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網上有諸多關於日軍訓練有素的說法

文 | 張世東（作者系抗戰史研究者）

抗日戰爭親歷者回顧當年的時候，經常提到侵華日軍訓練嚴苛。川軍將領向文彬回憶說，日軍俘虜看到川軍業餘時間打籃球，都會說「日軍在平時，把這些時間都用之於刺槍術訓練」。

還有人回憶，傅作義的部將董其武說過「在有名的百靈廟戰役中，看到我軍傷亡的官兵，多數都是頭部中彈，說明日軍訓練有素，槍法很准」。

在一篇流傳甚廣的文章《二戰日軍步兵戰術》中甚至提出：「二戰中前期參戰的全部日兵均要受過最少11個月的軍訓。」也有學者認為日軍各級指揮官大部分是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培養出來的精英軍人。

然而以上種種說法並不符合史實。

日軍士兵的訓練並不充足

1937年8月15日，日軍第11師團被動員前往上海作戰，32歲的香川縣居民三好捷三突然接到召集命令，編入第11師團作戰，在接到召集命令到開赴上海戰場只有一周的時間，此時他已經數年沒有摸過槍了。侵華日軍的主力，正是由三好捷三這樣的後備役士兵，和同樣被召集編入部隊的預備役士兵組成。這些人離開軍隊多年，戰術動作和槍法早已生疏，由於第11師團動員倉促，三好捷三在領取了被服、武器、彈藥後即開赴上海，召集入營之後的訓練時間幾乎為零。

侵華日軍現役、預備役與後備役的區別，要追溯到1927年日本制定的《兵役法》。這部法律確定了日本實施國民義務普遍兵役制，即所有日本男性國民均有服兵役的義務。該法律將日軍兵役分為現役、預備役、後備役、補充役、國民兵役五個役種。所有19歲男性必須通過徵兵檢查，當時日本平均每年約有60萬左右的適齡男性，徵兵檢查將這些適齡男性分為五種，甲種合格者為身體素質最好，服現役；乙種合格者身體素質尚可，服補充役；丙種合格者身體素質較差，服國民兵役；丁、戊種為不合格，無需服役。

表1：日軍士兵的兵役種類區別與服役時間表

服現役的日軍士兵需要在兵營內接受兩年的訓練，兩年現役期滿後轉入預備役，預備役期滿後轉入後備役。在預備役、後備役、國民兵役期間，士兵無需在軍營內訓練，僅每年去軍營內報道一次即可，戰時則接受徵召投入前線。服補充兵役的日軍士兵需要在兵營內接受4個月的短期訓練即可，訓練結束後即返回家中。國民兵役則無需進入軍營，僅僅接受象徵性軍訓而已。1927年日軍軍費開支不足，不能滿足大量士兵在營訓練的開銷，於是當年徵兵的補充役士兵人數遠遠多於現役士兵。

表2：1927-1939年日軍徵集的現役士兵及補充役士兵人數一覽表

由表2不難看出，在1927年至1937年，構成日軍兵力主體的並非受過兩年完整訓練的現役士兵，而是僅僅接受四個月訓練的補充役士兵。全面抗戰爆發後，日軍兵力迅速膨脹，開始擴大現役人數。然而徵集的現役士兵和補充役士兵遠遠滿足不了戰場的損失和迅速增加的部隊數量，日軍不得不大量徵召之前已經退役的預備役和後備役士兵前往中國戰場。1938年6月的一份調查顯示，在派遣到中國戰線（關內戰場）的六十五萬日軍官兵中，現役佔11.3%、預備役佔22.6%、後備役佔45.2%、補充役佔20.9%。

表3：侵華日軍部分師團服役人員役種比較表

不僅佔據侵華日軍主體的預備役和後備役士兵的訓練水平堪憂，1937年投入戰場的日軍現役士兵的訓練程度也談不上良好。第11師團動員前往上海時，1937年徵集的現役士兵在3月剛剛入營，訓練不足半年，甚至還沒進行刺刀戰的訓練。隸屬第11師團的步兵第44聯隊在接到動員令後組成了一個快速訓練班，對這些新兵進行了僅有三天的刺刀戰訓練，這些新兵在 8月23日登陸上海後即投入了被稱為「血肉磨坊」的羅店鎮戰鬥，損失極其慘重。在1937年的中國戰場上，只有1935、1936年入伍的現役士兵算得上訓練有素，而這些士兵只佔日軍總人數的不足10%。

由於日軍現役只有兩年，在全面抗戰爆發後，日軍士兵不可能在本土進行兩年訓練後再開赴戰場。1938年後，新徵集的日軍現役士兵在國內訓練三個月後即前往戰場，剩餘的訓練在前線的部隊中完成。一線部隊隨時都可能同中國軍隊發生戰鬥，故這些新兵很多情況下並未完成訓練就會投入戰鬥。在日本本土的三個月訓練也十分倉促，1942年第10師團的新兵橫山泰和在回憶錄中提到，他們這一批新兵在日本國內的三個月的訓練里只有一次實彈射擊的機會，剩餘的實彈射擊訓練都是在到達前線後進行的。（11）

預備役與後備役士兵雖然曾經接受過完整的訓練，但由於長時間未訓練導致的戰技生疏和隨年齡下降的身體素質，導致戰鬥力並不強。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動員編組的師團這方面更加突出。日後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評論在萬家嶺戰役遭到重創的第106師團時便說，這類特設師團

「現役只有大隊長、聯隊長及聯隊副官。其他官兵完全為預備、後備役。因此，每逢作戰，各大隊長勢必親臨最前線直接指揮，其傷亡率當然很高」；「在九江西方地區所以陷於苦戰（註：指武漢會戰的萬家嶺戰鬥），主要原因即由於該部的素質太差」。（12）

日軍參謀本部也贊同岡村寧次的意見，在總結抗戰初期的動員情況時指出：

「預、後備役士兵大多數對於軍事技能已經生疏，軍事教育也不充分，年齡較大，幹部中指揮能力顯著低劣，掠奪、強姦等犯罪相當頻發。由預備役兵為主力的部隊戰鬥力與由現役兵為主力的部隊相比，戰鬥力明顯落後。」（13）

圖：南京受降儀式上的岡村寧次

日軍軍官也非 「精英」軍官

在全面侵華戰爭的第一年中，短短五個半月日軍付出了戰死三萬八千餘官兵的代價，其中包括了1000餘名各級軍官。（14）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1937年12月的第50期畢業生不過426人（15），如此之少的畢業人數根本彌補不了日軍龐大的軍官缺口。那麼日軍的軍官是如何補充的呢？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軍部開始意識到由於大正軍縮導致的基層軍官缺乏，損失的軍官並不能得到很好的補充，但軍費開支不能滿足陸軍士官學校的開支。於是在1933年5月，日軍實施幹部候補生制度，在每年徵收新兵中，選拔有大學、高中文憑者，參加幹部候補生考試。

幹部生候補生分為甲乙兩種，甲種幹部候補生在考試合格後進入陸軍預備士官學校或各個部隊的幹部候補生隊就讀，就讀時間為五個半月，畢業後授予見習士官軍銜，隨後下放基層部隊見習七個月。完成見習期後授予陸軍預備役少尉軍銜。預備役軍官在各級部隊中承擔同現役軍官相同的任務，但晉陞速度慢於現役軍官，且不可報考陸軍大學。晉陞至預備役大尉後即無法繼續晉陞，直至退役為止。（16）

圖：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

乙種幹部候補生在考試合格後進入陸軍教導學校或下士官候補生隊學習數個月，學習結束後晉陞軍曹，在基層部隊鍛煉數個月後晉陞曹長。曹長服役期滿後退役，也可以繼續通過准士官考試晉陞准尉。38歲以下的軍曹、曹長、准尉也可以報名陸軍士官學校的少尉候補者考試，通過考試後成為一名「少尉候補者」。

少尉候補者也在陸軍士官學校內學習，與陸軍士官學校本科學生不同的是，少尉候補者的學習時間只有短短10個月，校方也不提供宿舍，這些少尉候補者必須在學校附近自尋住處。陸士短期學習結束後，即獲頒現役少尉軍銜，享受同陸軍士官學校本科畢業者相同待遇。（17）

全面抗戰爆發後，日軍基層軍官損失巨大，只能通過徵召已經退役很久的老軍官補充救急，造成了基層軍官的高齡化。在特設師團中甚至出現了58歲高齡的中隊長。（18）步入老年的中隊長指揮一群三十餘歲的士兵，其戰鬥力可想而知。為了培養更多的年輕軍官，1939年3月，日軍開始推行「特別志願役軍官」制度。一名由幹部候補生出身的預備役軍官可以通過特別志願役軍官選拔，進入陸軍士官學校進行為期一年的短期學習，畢業後由預備役轉為現役，獲得報考陸軍大學、可晉陞為少佐的資格。（19）

陸軍士官學校本科也開始瘋狂擴招，每一期的招生人數由之前的300-400人激增至1400-1800人。1943年，為了填上越來越大的軍官缺口，少尉候補者在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習期被壓縮至4個月。（20）

表4：非陸軍士官學校本科出身的軍官晉陞之路

從1931年至1945年，陸軍士官學校本科僅僅培養了一萬兩千餘軍官，由少尉候補者出身的軍官有六萬餘人，甲種幹部候補生出身的軍官則有二十餘萬之多。（21）可以算出在整個抗戰和太平洋戰爭期間，真正通過陸軍士官學校本科培養的日軍軍官只佔總軍官人數的不到5%。大多數日軍軍官只是接受過預備士官學校五個半月的速成教育而已。

雖然速成的軍官佔據了壓倒性多數，日軍的高層始終卻由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畢業的「精英」軍官所把持。大多數甲種幹部候補生和少尉候補者出身的軍官都在晉陞至少佐之前戰死，至1945年日軍戰敗，非陸軍士官學校本科畢業者的最高軍銜僅為中佐，這些非陸士本科畢業的軍官無法決定日軍的戰略走向，只能淪為速成、廉價的炮灰。

1943年關東軍第11師團步兵第44聯隊有124名各級軍官，其中讀過陸軍士官學校本科的僅有13人，占聯隊總軍官人數的10%（22），1944年年攻打衡陽的第116師團步兵第133聯隊的107名軍官中，讀過陸軍士官學校本科的僅有9人。（23）無論是號稱精銳的常設師團，還是戰鬥力較差的特設師團，念過陸軍士官學校本科的都是鳳毛麟角。

日本左派歷史學家藤原彰，1941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55期，三年多後僅23歲就當了大隊長。相比之下，那些40多歲被召集回營擔任中隊長、小隊長的預備役軍官，和只經過幾個月培訓就倉促上陣的速成軍官，顯然不是精英，只是戰爭消耗品。

侵華日軍如何發揮戰鬥力？

既然日軍士兵不是訓練有素，軍官也不是精英軍官，那麼日軍如何發揮戰鬥力？

首先，士兵的軍事技能對於日軍的戰鬥力來說，並非決定性因素

日軍士兵雖然訓練時間不足，但卻有一套完整的近代軍事訓練體系，相較於當時尚未完全落實士兵訓練的中國軍隊來說，已佔據了不小的優勢。日軍在訓練中極其強調服從，士兵必須無條件服從於老兵及長官的命令，在一場戰鬥中，日軍的軍曹、曹長往往成為戰鬥的核心。

這些軍曹均為完成2年的新兵訓練後自願留在部隊繼續服役的下士官，他們雖然沒有受過陸軍士官學校的軍官培訓，但戰場經驗豐富，頗有戰術心得。日軍士兵只要服從於他們的命令，就能發揮相當的戰鬥力。在日軍編製中，每個中隊都編有5-6名軍曹或曹長組成的指揮班，這個指揮班正是日軍基層戰術的有力執行者。（24）

甲種幹部候補生和少尉候補者制度則為這些富有戰地經驗的下士官提供了晉陞通道，這些擁有大量戰場經驗下士官可以通過短期學習後成為軍官。這些下級軍官並非 「精英」，但戰場經驗異常豐富，是合格的戰術制定者。

1944年在松山戰死的日軍拉孟守備隊長金光惠次郎少佐就是這種軍官的典型代表，他1916年入伍，此後十年一直在軍中服役，後來以軍曹身份通過少尉候補者考試。他雖然只接受過陸軍士官學校的短期培訓，他所率領的日軍依然在松山之戰中造成了遠征軍極大的損失。

2011年的日本電影《太平洋的奇蹟》講述了一位名叫大場榮的日軍上尉，在塞班島日軍玉碎後率領幾十人同美軍展開游擊戰，通過巧妙的戰術與美軍周旋到1945年12月投降的故事。

圖：電影《太平洋的奇蹟》海報

大場榮上尉是甲種幹部候補生出身，1937年以預備役少尉的軍銜在步兵第18聯隊擔任小隊長，此後跟隨第18聯隊在中國轉戰五年。1942年第三次長沙會戰中，擔任第8中隊長的大場榮所部被中國軍隊包圍，激戰中大場中尉左腿負傷。他裹傷督戰、一步不退，繼續組織麾下士兵發起反擊，最終率領部隊突圍成功。（25）可見戰場經驗豐富的下級軍官和下士官才是日軍基層部隊發揮戰鬥力的關鍵。

其次，日軍的火力強度遠遠強於中國軍隊，火力強度的差距造成了日軍在中國軍隊面前的強勢。

這種強勢不止體現在槍支和火炮的數量上，更是體現在彈藥的數量上，1937年，一個齊裝滿員的日軍常設師團擁有約9000支步槍、300挺輕機槍、96挺重機槍、36門野炮、12門榴彈炮、170萬發子彈、2萬發炮彈。（26）

抗戰初期常有「日軍一個大隊戰鬥力相當於中國軍隊一個師」的說法，此種說法並不誇張，以日軍第37師團為例，一個步兵大隊有881人，735支步槍、24挺輕機槍、24門擲彈筒、8挺重機槍、2門九二式步兵炮。雖然可能武器數量沒有中國軍隊一個師多，但是一個大隊擁有30萬發子彈、3000枚手榴彈及擲彈筒榴彈、270發步兵炮炮彈。（27）

淞滬會戰中，日軍一個步兵聯隊24天就消耗了將近四十萬發子彈（28），這樣的彈藥保有量與消耗量對於當時的中國軍隊來說，肯定是一個難以企及的數字。

圖：實施「一號作戰」中的日軍裝甲兵

最後，日軍並非完全忽視後勤，彈藥的攜帶能力、傷員的後送能力均強於中國軍隊，一支日軍部隊的持續作戰能力與韌性反而要比在本土作戰的中國軍隊強。

以1940年日軍一個數百人的掃蕩隊對晉中根據地進行掃蕩時攜帶的輜重為例，每名士兵攜帶的120發子彈、3枚手榴彈；大隊的輜重班另外為每支步槍攜帶140發子彈；每挺輕機槍除了機槍組攜帶810發子彈外，大隊輜重班另外為每挺輕機槍攜帶1440發；每門九二式步兵炮班組攜帶138發炮彈；每個擲彈筒組攜帶66發榴彈。每個士兵攜帶個人三天份的口糧，大隊輜重班攜帶所有人九天份的口糧。（29）

這樣一支數百人的掃蕩隊，擁有十幾萬發子彈、上千枚手榴彈和擲彈筒榴彈，和將近兩周的口糧，被大量中國軍隊包圍後也能獨立作戰很久。

綜上所述，侵華日軍是一支上層由精英軍人控制，基層以戰場經驗豐富的軍官及下士官為核心，對於命令絕對服從的士兵為主體的軍隊。這支軍隊雖然談不上訓練有素，但卻擁有相當強的戰鬥力。

圖：日軍在中國掠奪物資

注釋

張子恩，《舉一杯感恩的酒》，載《董其武將軍的傳奇人生》，中國社會出版社，2011年，P239；《二戰日軍步兵戰術》，西西河論壇，作者a618 https://www.ccthere.com/article/2396785；三好捷三，《上海敵前上陸》，図書出版社，1979年，P37-40；大江志乃夫，《昭和の歴史:天皇の軍隊》，小學館，1982年，P63-65；同上注；《陸軍省大日記》，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案；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朝雲新聞社，1975年，P149；第3、5、14、16、108、109、114、116師團為1938年8月的兵員數字，第33、34、39、40師團為1939年編成之初的兵員數字。現役人數包括補充役人數。數據出自《動員部隊に屬する兵の役種區分調査の件》；《昭和14年徴集現役兵及第一補充兵の徴集準備に関する件》，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案；歩兵第四十四聯隊戦記刊行會，《江南の土佐魂：歩兵第四十四聯隊 和知部隊戦記》，非賣品，1980年，P40；（11）橫山泰和：《バレテ峠：大東亜戦の比島における精鋭第十師団の奮戦とその最後》，非賣品，1989年，P9；（12）岡村寧次著，天津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P361；（13）《支那事変大東亜戦爭間動員概史》，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案；（14）《官報》 1938年至1939年刊載的靖國神社合祀人員名單；（15）山崎正男,《陸軍士官學校》，秋元書房，1990年，附表；（16）全陸軍甲種幹部候補生制度史刊行會，《全陸軍甲種幹部候補生制度史》，非賣品，2005年。P36；（17）《昭和十二年勅令第一一二號?陸軍補充令》，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案；（18）藤原彰，《南京の日本軍》，大月書店，1997年，P92；（19）《昭和十四年勅令第七三一號·幹部候補生等ヨリ將校ト為リタル者ノ役種変更ニ関スル件》，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案；（20）同注15；（21）同注16；（22）高知県，《雄魂：高知県郷土戦史》，非賣品，1974年，P201；（23）歩兵第百三十三聯隊史編纂委員會，《歩兵第百三十三聯隊史》，一三三會，1973年P677；（24）歩六史編集委員會，《歩兵第六聯隊歷史》，歩六史刊行會，1968年，P441；（25）守屋賢至雄，《歩兵第十八連隊第八中隊史》歩一八?八中會隊史刊行委員會，1978年，P245；（26）《支那事変大東亜戦爭における師団の編制》，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檔案；（27）藤田豐，《春訪れし大黃河大黃河：第三十七師団晉南警備戦記》，第三十七師団戦記出版會，1981年，P78；（28）《歩兵第６５連隊劉家行西方地區に於ける戦闘詳報》，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案；（29）《獨立混成第４旅団第２期晉中作戦戦闘詳報》，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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