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估的奧巴馬時代

原標題：被高估的奧巴馬時代

撰文：潘卡伊·米什拉

翻譯：陶小路

1

2003年初發生的大規模反戰示威期間，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是布魯克林公園坡一家熟食店的送貨員。十年後，他在《大西洋月刊》的博客文章中寫道，他當時對戰爭也持「懷疑態度」，「但如果美國要去推翻一個瘋狂的暴君，我又該反對誰呢？」畢竟，如科茨所記得的， 「你知道的每一個 『明智的』和 『嚴肅的』人，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對戰爭表示贊同。」科茨說，「我不是激進派。」儘管如此，眼看著這些明智的人們為一場災難提供冷靜的論據，他還是感到「很不安」。

現在回看當時，這些「明智的人們」中最引人注目者並非新保守主義者，而是自由派人士，其中一些人現在是科茨的同事和支持者；他們支持戰爭，對酷刑持容忍態度，認為美國負有給世界上矇昧無知的人民帶去民主的任務。喬治·派克（George Packer）在他的《為民主的戰鬥》（The Fight Is for Democracy, 2003）一書中表示，「充滿活力、頭腦冷靜的自由主義」能夠利用美國軍隊來宣傳其價值。《新共和》當時的主編彼得·貝納特（Peter Beinart）2006年出版的《正義之戰》的副標題是：「為什麼自由主義者且只有自由主義者能夠贏得反恐戰爭並使美國再次輝煌」（The Good Fight: Why Liberals—and Only Liberals—Can Win the War on Terror）。 「現在是考慮使用酷刑的時候了」，《新聞周刊》在9·11事件發生的幾周之後如此宣佈道。《時代周刊》表示應該「使用殘酷手段對待目標人物」。《名利場》讚揚拉姆斯菲爾德的「有些古怪然而讓人舒心的冷酷無情」。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被科茨在新書中形容為「有聲望」的《大西洋月刊》在封面故事中向讀者展示了「輕度酷刑」的優勢。《紐約時報雜誌》刊登了柏林的傳記作者、人權教授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勸勉美國人接受他們的帝國命運，並提出對嫌犯施加「可以被容許的脅迫」的建議。即使是冷戰期間絲毫不理睬華盛頓陰謀家的《紐約客》，也發表了《大西洋月刊》現任主編傑弗里·戈德堡（Jeffery Goldberg）的一篇報道，該報道詳細介紹了基地組織和伊拉克之間存在的種種聯繫，後來這些聯繫被證明並不存在。

戈德堡的這篇文章後來被小布希和切尼所利用。一位《國家》雜誌（The Nation）異常勇敢的作者認為，《紐約客》變成了「俯首帖耳以達國王天聽的又一個臣子」。但是布希政府不需要這些書獃子用委婉的語言來表述先發制人的戰爭、酷刑、引渡以及將嫌犯無限期扣押在海外監獄等做法。小布希的那些大白話——「我們會查出他們的老底」，「無論是死是活，一定要抓到」，「我們很快就能把這些人的頭皮割下來給大家看」——一再讓人想起針對《獨立宣言》所稱「殘忍的印第安野蠻人」發動的滅絕戰爭。小布希的首席反恐顧問科弗·布萊克（Cofer Black）向他的老闆保證說，「等這一切結束以後，這些壞人的眼珠子上會爬滿蒼蠅。」這種情緒在負有消滅野蠻人職責的人員當中有很強的傳染性。《大西洋月刊》的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高興地寫道，全球美國士兵經常把「歡迎來到野蠻的印第安國」（Welcome to Injun Country）掛在嘴上。雖然奧巴馬將「反恐戰爭」鄭重地重新命名為「打擊暴力極端主義」，但是這場戰爭的嗜血性質依然沒有變化。2011年擊斃本·拉登（代號「Geronimo」行動）的海豹突擊隊攜帶的14英寸斧頭由一位北卡羅來納州的刀具製造商提供，而此人是因其為1992年的電影《最後的莫希幹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製作刀具而聞名。奧巴馬政府的官員主動將這場廣受關注的行動細節告知給2012年的電影《刺殺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的製作團隊，片中有這樣一個場景：幾個深色皮膚的惡棍在酷刑之下透露了本·拉登的藏身之處，然而該情節並非屬實。

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1967年寫道：「一個種族主義社會發動的戰爭只能是一場種族主義的戰爭，人們在國內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國外也會如此行事。」在反恐戰爭期間，美國帶進這些「糞坑國家」的不止這些「理所當然之認知」，它還往這些國家大量輸出設備、酷刑技術和惡警。且舉一例，一位叫理查德·祖利（Richard Zuley）的關塔那摩監獄專員同時也為芝加哥一個警察部門工作，幾十年來，這個警察部門在被稱為黑牢的地方審訊嫌犯，其中主要是非裔美國人。直到現在，白宮已經安坐著一位白人至上主義者，那些頭腦冷靜的自由主義者才開始去面對「美國的原罪：奴隸制和白人至上的遺產」（這是最近刊登在《外交事務》上的一篇此前不太可能出現的文章標題），而這些自由主義者為這樣一種輿論環境和法律制度的形成「貢獻良多」：黑色和棕色的身體可以在所有規範和戰爭法則之外被禁錮、損害和毀滅。進入21世紀的頭幾年裡，這些自由派普世主義者似乎並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計劃可能存在致命缺陷，似乎不知道美國的民主是通過大規模奴役、殖民掠奪和侵略戰爭才得到確保；他們在思考問題時，仍然沒有將制度化的種族主義殘酷行徑，不平等和種族隔離的歷史遺產完全考慮進來，而這些正是科茨要去講述的。

詹姆斯·鮑德溫

「在美國，」科茨寫道，「摧毀黑人的身體是傳統，它是一種遺產。」「生而為黑人，即意味著永遠赤身面對世間萬物，在所有的槍支、拳頭、刀具、打擊，強姦和疾病面前無所防備」。男性有產者總是使用無所不在的威脅來界定自由主義意義上的諸種自由，這些威脅包括：桀驁不馴的土著，反叛的奴隸。托克維爾對美國的種族關係有這樣的觀察：「其他種族的人對於白人來說就相當於動物對於人：美國的白人讓其他種族的人為自己的目標服務，如果無法讓他們屈服於自己，就摧毀他們。」托克維爾認為，以暴力為基礎的社會秩序讓黑人成為白人想像中永遠的威脅。因為自己的對手就生活在自己周圍，一種在美國政治中居於核心位置的恐懼文化由此而生，這種恐懼文化要求持續投資強制、監視和控制等手段，同時對內部和外部的敵人採取先發制人的暴力手段。

出生於1975年的科茨成年之時，美國國內一種新的種族隔離制度與老布希的新世界秩序相伴而生。「上帝啊，我們終於擺脫了越南綜合症！」海灣戰爭結束時，老布希在勝利聲明中這樣欣喜地說道。擺脫越南綜合症，狠揍薩達姆·海珊，這標誌著那些頑強的外國佬和支持他們的美國左翼叛徒強加在美國權力之上的一切限制不復存在。美國維持世界的治安已沒有阻礙，與此同時，國內那些之前樹立起來的法律和道德上的限制也被摧毀。就在科茨進入霍華德大學開始自己艱難的美國歷史學習歷程之時，美國政府已經做好準備，全面、深入推行市場規則，廢止福利制度給人們提供的保護。如此激烈的社會經濟改造需要有新的社會共識，當時一種對犯罪和國家安全的激進觀念發揮了作用，人們被分成「有資格得到福利」和「沒有資格得到福利」兩類。在里根領導下，警察無論從其使用的特殊武器和震懾姿態都和美國軍隊相似。在比爾·柯林頓擔任總統期間，監獄-工業混合體（prison-industrial complex）發展迅速，1970年被監禁者的數量為30萬，2000年這個數字增長到210萬——其中大多數是黑色、棕色人種，以及窮人。自由派則不止繼承了共和黨嚴厲的治安手段和極端懲罰措施，他們還「主動出擊」。被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譽為「第一位黑人總統」的比爾·柯林頓，終結了他嘴中的「我們所知道的福利制度」，放鬆了對金融市場的管制。為應對人們對「街頭恐怖分子」的恐慌情緒，1994年，他簽署了美國歷史上最嚴厲的犯罪法案，並在兩年後出台了反恐法案，為2001年的「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奠定了基礎。

托尼·莫里森

長久以來，人們很清楚地知道美國內部和外部戰爭之間的緊密關係乃是由美國的原罪所確立。一直以來的問題在於，主流知識分子為種族主義提供遮羞布，用美國例外主義、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長期鬥爭等神話來隱瞞白人至上主義和軍事化交織的歷史等做法還要持續多久？未在伊拉克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事實，再加上卡特里娜颶風發生後美國政府的表現，小布希發動的這場種族主義色彩嚴重的戰爭失去了美國自由派的支持。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之所以能夠在道義上佔據全球領導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民權運動所取得的明顯突破，是因為那些高喊「今天隔離，明天隔離，永遠隔離」的種族主義者被排除出輿論中心。在新奧爾良，黑人依然面對諸多威脅，其中就包括給富人擔任守衛工作的黑水保安公司，這些人開起槍來一點不猶豫。這樣的現實清楚地表明，舊式的種族隔離已經被涇渭分明的富人區和窮人區所取代，這是事實上的永遠隔離。但是，社會自由主義所取得的顯著成就——以奧巴馬的當選為最高點——使得這種新型種族隔離制度在更長一段時間裡不為很多人所察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因為自由貿易和對金融市場管制的放鬆所創造的財富，美國社會（主要是富裕階層）對種族和性別多樣性有了更大容忍度——奧巴馬時代的中央情報局在邁阿密海灘同性戀遊行現場設有招募點。儘管因為被監禁或早夭導致150萬黑人從公共生活中消失，但公然的種族主義和恐同言行已成為禁忌。受過大學教育、具備向上流動能力的精英人士接受的多元化和多元文化主義與國內大規模監禁、國外無休止軍事干預攜手共進。

2

從很多方面看，美國社會的進步和倒退趨勢都可以在科茨的職業生涯中得到體現。他成長在警察暴行頻發的巴爾的摩。20世紀90年代，科茨在霍華德大學的一個朋友被警方殺害。科茨沒有完成大學學業，一直在為一些小雜誌工作、撰稿。2008年，奧巴馬競選總統期間，《大西洋月刊》請他為網路版撰寫文章。在出版三本書，在網路上發了許多文章以及推文以後，科茨成了「當今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作家」（派克語）——非白人作家僅憑藉這些在以前是無法取得這樣的地位的。托尼·莫里森聲稱科茨填補了「自詹姆斯·鮑德溫去世後便一直困擾著我的智識上的虛空」。科茨的書讓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開始閱讀美國種族主義的歷史。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認為，「在弗格森、巴爾的摩、查爾斯頓和其他地方發生的警察針對黑人暴行之後，白人顯然開始對美國國內黑人的處境有了認識」，他稱讚科茨的發聲能夠讓白人民眾加深認識。甚至連《今日美國》都認為，「在這樣的時刻，這種聲音就是一線光芒。」他的新書《我們曾掌權八年》（We Were Eight Years In Power）收入了他於2008年到2016年期間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他在書里這樣寫道，「我的起點很失敗，我沒有獲得任何學位或別的資歷，卻成為了今天這樣的人」，科茨似乎對他的迅速成名感到非常尷尬。從科茨的寫作中能清楚地看到，他在努力去應對「為什麼白人喜歡我寫的東西」這個問題。一些來自前殖民國家或者生活在西方世界、歷史上處於弱勢地位的少數民族的作家，在受到傳統報刊的青睞之後，便被賦予了代表他們的人民或者國家、宗教、種族甚至整個大陸的任務（《紐約時報》這樣稱讚薩爾曼·拉什迪：「印度次大陸有了自己的聲音」）。這些被欽定的作家「代表」與那些被白人守門者剝奪這種權利的作家之間的關係非常難處理。因為科茨沒有任何背景，完全靠自己努力取得成功，他經常遭到攻擊：他之所以受到白人自由派廣泛歡迎，是因為科茨減輕了這些白人自由派對黑人遭到的種族主義不公待遇的負罪感。

科茨

他在學術界沒有一席之地，而大多數著名的非裔美國知識分子在學界都有穩妥的位置。他也不隸屬於任何政治運動——他對政治變革的可能性持懷疑態度；而且，科茨與他的批評者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不同，他是一位無神論者。科茨只在《大西洋月刊》這本並非以顛覆性內容聞名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他也似乎與Reconstruction、Transition和Emerge等黑人雜誌或者n+1、Dissent和Jacobin這樣的左翼雜誌的傳統相距甚遠。他認為是奧巴馬讓他受到那麼多白人讀者的歡迎。他認為，人們對一位黑人總統的迷戀「最終會讓人們對這位總統所屬的群體產生好奇——奧巴馬很有意識地讓人們知道自己是黑人族裔的一員，那些古老的、時常處於休眠狀態的所有關於美國身份的問題也因他而被喚醒。」這個說法沒有錯，但是只是正確的陳詞濫調。近年來，大多數主流出版物的確嘗試吸納更多來自少數族裔的作家和記者。但是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指出，那些僅僅幾年前還在各種知名雜誌上為戰爭和酷刑收集論據的論者如今與他們的讀者一起，被迫去面對源於美國原罪的美國人生活中的痼疾——這點如果由科茨指出可能不太明智。

以卡特里娜颶風為起點，美國精英階層開始了痛苦但是依然非常有限的自我反思，科茨進入了他們的自由主義思考框架，緊隨其後的是「白人工人階級」。許多記者一直在竭力講述人們在種族和性別問題上恐懼和屈辱的經歷，有過這些經歷的人數之多令人驚詫；自特朗普上台以來，他們更是愈加投入，其中的一些人試圖將自己重塑為反抗特朗普和專制「民粹主義」的英勇人物。小布希時代發明「邪惡軸心」概念的大衛·弗拉姆（David Frum）如今認為特朗普是邪惡化身。自稱「新帝國主義者」、支持發動「野蠻戰爭」的馬克斯·布特（Max Boot）最近稱他開始意識到「自己作為白人所享受的特權」。精簡版帝國和輕度酷刑的倡導者、目前代表中歐開放社會葉禮庭正與孤立主義勢力作戰。以前被稱為內塔尼亞胡速記員的戈德堡現在很熱心地推崇科茨。在一眾知識分子紛紛為洗刷名聲一改過往言行舉止，同時又有許多白人「覺醒」之際，科茨抓住機會，從罕見的美國國內受害者的角度描述美國的國力。

自稱自學成才的科茨主要想做的是與讀者分享他最近的閱讀和發現。他書中的一篇篇文章都是他的加速度自我教育歷程中的里程碑，科茨一直不斷地要求自己使用新的思維模式思考問題。對那些讀過美國奴隸制歷史，並且了解有關新型種族隔離制度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文章在不斷增加中）的讀者來說，科茨的書中所涉及到的內容不會讓他們感覺陌生。科茨2013年稱自己「不是激進分子」，現在他稱自己已經「激進化」了。作為一個生活在白人媒體占絕對多數的社會的黑人作家，科茨運用自己可貴的能力和技巧將種族歧視在美國社會中的種種表現展現在人們眼前。但是，雖然《我們曾掌權八年》裡面收入的文章寫作的時間都很晚近，而且當它們首次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之後引起了很多的討論，但是現在讀來卻已經像是行將就木的社會自由主義的歷史文獻。奧巴馬在位時，要求對奴隸制的受害者進行賠償可能是「反對白人至上不可或缺的手段」（見《我們曾掌權八年》第六章：The Case for Reparations，亦可見 The Atlantic, 2014年6月刊——譯者注），要使用這個手段來反對特朗普則很困難。科茨的文章中記錄的種種事實材料令人印象深刻，特別是他寫的關於大規模監禁和住房歧視的文章。但是，他的書中卻沒有將黑人被排除於主流社會之外的複雜過程與其造成的可怕後果——一個種族主義者和性騷擾慣犯被選為總統——之間的因果關係揭示出來。我們也不能從他對自己激進化的敘述中理解，為什麼「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這兩個詞在他稱之為「最不可思議的時代——一位黑人擔任總統的時代」——在年輕一代美國人心裡成了有意義的詞。很顯然，科茨的分析中存在缺漏，導致這個缺漏的原因乃是因為這個「最不可思議的時代」被高估了；這種高估在特朗普時代變得越發普遍，同時也是因為這個「最不可思議時代」和過去、現在之間的連續性被低估了。

從科茨以及許多受美國現實困擾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所受的情感教育出發，奧巴馬當選總統是民權運動的頂峰，他實現了馬爾科姆·X以及馬丁·路德·金的遺志。用Jay Z的話說，「羅莎坐，馬丁才能走；馬丁走，奧巴馬才能跑；奧巴馬跑起來，我們才能起飛！」（羅莎指羅莎·帕克斯，1955年因拒絕為白人讓座遭到逮捕，隨後引起一場長達381天的抵制運動——譯者注）2008年倒霉的共和黨候選人約翰·麥凱恩稱他的對手是一個像小甜甜布蘭妮一樣的輕量級國際名人。對於許多白人自由派人士來說，奧巴馬的當選似乎能夠彌補這個建立在奴隸制和種族滅絕基礎上的民主制度所犯下的所有罪惡。毫無疑問，相比於柯林頓這個狗哨吹得比薩克風更好的「第一個黑人總統」（托尼·莫里森語，見上文——譯者注），奧巴馬這個嘻哈愛好者和肯亞穆斯林移民之子則代表了美國統治階級的真正多元化。奧巴馬的當選成為了美國是一個不斷向「更完美的合眾國」邁進的包容性社會的證據。但是，這種顯而易見的對美國夢的辯護讓人無法看到，民權運動只取得了有限成就，民權運動背後的社會和政治共識很脆弱。人們普遍認為奧巴馬開創了「後種族」時代，然而這種認識只會遮掩這樣一個事實：自1960年代以來，種族隔離制度曾經那些公然的殘酷行徑逐漸弱化為了對黑人的排擠以及其它種種不公正現象。

馬爾科姆·X

被迫對民權運動作出部分讓步的統治階級後來「設計出一套制度」來處理黑人「問題」，但又讓人看不出來這套制度是在針對黑人【根據時任白宮辦公廳主任的鮑勃·霍爾德曼（Bob Haldeman）的日記記載：尼克松宣稱，黑人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需要設計一套制度來應對這個問題，但又要讓人看不出來這套制度的用意——譯者注】。尼克松一方面向犯罪、毒品和「福利皇后」（welfare queens）宣戰，另一方面也間接地向白人選民——所謂「沉默的大多數」——釋放友好信號。然而，共和、民主兩黨所用的最殘忍伎倆是構建了這樣一個神話：美國已經解決了民主制度核心存在的矛盾。人們相信，在平等機會的支持下，非裔美國人已經取得了和白人同等的地位，而且很快能有長足的發展；這種認識為一種處於潛藏狀態的意識形態力量，無種族意識的普世主義的高歌猛進鋪平了道路。最高法院法官安東尼·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很好地總結了這個謊言的要義：「在政府看來，美國只有一個種族，那就是美國人。」無種族意識的平等和「公平競爭的環境」的規則成型於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這些規則創造了一種氣氛，反歧視行動似乎成了反向種族主義：白人遭到不可接受的區別對待。黑人受到的結構性不公正被描述為過去的現象，黑人生活上遇到的問題似乎是因為他們的單親家庭文化，缺乏職業倫理，犯罪問題以及對福利的依賴。為敦促柯林頓削減福利，1996年的一期《新共和》的封面表達出了這種很普遍的態度：圖片中，一名黑人女性，或者叫「福利媽媽」一邊吸煙一邊為嬰兒餵奶。共和、民主兩黨的觀點認為，黑人需要像其他移民群體一樣，按照美國的常規來生活。作為中間派自由主義的最早倡導人物，小亞瑟·施萊辛格指出，黑人容易「產生偏見，放大差異並激起對抗」——換句話說，黑人對身份政治負有責任。

「身份自由主義」（identity liberalism）的批評者仍然抱有幻想，認為種族不平等在法律上的終結即意味著為非裔美國人開創了機會和向上流動的新時代。事實上，與那些從前幾代人繼承而來的收入和機會優勢的人相比，即使是進入繁榮和特權群體的黑人也依然脆弱。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這一點變得非常明顯，許多非裔美國人家庭接受了銀行提供的次級貸款購置房產，金融危機發生後，這一部分非裔美國人家庭總財富損失了一半。當科茨和奧巴馬2008年同時出現在公眾視野時，種族進步的政治、意識形態基礎應當是很不穩定的。但這種結構性弱點被這位出身常春藤的黑人律師和憲法學者驚人的躍升所遮蔽。

奧巴馬競選期間的一些表現，特別是他渴望得到亨利·基辛格的贊同這一點，表明他會嚴重辜負支持他的左翼青年對劃時代轉型抱有的希望。他就任以後所採取的行動很快就明確表明，他在競選時所做的承諾只是空話。奧巴馬當選前譴責南亞的空戰不道德，因其造成了過多的平民傷亡；然而就職典禮後僅僅三天，他即命令無人機在巴基斯坦發動襲擊。在他擔任總統的第一年裡，他下令發動的空襲所造成的平民傷亡比小布希整個總統任期內都要高。他在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時發表了一番好戰的演講，標誌著他將加強而不是放棄無止境的反恐戰爭體系，與此同時不再使用有關反恐戰爭的愚蠢言論。在他任職的八年期間，他將秘密行動和空襲擴大到非洲；他在非洲大陸建立諸多美國軍事基地，使大片地區暴露在暴力、無政府狀態和獨裁統治之下。他不僅擴大了國內的大規模監視和政府收集數據業務，無情地起訴舉報人，而且還讓他的政府獲得了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甚至是美國公民生殺予奪的權力。

奧巴馬偶爾批幾句華爾街的「闊佬們」，但華爾街為他的競選活動提供了大量資金，他上任之後不久將自己的經濟政策制定權交到了華爾街手上，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給多家銀行和保險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提供救助。2008大選年參與投票的非裔美國人人數創下了紀錄，人們用行動表達自己對這位同胞的熱愛，但是奧巴馬用行動確保了自己不會被攻擊過分熱愛黑人。面對房貸抵押物被拍賣給黑人家庭造成的痛苦，他不考慮種族因素在其中的影響，使用個人責任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語彙斥責非裔美國人，批評作為父親、丈夫和國際市場競爭對手的他們在道德上的失敗。他也不希望在移民問題上被視為手腕軟弱，他驅逐了數百萬移民——特朗普正在努力達到奧巴馬2012年高峰期每月驅逐34,000人的記錄。在他的回憶錄《父輩的夢想》（Dreams from My Father）中，他用很雄辯的文字對被邊緣化和無權者表達同情。然而，上台後的奧巴馬似乎深受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和東海岸權勢集團中的其他人影響，而不太像是一個永遠融入不了主流的外人。如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在《親密的敵人》（The Intimate Enemy）中所判斷的那樣，奧巴馬早年對弱者的惻隱之心被他「對男子氣概和地位的無盡追求」所取代。這位預兆著希望和改變之人卻挑選了一個外交政策上的鷹派和親華爾街的人作為自己的繼承者也就不奇怪了。他在卸任後的一系列舉動：比如與理查德·布蘭森（Richard Branson）在一個私人島嶼上一起風箏衝浪，拿著巨額酬金在華爾街發表演說，與喬治·克魯尼過從甚密……都已經證實了一點：人們對奧巴馬的認識不準確。《橋：奧巴馬的人生及其崛起》（The Bridge: The Life and Rise of Barack Obama）的作者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對奧巴馬感到失望，他最近表示，「我不認為奧巴馬不會受到新富階層的誘惑。我認為他對矽谷、明星、娛樂業、運動以及其它事情都非常感興趣。」

奧巴馬華爾街演講

奧巴馬身上體現了新自由主義最誘人的特質，使得小布希時代最後幾年裡美國精英在政治、商業和媒體方面受到很大打擊的自我形象得以恢復。在美國例外主義的最新敘述中，一位黑人總統在向全世界指導有關經濟和社會正義事務。記者反過來讓這種幻想中的承諾以及有關整體情況改善的假定變得更為流行；有些人認為科茨本人就是希望和改變的象徵。《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2015年的一篇文章描寫了阿斯彭創意節上的科茨，同時在該創意節上出現的還有比爾·克里斯托（Bill Kristol）、傑弗里·戈登堡（Jeffrey Goldberg），各種各樣的有錢人及他們的私人飛機，當時是「奧巴馬時代後期」，「進步隨處可見」，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之後的「大問題」是：「半個世紀以來不斷繁榮、人類自由的擴大究竟是一個反常現象，還是一種新的、恆久的狀態？」和阿斯彭的達官顯貴們在一起讓科茨感到尷尬，但是他覺得他會很容易就說成自己在哈萊姆更開心。（哈萊姆是美國紐約市曼哈頓的一個社區，曾經長期是20世紀美國黑人文化與商業中心——譯者注）「實話實說，」他坦言，「我很高興來到這裡。這裡很棒。」這篇文章的作者還寫道，「在科茨身邊聚集了一群激進的時髦人群」，但他是「一個令建制激進化的作家」。

對於像科茨這樣的有很強的自我意識和獨立思考能力的作家來說，過分接近權力而導致視角扭曲的危險比被權力誘惑的危險要大很多。科茨曾在一篇文章里寫到過奧巴馬執政後期在白宮為非裔美國名流舉辦的一次宴會，他平時莊嚴的句法萎縮成為《名利場》式的吹捧：「穿著禮服的女士打著哆嗦，紳士們彬彬有禮地脫下西裝外套遞過去。身著無袖長裙的納奧米·坎貝爾（Naomi Campell）溜達著穿過安保護欄，」自柯林頓以來，作家群體共同擁有的對政府高層下意識的不信任便逐漸減弱【如羅伯特·洛厄爾（Robert Lowell）和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這樣非常不同的作家在不信任權力這點上是一致的】，如今美國的知識界人士在權力面前處於被動防守之勢，乃至崇敬起權力來。科茨寫到了奧巴馬的白宮工作人員來自各種宗教和種族背景。每個人似乎都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這個特殊的黑人家庭，奧巴馬夫婦代表了黑人中的最優秀者，他們的存在是這個種族的最大榮耀，他們的優雅和氣度無與倫比。」如果能記得蒂娜·布朗（Tina Brown）1998年在《紐約客》對柯林頓夫婦的描寫，也就沒有那麼無與倫比了：「這個高大、無比溫文爾雅的男人，你們的總統，正在和他的夫人，一個容光煥發的金髮女郎跳舞。」布朗寫道：「這個穿著晚禮服的男人擁有著比房間（乃至整個電影院）里的任何明星都要閃耀的光芒。」《艷舞女郎》（Showgirls）和《本能》（Basic Instinct）的編劇喬·埃澤特哈斯（Joe Eszterhas）在受邀出席白宮舉行的活動之後，對柯林頓的白宮工作人員背景的多元感到歡欣鼓舞：「大多是年輕人，女性，黑人，同性戀和拉美裔」。 他在電影《美國狂想曲》（American Rhapsody）中這樣總結道，「我們拿下了白宮！美國是我們的。」

這樣一種以總統優雅的氣度和多元化來作為「社會進步無處不在」的象徵的政治文化為煽動家施展拳腳提供了良好基礎。無論是茶黨、佔領華爾街運動，還是「黑人性命舉足輕重」口號的提出以及伯尼·桑德斯作為反叛者的候選人身份，都表明人們對自戀和冷酷的統治階級不斷上升的不滿情緒。特朗普給了華盛頓（以及紐約）共識最後一擊，他準確地捕捉到精英階層越來越強的怨恨心理——無論這些精英是黑人還是白人，是通過才能還是繼承得來的精英地位，這些人都認為白宮是屬於自己的。在特朗普當選的前一個月，奧巴馬在給《連線》（Wired）寫的文章中讚揚「探索新的前沿，拓寬可能的邊界這種美國民族身上最有代表性的衝動」。和科茨在白宮共用午餐時，奧巴馬向他保證，特朗普不可能當選。科茨也這麼認為。他現在認為，白人至上地位的「擁護者和受益者」對黑人擔任總統感到厭惡和恐懼，這種情緒足以讓特朗普「當選總統，進而他有了傷害全世界利益的能力。」 「投票給特朗普的人肯定都不是白人至上主義者，」科茨在《我們曾掌權八年》的結語中憤憤不平地寫道，「但是這些人都覺得把國家的命運交給這樣一個人是可以接受的。」這種說法雖然沒錯，但是也是乏善可陳，它無法充分解釋特朗普當選這件事：特朗普受益於人們的失望情緒，一邊是曾經投票給奧巴馬的白人選民感到失望——這裡有很多人兩次大選都投了奧巴馬，另一邊是因為失望沒有投希拉里的黑人選民。此外，認為特朗普應當為白人的種族主義回潮負責，是在幫那些政治、商業和媒體領域的名流（科茨近來和他們聯繫頻繁），特別是記者開脫，他們參與的這場旨在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的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冒險行動最終導致了災難性後果，他們可能沒有因此丟掉工作，但是他們的名譽受到很大損傷。

3

W.E.B.杜波伊斯（W.E.B. Du Bois）在其1935年出版的巨著《美國的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便提出，對少數民族的恐懼和厭惡對許多白人而言是一種「公共和心理上的福利」。比美國歷屆總統更肆無忌憚的特朗普把「白人工人階級」的不幸與中國的騙子、墨西哥的強姦犯和姦詐的黑人聯繫起來。但是，杜波伊斯知道，種族主義不僅是一種醜陋或根深蒂固的偏見，會被投機的政治家周期性地利用來動員民眾，可以被社會自由主義所化解；它是一種被普遍合法化的組織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方式，皮膚的顏色被作為建立具有侮辱性的等級關係的依據。杜波伊斯認為不平等和歧視是現代世界形成的基礎，他將黑人在美國被壓迫的經歷置於國際情境之中。

杜波伊斯

值得注意的是，從詹姆斯（C.L.R. James）到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所有來自大西洋西岸的主要黑人作家和活動家都跟隨著杜波伊斯從地方走向了全球。他們超越了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偏狹語言，分析資本積累的過程和種族統治在現代世界形成的早期是如何變得不可分離，種族又是如何作為一種界定處於法外之地的文明世界的他者的方法，而且這種界定方式是經常變化的：曾經這個他者是非洲黑人，如今則成了穆斯林和拉美後裔。 妮娜·西蒙（Nina Simone），穆罕默德·阿里和馬爾科姆·X等人認識到，經濟狀況和宗教信仰與皮膚顏色一樣都是將人進行區分的標識，於是他們將自己對於種族平等的渴望與印度、賴比瑞亞、迦納、越南、南非和巴勒斯坦的去殖民化運動聯繫在了一起。馬丁·路德·金不僅吸收了甘地非暴力抗議的策略，而且對現代社會的帝國主義進行了全面批判。他認為，「黑人的革命不僅僅只是為了黑人的權利而鬥爭」，這讓他的白人自由派支持者感到失望。

與這些國際主義思想家相比，奧巴馬的支持者，這些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作家和記者將自己的熱望限制在國內，只希望美國能有一個公正的社會。他們很細緻地守住這個界限，只盯住國內問題，對這樣一個每年監禁、驅逐數百萬人（其中多數是有色人種），並且經常侵犯、掠奪其他國家，謀殺、嚴刑拷打這些國家的公民的帝國制度不做抗議。科茨很清楚伴隨這種新的種族隔離而來的結構性暴力，卻對其在新世界秩序中的表現未做任何評價。馬丁·路德·金在被刺殺前的最後時光里已經感到幻滅，他看到了美國對越南的破壞和「深深根植於我們整個社會結構之中的邪惡」之間存在的聯繫，這點非常關鍵；儘管科茨用灼人的筆觸寫出了黑人在美國所感受到的恥辱，但他還沒有能夠認識到美國的國際行為與國內的種族壓迫之間的聯繫。馬丁·路德·金稱「種族主義、極端物質主義和軍國主義在美國是相互依存的關係」，正是這三個「相互關聯的缺陷」讓美國社會對那些希望融入其中的黑人而言成了「著火的房子」，然而科茨只看到了種族主義。在他的世界觀里，即使是他對種族的思考也很少超越美國充滿仇恨、極端分化的種族政治——奧巴馬這個當時世界上權力最大的人在執政八年里似乎一直遭到那些頑固不化的美國種族主義者的騷擾。 「我的總統曾經是黑人」這篇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寫奧巴馬的文章長17,000詞，但是這篇文章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地方在於，無論是奧巴馬派出無人機轟炸造成的死傷，對利比亞、葉門和索馬利亞的破壞，大規模的驅逐，還是在毀掉數百萬黑人和白人生活的金融巨頭前的怯懦表現，科茨都沒有發出質問。科茨一直被人批評將種族神秘化，對白人的種族身份「本質化」。他在批評起奧巴馬這個黑人族群最優秀的1％中的一員時表現出的體貼，幾乎和他對種族身份的觀點一樣始終如一。

如果科茨對種族問題與國際政治經濟之間的聯繫漠不關心，那麼他更可能讓喜歡他的白人自由派感到寬慰，而非內疚。他們可能會認同，乃至欣然接受這樣一種觀點：特朗普之所以能夠當選是因為美國中心地區那些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者。而如果說奧巴馬這個民權運動的繼承者讓美國總統的職位獲得了在沒有正當程序的情況下殺死任何人的權力，繼而維護了19世紀的種族主義—帝國主義秩序，他們則會斷然否定；如果說在特朗普這個魯莽的繼任者上台之前，奧巴馬在掌權八年中加深了白人優先的法律傳統，他們會拒絕對此進行討論。顯而易見，美國政府體制中的強力在奧巴馬時代頑固地延續了下來。科茨在《我們曾掌權八年》中寫道：「如今，美國也在一個黑人的批准下犯下了罪行」。然而，這些文章本身最終揭示，即使作為一位激進化的黑人作者，科茨的寫作依然在《大西洋月刊》所允許的安全範圍之內，不會造成自由主義—帝國主義「彩虹聯盟」（rainbow coalition）的瓦解或者疏遠《大西洋月刊》的讀者。科茨的痛苦和激情讓他走上了漫長的智識之旅。然而，從對美國黑人所遭遇的暴力行為之猖獗怒不可遏，到為白宮中「死亡名單」的制定者辯護，科茨顯然走得還不夠遠。他也應該會走得更遠。科茨很清楚地意識到他作為一名作家的未竟之業。他在《在世界與我之間》（Between the World and Me）里這樣寫給自己的兒子，「請記住，你和我是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受害者的孩子。記住隨著這樣一種現實而來的廣闊的意識。請記住，這種意識在終極意義上永遠不會是種族的；它必定是宇宙意義上的。」科茨沒有在他出版的著作中闡述這種宇宙意義上的意識應該包括什麼。但是他在講述奴隸貿易時，將黑人的經歷置於現代世界的中心：在資本主義和全球化過程的初始，歐洲和美洲的少數人獲得了對幾乎整個人類進行分類和控制的強大力量。

在這個歷史的初期被俘獲的黑奴的命運，預示了此後數百萬人將遭受的磨難：財產被剝奪，人身遭受殘酷對待，諸多民族的文化和記憶以及人類的許多可能性被毀壞。今天，大西洋奴隸貿易中所開創的綁架、掠奪、侵略、群體暴力、大規模監禁、剝奪公民權和劃分區域的做法，以及新的劃分等級，將部分人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的方式傳到了世界各地。這些做法在印度和緬甸能看到：公共制裁推動了對各種國家內部敵人的暴力迫害，包括使用私刑。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可以看到。在歐洲和美國，它們化身為新一輪的針對移民和難民的仇恨。所有這一切是對黑人所遭遇的「赤身面對世間萬物」的巨大恐懼和危險的重演。科茨的自我教育和寫作論辯文章的計劃才剛剛開始，而如今已經變得非常緊迫。

本文討論書籍 We Were Eight Years in Power: An American Tragedy by Ta-Nehisi Coates, Hamish Hamilton

潘卡伊·米什拉，1969年生於印度。常年為《紐約時報》、《紐約書評》、《倫敦書評》、《紐約客》、《衛報》等報刊撰寫文學、政治評論。

代表作品為：《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Intellectuals Who Remade Asia, 2012）；《憤怒時代》（Age of Anger, 2017）。

本文選自《倫敦書評》2018年2月22日刊，《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