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文鑒賞者的穿越指南

古代文學的鑒賞與當代文學的鑒賞有什麼不同呢？其實，古代人與當代人說到底是一樣的人，古代文學與當代文學說到底也是一樣的文學，唯一的不同是，古人與我們是有距離的。因此，想要真正理解古人的詩文，就要「穿越」到他們眼前，貼近他們的脈搏心跳，感悟他們文字中的韻味。

穿越到古人身邊，就要用那個時代的眼睛去看古人的詩文，先不要想標新立異之事，不踩古人的「雷點」才是第一位的。以我的觀察，今人鑒賞古詩文，踩雷點的重災區主要有3個：文體問題、意象問題、心境問題。

符合文體要求才叫「得體」

古代純文學的地位很高，在形式上也很講究，唐以後的純文學系統基本上是圍繞講格律的近體詩構建的。古代的文體很豐富，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功能：駢文的功能與散文不同，小令的功能也與古風不同。比如，林黛玉與賈寶玉鬧彆扭時就寫歌行，去見元春娘娘時就寫五律——歌行與五律是不一樣的，各有各的功能，要是反過來就不太對了。知道了這些講究，再去看《紅樓夢》就能看出更多的內涵；如果不了解歌行與五律的區別，林妹妹的小心思可能就要被粗心地錯過了。

文體的功能是由文體的歷史和文體的形式共同決定的，功能不同審美追求也不同。簡單地說，距離音樂文學、民間文學越近，越需要使用地道的大白話，語言要平易自然，如果再能放達或風趣更好；雅化時間越長的，越要求典雅精緻，就要用典故、講對仗、調聲律，要文縐縐才好；用律句或齊言的，講究的是唯美、莊重；有拗句或雜言的，就要雄健、活潑。作品如果符合文體要求，叫作「得體」，如果不「得體」，恐怕就不是好作品了。

因此，評價古人作品之前，先要明確作者使用的是什麼文體。如果作者寫了一首小令，可以誇「自然、活潑」之類，但如果夸人家「用典深奧，學識淵博」，就近乎是在挖苦人了。又如，同樣是寫邊塞詩，如果寫的是歌行，不妨誇兩句「豪邁、大氣」，但如果寫的是五律，就該誇「凝重、工緻」了。同樣，如果要批評別人，也要看清文體特點。對方寫了一首五絕，非要批評「缺少家國情懷，敘事不完整」，對方作了一篇大賦，非要批評「不照顧廣大讀者需求，我一個字也看不懂」——這就屬於沒事找事了。此外，應用文與純文學也有區別。就像曹丕所說，「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辭賦欲麗」。

對於古人而言，用什麼體裁寫什麼內容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很少有人專門寫書討論文體的功能。他們的文體觀念已經融會在作品之中，需要我們去觀察、去總結。如果一開始覺得無從下手，可以先閱讀錢志熙先生的《唐詩近體源流》，該書討論了古代文體的核心——唐代近體詩的各種形式，闡述了它們的歷史源流和主要的風格類型，是了解古代文體常識的普及教材。

「怎麼寫」比「寫什麼」更重要

今人看古代的作品，容易對一個意象表現出過分的激動。看見寫青山白雲，就說「優美清雅」，看見有琴有酒，就說「古典飄逸」，看見男女愛情，就說「深情含蓄」。其實，文學作品中的意象就像夢中的意象一樣，固然是個人的，但都是某種心境的投射。同一個時代的人，接觸的東西類似，寫出來的意象也難免類似，詩人筆下的意象是強烈地受到時代影響的。

文學作品與「報菜名」的區別，就在於文學不僅要解決「寫什麼」，更重要的是解決「怎麼寫」的問題。遺憾的是，我們在閱讀文學作品的時候，經常用「寫什麼」代替「怎麼寫」，在古代文學領域尤其嚴重。只談「寫什麼」，其實唯一的原因就是看不懂，只能在文學的牆外打轉。鑒賞一首詩，如果說來說去只說詩里有什麼意象，那一定是不合格的，因為這樣的鑒賞沒有體會詩人感情的精微之處。

同樣的意象，不同的人寫，就會有不同的寫法。同樣是青山白雲，王維寫就是「清麗疏淡」，柳宗元寫就是「雄奇幽僻」，不能一看柳宗元也寫青山白雲，就認為他與王維是一樣的人；同樣是有琴有酒，阮籍就是世外高人，白居易就是享受生活，不能看見彈琴喝酒，就斷定白居易是學阮籍的；同樣是燈紅酒綠、萍水相逢，李商隱眉目間都透著深情，溫庭筠就只是貪戀紅塵色相，不能聽溫庭筠說幾句漂亮話，就認為他與李商隱一樣真摯。

古人「以詩取士」的傳統就是用詩看人，在大家都寫同一個題目的前提下，看每個人如何處理材料、使用語言，從細微之處看人格。詩人的心靈是通過「怎麼寫」浮現出來的，如果只糾結「寫什麼」，那是無法真正走進詩人內心的。

要樹立「怎麼寫」的觀念，推薦閱讀李慶甲先生整理的《瀛奎律髓匯評》一書，該書彙集了紀昀與其他人對《瀛奎律髓》的評論，是一部頗有趣味的著作。紀昀針對《瀛奎律髓》中選錄的唐宋律詩以及元代方回對這些作品的評論，展開了毫不客氣的批評。這些批評雖然刻薄卻不失幽默，頗具詩家手眼。除了紀昀，其他人也評點過《瀛奎律髓》，紀昀對比他早的人有回應，比他晚的人也對紀昀有回應。因此，看《瀛奎律髓匯評》就像看論壇回帖一樣，看著詩學名家在一首詩下面「掐架」，會心一笑的同時也長了見識。

古人生平的「參照系統」

欣賞文學作品需要「知人論世」，了解作者生平、創作背景等內容。但是，古人的傳記只會記載他哪年守選、哪年授校書郎、哪年遷翰林承旨……如果不清楚這些對古人的人生意味著什麼，又如何了解古人的真實內心呢？現實往往是：他千辛萬苦得到了一個自己很看重的職位，你卻以為他只是當個「沒有實權的小官」；他潦倒半生，有人給他半碗剩飯，你卻以為他巴結權貴。帶著這樣的誤解讀古人的作品，就難免將作者的情緒表達理解錯了、理解反了。

要清楚一件事對一個人意味著什麼，最好還是在同時代有可比性的人之間進行對比。以李商隱為例，他26歲才中進士，能不能斷言他的科舉生涯很不順利呢？不能直接這麼說——當時的俗語是「五十少進士，三十老明經」，說明50歲中進士還算年輕的。由此可以猜想，26歲中進士也許已經是一種幸運了。但是，同時代的說法也可能有誇張、有偏差，所以還要繼續考證。李商隱在中進士的同年就獲得校書郎職位，與他同齡的詩人李群玉則是在17年後才獲得的。可以說，李商隱在同齡人中已經非常幸運了，他沒有理由比別人更為苦惱。

要做這樣的比較，一開始的確不太容易，畢竟古人離我們太過遙遠，缺乏最起碼的參照系統。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可以閱讀賴瑞和先生的《唐代基層文官》《唐代中層文官》《唐代高層文官》三部曲，這三部書勾勒了唐代精英士人可能的人生軌跡，給古人的仕宦常識提供了一個堅實的落腳點。

所謂「文史不分家」，並不是用歷史代替文學，將文學的外圍當成文學本身，而是站在歷史研究的肩膀上，深入到宏大歷史敘述不能到達的角落，去理解個體生命的歷史，恰如其分地解讀古人在創作時的心境，感知他的喜悅與痛苦，既不虛化，也不拔高。

想要理解古詩文，就不能把古詩文當作「古詩文」，而是要盡最大努力穿越到作者所在的時代，用審視文學的眼光審視古人創造的文學。所謂「修辭立其誠」，古詩文的鑒賞，或者說文學的鑒賞，歸根結底還是在考驗讀書人的真誠。

（作者單位系北京大學）

《中國教師報》2018年03月28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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