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對痛苦敏感，就無法對快樂敏感
痛苦與時間
這就是人類的困境：意識的每一次增強都需要付出代價。不對痛苦更敏感，我們就無法對快樂變得更敏感。記住過去可以使我們為未來做出計劃，但是為快樂做計劃的能力卻被擔憂痛苦和恐懼未知的「能力」給抵消了。
有時幾乎我們每個人都會妒忌動物。它們受苦並死去，可它們看起來並沒有把這當作一個「問題」。它們的生命似乎沒有錯綜複雜之處。它們餓的時候就吃，累的時候就睡，而且看上去，是本能而非焦慮在主宰著它們為未來所做的極少的準備。在我們所能評判的範圍內，每個動物都忙於它在當下的時刻所做的事情，生命是否有意義這個問題以及關於未來的焦慮甚至從未進入它的腦海。對動物來說，幸福在於享受眼前的生活，而非在於確信前面有一個充滿歡樂的未來在等待著它。
這不僅僅是因為動物是一群相對不那麼敏感的傻瓜。它們的視力、聽覺和嗅覺通常遠比我們人類的敏銳，而且它們無疑極其享受自己的食物和睡眠。但儘管它們有著敏銳的感官，它們的大腦卻頗有些遲鈍。動物的大腦比我們的更為專門化，因此它們是依習性而生存的生物；它們不能推理和將事物抽象化，並且只有極為有限的記憶力及預期未來的能力。
毫無疑問的是，人類敏感的大腦不可限量地增加了生活的豐富性。然而為了這種豐富性，我們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因為整體敏感性的增加使得我們異常脆弱。通過變得不那麼敏感——更像一塊石頭而人的特質少一些——一個人可以不那麼容易受到傷害，但享受快樂的能力也會因此而降低。敏感性要求很大程度的柔和性與脆弱性。比如，眼球、耳膜、味蕾，以及終止於高度纖細的大腦組織的神經末梢，它們不但柔軟、脆弱，而且易於受損。看起來沒有一種有效的方法能在不降低有機體活組織的活力和敏感性的同時，降低它們的嬌弱性和易受損性。
如果我們要享有強烈的快感，我們也必然會易於經驗到強烈的痛。我們熱愛享樂、痛恨痛苦，但佔有前者的同時沒有後者在場似乎是不可能的。的確，這二者在某種意義上看似必須交替出現，因為持續的快樂是一種刺激信號，若不增強，就必定會使人感到乏味。而它的增強要麼會用它帶來的「摩擦力」使感官變得麻木而遲鈍，要麼會轉化為痛苦。這就像持續進食豐富的食物，不是毀掉胃口，就是令人生病。
生命既然被認為是好的，在這個意義上，死亡也就相應地變得邪惡了。我們越是愛另外一個人，越是享受他的陪伴，當他死去或與他分離時，我們的悲傷就越深。意識的力量進入經驗越深，它為所獲取的知識付出的代價就越大。因此，我們有時問出這些問題是可以理解的：生活是否已在這個方向上走得太遠？我們是否得不償失？將進化轉向另外一個唯一可能的方向——向後演進至動物、植物以及礦物質的相對平和的狀態——是否會更好？
時常有人在試圖做這種事。一個女人在愛情或婚姻中受到了一些很深的感情傷害，然後就發誓再也不讓另一個男人玩弄她的情感，變成了怨憤、難以相處的老處女。更為常見的是敏感的男孩子，在學校里學會了將自己藏在「強悍的傢伙」的態度面具里。成年之後出於自我防禦，他扮演腓力斯丁人的角色，把所有智性文化和情感文化看作是女人氣的東西。對生活的這種反應方式達到極端之後，在邏輯上它的最終結局是自殺。冷酷無情的那種人，可以說本身已實行了一種局部的自殺；他自身的一部分已經死掉了。
那麼，假若我們具有最大程度的人性、活力和覺察力，看起來我們必然會願意為了我們的快感享樂而受苦。沒有這種意願，意識的強度就不會增長。然而一般來說，我們並不願意受苦，而且即便只是假設我們願意，這種假設也會讓人感到奇怪。這是因為，「我們的天性」是那麼反抗痛苦，以至於這種在某個程度之上忍受痛苦的「意願」或許會顯得不可能且無意義。
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所過的生活是一種矛盾和一種衝突。因為意識必然既包括愉悅也包括痛苦，在謀取快樂的同時排斥痛苦，事實上是謀求著意識的喪失。這樣一種喪失在原則上等同於死亡，因此這意味著我們越是努力把生活作為愉悅的享受，其實越是在毀滅掉我們所熱愛的事物。
實際上，這是人在面對他所熱愛的事物時的普遍態度。人類大部分的活動都是要將自己的體驗和歡樂永久化，可那些體驗與歡愉卻是因處於變化中才變得可愛的。由於韻律和流動感，音樂是一種愉悅的享受。然而在你捕捉住這種流動的時刻，當你把一個音節或和弦延長至規定時間以外，節奏就被破壞了。同樣地，生活也是一個流動著的過程，變化和死亡是它必要的組成部分。正由於此，試圖將這兩者排除在生活以外就是跟生活對著干。
可是，僅僅去經歷痛苦與快樂的輪替，絕不是人類困境的核心。我們想使生活有意義、追尋上帝或永生，不只是因為我們在嘗試著從當下所經驗的痛苦中逃離。也不是出於這一理由我們才採用了特定的態度、扮演了特定的角色，作為無窮無盡的自我防禦的一種手段。真正的問題並不來自任何對痛苦的短暫敏感性，而是來自我們人類不可思議的記憶和預見能力——簡而言之，來自我們的時間意識。
對動物來說，當下的愉快就足以使它們快樂。可是人卻幾乎難以滿足於當下的愉悅，他更關心是否能擁有愉快的回憶和幸福的將來，尤其是後者。只有當確定能獲得一個幸福的未來時，他才能夠忍受一個極度痛苦的現在。假如沒有這一確信，即使正處於當前的感官快樂之中，他也可能會感到極其悲慘。
比如說，有一個人知道自己在兩周之後得做個外科手術。現在他感覺不到任何肉體疼痛；他有足夠的食物；他被朋友和家人的情感所圍繞著；他在做著平常對他來說是極大樂趣的工作。但是他享受這些事物的能力被持續的恐懼感拿走了。他對當下周圍的現實變得不敏感了。他的頭腦被一些還未發生的事情佔據了。他並不像是在用一種很實際的方法考慮問題，試圖決定他是否應該做這個手術，或者做些有關家人及一些自身事務的準備工作，以防萬一自己在手術中死去。這些決定已經早都做好了。與此相反，他是在用一種徒勞的方式思考這場手術，這既破壞了他此刻生活中的歡愉享受，又對解決任何問題沒有絲毫助益。
這是有代表性的人類困境。恐懼和焦慮的對象或許不是一場在不久的將來會經歷的手術，它可能是下個月的房租、一次戰爭威脅或社會性的災禍，可能是能否為養老存夠錢的問題，或者也可能是有關最終的死亡的問題。這一「當下時刻的破壞者」甚至不一定是一種有關未來的恐懼。它有可能來自過去：對一次受傷經歷的記憶，某一次惡行或輕率的行為。它帶著一種怨憤或罪惡感瀰漫於我們的當下。記憶和對未來的期望的力量大到對多數人而言，過去和未來並不是好像真實的一樣，而是比眼前的時刻更真實。除非關於過去的頭緒都已被理清、未來也是美好而有希望的，否則我們無法在當下生活得幸福。
記憶過去和預期未來的能力，從支離破碎的時刻當中的雜亂無章里理出一個整齊的秩序的能力，無疑都是人的感受力的一種精彩發展。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人腦的成就，賦予了人最非凡的生存及適應生活的能力。可是我們通常使用這種力量的方式卻容易毀掉它的所有優點——因為如果記住過去和預期未來只不過是使我們無法充分地活在當下，那這種能力就對我們沒有什麼用處。
除非當每一餐端上來時我都可以真的享受它們，要不然計劃著下周能吃到什麼又有什麼用呢？假如我因忙著安排下周的飲食而無法充分享受現在所吃的食物，那麼當下個星期的飯菜變成了「現在」的時候，我仍會處於相同的窘境。
如果我此時的幸福主要存在於溫習快樂的回憶和對未來的預期，那我只不過是模糊地覺察到了當下。當我所期望的好事到來時，我一定也依然只能朦朧地覺察到那時的「當下」，因為我已經形成了向後看和往前看的習慣，這使得全神注意於「這裡」和「現在」對我來說變得很困難。而若我對過去及未來的覺察令我對當下不那麼能夠覺察，我就得開始想想，我是否真正地生活在這個真實的世界裡。
畢竟，未來是相當無意義且不重要的，除非它早晚會成為「現在」。因此，計劃和構思一個不會成為現在的未來，並不比張羅一個當其到來時我卻在其中顯得「心不在焉」的未來更荒誕——當未來到來的時候，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它的身後，而不是它的臉。
像這樣生活在關於未來的虛幻憧憬中而非當下的現實中，是那些完全為了賺錢而活的生意人的特有煩惱。有那麼多富人，都是對於掙錢和存錢比對於怎麼享用金錢懂得多得多。由於他們一直是在為生活做著準備，他們未能真正地生活。他們大多是在賺取金錢，而不是賺取維持生活的開銷，也正因此，當應該放鬆的時候，他們卻做不到。許多「成功人士」退休的時候都感到無聊和痛苦，然後為了防止被年輕人頂了位置，又重返工作崗位。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使用記憶和預期能力的方式把我們對生活的適應力變得更差，而不是更強了。假如我們必須要確知一個幸福的未來才能享受一個愉悅的現在，我們就是在「哭著要月亮」。我們沒有這樣的把握。最準確的預測也只能是可能性而不是確定性，而且據我們所知，每個人都將受苦並死去。如果沒有一個被保證了的將來我們就沒法快樂地生活，那麼我們就肯定還沒適應在一個有限的世界裡生活。在這個世界裡，即使有最優的計劃和安排，也會發生意外事件，而且死亡最終定會到來。
這就是人類的困境：意識的每一次增強都需要付出代價。不對痛苦更敏感，我們就無法對快樂變得更敏感。記住過去可以使我們為未來做出計劃，但是為快樂做計劃的能力卻被擔憂痛苦和恐懼未知的「能力」給抵消了。此外，對過去和未來的敏銳感知力的增長使我們對當下的感知相應地變得模糊了。換句話說，我們似乎是到了這樣一個階段：擁有意識的好處被它的壞處壓過了，極端的敏感性反而令我們失去了適應能力。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感到我們與自己的身體及其周遭的世界處於衝突之中，能夠想及我們在這個充滿矛盾的世界裡只不過是「陌生人和朝聖者」，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因為如果我們的慾望跟這個有限的世界所能提供的任何東西都不一致的話，這會看起來好像是我們的本性並不屬於這個世界，好像我們的心是由無限性而不是有限性組成的。因而我們靈魂的不滿會顯得像是它們的神聖性的標誌和章紋。
然而，對某一事物的渴望能否證明這個事物的存在呢？我們知道它並不必然能。認為我們是另一個世界的公民，認為在被流放至地球以後我們有可能返回我們心中所渴望的真正家園，這麼想或許能給我們帶來慰藉。可是假如我們的確是這個世界的公民，假如並不存在與靈魂的不滿相對應著的最終的滿足，那麼自然孕育出人類，豈不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這是由於對人類來說，生活看起來好像與生活本身有著毫無希望解決的衝突。為了得到幸福，我們必須得到我們無法擁有的。自然在人類心中孕育出了它所不可能滿足的慾望。為了更暢快地飲用快樂之泉，它在人身上產生出的能力卻使得人更容易感染到痛苦。它賦予我們掌控未來的能力——只有一點點；而付出的代價卻是沉重的沮喪感：我們知道我們最後必將在潰敗中倒下。我們若認為這是滑稽可笑的，那也只不過是在說，自然在我們身上孕育了智慧，以便用來責備它自己的荒誕不經。意識看上去是自然用於自我折磨的巧妙模式。
我們當然不想認為這是真的。但是很容易就可以證明，大多數相反的論證都只是主觀臆想——是自然用來延緩「自取滅亡」的方法，以使愚蠢的行為可以繼續。推理和論證其實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更加深入。我們必須深入地審視這一場人生、這一個自然——它已在我們的內部變得能夠覺察，並且必須弄清楚它是否真的和它自身相衝突，它是否確實渴望著安全感和毫無痛楚的感覺，一種它的個體存在形式絕無可能享受到的感覺。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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