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之後的俄國貴族在華流亡歷程：投靠過哪些軍閥？興辦過哪些工商業？創辦過哪些知名院校？

原標題：1917年之後的俄國貴族在華流亡歷程：投靠過哪些軍閥？興辦過哪些工商業？創辦過哪些知名院校？

新視角NPF提要：

十月革命造成了史無前例的以貴族為主體的俄僑大流亡，其人數不僅超過了俄國史的任何時期，也超過了同期的駐華外僑。20世紀20年代俄僑貴族主要活動在中東鐵路沿線的哈爾濱及其周邊，30年代因為中國時局動蕩而南下的俄僑貴族主要活動在上海。俄僑貴族不僅保持了東正教特色的俄羅斯文化，而且促進了哈爾濱和上海等地的經濟文化發展，有助於中國的近代化。

作者張宗華，任職於蘇州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姜艷紅，任職於蘇州大學外語學院。原題：《十月革命後俄國貴族在中國的流亡》（下），首刊於《新視角》雜誌總第79期（2017年12月）。相關文章：定居於哈爾濱、上海、天津等地的俄僑是如何來到中國的？1917年之後，俄國貴族難民的流亡之路

二、1917年後俄僑貴族在華流亡的三個階段

俄國羅曼諾夫王朝家族，1613-1917年。

1．1917～1924年，十月革命爆發到中蘇建交、締結《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詳見公號昨日文章）

2．1925～1931年——中蘇建交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

1924年5月簽訂《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中蘇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奉俄協定》，結果卻使蘇聯控制了中東鐵路，導致了東北哈爾濱俄僑的分化——蘇僑和無國籍的白俄。對十月革命抵觸不大的俄僑老貴族看重薪俸和職業，開始申請蘇聯國籍，1926年加入蘇籍的俄僑達到1866人。而歷經艱險從西伯利亞逃難出來的俄國貴族等大多數難民拒絕加入蘇聯國籍，一些人為了保住職位而加入中國國籍。而對兩國國籍都拒絕加入者失去了工作，淪為無國籍的白俄，他們紛紛逃往內地與國外，哈爾濱俄僑人數由1922年的約155000人迅速降到1927年的55959人（其中30322人是失去國籍的白俄）。

中國發給一位俄僑的身份證件。

1929年中東路事件後，原先在中東鐵路工作的白俄全部被解僱，白俄團體被解散。1930年約有白俄2136人被解僱。據統計，1931年3月從俄國逃到北滿的俄國人約3000人。1930年抵滬的俄僑非正式估計為13500人。也就是說，十二年內抵滬的俄僑人口增加了12倍，而同期的上海外僑總數只增加了1倍。1932年國聯李頓調查團調查的結果，「滿洲」的白俄達到59900人，中國本部的白俄達到72400人。

哈爾濱曾經作為中國俄僑的「首都」，但自20世紀20年代起，哈爾濱俄僑貴族的生活日益艱辛，中東鐵路當局大批解僱俄國僑民，使其瀕於走投無路的絕境。俄僑貴族「有投入英、美、丹、瑞國籍者，求保護。有赴日本神戶、長崎者」。有些在香港、印度支那和菲律賓定居。有些能獲得簽證並付得起海外旅費的就前往北美洲和澳大利亞。但更多遷居到天津和上海。哈爾濱俄僑南下上海有諸多原因：一是東北地區的近10萬名哈爾濱俄僑中，約2/3是不認同新政權的白俄貴族，他們不願回歸俄國；二是生活在黑龍江地區的俄僑動蕩不安，1929年中蘇武裝衝突的爆發，使之更加困苦不堪；三是中東事變後大批白俄的崗位被蘇俄取代，這些白俄被迫變賣家產，南下另謀生路。

在哈爾濱的俄國貴族。

20世紀20年代寬鬆的中國法律，尤其是上海租界與華界並存的特殊格局，使俄僑貴族在居留、遷徙和工作上得到與華人一樣的自由。1920年，上海法租界只有210名俄僑；而到1928年，已經達到2358名。中蘇建交後，絕大多數俄僑貴族雖對蘇聯政府仍持抵制態度，但面對現實他們也認識到，與其徒勞地去為重建一個能被上海俄僑公認的個人或集體權威而爭鬥，還不如大力發展具有鮮明俄羅斯民族特色之個性，激發每個俄僑的主動性和創造力，以誠實和卓有成效的勞動，在遠離祖國的新環境中生存和發展。此外，「不管操什麼職業，俄國流亡者都發現上海有一種超道德的活力，人們可以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從中清除戰爭與革命帶來的煩惱。……從前的聖彼得堡的居民發現，遠東的巴黎在精神上補償了他遺留在俄國的東西……俄國的報紙、商店、飯館和夜總會全部給流亡生活繫上一根紅線，使它同已經消亡而又彷彿就在眼前的革命前的往事聯繫起來」。

一本上海俄僑影集的封面。

20世紀20年代末期，窮困潦倒的俄僑貴族憑藉自己的刻苦、毅力和才能，經過數年的艱辛奮鬥，終於熬過難民生涯中最初的艱苦歲月，變成收入穩定、精力充沛、對生活懷有希望的上海市民。

3．1932～1945年——日本侵佔東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32年，日本當局一手操縱的傀儡「滿洲國」成立；1935年，蘇聯政府單方面將中東鐵路轉讓給日本和偽滿政府。此後，蘇聯撤走中東鐵路的蘇籍員工。由於日偽當局高唱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等論調，一小部分白俄貴族把希望寄託於日本人，企圖依靠日本的軍事力量摧毀蘇維埃政權，但很快嘗到了親日的苦頭。在白俄貴族的商行和店鋪里，被強行安插了日本「顧問」進行敲詐勒索，最為轟動的便是1933年在哈爾濱的卡斯普被綁架事件。

蘇聯政府在1935年3月和日偽政府簽訂《北滿中東鐵路讓渡協定》等文件，將中東鐵路的權利讓渡給日偽政府，蘇聯撤走大批蘇僑，關閉在東北的領事館和公司。據不完全統計，中東鐵路轉讓後，大約有三萬名哈爾濱的俄僑返回了蘇聯，其中包括數千名臨時辦理蘇聯護照的無國籍白俄。在斯大林大清洗時期，蘇共及秘密警察領導人葉若夫頒布「00593」號命令，致使約5萬名「哈爾濱人」被捕，其中30992人被處死。1936年，哈爾濱白俄只剩下30589人，蘇僑有7804人。

筆者有幸採訪了上海外國語大學俄語教授、俄僑貴族的後代沈寧（阿拉?謝爾蓋耶夫娜）。據她所說，1919～1920年時，35歲的外公阿列克謝伊里奇?扎莫達耶夫與21歲的外婆維拉?瓦西里耶夫娜?扎莫達耶娃跟隨俄國杜托夫將軍從俄國奧倫堡流亡到新疆伊犁，1923年母親妮娜?阿列克謝耶夫娜?扎莫達耶娃出生在伊犁。1934年因新疆軍閥盛世才平叛回亂求助於蘇軍，蘇軍要求追捕在中國逃亡的白俄軍人，外公被強行遣返到蘇聯，1941年8月9日被槍斃，1989年才得到平反。1938年母親結識了來自浙江的父親沈崇訓，帶領全家擺脫困境離開新疆輾轉北京，最後安居在上海。

上海外國語大學俄語教授妮娜?阿列克謝耶夫娜?扎莫達耶娃和丈夫沈崇訓在新疆相識。

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俄僑達到15000～20000人，其中包括猶太人4000人。1932年一?二八事變以後，上海的俄僑聚居區從公共租界轉到法租界，霞飛路及其周圍地區面貌大為改觀，成為上海新的現代化鬧市中心，甚至可以說形成了一塊俄僑區：行列整齊的梧桐，黑白相間的仲夏遮陽傘，含有濃重俄國味的店招，高加索的粗厚用具，莫斯科近郊式的花壇，伏爾加河流域式的烈酒，東歐式的大菜，粗獷而又深沉的歌聲，以迴旋為主步的舞蹈……這一切都令人驚嘆不已，也使霞飛路及其附近很快被稱作「東方的聖彼得堡」。

上海的白俄貴族出現兩極分化。20世紀30年代在俄僑中70%有能夠糊口的固定職業：從賣假寶石或羊毛毯的小販到大公司經理，從受人尊敬的大學教授到為人所不齒的娼妓，從最興奮的舞場樂師到最頹廢的午夜更夫。其他30%的白俄則是兩種截然相反的人：自由職業者和以非法手段謀生者。在白俄貴族工商業者中出現了腰纏萬貫的百萬富翁，也有很多無立錐之地的俄僑貴族。有些人日間徜徉在街衢之間，叫售肥皂、絨毯等物，夜間則蜷縮於閘北之俄國教堂，常乞人之殘羹冷飯以果腹；另外一些則靠做些小工，賺幾個錢啃大餅，有許多人每月收入甚微，每天只能吃一頓麵包紅湯，此外，就靠買點烘山芋吃吃，聊以充饑；有一些只好以乞討老朋友可憐的資助來度過痛苦的歲月；還有少數連起碼的一宿之地都沒有，夏夜在廣場露宿，深秋後甚至有人住在空洞的墓穴中。白俄貴族中的一些「大人物」，抵滬之前還下意識地盡量保持自己往日「高貴」的生活方式……但當生活的刺激挑破那些歷史的殘夢時，他們便會把一切自大狂和自尊心都拋棄了。「公主」和「伯爵夫人」開始倚門賣笑；「貴族」中竟然有人參加了三隻手集團。20世紀40年代初，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路口還有一個托碟的「將軍」，專收拾人們的殘羹冷飯。

儘管如此，隨著整個俄僑界的日益繁榮，俄羅斯文化在上海很快進入極盛時期。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白俄貴族在物質生活提高以後，開始致力於保持和發揚俄羅斯文化。他們雖然缺乏對布爾什維克的信仰，但並不缺乏對傳統的東正教的信仰，所以他們抵達上海的第五個春天便開始募捐，建築自己的東正教堂：法租界高乃依路（今皋蘭路）的聖尼古拉斯教堂、法租界亨利路（今新樂路）的聖母堂。堅信上帝和神聖的東正教成為俄僑貴族流亡生活道路上的精神支柱，俄僑貴族在上海沒有被東方異質文化所同化。他們仍心繫故國。「即使山窮水盡，瀕於絕境，我們也從未低頭認命。雖被逐出國門，我們仍日夜把祖國縈懷。」20世紀30年代上海俄羅斯文化的極盛時期由於1937年盧溝橋事變的爆發而中斷。

上海的俄僑貴族。

隨著蘇聯國內建設的進展和國際地位的提高，流落異鄉的普通白俄思鄉之情與日俱增，尤其是流亡白俄貴族的第二代對蘇聯寄予同情，有的打算回國加入蘇聯籍。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上海俄僑貴族陷入艱難和黑暗的歲月。二戰結束後，雖然蘇聯取得勝利，但少部分俄僑貴族憑藉多年磨練出來的政治敏感性預感到回國凶多吉少，「近兩年來所發生的種種事件，諸如侵佔波蘭、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比薩拉比亞和布科維納，更以不容置辯的事實表明：蘇維埃制度的原則和手段，仍一如既往。我們俄僑永遠也不會忘記和寬恕蘇維埃當局對東正教會的凌辱與迫害及對家人的殺害，也不會寬恕他們多年在集中營里屠殺幾百萬俄國人民的罪行、契卡的鎮壓及對士兵的暴行。」因此，他們更多地是移往歐美國家。

三、俄僑貴族在華流亡期間的各類活動

在政治軍事方面：

1917年後俄僑貴族先後在哈爾濱成立「俄國人民自由黨」、「遠東護國衛法團」、「遠東義勇軍」等準備返俄參戰，配合武裝干涉軍。流亡在哈爾濱的尼?烏斯特里亞洛夫、前政府高官尤?克柳奇尼科夫參加路標轉換派（Веха），在哈爾濱創辦雜誌，出版論述路標轉換思想的著作，從最新的感受重新評價十月革命的意義。

中國歷史的變化使俄僑貴族有了擺脫困境的機會。軍閥混戰中，流亡到東北的白俄將軍克列爾澤、梅爾庫洛夫和巴雷什科夫將軍、扎維亞洛夫上校等人投靠張作霖。1922年約有40名白俄軍官參加張作霖的空軍和炮兵。1924年在張作霖的奉軍中成立了由張宗昌指揮的俄國隊。1927年初，處於困境中的上海公共租界當局委託格雷博夫中將利用遠東哥薩克的部隊組建俄國隊，格雷博夫任俄軍司令，海軍上校福明任副司令，後來成為上海萬國商團的正規軍。300人的俄國軍團大部分是年齡在23～27歲之間的俄國軍官，90%的成員參加過國內戰爭；白俄僱傭軍加入中國軍閥，鎮壓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裝起義。「俄國的白軍受命運的擺布捲入了中國的內戰，在一系列流血的戰鬥中遭到慘重的損失。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從瀋陽到上海，從太平洋之濱的青島到中原地區的河南省會開封，到處都有俄羅斯士兵和軍官的墳墓。」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白俄軍官11人參加上海萬國商團的步兵隊。

1927年11月7日，蘇聯駐滬領事館舉行慶祝十月革命10周年活動，俄國貴族組織的上海俄難民權利委員會號召白俄11月7日罷工，下半旗，在蘇聯領事館門前舉行示威悼念活動。《上海柴拉報》也在當天刊登有關十月革命後重大事件的文章和回憶錄等。

上海柴拉報辦公室前的俄僑。

1925年在哈爾濱的俄僑大學生中出現了同鄉會名義的民族主義組織和團體——「俄羅斯法西斯黨」，其領袖是康?弗?羅扎耶夫斯基。它在全世界的18個國家建立了分部，黨員人數在1～2萬人，20世紀30年代哈爾濱幾宗轟動的綁架案與之有關。但「俄籍的移民，在個性上，大多數是反日的」。白俄貴族團體大多俱不媚日。此外，面對20世紀20年代中國北方的災情，俄僑貴族舉辦音樂義賑大會，募捐救助中國災民，1922年募捐24000元。在抗日戰爭時期，為支持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上海白俄貴族與其他國際友人一起積極加入中國軍隊助戰。外國人士在中國軍隊參戰者共有451人：美國152人，法國124人，蘇聯115人，英國55人，其他國籍5人。此外，有改為中國國籍的白俄300人與蘇僑一起上戰場。在近800名的中國客籍軍中，以白俄居多。1926年從西伯利亞來到上海的白俄軍事家莫洛契科夫斯基在北伐期間曾統率華北軍用火車，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時在98師參戰幫助十九路軍。1937年在「八?一三」上海保衛戰時統率裝甲車一列，掩護中國軍隊撤退。

在哈爾濱的俄國法西斯主義者。

在經濟方面：

十月革命後，俄僑貴族不接受沙俄時代創辦的駐華道勝銀行國有，而是繼續運營。1920年10月道勝銀行與中國政府簽訂管理中東鐵路的協定，承認中國對鐵路的各項權利。此外，俄僑貴族在哈爾濱創辦兩家股份公司（第一和第二借款公司）、猶太國民銀行、環城銀行和房產主銀行。

十月革命後，霍爾瓦特繼續維持中東鐵路的各項權益。但中東鐵路被國際共管後，沃斯特洛烏莫夫擔任中東鐵路局局長，各處處長由俄僑貴族擔任。俄僑貴族在哈爾濱開設了鐵路總工廠和54家輕工業工廠，其中最著名的是老巴多煙廠和秋林公司。1924年中東鐵路在哈爾濱松花江上有4艘汽船、12艘貨船，夏特柯夫斯基公司有2艘汽船、2艘貨船，東西伯利亞公司有4艘汽船、2艘貨船，其他俄僑貴族商人有11艘汽船、6艘貨船。1922年，設在中國的秋林公司由俄僑貴族尼阿卡西雅洛夫等股東繼續經營。

20世紀初上海的俄僑貴族商人寥寥無幾，十月革命後上海的俄僑貴族商業活動迅猛發展。1919年上海約有俄僑1000人。1924年，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在杜美路（今東湖路）創辦亞歷山大手術機械廠。1926～1928年，俄僑貴族在上海霞飛路開設15～20家小百貨店、10家食品店、30家服裝店、5家大型糖果店、5家藥房、5家鐘錶首飾店、3家照相館、2家炊具店、5家理髮店、5家出租汽車行、3～4家皮鞋店、5～6家報亭、4家糕點鋪、幾家花店和1家金魚店。20世紀20年代末，上海一流的醫師、建築師和工程師中，已有1/10以上是俄僑貴族。在法租界俄僑已是法僑人數的三倍以上，霞飛路很快便成為僅次於南京路的上海第二條新的繁華大街，被俄僑貴族戲稱為「涅瓦大街」。

上海俄僑開設的音樂店。

十月革命後，往日從事新疆貿易的俄僑商人大多滯留在新疆改做中國貨生意。1920年俄僑貴族在烏魯木齊的商行有：芝盛洋行、天興洋行、德盛洋行、德和洋行、仁中信洋行、吉利洋行、茂盛洋行、大利洋行、吉祥涌洋行。1919～1926年在庫車俄僑貴族的商行有：東關、哈尼海買斯巷、公岡巷、棉花八柵、糧食八柵、東河壩等。與哈爾濱、上海俄僑貴族的商業活動比較，在新疆的規模小，人數少。然而，俄僑貴族是新疆民辦工業的主力軍，他們在烏魯木齊和伊犁等地從事畜產品的加工業——皮革的鞣製和加工，還有甜點食品加工業、製造靴鞋、縫紉、修理鐘錶、自行車等。比較著名的是伊犁木沙巴耶夫的皮革廠。1928～1931年，俄僑貴族協助開通了新疆塔城到烏魯木齊的公路，1927年開通了烏魯木齊至奇台的運輸班車。一部分俄僑貴族在伊犁、塔城、阿山沿邊地區利用先進的農業機械工具務農。在東北，20世紀20年代，俄僑貴族商人在北滿的東西部林區擁有林區35135平方公里，規模最大的是斯基德爾斯基、柯瓦爾斯基、舍甫琴科3家。

流亡到新疆的俄國貴族。

在文化方面：

隨著中東鐵路的修建和經濟的發展，俄僑貴族開始注重在哈爾濱的精神文化生活。十月革命後，大批俄僑貴族湧入哈爾濱，輝煌燦爛的俄羅斯文學藝術也隨之到來。遠離歐洲的遠東僑民文學保持了原有的民族特色，又吸收了東方的手法，其作品成為東西方文化相互滲透和影響的產物。20世紀20～30年代遠東僑民文學在哈爾濱和上海卓有成效。十月革命以前哈爾濱已經有一批俄國詩人（亞歷山德拉?彼得洛夫娜?帕爾考、謝爾蓋?阿雷莫夫）；1920年，作家古謝夫?奧連布爾格斯基、彼得羅夫?斯基塔列茨成立了文學和詩歌團體；團體「青年丘卡耶夫」的組織者阿?阿?格雷佐夫相繼出版了五部詩集。

俄僑在哈爾濱最大的音樂團體是俄國古老藝術研究會（ОИРСИ）。1921年俄僑貴族在哈爾濱開設了第一所俄國音樂學校，1924年開辦了以俄國作曲家、指揮家格拉祖諾夫命名的高等音樂學校，1927年成立了一所音樂專科學校。20世紀20年代，俄僑貴族在哈爾濱上演《俄羅斯婚禮》、《天鵝湖》、《雪姑娘》、《葉甫蓋尼?奧涅金》、《黑桃皇后》、《卡門》等歌劇劇目。畢業於聖彼得堡音樂學院的歌劇指揮家卡普倫?弗拉基米爾在哈爾濱成功指揮過《波利斯戈東諾夫》、《浮士德》、《沙皇的新娘》、《黑桃皇后》等。

哈爾濱聖尼古拉中央大教堂、聖索菲亞教堂、聖母教堂等內部設置的諸聖畫像都出自俄僑貴族名家之手。1908年畢業於莫斯科帝國斯特羅戈夫美術學校的М.А.基奇金在哈爾濱南崗地區創辦「荷花」（ЛОТОС）畫室，培養了一批藝術家。

哈爾濱的東正教堂。

1898～1917年，俄僑貴族僅在哈爾濱一帶就開辦了20多所各類學校。20世紀20～30年代，俄僑貴族形成了一套從小學、中學、職業學校直至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體系，同時也形成了一套從教材、學制、經費到最終目的的教育管理體系，使十月革命後被迫流亡的貴族後代能夠繼續接受正規教育。1920年，一批俄僑貴族教授創建哈爾濱高等經濟法律學校，1922年改為哈爾濱法政大學，首任校長是俄國立憲民主黨人、路標轉換派的思想家烏斯特洛亞科夫。1920年9月9日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籌建中俄工業學校，1922年改為哈爾濱工業大學。1923年，俄僑學者支持的東省文物研究會成立；同年，東省文物研究會陳列所（即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隨著中東鐵路的修建，以俄文為主的俄僑新聞出版也迅速發展起來。1917～1922年，俄僑貴族在哈爾濱先後創辦發行報紙（《前進報》、《俄羅斯之聲》、《霞光報》、《傳聞報》、《論壇報》、《風聞報》、《回聲報》、《俄語報》、《哈爾濱時報》等）近50份。1926～1935年，俄僑貴族在哈爾濱出版雜誌（《滿洲通報》、《聖賜糧食》、《邊界》、《民族》等）近250種。1918～1949年，俄僑貴族在哈爾濱出版各類圖書達4000餘種。

東省文物研究會。

從中國東北遷居上海的俄僑貴族藝術家建立各種文藝社團，如東方文學聯合會、星一會、星二會、星三會（或稱赫拉姆聯誼會，ХЛАМ）、星四會、星五會、東方聯誼會、藝術與創造聯合會、烏克蘭演員聯誼會、烏克蘭文化教育協會、普希金委員會等，還出版文集，發表俄僑貴族的作品。1934年，俄國作家И.А.布寧（193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編者注）與其中的一家社團建立聯繫，並擔任名譽會長。20世紀30～40年代在上海頗有影響的赫拉姆聯誼會，其核心人物是芭蕾舞劇導演Э.И.埃利羅夫、《上海柴拉報》的編輯Л.В.阿爾諾多夫、作家В.С.瓦爾、音樂家А.Г.別爾莎斯基、А.О.基爾薩諾夫、記者А.В.彼得洛夫、畫家Л.В.斯克維爾斯基等。1936年，該會授予俄國歌唱家А.韋爾金斯基「上海名流第一騎士」的稱號；同年還隆重地接待了俄國演員、世界知名歌唱家Ф.И.沙里亞賓。1937年2月，普希金委員會在上海舉行了普希金銅像落成典禮儀式。表演藝術家、導演托姆斯基和話劇導演、音樂家普里貝特科娃主持的俄國話劇團曾先後上演過許多俄國古今名劇。芭蕾舞演員謝羅夫、曼熱萊、埃利羅夫等人先後抵滬定居並演出，使上海芭蕾舞劇在20世紀30年代進入極盛時期。1925年，М.С.連比奇創辦《上海柴拉報》。1929年，П.И.扎伊采夫創辦《語言報》，該報政治色彩突出，明確規定不接受有共產主義傾向的文學作品。

上海工部局樂隊參加的演出。

俄僑貴族在上海有三大音樂基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樂隊、室內音樂協會、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1927年成立的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中，俄僑貴族人士Б.С.扎哈羅夫、З.А.普里貝特科娃、С.С.阿克薩科夫、И.П.舍夫佐夫等先後在此任教。「上海的西洋音樂活動大多依靠俄僑音樂家，俄僑（話劇、歌劇、芭蕾舞劇）演員、歌唱家和美術家，更使上海觀眾為之傾倒。」

1920年畢業於莫斯科繪畫、雕塑及建築學校的畫家波德古爾斯基不僅作畫，還參加上海沙遜大廈、法國夜總會的設計。1928～1931年俄僑貴族畫家波德古爾斯基、皮庫列維奇、帕什科夫、基金奇、丹尼列夫斯基等多次舉辦畫展。20世紀30年代，俄僑畫家不僅擅長繪畫創作，還精於建築和藝術的設計，如建築師亞龍設計了法租界的聖尼古拉耶夫教堂、利霍諾斯設計了聖母大教堂。1924年索科洛夫斯基定居上海後，在上海各建築公司從事建築藝術裝飾設計，取得一級建築師的資格。古斯特、薩夫羅諾夫等人從事商業廣告、櫥窗設計和舞台美術設計。俄羅斯藝術家弗拉基米爾?特列奇科夫的傳奇生涯也是在1930年僑居上海後開始的。

上海的俄僑教育與哈爾濱迥然不同，俄僑貴族子女一半在其他國家的駐華學校內接受教育。由於上海國際化的環境，俄僑貴族在上海創辦了12所教育團體、5所俄僑中小學、12所專科學校與職業學校、3所高等學校。他們創辦的俄國教育學會強調「竭盡全力不使俄僑學生被外國人同化，並使他們時刻牢記祖國，成為俄羅斯思想和俄羅斯文化的繼承者」。1921年，沙俄駐滬總領事格羅謝（В. Ф.Гроссе）的夫人和普林茨創辦了第一所俄國學校——俄國實科中學，校長為俄國第四屆杜馬代表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魯薩諾夫。1922年，第一西伯利亞士官武備學校與伯力士官武備學校的師生近700人隨斯塔爾克將軍所率俄僑難民船隊抵滬，少將Е.В.魯塞特擔任西伯利亞軍校的校長，少將А.А.科爾尼洛夫擔任伯力軍校的校長。1930年創辦的上海海運學校，校長為黑海西北部海防司令兼黑海水上航空兵司令М.И.費奧多羅維奇少將。

上海外國語大學俄語教授維拉?瓦西里耶夫娜?扎莫達耶娃。

筆者採訪的上海外國語大學三代俄語教授世家沈寧一家對近代上海的教育事業功不可沒。20世紀20年代他們流亡到新疆伊犁，40年代末定居上海。在1949年12月創辦的華東革命大學附設俄文專科學校（今天的上海外國語大學）里，外婆和母親率領120多位俄羅斯教師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急需的俄語人才，1978年沈寧老師登上了上外的講台。

上海俄僑教育多樣化，不僅有東正教下俄羅斯民族的教育傳統，也有西歐國家影響下的洋化教育；由於流亡上海的俄僑貴族的經濟困境，學校的師資規模和設備都不如其他國際學校；上海的俄僑貴族對於下一代的教育方式爭議很大，沒有統一的俄僑教育事業的管理中心。其業績不如哈爾濱。

20世紀30年代，隨著局勢的動蕩，哈爾濱俄僑貴族大批南遷到上海，俄羅斯文化在上海出現了一個極盛時期。出版發行了24種俄文報紙、27種俄僑雜誌。如1925年10月25日遠東俄僑報業巨頭М.С.連比奇創辦《上海柴拉早報》、《上海柴拉晚報》，全面、鮮明地反映上海俄僑、外僑及華人生活中有趣的事。1929年1月7日，И.М.阿爾塔舍科夫創辦《斯羅沃報》，該報的宗旨是「與一切有損俄國國民事業的言行鬥爭」。

《語言報》。

20世紀30～40年代上海俄僑貴族出版的文學作品有：阿庫利寧的《奧倫堡哥薩克軍與布爾什維克的鬥爭》、阿普列列夫的《海軍中校——不應忘記……》、阿諾爾多夫的《中亞散記》、格拉戈列娃的《流亡者的激情》、布拉托夫的《一位將軍的故事》、謝韋爾內的《屠格涅夫的故事》、《北極的婦女》、《斜視的聖母》、《中國瓷人——財神菩薩》等。

上海外國語大學俄語教授妮娜?瓦西里耶夫娜?扎莫達耶娃和學生們。

20世紀30年代俄僑貴族創辦的廣播電台有：1933年開播的俄國廣播電台；1935年12月8日易卜拉欣?艾哈邁拓維奇?馬姆列耶夫創辦的第一韃靼廣播電台。20世紀20～30年代俄僑貴族創辦的書店和圖書館有：1925年俄僑貴族商人謝爾巴科夫創辦的俄羅斯事業書店暨圖書館；托爾熱夫斯基圖書館；百老匯俄僑圖書館、雜誌圖書館等。

上海外國語大學俄語教授、愛倫堡貴族後代沈寧（阿拉?謝爾蓋耶夫娜）。

十月革命後流落異鄉的俄僑貴族在顛沛流離的難民生涯中依然保持濃厚的東正教傳統。修士大司祭安德烈耶夫曾經論述俄羅斯東正教的使命：「俄僑長期居住國外，深感被同化之憂慮，因為他們遠離祖國，失去了與俄羅斯人民的聯繫。只有保持豐富的精神生活，只有增強宗教信仰，才能使俄僑依作為統一的俄羅斯民族之一員而存在下去。俄羅斯的思想也總是宗教的思想，這就是『神聖俄羅斯』。」1898年，海參崴俄國東正教司祭茹拉夫斯基進入哈爾濱，建立第一座東正教堂。1898～1956年，在哈爾濱及東北各地共有97座東正教堂，其中哈爾濱有22座。1917～1938年，東北各地有44座東正教堂，其中哈爾濱有13座。1922～1924年，哈爾濱建成5座教堂，2座修道院，中東鐵路沿線各地建成11座教堂；比較著名的有聖尼古拉教堂、聖尼古拉中央大教堂、聖母報喜教堂、聖索菲亞教堂等。

上海的東正教堂。

在上海，對上帝的信仰、忠於俄羅斯的宗教傳統使俄僑貴族相繼建立了12座教堂。例如，聖尼古拉軍人小教堂是斯塔爾克將軍在1922年撤退到上海時，率領兩所貴族士官武備學校的教官和學員在上海極司非爾路（今萬航渡路）設立的教堂。1925年，季捷里赫斯中將及其夫人在所辦的孤兒院中設立了俄國女子中學聖母堂。1927年，以格羅謝為代表的上海俄僑各界成立籌建委員會，通過募捐建立了復興路聖母堂。1931年，流亡上海的沙俄海軍軍官發起籌建了霍山路聖安德烈教堂。為了紀念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1932年在格雷博夫中將倡議下，集資建立了俄僑在法租界的第一座教堂——聖尼古拉斯教堂。

上海俄國猶太貴族的聚會。

綜上所述，十月革命造成了史無前例的以貴族為主體的俄僑大流亡，其人數不僅超過了俄國史的任何時期，也超過了同期的駐華外僑。20世紀20年代俄僑貴族主要活動在中東鐵路沿線的哈爾濱及其周邊，30年代因為中國時局動蕩而南下的俄僑貴族主要活動在上海。俄僑貴族不僅保持了東正教特色的俄羅斯文化，而且促進了哈爾濱和上海等地的經濟文化發展，有助於中國的近代化。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