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墨子：「亞聖」孟子：欲效先哲賦新命，落寞千年終浩然——《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原標題：（41）墨子：「亞聖」孟子：欲效先哲賦新命，落寞千年終浩然——《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儒家至聖先師孔子逝後幾一百年，一個幾乎和孔子同樣響亮的偉大名字又出現在中華民族的歷史天空：孟子。

孟子的人生經歷和孔子驚人地相似：都是貴族後裔，都是平民出身，都幼年喪父，而他一生所走的道路亦和孔子一樣，求學、教書、周遊列國，最終被後世尊為「亞聖」。

今天，世人談儒家必談「孔孟」。但其實在南宋以前的一千餘年間，孟子可謂「寂寂無名」。只是到南宋，經以朱熹為代表的宋儒大力推崇之下，《孟子》才被奉為經書。

這是什麼原因呢？

在孟子之後，秦一六國，建中央帝國，集天下之權於皇帝一人，漢、唐承秦制，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在自秦到唐日益成熟的中央集權體制之下，歷代帝王們除了需要用孔子的「仁、義、禮、信」等思想來裝點門面之外，更需要的是儒家的「忠」、「孝」來要求臣子的「絕對忠誠」。為了防止臣子們的不忠，他們又引進了法家的「霸王之術」，試圖不斷「奴化」他們的臣子和人民——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向強調「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理念的孟子，一向強調養「浩然之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的孟子，一向反對「嗟來之食」、把個人的氣節看得至高無上的孟子，如何能夠讓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們放心？於是，秦漢唐和北宋等中央集權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視孟子的思想為「洪水猛獸」，極欲去之而後快。所以秉承劉漢王朝意志的《漢書》「藝文志」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

所以孟子和他的思想就在這一段時間被束之高閣了。

那麼，自南宋之後，孟子為什麼突然被重視起來了呢？

中國歷史經歷千年的中央集權統治後，經歷了大治大亂的血雨腥風，渡過了周期循環的王朝更替，一些士人包括一些統治者發現了高度的中央集權一定程度上不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適度的「民主」還是有利於國家的治理。是以從漢末亂世開始，一直到了南宋中期，相權開始逐步得到加強，君權有進一步「虛化」的趨勢，以士人為主的「黨人」開始出現在中國歷史的政治文化視野，如漢末的「黨祻」之禍，唐末的「朋黨」之爭，南宋後期的「慶元黨爭」，從本質上都體現了士人的「民主參政」意識的。而正是這個歷史「當間兒」，以韓愈、朱熹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們開始把孟子重新從歷史的塵埃中翻將出來，開始了一場旨在彌補孔子思想不足、提升孟子形象的文化運動。因是，自中唐的韓愈著《原道》，把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開始，五代時期後蜀主孟昶下令將《易》《書》《詩》《禮》《周禮》《儀記》《公羊傳》《穀梁傳》《左傳》《論語》《孟子》十一經書寫刻石，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孟子》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元豐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為「鄒國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廟。以後《孟子》一書升格為儒家經典，慶元年間朱熹又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為「四書」，其實際地位更在「五經」之上了。《孟子》的地位至此被推到了高峰。

事實上，上述孟子地位被不斷抬升的過程，在本質上是儒家文明適應時代發展，走向民主開明，不斷推陳出新的「自我修正」和「內部調適」。如果按照正常的文化發展路徑，很可能，儒家文明也會隨著中華民族的不斷繁榮強大而自我改革——但是，可惜的是，從兩宋開始，先進的儒家文化一再被來自北方的游牧文化擊敗並打擊，當文化上相對落後的元朝建立後，作為外來少數民族的蒙古統治上層進一步加強了專制集權，中華儒家文明走向個體發展、實現君權制約的民主萌芽很快被「掐滅」。加上明朝又繼承了元朝的集權體制，作為開國之君的朱元璋又是一個「文化落後分子」，所以當他看到《孟子》一文里的「反動言論」時，不由「嚇出了一身冷汗」，並說出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並詔告天下說孟子的不少言論「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將孟子逐出文廟。直到刑部尚書錢唐等人上疏力爭勸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無光」，於是朱元璋又下一道諭旨：「孟子辯異端，辟邪說，發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復了孟子在文廟中的待遇。但是，朱元璋仍然命令他的御用「刀筆吏」，編輯了一本《孟子節文》，其中刪掉《孟子》里最有進步思想的「章句」，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等。而正因為歷代中央集權統治者們的「仇視」，孟子的很多精神實質並沒有真正成為中華民族的主流思想並發揮作用。

敘述了孟子被埋沒的歷史，回過頭來，我們再來重溫一下真實的孟子的思想：

據後人所考，孟子不但是一位儒家大師，而且也像孔子一樣，是深諳易道的易學家。關於這一點，清末大儒杭辛齋認為：「懂得易學並不在於口道乾坤坎離，關鍵在於心法天道德義」；「孟子繼孔子之後，七篇之首，即揭明仁義大旨，而歸體於性善及經正。孔子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及繼善成性之嫡系也。安見孟子之不知《易》哉！」（語見杭辛齋《學易筆談》，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孟子的「性善論」、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孟子高舉義旗對墨家的反制、抨擊，其理論根源全在於《易》。

不僅如此，孟子對孔子的易學有繼承，還有創新。我們知道，大易有醫國、醫人、醫病之功能。醫國功能由《易》本身解決；醫病功能由《黃帝內經》解決。醫人問題則由思孟學派所創立的德性論《五行》學說解決。德性論《五行》比照元素論「五行」，提出仁、義、禮、智、聖範疇。認為：仁、義、禮、智四行全為「善道」，仁、義、禮、智、聖五行全為「德道」。義、禮分別是對仁和智的節制。而「聖」端即是指會通天道、地道、人道的本事。近代出版的《童子問易》認為：

「思孟學派這種將數術引入儒門的努力，高揚『人道』主義旗幟的表現，是企圖把儒家的道德條目加以自然哲學和生命哲學化的明證。其理論勇氣是巨大的，對國人思維方式影響也是深遠的，甚至可以說其對我國古代社會發展進程影響都是深刻的。自此，易學真正走上了醫國、醫人、醫病的光輝歷程。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隱含著終始交替的意蘊。由此看來，應是思孟學派開『五德始終說』之先河。」

《童子問易》還堅稱：內聖外王思想「絕不是儒家真傳」。由莊子提出，宋儒導入，清儒發闡，現代新儒家精心進行體系建構的「王道」思想，是宣揚帝王將相君主專制的思想，是主張個人崇拜思想。儒家的真傳應該是來自於《易》的德道。所謂「德道」：就是博愛、厚生，公平、正義，革故、鼎新，文明、和諧，誠實、守信，民主、法治之道。這才是先秦時期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

《童子問易》還指出：洛克關於「自然權利」理論是孟子「革命權利」的變種。從流傳至今的《孟子》里可以看到，在人性方面，孟子主張性善論。以為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人可以通過內省去保持和擴充它，否則將會喪失這些善的品質。因而他要求人們重視內省的作用；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論，仁政就是對人民「省刑罰，薄稅斂」。他從歷史經驗總結出「暴其民甚，則以身弒國亡」，又說三代得天下都因為仁，由於不仁而失天下。強調發展農業，體恤民眾，關注民生，他在《寡人之於國也》中說：「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過，臣下則諫之，如諫而不聽可以易其位。至於像桀、紂一樣的暴君，臣民可以起來誅滅之。他反對實行霸道，即用兼并戰爭去征服別的國家；而應該行仁政，爭取民心的歸附，以不戰而服，也即他所說的「仁者無敵」，實行王道就可以無敵於天下。在價值觀方面，他強調捨身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強調要以「禮義」來約束自己的言行，不能為優越的物質條件而放棄禮義，「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出於維護和發展儒家思想學說的需要，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提出了一個不同於傳統儒家思想的著名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如何對待人民這一問題，對於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覆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這一提法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裡，成為歷代中央專制集權王朝討論的熱點話題，同時對於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端的重要性。

博按：重溫孟子思想，觀照孟子之後的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乃至對比現今社會，更感覺中國先秦賢哲思想之高深，理論之廣闊，實踐之豐富，意義之重大。近代社會心理學家普遍認為，一個人的童年經歷將會很大程度上決定他的成年後的性格。而先秦時期作為中華民族的童年時期，對於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形成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今日重讀先秦賢哲如孔子、孟子、老子、莊子、荀子、李悝等人，其實早已為中華民族構畫設計了一個完整健康的民族性格，以及未來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奈何此後的歷史，由於先秦時期強調禮法德治的中原諸國如魯、魏等被強調軍國主義「法制」的「較為野蠻」的秦國所滅亡，中華民族歷史進程中出現了第一次以劣質文明淘汰優質文明的根本性事件，再加上繼起的世俗政權漢王朝所採取的「霸王雜道之」的統治策略，將中華歷史的走向一步步推向了反民本、反法制的中央專制主義集權軌道，再加上歷次外族入侵，不斷以劣質文明同化侵襲優質文明，將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仁、義、禮、智、信（聖）」的精神內核摧毀殆盡，使中華歷史發展進程出現了難以扭轉的惡性循環，以致遺患至今而不能振作。由此甚至可以推論，中國歷史自先秦之後的所有社會問題，都可以回到先秦去尋找原因和解決辦法。而自21世紀以來，中國以史為鑒，提出了以「二十四字」核心價值觀，其中無不借鑒於先賢們的實踐和探索，但能從國家層面、從行政理念上真踐行之，從而使之深入人心，而則中華文明的復興之日，當為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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