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我覺得很多人對年入100萬好像有些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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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我覺得社會上很多人對在北平年收入100萬好像有一些誤解，這個收入，不客氣的說，在北平就是一個剛剛脫貧的水平，再跟我念一遍，剛 剛 脫 貧。我看很多人把年入100萬看的很高大上，動不動就僕人簇擁，私人汽車，醒醒好嘛。這點錢，扣完稅拿到手裡，再扣除家傭工資，養車費用，偶爾social打個麻將，還時常被朋友借去不少，可以說是所剩無幾。不能啃老，換房也換不起。要是生仨娃，基本就是月月光的節奏。

年收入100萬的這類人群，是很焦慮的，稍有不慎，100萬的工作要是飛了，這一家老小，還有全職的太太，高額的日常支出咋辦？孩子的留學存款咋辦？以後自己老了，是不是該存一筆養老錢？老人要生病，不能天天請假陪護，醫療費可能是個無底洞，怎麼可能安心？自己的健康是不是也得關注一下？

這群人，看著光鮮，其實每一天都如履薄冰，這就是一線城市100萬年收入家庭的真實寫照，頂多日記里跟別人吹吹牛逼，但實際也就是剛脫貧的水平。

1.

時間倒回80年，胡適要是說出這樣的話，他一定會被狂diss。

當時的1塊銀元，購買力相當於現在人民幣100-200元。胡適剛任北大文學院院長時，購置了一輛小汽車，耗資500塊銀元，據說就相當於他一個月的工資。月薪500，年入6000元的胡適老師，放在現代也差不多相當於年薪100萬了。

之前的1914年，北京政府公布的《教育部直轄專門以上學校職員薪俸暫行規程》規定了專科及大學學校的職員工資收入：大學校長月薪是400元，專任教員月薪280-180元。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教師的工資還有所提升。1919年，陳獨秀任北大文科的「學長」時，月薪300元，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月薪120元。

陳獨秀、胡適等北大教授合影

那麼，以當時的房價和物價水平來看，胡適們在北京究竟算是哪一級呢？

據資料分析，20年代北京標準的「四口之家，每月12銀元伙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平」。那住呢？當時的北京，平房每間月租大約7元。魯迅曾經租住過的磚塔衚衕61號，3間正房月租金8元，他租的是相對便宜的瓦房。而當時很多高校為了競爭人才，還會為教授分配住宅，條件頗好，例如聞一多、俞平伯等人居住的清華新南院，是30棟新建的西式磚房，每位教授一棟，不但各有一個花木蔥蘢的小院，還有書房、卧室、餐廳、會客廳、浴室、儲藏室等大小14個房間，電話、熱水等生活用具一應俱全。

再來說說大家關心的買房問題。魯迅曾在阜成門西三條衚衕買下一座比較高級的四合院(今為魯迅故居)，包括好幾間房屋和一個小花園，當時售價為1000元。按他當時的工資，省吃儉用一點的話，3到5年就能拿下。而一座普通的四合院當時的售價僅200元。這樣看來，難怪魯迅在北京時，燒錢的嗜好頗多，比如下館子吃酒席、看戲看電影、泡中央公園和北海茶座、逛琉璃廠買書籍碑帖文物……

這個消費水平，對於真正處於脫貧線的普通北京市民來說，雖然不及政府高官、銀行買辦那麼頂級的奢侈，但也是可望不可及的中產家庭。

民國政府尤其重視對教育的投入，高校教師教職工的收入在當時北京居民的收入中，屬於中等偏上。尤其是大學的校長和教授，可以算得上是中產階級中的高收入者。相比之下，搖煤球工月工資僅8元，手工業者、木匠、人力車夫等工人，每月月薪大約12-18元，低級警察月薪13-16元，醫院護士月薪約15元，電力公司職員月薪約17元，甚至一個縣長每月工資也僅有20元。

而按照《1918年北京社會狀況調查》所記載，20年代初，一個四五口人的勞動家庭(父母加兩三個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費為132.4銀元，也即每月11銀元可以勉強維持日常生活。這還不包括住房、穿衣和治病費用。所以，民國時，一個家庭的貧困線定為每月收入10銀元以下。和「年入百萬」的大學教授們比起來，可以說是一個地上，一個天上了。

2.

再往前個幾十年，終生貧困幾乎就是平民的代名詞。

以清朝中晚期為例，大米的價格大約每升為7-9文，麵粉1斤約20文。1升米按現在約重1.25斤。假如每人每月即使吃20斤左右的糧食，一人一月至少要花200文。順治至乾隆年間，銀1兩折算1000文，嘉慶道光年間銀兩折錢1200文。也就是說，每人每年光是靠糧食果腹，至少也要花2兩4文錢。

而作為大部分從事農業生產的清朝人民來說，光是這糊口的2兩4文錢口糧，也幾乎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據清朝檔案的記載，乾隆、嘉慶時期，農業短工每天掙10文錢左右，最低每月130文錢。就算北京的農忙季節有6個月，短工們奮鬥半年賺的錢甚至還不能滿足自己半年的溫飽。長工就要好得多，一年大約能掙2500文，勉強能吃飽。但如果要養父母、娶老婆，不做點別的活計賺外快，幾乎就別指望了。普通自耕農，比如一對夫婦和兩個孩子的四口之家，耕種約15畝田地，每年能夠獲得約22兩的盈利。但扣除一系列田稅、房稅、糧稅……剩下的可想而知。

所以本來抱著朝聖富饒繁華中國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到北京以後才發現，人民儘是瘦弱不堪，衣衫襤褸，住房簡陋……觸目所及都是貧困落後的景象。

有學者計算，在康乾時期，普通的四口平民之家要脫貧奔小康，年收入至少要保持32兩銀子。光是靠種地要想達到脫貧線，困難程度遠高於現代外地人想來北京買房。

有窮的，當然就有富裕的。

《大清會典》卷二一「文職官之俸」條：「一品歲支銀180兩，二品150兩，三品130兩，四品105兩，五品80兩，六品60兩，七品45兩，八品40兩，正九品33兩有奇，從九品、未入流31兩有奇」。

這只是基本工資，稱為「正俸」，中央機關和京城地方官員還有個特殊福利，就是在基本工資之外加發同樣數目的津貼，稱「恩俸」，此外「每正俸銀一兩兼支米一斛，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加倍支給」，稱「俸米」，三者相加，就是清朝公務員的工資了。再加上清朝出了名的貪污腐敗，最著名的一起——和珅老師被賜死後，8億銀子上交國家，政府一下子多了15年的財政收入。

3.

但相比於明朝，清朝官員還是要偷著笑了，畢竟，回到明朝，公務員只怕也未必能「脫貧」。

一個九品基層官員的俸祿是一個月五石米，這個月薪在朱棣定了俸祿標準200年來，一分錢也沒漲過。明朝政府也是很接地氣，發薪直接給大米。所以九品的幹部們在留下口糧之後，要想置辦別的物件，就要自己扛糧食去市場賣錢。按照萬曆年間的米價，一石米的售價大約0.6兩銀子，一個九品官每月大約可以換來現金2-3兩。

明朝的物價還算比較穩定，《金瓶梅》中有記載，二兩銀子一共可以買半口活豬、半隻羊、兩三壇酒再加上一些香燭。就算少吃點肉，二兩銀還要用在住宿和各種生活開銷，加上一個最普遍的平凡人家，少說也得有四五口人，多的甚至十幾口人，兄弟娶親、姐妹陪嫁，父母養老、孩子上學……哪都要錢。

更別說買房了，比如崇禎十三年，北京正陽門大街居民傅某賣房，一座小型四合院，兩間南房、兩間北房、一間廂房，賣價雖只有33兩，但對於一個九品官員來說，實在也是捉襟見肘。

哪怕是一些個人能力出眾的官員，比如清廉的海瑞大人，雖然終其大半生終於掙出了買房錢，最終也沒能在京城購置房產，只是在杭州郊區的淳安買了一套小院。可惜不知道海瑞大人當時心中，究竟是終於買上了房的欣喜，還是沒能實現在京城「脫貧」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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