假如我們把眼光再向後看一個月，到1946年1月13日停戰為止，中原軍區部隊近6萬人轉移到以宣化店為中心的「方圓不足100里，人口僅40多萬的狹小地區」，這較之在原根據地堅持鬥爭是更容易了還是更困難了，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僅僅一個月的時間，擁有數萬主力部隊的中原軍區，被壓縮至如此狹小的區域內，孰令致之？不值得反思當初的決策嗎？
[5]王樹聲部中原突圍後進入鄂西北地區，由於條件惡劣、消極避戰，最後遭受到重大的損失。參見鄒畢兆、游正剛：「對創造鄂西北根據地戰鬥失敗的認識」，《戰例彙集（第一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出版，1951年10月1日。第109-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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