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楚簡帛墨跡的書法學價值

最新 03-28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戰國楚簡帛墨跡不斷有新的發現，為我們系統考察先秦墨跡的筆法形態和書法價值提供了豐富而又寶貴的資料。楚簡帛墨跡是具有多維性價值的資料，承載著上古異常豐厚的歷史文化內涵和學術思想信息，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和思想史價值。在當代，它還催生了許多新學問甚至新學科。楚簡帛墨跡的書法價值研究，在當代也是一個全新的課題，主要討論的是楚文化背景下簡帛墨跡的形態和風格的演化變遷，兼及工具材料、形式形制、技法技巧和審美觀念變遷的考察。這種考察不僅在於究明上古墨跡的筆法原委，理清其發展嬗變脈絡，而且還要為當代的篆書創作提供圖像範本和審美導向。考察的方法主要是從書法學的角度切入，對其筆法形態和風格取向作系統梳理。具體而言，是將不同內容楚簡帛墨跡置於上古文化語境中，對其書跡演化和風格歸屬進行歷時性描述和共時性比較，把握其書寫原則和演變規律。在以整體方式觀照其風格類型的一些主要特徵及其形成、發展、演化過程的同時，還立足於書法史的結構，通過對具有代表性的書跡形態的具體考察，從而揭示出楚簡帛墨跡之於中國書法史的意義和價值。

一、楚簡帛墨跡豐富了戰國書法的圖像譜系

楚簡帛墨跡大量發現之前，人們對先秦墨跡的認識僅限於春秋晚期的盟書，此外再無更多實物材料。楚簡帛墨跡面世使上古書法圖像譜系及其形態立馬豐富起來，這些無數無名書手不約而同的書寫活動，建構起了書法史上鑄刻文字與手書墨跡、官書與俗書、正體與草體、題銘與簡牘並行於世的書法圖像譜系。

在上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對戰國書法的認識主要停留在傳統題銘書跡上。從學術角度講，人們或許對學者眼中的戰國古文及其分類存有依稀印象，但「六國古文」究竟是什麼形態，也許只能憑藉有關蝌蚪文的介紹資料去想像，或者從已出土的青銅銘文、三體石經、說文古文以及有限的戰國古璽文字等材料去尋繹其書跡特徵。儘管也有學者將「六國古文」分為不同系別，但其時的手書墨跡的真實形態究竟如何，誰也不曾一見。楚簡帛墨跡的面世，全面而清晰地向世人展示了戰國題銘之外手書墨跡的整體面貌，從此，人們對楚系文字和楚風書法的認識也全面而立體地建構起來。

《楚帛書》是解放前在長沙因盜掘而出土的，長沙五里牌楚簡和仰天湖楚簡是首批以科學考古的方式發掘出土的楚簡，隨後又有大批楚簡陸續面世。楚簡帛較為完整的形制和清晰的書跡引發了書法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其完全不同於青銅銘文的書體書跡形態，首次向人們完整地展示了兩千多年前楚國書手書寫的真實狀態。如果從書體上品味，它無疑是第一次向世人解說「六國古文」之楚系文字的蝌蚪筆法和奇詭結體。特別是曾侯乙簡、包山簡、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等墨跡的發現和面世，使人們更加充分認識到，楚人的手書墨跡也是同時代楚金文在結字構形和筆畫揮運方面多姿多彩的呈現。從此，一種取勢多變、線條弧曲、筆致勁挺、起訖別緻的楚式風格為書法界所熟知。楚簡帛墨跡的發現不僅給書法界提供了戰國楚風墨跡的原始面貌，也給廣大書法愛好者提供了最為客觀真實的研究資料和圖像範本，這對於推動和影響中國書法創作風格的多樣化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從圖像學角度看，作為「六國古文」的手寫樣式，楚簡帛墨跡不同於青銅銘文的特點就是「草化」。我們知道，先秦文字書刻從一開始就是按照正體和草體兩條路線並行發展，這兩個系統自漢字產生伊始即相對獨立，並依照各自發展理路演進。正體與草體的雙線並進，並不時伴隨著互動和相互影響。[1]所謂「正體」，即官方指定通行的標準字體及其規範化寫法，用於國家重要的典禮冊封記事，鑄刻題銘是其主要形式，或曰「官書」；所謂「草體」是指「正體」之外的手寫體，或曰「俗書」，竹帛是其主要載體，如盟書、簡牘帛書等。在先秦，「正體」因用字的規範化和莊重性，其演進呈現為相對穩定和保守的態勢；「草體」則因實用簡便的需要，呈現為字體演進的變化形態。手寫活動以追求簡便為旨歸，用筆草率隨意，故其演進時有突破規範和穩定性的傾向。郭紹虞曾從書體演變的角度分析了正體和草體演變的特徵，他認為，「正體的性質屬於靜，靜故不易變，也不要求變；草體的性質屬於動，動故容易變，而且也有變的要求。所以字體的演變，不在正體而在草體，草體才是字體演變的關鍵」。這一見解無疑解開了文字書體演變之謎。簡言之，正是草體及其發展引發了早期文字書體的演進，從而實現了古文向今文的質的轉變。

那麼，作為早期「草體」的楚簡帛墨跡，其書法價值何在？本文認為，楚簡帛墨跡是上古書體變革中一個不可忽視的起點。這個「起點」的特徵正是「草化」。在楚簡帛墨跡中，「草化」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而且還是無數個無名書手不約而同的共同取向。何以如此？書寫簡化是其根本動因。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流動加劇，居於社會下層的「士」快速向社會上層流動，產生了一批新興官僚階層和知識分子階層。「知識分子」的興起，文字運用活動增多，大量書寫活動進入日常交流領域，時代呼喚一種簡便、自由、隨意的書寫方式，竹帛書寫應運而生。可以說，這是時代發展對快速書寫提出的必然要求。在先秦，正體銘文雖然整飭、規範、典雅，但書刻殊為不易，草體的操作則要簡便靈活得多。由於點畫不為規範性所拘，故簡帛的書寫更為活潑、自由、靈動和開張。相較題銘書跡，其線條富於輕重、粗細和快慢之變，特別是出現了明顯的提按和轉折動作，甚至還有許多為正體所不能容忍的方勢、尖勢和逆勢。故有人說，「楚書流麗，其季也，筆多冤屈而流為奇詭」。（胡小石：《齊楚吉金錶》）誠哉斯言，所謂「流麗」「冤屈」與「奇詭」，無不是「草化」所賦予。如果仔細追蹤「草化」的寫法，這是一種有別於傳統正體「篆引」筆法的「擺動」筆法。所謂「擺動」，就是在水平運筆中增加垂直方向的運動，使線條看上去有明顯的頓挫轉換動作和速度變化。楚簡帛墨跡中的線條形態無不由這種「擺動」筆法所致。在「擺動」過程中，要提高書寫速度，簡化和連寫成為必不可少的技術環節。而「簡化」和「連寫」正是「草化」最為常用的書寫方式，觀包山簡，筆畫簡化、調鋒轉連和兩筆連寫現象可謂比比皆是，[2]其書寫方式、線形線質和速度節律與正體銘文明顯有異，在「草化」過程中，楚簡帛墨跡完美地實現了正體銘文難覓的書寫性。

書寫性之於中國書法譬如靈魂之於人，離開書寫性無異於抽離了中國書法的靈魂。比之正體銘文，楚簡帛墨跡給人以一氣流貫的印象，這種特徵正是「草化」所賦予的書寫性。今天看來，這種出於實用需要的「草化」用筆，集篆書的圓活、隸書的頓挫、行書的動勢和草書的率意於一體，匯成了簡帛筆法體系的源頭。其形態介於正體篆銘與古隸之間，相對正體而言是草體，相對於古隸而言又是正體，筆法由正體草化而來，化靜為動，孕育了後世書體的種種筆法動機，為古隸、簡草、章草、草書的產生準備了物質條件和審美積澱。在秦王朝滅亡後，楚簡帛墨跡的「草化」用筆因素又在秦漢簡牘墨跡中復現：連雲港漢墓出土的西漢晚期簡草《神烏賦》、居延漢簡中的簡草以及新見長沙東牌樓簡牘中的行草和楷書，皆可視為楚簡帛與秦漢簡牘帛書結合的新體。甚至連簡約流便的章草，其橫勾的連寫形態也可看成是這種古老筆法在新時代的孑遺。以戰國草化墨跡為節點，其或為隸書之源，或現簡草之形，或顯草書之意，無一不清楚地昭示出了書體演進的運動方向。

綜上，楚簡帛墨跡的書法價值，不唯體現在書法形態學層面，也昭示了中國書法早期筆法意識從混沌走向有序的心路歷程，同時也為我們認識上古正體和草體的相互關係提供了實證材料。楚簡帛墨跡在「草化」中不斷出現的形態變化，改變了早期正體篆銘筆畫的連接方式，使得以單根線條為組合的大篆逐漸轉向為筆勢連貫的線條組合。如果這種意識落實在草書中，就體現為簡化和連寫（主要以減少筆畫和構件來實現）；如果體現在行書中，雖不減少筆畫和構件，但連寫是其主導，現行草書如「天」、「夫」的寫法，正是從楚簡帛墨跡的行筆順序中來。它將正體大篆線條引向了書寫性和表現性的審美領域，從而使文字的書寫具有了抒情意味和風格歸屬，這正是漢字書體和筆法演變的真正動機，為後世書法進入筆法追求的自覺時代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楚簡帛墨跡孕育了隸變初期的筆法動機

關於篆隸之變，過去學術界曾認為隸書起源於戰國晚期，成熟於西漢晚期，精熟於東漢末期。但是隨著地下戰國楚簡帛墨跡的面世，這種傳統觀念正在逐一得到修正。裘錫圭據此認為隸書在戰國時代就已基本形成了。（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常耀華在分析了春秋末年盟書中的一些藏頭露尾、有輕重肥痩變化的新型筆畫之後，發現其中已有撇捺筆畫出現，他認為正是這些新型筆畫的出現大大簡化了篆引纏繞的筆法，改變了筆畫的基本走向，使之由上下運轉變成了向左右舒展，從而使篆書的扭結得以解放，使其字勢由二維向著四維空間擴張，形成了八面來風之勢。故其明確提出了「東周盟書為隸變之濫觴」的主張。（常耀華：《開隸變端緒的東周盟書》）

現在看來，盟書的時代確乎比楚簡帛墨跡要早一點，其筆法正是學界流傳的所謂蝌蚪筆法。對照分析盟書和楚簡牘墨跡的筆法，我們似乎不難在二者間建立起某種聯繫。曾侯乙竹簡是迄今發現最早的簡牘墨跡，大約寫於戰國早期。其基本筆畫具有明顯的蝌蚪特徵，主要是起筆逆鋒而入，線條粗重，行筆疾速勁挺，收筆尖出。這種帶有蝌蚪意味的用筆，大概就是春秋以來手書墨跡（比如盟書）建立起來的筆法傳統。其橫畫大多向上略彎下垂，結體以縱長為主，章法布白空闊疏宕。當然，這批簡書的書風與同時出土的漆書銘文、石磬文字也頗為接近，自然還不是所謂的「隸書」。但是它的縱長體勢和間雜其中的方筆和直線，時不時遞送些許隸書信息。這說明，隸變初期的種種筆法動機已經在孕育之中了。

這種情形在稍後的包山楚簡中體現得較為充分。包山楚簡寫成於戰國中晚期，共278枚，總字數12472字，堪稱隸變孕育期的楚風墨跡的典型代表。這批由多人書寫且風格多樣化的楚簡，無一不透露出隸變童年時期的些許信息。用筆較為隨意，一般起筆重，收筆輕，頭粗尾細，筆畫有粗細變化，有些字還遺留有蝌蚪痕迹。大多數字依舊呈現為楚風墨跡尚圓好曲的特徵，線條弧度富於變化，特別是因走筆迅捷而順勢帶出的圓弧線條，富於抒情意味，但結體已明顯從曾侯乙簡的偏長變為扁平。由於書寫速度較快，字跡較為潦草，帶有尖鉤的筆跡態勢活潑，因之造成顧盼照應、奇肆率意的風格。不可忽視的是，包山楚簡中的許多字，其橫畫已有明顯趨直的意味，如果收筆時略加頓按，然後挑出，就是純正的波磔趣味的隸書筆畫了。這說明，隸變的筆畫形態已處在萌芽中。

前文已述，正是簡牘的「草化」及其發展，啟開了中國書法史上書體變革的旅程，這方面的成果也包括隸變。隸變是在對篆書的簡化、草化過程中的審美髮現，是大篆字體的簡省化、抽象化和符號化。但隸變的發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存在著一個漸變的過程，在青川古隸產生之前，它必然經歷了一個形體和筆法的發育階段。本文認為，這個階段正是由楚簡帛來完成的。根據字體演變規律，字體的漸變必須以兩個重要技術指標的完成為基礎，即形體上的改變和筆法上的出新。形體上的變化主要表現為結構上的簡易和形體的變長方為寬扁；筆法上的變化則是棄「篆引」而取隸法。這兩個變化的產生也必須依賴兩個前提：其一是有字體演變的內在需要，其二是有字體演變的物質基礎。戰國中期以前，草體已經發育，表明「隸變」的前提已經具備。作為草體的楚簡帛墨跡在撐滿簡面的過程體勢橫逸，橫波微露，實際上已經有力地暗示了隸變的消息。如曾侯乙墓簡書縱長取勢已分明有了小篆的體態，其中間雜的方筆和直線，遞送了些許隸書信息。前述包山楚簡中以輕挑短頓、延展字尾來曲盡筆致的書跡，在快速書寫橫畫時自然形成的起筆重駐、收筆輕提，這對發現「蠶頭燕尾」的筆畫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在收筆時略加頓按，再向上挑出，就是名副其實的「隸書」波挑筆畫了。

談到楚簡帛墨跡的隸變，不能不論及比之遲生晚熟的秦簡。從文字學角度看，楚簡帛和秦簡本來字出同源，皆從商周而出，都是介於商周和漢代之間的簡牘文字，這一時期正是古文字向近古文字過渡的轉折時期。從書法學的角度看，它們都處於由篆到隸的轉折時期，在中國書法史上都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是漢字走向新時代的樞紐。古今書體諸元素皆交會於此。迄今發現最早的楚簡帛墨跡是書於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竹簡，秦簡實物則多為戰國中晚期及以後。它們各自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呢？我們可以從點畫形態、用筆遣毫、結字構形以及風格取向等方面作一比較。點畫形態上，楚簡帛點畫多尖利爽勁洒脫，秦簡點畫則溫潤持重厚朴。在用筆遣毫方面，楚簡帛多側鋒切入或順鋒直下，顯得直截了當，靈活多變，秦簡注重藏鋒裹毫，力求點線圓厚。在結字構形方面，楚簡帛多橫向取勢，以弧曲線形為主，多曲轉，字形扁圓，結字構形不拘一格，體態多變；秦簡則文字多縱向取勢，以直勢線形為主，多方折，字形趨方（正方或長方），結字構形趨於規律化和理性化，講究工穩與平衡。從風格取向上看，楚簡帛氣息浪漫感性，倏忽變幻，富於動感，情感熾烈外露；秦簡氣息平實厚朴，端莊淳穆，圓厚穩重樸拙。兩相比較，二者在隸變進程中的意義和作用可謂各有千秋，各具特色。楚簡帛墨跡字體篆隸兼具而多偏向篆構，橫撐時的體勢以及橫畫趨直、波挑用筆和轉連映帶，時不時傳遞幾許隸變的消息；秦簡字體兼具篆隸而多偏向隸書，用筆上橫畫趨直以及點線平行列置的特徵表明它是後世隸書的肇啟。同樣處於轉折期，楚簡帛的隸變意向是明確的，雖然程度有限，但是是進取的；秦簡的隸變則趨向自覺和開放。如果說楚簡帛是隸變的先聲，那麼秦簡則是隸變的先行。楚簡帛突破篆構時不時回望篆書，不舍圓轉彎曲，表現出對妖嬈篆構的無限依戀；秦簡突破篆構大步前行，義無反顧，其橫平豎直和方折用筆，表現出對簡捷明快的一往深情。秦簡隸變偏於理性，表現出書寫上的實用至上的致思傾向；楚簡帛隸變偏於感性，表現出對書寫方面的藝術追求，從而導向妖嬈和美飾。

故裘錫圭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六國文字里，傳統的正體幾乎被俗體衝擊得潰不成軍了」。[3]唐蘭也指出，「六國文字，地方色彩更濃了，以致當時有統一文字的理想。但除了圖案化文字外，一般有一個共同的趨勢，那就是簡化。用刀刻的，筆畫容易草率，用漆書的，肥瘦也受拘束，就漸漸開隸書的端緒了」，又說，「六國文字的日漸草率，正是隸書的先導」。[4]裘錫圭也承認，隸變是戰國時期各地文字發展的一個共同趨勢，「在戰國時代，六國文字的俗體也有向隸書類型字體發展的趨勢。……如果秦沒有統一全中國，六國文字的俗體遲早也是會演變成類似隸書的新字體的。」[5]

誠然，楚簡帛墨跡的草化，並沒有導致隸變完全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但以楚簡帛為代表的六國文字的潦草簡率，為隸變的發生準備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其筆法上的豐富變化、點線形態的多元生成以及字形結構的簡省變易，無疑為加劇隸變提供了可資發展的物質形態。唯其如此，才有秦文字隸變在字形表面的平穩狀態中去做根本性的書寫變革，並保持連續而穩定的發展。因之，秦文字隸變可以看成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由草體走向新體的字體重塑。「在客觀條件上，六國的亂世動蕩與秦文化的相對封閉，則是造成東西不同地域之書寫性簡化存在巨大差異的社會原因」，叢文俊的這一觀點值得重視，一是文字的演變規律與隸變有著密切的聯繫，書寫性簡化不僅僅導致隸變，也可能帶來草率和訛誤變異；二是隸變也與國家的政治軍事文化制度的變革有關。秦簡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的意義，在於其古隸的體勢、筆法奠定了後來隸書的基本格局和演變方向。同樣由於政治的原因，楚簡帛進一步隸變則永遠地失去了歷史的機遇。畢竟楚簡帛墨跡資料的面世填補了春秋晚期以來與戰國中後期手書墨跡的環缺，對我們重新審視上古書法史，重新思考從前成為定論的某些書史上的問題，都是不可或缺的資料。

三、楚簡帛墨跡為中國書法美學奉獻了用鋒的法則

楚簡帛墨跡對中國書法的又一貢獻是對「用鋒」的審美髮現。楚簡帛墨跡儘管字徑小，但線條圓暢勁健，乾淨利落，尤其是橫豎相連的折筆，幾無例外都寫成了彎曲的弧線，使得結體也呈現為圓曲之形。這種崇圓尚曲的流麗之美，以及跌宕起伏的點線形態，表明楚人對毛筆的性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和開發。考古材料表明，楚筆筆制特殊，筆毛多用彈性極強的硬毫做成。早期的楚筆，往往毛裹桿外，這種楚筆雖彈性良好，但蓄墨少，鋒毫的實際利用只有鋒端的一小部分，若下力重按勢必造成頭粗尾細的形態，是較為原始的毛筆。這種筆制，筆體中虛不易發力，加上鋒長，只能以鋒穎寫小字，如果快速書寫，線條多圓曲且向左下回鉤。這說明，楚簡帛墨跡圓曲的線形，是書手加快速度、提高效率的最佳選擇。後來的楚筆有了較大改進，桿端一劈數開，納毫於桿內，看似簡單的改進，但對筆法和線形、線質的影響很大。包山楚簡的筆法變化豐富，正是這種楚筆所書，代表了楚簡帛常行書寫的主導方向。這同時也說明，快捷、簡便的書寫需求反過來又加速了筆制和筆法的改進。

眾所周知，中國書法的書寫之美的核心全在用鋒上，說用鋒發展出了中國書法的審美旨趣，恐怕不會有人反對。西方人用筆是無所謂用「鋒」的美學的，與毛筆相比，硬筆無鋒可言，硬筆書法的審美建構也是以毛筆用鋒為旨歸，並一路追隨的。楚簡帛墨跡的流麗、遒勁與洒脫的美感傳達與楚書手善於用鋒應該有著直接關聯。楚書手善於用鋒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用鋒上的豐富變化，後世用筆中的逆鋒、中鋒、藏鋒、露鋒、側鋒和偏鋒在楚簡帛墨跡中呈現為一種常態，而且轉換嫻熟，運用自如。二是提按頓挫意識趨於自覺，主要體現在起筆和線條的轉折處。比如切鋒後重按挫鋒的搶筆動作，說明以提按改變線形、線質，增加線條美感的意識趨於自覺。雖然它還不同於後世行筆中的有意識的提按，但它很好地繼承並發展了自商周以來的手書筆法傳統，使中國早期筆法嬗變呈現為一個完整的序列。三是連筆意識的萌芽，楚簡帛雖為篆構，字字獨立，但有的字連筆橫生，時見草情隸意，於簡約、便捷之中不乏飛動美的呈現。這種取向，既順應了時代對書寫致用性的需求，又為今後草書的發展積澱了難能可貴的審美經驗和感覺。從技術層面上講，楚人用鋒有兩個要點值得重視：一是楚簡帛的用鋒主要靠運指，運指擺動筆桿寫出弧勢筆畫應該是書寫楚簡帛最為省勁、自然和愜意的方式，這正是楚書手最為擅長的「擺動」筆法；二是楚簡帛用鋒發展了上古獨特的起筆細節，楚人用筆或側鋒切入起筆，或尖鋒直入起筆，然後轉中鋒推進，即可形成釘頭鼠尾或端尖中粗的線形。

楚書手對「用鋒」的審美髮現，成就了楚簡帛揮運時的意趣天成和洒脫自然。楚簡帛墨跡字形橫扁，屬於包裹式篆構，字形輪廓以無規律的多邊形居多，是篆構中字勢內斂、字態封閉、字形集緊形態，呈現的是詭異複雜的字構和變幻莫測的字形，形成了書法層面所追求的豐富多變的藝術趣味，避免了千人一面、死板僵化的弊端，使書寫充滿意趣和靈動，同時也為書手據上下字變化選擇形態留下了較大的創作空間。楚簡帛文字在借筆、省筆和組構偏旁上變化多端，也講究避讓和虛實，在遵循基本法度的同時，賦予書寫以靈動和較大的自由度。此外，良好的書寫性歷來為書法家所看重。中國書法講行氣，講氣韻，其實都是在講書寫性。洒脫自然的美感的產生，一是表明了書寫者技法上的嫻熟，二是契合書寫者的性情與氣質，即所謂得心應手，紙筆相發。這既是一種書寫狀態，也是書法所追求的審美境界。從楚簡帛墨跡中，我們也能捕捉到後世文人書法所追求的這種審美旨趣。楚書手一手持簡，一手執筆，在有限的空間里任意揮運，或以小馭大，或以虛馭實，閃展騰挪，遊刃有餘。信筆揮灑時有如飛舟衝浪，凌空行筆時又似蒼鷹搏兔。曲筆流轉委婉，直筆勁挺穩健，結體搖曳生姿，字勢凌空欲飛，可謂將毛筆的性能和書手的主觀意興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不正是中國書法歷來所重的書寫性么？

四、楚簡帛墨跡給當代篆書創作提供了學習範本

楚簡帛墨跡的面世，不僅給先秦書法史的研究，提供了詳實而珍貴的新資料，而且也給篆書傳統的學習和創作開闢了一個新視界，提供了可供多種選擇和參考的圖像範本。

中國書法史上，帖學傳統一直主導著書法藝術的發展，直至有清一代，隨著漢學復興和金石考據學的流行與興盛，受其影響，書學上出現了以碑入書和碑帖融合的主張和理論。特別是康有為、李瑞清的身體力行，給日趨文弱萎糜的書壇貫注了一股雄強之氣。斯風初興，歷代碑版、墓誌以至鄉間兒女造像等旋即受到廣泛推崇，但凡習書者，無不以從碑版中追尋篆隸神韻和意趣為樂事。但令人遺憾的是，諸種碑刻，不論其刻工技藝如何超群拔俗，其痕迹畢竟與手書墨跡隔了一層，追摹刻痕終不能直抵書者心中之意境和筆下之韻味。倘使遇上碑拓效果不好，則讓人更難直接領悟和把握其書跡和書寫的真跡實態。楚簡帛墨跡的大量出土，無疑極大地彌補了這個缺憾。楚簡帛墨跡是純粹單行書寫的手書墨跡，一不假刻刀的修飾，二不會有碑版上常見的漫漶殘泐，交待清晰的字構與走向明確的筆畫，使習書者從中可以品味出簡牘書跡的行氣、布白和章法，尋繹古人用筆規律和結字方式，從而將人們從過去看碑讀拓時那種揣摸書跡好似霧裡看花的困頓中解放出來。披覽墨跡如新的簡牘，能夠充分追索和領略書手嫻熟揮運時的那種心無罣礙、得心應手的書寫意興和筆墨趣味。唯其如此，楚簡帛墨跡甫一面世，便受到了書法家和愛好者的厚愛，對其研究和研習的風潮並不亞於當年學者對甲骨文的熱情。可以預見，隨著楚簡帛墨跡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書法家的反覆實踐，一種氣象高古的、堪與甲骨文書法媲美的「楚篆」書法，將以其獨特的語言形態和風格樣式風行於世。

當代篆書創作正在走向復興，與一批有眼光的書法家從楚簡帛墨跡中另闢蹊徑不無關係。他們視野開闊，思維敏捷，博學通變，善於從楚簡帛墨跡中尋找創作元素。倘若如康有為所言，「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隸意以厚其氣，旁涉行草以得其變，下觀諸碑以借其法，流觀漢瓦晉磚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釀而醞之，神而明之」（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則激活當代篆書創作指日可待矣。

作者單位：三峽大學民族學院

義大利布雷拉美術學院

本文原載於《長江文藝評論》2018年第1期

注釋：

[１] 侯開嘉：《中國書法史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頁。

[２] 王祖龍：《楚簡帛墨跡的筆法考察》，《三峽論壇》2010年第5期。

[３]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58頁。

[４] 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頁。

[５]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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