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征蒙記》與《行程錄》的真偽問題

原標題：再論《征蒙記》與《行程錄》的真偽問題

再論《征蒙記》與《行程錄》的真偽問題

——王國維《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補正

趙宇 撰

提 要

王國維《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一文曾指《征蒙記》《行程錄》兩書為宋人偽作，但是在金熙宗朝大規模金蒙戰爭已被證實的前提下，王氏舊有論斷顯得證據薄弱，不免啟人疑竇。從題名作者身份、記事筆法、內容體例等方面入手，知《征蒙記》對於所題作者家世的記載明顯有誤且文不對題，而《行程錄》文字亦不合於所題作者之金臣身份。藉此可對王國維舊有論證進行申說補正，即金熙宗朝金蒙大戰雖然為真，但《征蒙記》、《行程錄》兩書確系偽書；然則關於作偽者，應是出自書坊商賈而非國論高士。

關鍵詞：《征蒙記》《行程錄》 蒙古 王國維 偽書

自上世紀前期王國維關注蒙古早期歷史以來，蒙古先世史長期受到遼金元史研究者的共同關注。其中，金熙宗朝是否發生蒙古部族大規模入侵之事，無疑為此領域的一個關鍵問題。如所周知，有關金前期蒙古入寇事的文獻記載，主要源出南宋時期題名李大諒所作的《征蒙記》和題名王大觀所作的《行程錄》兩書。1927年，王國維發表《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一文（以下簡稱「王文」）， 首次提出《征蒙記》、《行程錄》二書內容謬誤甚多，尤其是所記熙宗朝金蒙大戰過於夸誕，進而得出書中記事皆不足憑信，兩者應出於宋人偽托的結論。但是，就在王文面世約十年後，日本學者外山軍治立足於《完顏希尹神道碑》的重要發現，同時結合正史零散記載，明確證實金熙宗朝曾經發生大規模的蒙古入寇事件，有力地推翻了王氏所謂金蒙大戰純屬夸誕的結論。在外山氏之後，賈敬顏、周良霄先生亦表達過類似看法。

無論是王國維還是外山軍治諸文，其討論焦點皆集中於金熙宗朝蒙古大舉入侵事件的真偽問題上。然而，關於《征蒙記》與《行程錄》兩書的真偽，則除王文外，未見深論：對於王國維以兩書為偽作的結論，外山氏諸人或仍直接承襲王文舊說，或因金蒙戰事為真而於字裡行間對王氏以兩書為偽的論斷表露出一定質疑。筆者以為，金熙宗朝的金蒙戰爭既然已被外山氏等人證實，則無論真偽，王國維關於《征蒙記》、《行程錄》二書的論說必有再加申說探討之空間。事實上，王國維在判定兩書為偽時，主要側重指出書中記載內容的問題，尤其是立足於金蒙戰爭一事真偽的考訂；至於所題作者身世、成書時間、筆法流傳等問題，王文甚少涉及，而其對二書作偽緣由的猜想亦似過於粗糙。現今王氏論證兩書為偽的主要證據既已無法成立，則自有必要著重圍繞上列諸項問題進行考察。茲不揣淺陋，草成此篇，以求教於方家。

一、關於題名作者、成書年代與流傳著錄的若干問題

《征蒙記》與《行程錄》是兩部涉及到12世紀上半葉蒙古史的史籍，二書全本久佚，但部分文字仍見於《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書徵引。以往學界僅就現存引文加以利用，而對兩書題名作者身份、成書流傳等狀況不甚了了，故在解答真偽問題之前，必須先對兩書的基本情況做一詳細探究。

有關《征蒙記》，目前介紹最詳贍者當推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陳氏將此書列入「偽史類」，並註明：「《征蒙記》一卷。金人明威將軍、登州刺史李大諒撰。建炎鉅寇之子，隨其父成降虜者也。所記蒙人跳梁，自其全盛時已不能制矣。」據此可知《征蒙記》題名李大諒所著，此人曾任金朝登州刺史。其父李成，《金史》有傳，為南宋初年聞名於宋、金兩國的叛將。又在《朱子語類》中，朱熹也曾談及《征蒙記》，書名下小注云：「李成之子某從兀朮征蒙國，因記征蒙時事。」則李大諒曾跟從完顏宗弼北征蒙古，《征蒙記》一書便應為他根據這次北征見聞整理所成。

至於成書時間，由於《征蒙記》書中有「天德二年誅廢蕭王宗本，三年，又誅斬韓常、周啟等四十餘員，內多有親立功者」之語，則其成書，理應如陳樂素先生所言，已在天德三年（1151）以後。而現知最早著錄此書者為《遂初堂書目》，尤袤在書中將其列入「地理類」，僅記《征蒙記》書名。《遂初堂書目》成書年代尚不詳，但據尤袤卒於紹熙四年（1193），此書完成自當在此之前。而成書於紹熙五年的《會編》亦曾徵引《征蒙記》書中內容，由此來看，此書最遲在宋孝宗朝當已流行於宋境，其成書年代恐更當在高、孝兩朝之間。《直齋書錄解題》既錄此書，則其宋末猶存；入元以後，是書便不見於實藏著錄或他書徵引，疑似亡佚。不過，尚需澄清的是，在明萬曆後期陳第所編的《世善堂藏書目錄》中，忽再現此書之名：「《征蒙古記》一卷。李大諒著，巨寇李成之子也。」並將其列入「偏據偽史」類。陳第記書名為《征蒙古記》，與尤袤、陳振孫所記略有不同。然據今人考證，《世善堂藏書目錄》中著錄的大量所謂「斷種秘冊」，俱為陳第後人抄自《文獻通考·經籍考》，以炫其祖藏書之博，卻並非實藏。筆者統計《世善堂藏書目錄》「偏據偽史」類書目著錄，除去2種明人著作之外的41種中，有37種可見於《文獻通考·經籍志》，卷數、作者全同，甚至解題亦多為《經籍考》節文，則其「偏據偽史」類應非實藏，而《征蒙記》便屬此類之中。由是可知，《世善堂藏書目錄》對《征蒙記》的著錄實不足為據，此書應佚於元代。

《征蒙記》既久佚，現在殘存可見內容實出於他書徵引。佚文主要集中於《三朝北盟會編》與《蒙韃備錄》中，其他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朱子語類》、《桯史》等亦間或引及，但大都未超出《會編》的引用範圍。而《會編》、《蒙韃備錄》中所保留的佚文有2300餘字，這在原書一卷的篇幅中當佔有相當的比例。

相較於《征蒙記》，有關《行程錄》的信息就更顯寥落。王國維據《行程錄》體裁，認為其名意指從軍征蒙者所記見聞，但舍此之外並無深論。此書既不見於任何著錄，現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小注所稱「王大觀《行程錄》」，知此書題名王大觀所作。筆者注意到，李心傳在《要錄》中原對王大觀此人有所說明：

先是，都元帥、越國王宗弼疑知亳州王彥先至南朝常泄其國中陰事，乃徙彥先知澶州，而調其子保義郎大觀從軍北討，實質之也。大觀者，年二十餘，驍猛善騎射，以事劉麟擊鞠得官，宗弼以為保義校尉。

據此，王大觀為降金將領王彥先之子。王彥先，亦為南宋初年叛服於宋、齊、金三國間的悍將巨寇。王大觀既在二十餘歲時隨宗弼北征蒙古，則《行程錄》自當出於其從征蒙古的親身經歷。《行程錄》中曾記載：「金都元帥宗弼之未卒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萬人討蒙古，因連年不能克。」那麼《行程錄》的成書至少也在宗弼亡故即皇統八年（1148）後。現知《要錄》為最早徵引《行程錄》之書。據今人考證，《要錄》成書於開禧、嘉定之際（1205—1208），則《行程錄》最遲在宋寧宗前期也已行於南宋境內。不過，此書的流行程度似乎遠不及《征蒙記》，除了李心傳在其幾種著作中多次引用外，並不見有其他宋人提及。而後的《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大金國志》亦涉及其書記事，恐應屬轉引李氏諸書。

有關李大諒、王大觀二人的身份，有一點需要特彆強調。《會編》在書前引用書目時在《征蒙記》下標註作者為「偽官李大諒」，既稱「偽官」而不稱「歸正官」，可知大諒終為金臣。事實上，《金史·李成傳》記載李成在金朝卒官真定尹；又據《中州集》，金末盧氏縣令史學之妻李氏為「國初河南尹成之孫女」，則李成家族居於金朝之情景，依稀可見。這亦可作為大諒終未投宋之旁證。至於王大觀，現有關其父王彥先最晚的明確記載為「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王彥先以亳州叛，附於敵」，則紹興和議之前，王彥先已降金朝。《要錄》中的一段小注也值得注意：

「李大諒《征蒙記》雲……王大觀《行程錄》所云亦同。二人皆北人，益知（宇文）虛中死節無疑也。」李心傳在此稱「二人皆北人」，可知在李心傳時代人的認知中，也以王大觀與李大諒身份相似，並未「歸正」。

要言之，兩書所題名作者李大諒、王大觀，是否實有其人且為李成、王彥先之子，尚無法完全確定；即令真有此二人，其時也已為金人而非宋人身份。《征蒙記》成書於南宋高、孝之際；《行程錄》的成書時間雖難精確，但也介於高宗朝後期至寧宗朝前期之間，兩書的流行時間相距並不甚遠。

二、《征蒙記》《行程錄》均系偽書考實

對於《征蒙記》《行程錄》的內容謬誤，王文已有不少考辨，其首要證據便是「征蒙本事之無根也」，同時還指出兩書記載存在著文字、事實等方面的不合，以其為旁證來說明二者不當出於親歷征矇事之人手筆。但是，前人既已以《完顏希尹神道碑》等記載證實了金熙宗朝大規模金蒙戰爭的存在，那麼征矇事顯然已不構成論證兩書為偽的憑據；而若僅依王文所舉其餘旁證，則又未免薄弱。筆者認為，這裡有必要重新勾稽考辨兩書的內容與體例，進而論證《征蒙記》《行程錄》兩書真偽。

（一）《征蒙記》

王國維論證《征蒙記》為偽，是在以征矇事為夸誕的大背景下，再主要舉出書中記載在年歲、稱名、文字、事實四方面的錯訛，以為依據。但今日觀之，其中除兀朮渡淮侵宋失利一事謬誤相對明顯外，其他幾條多為語氣、時間之偏差，或可以作者疏誤來解釋，由是似乎證據顯得不足。實際上，筆者發現，在王文發現之外，此書中尚有更多關鍵問題可以指出，茲申說如次：

首先，王文論證此書為偽以內證為主，其中較明顯的一例當為兀朮侵宋失利一事，書中相關記載存在著系年、時情和官稱等多方面的訛誤。但是，李大諒並未親從兀朮渡淮侵宋，所記既非親歷，則論據意義便不免打上折扣；而相較於此，其實尚有一則更具說服力的內證，王氏卻並未注意到——《征蒙記》書中對作者李大諒之父李成的事迹記載有誤。《征蒙記》敘述李氏父子家世時稱：

（李）大諒本貫雄州歸義縣。父成……天眷元年知鄭州，宣麻除鎮海軍節度使，其詞：「……中侍大夫、安化軍承宣使、鄭州守李成智識精明，性資果毅……可特授鎮海軍節度使、輔國上將軍、充山東路留守、東平府住坐。」

金天眷元年（1138）即宋紹興八年。按金廷廢除偽齊於紹興七年十一月，若從上引文字，則李成在廢齊次年才剛由知鄭州升任鎮海軍節度使、山東路留守。然而，《要錄》紹興七年十一月中的一段相關記載與此明顯歧異：「偽鎮海軍節度使、山東路留守李成為殿前都指揮使兼知許州。」《偽齊錄》「金虜廢齊後差除」條亦言「李成，殿前太尉兼知許州」。又《要錄》紹興八年云：「是秋，金人徙知許州李成知冀州。」將三條記載相互堪比，可知紹興七年十一月廢齊之前，李成已任偽齊鎮海軍節度使、山東路留守，後在金廷廢齊當下即改任金朝許州知州，紹興八年秋再改知冀州。然《征蒙記》卻誤系李成充山東路留守於廢齊次年，誤劉齊職授為金朝官封。此書既題李成之子李大諒所作，其他訛誤，或可開脫，但在此處竟將乃父的授官時限和任職國家混淆，這實令人難以置信，恐只能以作者並非李成之子，此書出於他人偽托來解釋。

其二，此書關於金朝諸事的記載中存在著不少明顯謬誤，令人質疑。王氏已舉出書中所記兀朮諸事之疑偽，其實，除此以外，在關於其他金朝人物的記載中，也可發現不小的問題。如《征蒙記》記載宇文虛中一案曰：「忽承詔報宇文國相連中外官守七十餘員，欲乘邊事未息及遷都之宂謀反，幸得萬戶司寇惟可也吿，首捕獲宇文等。」則是虛中謀叛金朝，事敗成擒。然據今人考證，宇文虛中之死實為一起藏書獲罪的文字獄，並非謀反，所謂叛逆之說實出於宋人附會傳訛。《征蒙記》所記卻反與宋人傳訛雷同，顯示此書非出於金人手筆。

其三，書中不少地方的敘事語氣，不合於所題作者的金人身份。有關於此，王國維已指出「提兵過江，復取河南，以河為江，北人必無此語」。在其所舉之外，還有數條可列：如「又累與北兵戰敵，父兵寡，力不敵，渡江歸宋」，稱呼金朝軍隊為「北兵」；又如「分兵江西，守候朝廷指揮，蒙遣張俊統率大軍招收」，反稱宋廷為「朝廷」，宋軍為「大軍」。諸如此類，全為宋人口吻。上文已證，李成、李大諒父子並未歸正南宋，且據《征蒙記》自陳，其父正因被宋朝所逼而叛投偽齊和金，李成父子與宋廷仇怨不可謂不大，則上述諸處語氣更顯得不合時宜。

除上述內容方面的各種問題外，其書在體例上的問題也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此書既題名《征蒙記》，作者李大諒為金朝官員，此書又是他根據隨從宗弼北征蒙古的見聞整理而成，則書中雖可偶發個人感慨，但記事仍自應主要圍繞金蒙戰爭展開，如此方合於作者著書本意。然而，僅據今存殘帙，便知書中有大量與征蒙無關之記載。譬如其中所記兀朮輕進淮南糧盡而逃、金廷平定宇文虛中叛亂後召兀朮還朝、兀朮臨終擘畫御宋數策、兀朮被追以帝謚等事，如此之多的記載全以兀朮為中心，而所記事件有的前後相距十數年，又俱與北討蒙古毫無瓜葛，卻入《征蒙記》中，且佔據了書中大量篇幅，而對於本應作為主題內容的蒙古風俗或從征見聞反而甚少提及。觀此書內容，倒頗似完顏宗弼（兀朮）之一外傳，而書中與蒙古相關對的文字卻反像是偶或提及的插曲。無法想像，一個官至刺史、親身從征的金朝臣子，在記載征蒙紀行時，拋開自身的異域親歷不提，反而文不對題地去大談統軍主帥的他處軼聞和死後聲名，甚至在不少地方竟提到了與蒙古風馬牛不相及的南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與征蒙本身無關、卻與宋國甚有關聯的文字恰為宋人所青睞，而被多次引用，如兀朮諸事，除了《會編》和《要錄》大量引用外，還在《朱子語類》和《桯史》中被間或提及。而關於蒙古之事，目前卻僅見《蒙韃備錄》一書對其略有徵引。

（二）《行程錄》

相較於《征蒙記》，《行程錄》殘留至今的內容更加稀少，然而其中可見之問題卻並不算少。王國維從李心傳引文中摘出其中記載七條，指出存在著征矇事無據、宗弼卒年歧誤和官稱人名附會的問題。不過，外山軍治已經指出，在征矇事可證為真的前提下，這幾條僅存在著人物卒年、官名小疵；由是而言，其恐怕已不足以成為證偽之據。但筆者以為，其中金蒙議和輸蒙財物一條，尚有進一步檢討的空間與價值。先引原文於此：

皇統七年春三月，國使還，蒙古許依所割地界，牛羊倍増。金國許賜牛羊各二十五萬口，今又倍之，每歲仍賂絹三十萬疋、綿三十萬兩，許從和約。

此段文字乃本於《行程錄》，這一點王文已經指出。《要錄》卷一五六亦據《行程錄》具載此事，在牛羊、絹棉之外，所記歲幣中還另含米豆五十萬斛。此處稱金朝對蒙古戰爭失敗，每歲向蒙古輸送歲幣求和，且繳納數量遠超南宋對金之歲幣。李心傳在引用時即感質疑：「本朝歲賂北人銀絹共二十五萬疋兩，而北人遺蒙古乃又過之，恐未必然。」誠如李氏所疑，金朝實無可能每歲向蒙古繳納如此之多的財物；且蒙古逐水草而居，金廷向其輸送牛羊，或可說通，但進納名單中竟有大量的絹、棉、米豆，這些物資全不符合當時蒙古的游牧習性，倒更像是漢人政權所需求的。若把這些疑點與此書作者身份相結合來分析，便更覺疑惑。周良霄先生指出《行程錄》有「誇大失實」的問題，但卻認為這是由於「不同著作中報導也顯有抵牾」，而「作為北宋遺民，出於激發國人抗金的信心和勇氣的政治需要，對金北方的受擾形勢有所誇大，這是可以理解的」。筆者以為這樣的誇大和文筆確實應該出自「北宋遺民」；然而，如前文所證，王大觀已非宋人，《行程錄》所記既是其親從本國軍隊征伐蒙古的經歷，又事關金蒙和議這樣的重大問題，卻故意誇大敵情來損害金朝威嚴，這顯然難以講通——此類矛盾只能用《行程錄》作者並非王大觀來解釋。

另在王文所列指之外，《行程錄》中尚有其他記載也有問題。如宇文虛中案，《行程錄》所記與《征蒙記》「亦同」，同樣近乎宋人傳訛；且以宇文虛中事件入《行程錄》，這亦不合於所題書名的體例。

三、兩書關係及作偽緣由再檢討

根據上文所證，可以看出《征蒙記》、《行程錄》二書的內容存在著多處明顯的事實記載錯誤，且在體例、措辭等諸多方面皆不合於其所題名作者李大諒、王大觀的金朝臣子身份。這諸多疑點都不能用偶有訛誤、著述者文字水平不足等理由來解釋，而只能說明此兩書乃出於宋人偽托。同時，由於二者有多處記事相合，則彼此之間似乎有某種關聯，王國維便因疑「二書實一人所偽撰，或一書之變名」。筆者以為，要判定兩書關係，尚需細察，茲列表比較兩書近似記事之異同：

表1 《征蒙記》《行程錄》相似記事之異同比較

註：

①表內文字，《征蒙記》以《會編》《蒙韃備錄箋證》《朱子語類》為本；《行程錄》以《要錄》為本。《要錄》部分文字先為四庫館臣所改，今據其卷末館臣考證及《大金國志》相關文字回改。

②《會編》引《征蒙記》原用金朝紀年，《要錄》引《行程錄》原用 宋朝紀年，本表統從金朝紀年。若無系年，則不予標註。

由上表可見，雖然二書殘留至今的內容不多，但其中已有多處互為表裡，尤其是某些傳訛竟也雷同。然而通過上表，我們也應該看到，兩書內容雖有不少大體相合之處，但同一記事在系年、文字表述等方面卻又出入甚大。而上引李心傳對宇文虛中一案的那句按語也值得注意：「李大諒《征蒙記》雲……王大觀《行程錄》所云亦同。」在李心傳的時代，二書尚未殘闕，然此處李氏卻顯然認為《征蒙記》、《行程錄》為兩部不同的書，因而才有「所云亦同」之語。兩相印證，可知二者必非「一書之變名」。至於兩書是否為一人作偽，目前材料有限，似難斷言；不過兩部偽書的流傳年代都在南宋孝宗朝前後，所題作者李大諒、王大觀同為叛宋投金的悍將之子，著書都為記述其親身從宗弼征討蒙古事，其書又同樣不合體例，而記事錯謬處卻又多雷同。從這些問題來看，同人作兩偽書之說當是比較合理的解釋。

兩書之中提到的金朝人物大都聞名於宋境，如撻懶、兀朮和宇文虛中；所記事件也大多是顯示金與宋、蒙南北兩面爭戰時的支絀窘境。王國維以二書「托為北人之言，一面造作蒙古寇金事，以示金人在北方常有後顧之憂；一面造作兀朮諸書，以證明金人虛聲恫喝之故技及南征狼狽之狀」，因而他判斷作偽者乃南宋「當時不滿於和議」之士。蒙古寇金事並非全然「造作」，固不足論；而對於王氏對作偽者身份的判斷，筆者認為也尚有進一步商討之處。細察兩書記事，多附會傳聞，尤以金輸蒙古歲幣、兀朮臨終遺策等事，頗具戲劇性色彩，其作者恐非激昂於國是的國士，這類文字倒極似宋代市井手法。筆者以為，作偽者當為南宋前期知識水平不高的書坊商賈，其偽作《征蒙記》與《行程錄》當是希望通過迎合當時境內對和議強烈不滿的氣氛，以廣其書銷路。也正因此，書中還被摻入了歲幣、遺策等宋人所熟悉的意象。

不過，還需要解釋的是，南宋書商如何知曉遠在金朝北邊的蒙古戰事呢？筆者以為，這或可從同時代曾久居北國者的記述中探得一些端倪。洪皓之子洪适為乃父所作行狀中這樣記載：

「虜來取趙彬輩三十家，先君疏言：『……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強以試中國。』」又如張匯《金虜節要》也稱撻懶「初欲南歸朝廷，不克。既而北走，至沙漠儒州望雲涼甸，兀朮遣右都監撻不也追而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

由上舉兩例可見，蒙古侵金、撻懶父子北走等說法對於當時的宋人而言並不算陌生；同時，宋金和議後，雙方均有邊境榷場交易，民間文化交流甚多。《征蒙記》與《行程錄》的最初傳聞來源，抑或即為洪皓、張匯這一類的歸正人，抑或則是宋金榷場人員。書坊商賈選取這些傳聞中不利於金朝的部分加以組合、演繹，又選擇其時在宋境頗有名氣卻投降於金的叛將李成、王彥先，托為二人之子所作，分題兩書，互有異同卻相為表裡，以增其書可信度。今日觀之，其作偽目的已然達到，博學如朱熹、李心傳，竟亦不免入其彀中，以至誤信書中一些附會說法。不過，換一種角度來看，這實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南宋士人因對和議不滿而產生的民族義憤已到了何等程度。

總而言之，《征蒙記》、《行程錄》兩書，雖僅有部分佚文傳世，但亦可察知其所記內容存在多方面的明顯錯訛，不合於其所題作者身份；且其多載與南宋相關傳聞，亦不合於北邊紀行書的體例。二書當系宋人雜采入金者見聞而拼湊成書，再託名金人，以示其真。不過，誠如外山軍治所言，兩書雖為宋人偽作，卻並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其史料價值。金朝前期發生的金蒙大規模戰爭，《金史》中閃爍其詞，其他史籍如《松漠記聞》《北行日錄》等亦僅余雪泥鴻爪可尋。而成書於南宋前期的《征蒙記》與《行程錄》，卻根據時人的著作和傳聞，集中描繪了金朝征蒙之事。雖因書商存有迎合時趣的動機，書中不乏夸誕與傳訛，但在蒙古先世史料十分匱乏的今天，書中所記內容仍可供我們甄別使用。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來源：《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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