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會在心理上不自覺地責怪受害者？

（錦衣Reload/譯，vicko238、Ent/校）

「既然ta那麼壞，你們為什麼不早點分手呢？」

「之前你們發生過爭執嗎？」

「你在街上把那些鈔票拿出來，才會引起小偷注意的……」

「你當時穿的是什麼？是晚上幾點，哦，一個人嗎？」

你可能聽說過類似上面的質問。即使面對罪行確鑿的侵犯者，受害者也不得不為自己的行為做出辯解。這也是責怪受害者文化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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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姦和性騷擾的受害者被詢問她們穿了什麼、做出了怎樣的反擊。同時做三份工作卻沒能支撐起一個家的窮人會被認為懶惰又失敗，即使他們遭遇了不景氣經濟的打擊。

儘管有MeToo活動和越來越多記錄不平等現象的反抗事件出現，但是「責怪受害者」的暗流卻還在持續不斷地涌動。研究表明，這其實是人類對公平的渴望帶來的一個古怪副產品。了解指責受害者的現象為什麼會出現，可以帶領我們找到新的反擊方式。

人們期待公平，卻學會合理化不公平

這種「公正世界偏見」（just-world bias）的出現是因為我們的大腦希望這個世界有可預測性。因此，我們寧可傾向於把不公正歸罪於受害者，而不肯拋棄令人安心的善惡有報世界觀。

「人們強烈希望好人有好報，但這句話倒過來就會出現錯覺：如果有什麼壞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一定是因為你做過壞事遭了報應。」塞沃尼大學的心理學教授雪莉·漢比（Sherry Hamby）說。

這一假設最初由梅爾文·勒納（Melvin Lerner）在20世紀60年代初提出。公正世界偏見可以在各種情況下看到。受害者因為自己的不幸而被指責，無論他們遭遇的是虐待、性侵犯、犯罪還是貧困。

勒納最初的實驗找了一些女性作為被試，她們需要觀看有人通過懲罰來學習的情景。當那位學習者（實際上是一名演員）給出一個錯誤答案，她就會遭到疼痛的電擊。之後，觀察者被要求描述她們對受害者的看法，這些受害者表現得有多招人喜歡或者道德上有多值得尊重。

兩組被試觀看了受害者接受重複電擊的場景。剛觀看完就被要求評價的一組女性傾向於貶低受害者。而另一組在發表評價前，被告知受害者並沒有被嚴重傷害到。與前者相比，這組就沒有出現責怪受害者的情況。

勒納解釋說，這些結果表明看見無辜的人受到傷害且無法解決的情況，違背了觀察者的公正世界觀。為了抑制這種感覺，他們會認為這種命運是受害者應得的。勒納其他幾次重複實驗表明，在困境無解的情況下，實驗者越讓受害者顯得「無辜」，受害者遭受的貶低就越多。從那時起，其他人做的包括貧窮在內的、涉及各種迫害類型的研究就出現了這一理論假設。

對於公正的偏愛在人類小孩中幾乎普遍存在，具有可預測的發展階段。只要是有兄弟姐妹，或者養過不止一個孩子的人，基本上都親眼見過這種場景，雖然確實不同文化也有點差異。

「這不公平！」三歲小孩子會在其他兄弟姐妹拿到更「好」的玩具時抱怨。這種尋求公正的行為在生命的早期就會出現。最初，孩子僅僅能在自己利益受損的時候感知到不公平。不過等他們長到八歲的時候，就能感知到涉及他人的不公平了——以及，他們也開始就無家可歸之類的境遇提出不好回答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們似乎感受到如此強烈的需要，要把世界看成是公平的呢？明明它顯然常常是不公平的？

烏特勒支大學的基斯·博斯（Kees van de Bos）研究了公正世界偏見的不同分級以及不同情況下責怪受害者的情況。在他看來，部分是因為人生中的許多回饋有一定延遲。

他舉了個例子，許多人之所以爭取好成績，是為了得到一份高薪工作。如果這個世界是不公平且不可預測的，為了日後的快樂選擇現在去做家庭作業就是毫無意義的事情。實際上，研究發現在混亂環境中長大的人更少會推遲享樂，這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十分合理。

「我們想要認為，如果我們在做正確的事，那麼一切都會順利的。」漢比說，「看見別人遭遇不順會威脅到我們的願景，所以我們想提出一個為什麼這件事將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解釋。」

後續研究發現，這種公正世界信念與健康有關聯——不出意料，如果你相信事情會朝最好的方向發展，那麼你抑鬱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你相信未來充滿友善，那麼你更有可能會好好照顧自己。

不幸的是，這會讓人們在發現事情不公正的時候感到威脅，也會讓人們傾向於將事情合理化，比如責怪受害者。

更強的約束價值觀，更強的責備受害者傾向

「貶低受害者是為了防止個人世界觀崩塌的防護反應。」勞拉·尼米（Laura Niemi）是杜克大學的心理學博士後，她解釋說這個過程通常是內隱的。

尼米和她的同事萊恩·楊（Liane Young）主導了一系列實驗，試圖找出能更好地解釋這種趨勢的理由。研究在2016年發表。她們發現，那些有著更高層次「約束價值觀」的人——也就是秉持一系列加強團體凝聚力的道德原則的人，更可能認為受害者至少要為他們的命運負一部分責任。

尼米和楊在研究中發現，當描述強姦或搶劫的故事時，那些具有較高水平約束價值觀的人更容易貶低和指責受害者。根據尼米所說，在指責受害者問題上，比起性別、政治取向等其他因素，約束價值觀造成的影響更大。

當人們害怕團體或社會遭受威脅時，責怪受害者的傾向會增強，但這並不代表這種傾向不可改變。作者發現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最大化降低這種傾向的影響。在尼米和楊的另一個實驗中，她們比較了曝光案件中受害者遭受責怪的情況，這些報道有的側重作惡者，有的則關注受害者。當報道的語言側重於作惡者的行為時，受害者所受的責備減少了。

所以比起關注受害者的行為，我們要做的是提出更多問題。我們應該質疑為什麼作惡者會持續做出暴力行為，以及在我們大多數人想要一個公平世界的情況下，為什麼有些人能被允許得到遠超公平的份額。（編輯：vicko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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