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元卿：徽州雕版印刷術的發展
導讀：
本文摘自1958年《安徽史學通訊》第一期，作者蔣元卿，較為詳實地介紹了徽州雕版印刷術的發展歷程。
古代徽州，地少人稠、物產富饒，商業手工業很發達，經濟文化繁榮，勞動人民有多種技藝，民間畫師雕版藝人比較集中。徽州又盛產紙、墨、筆、硯和木材，為雕版印刷業的發展提供了優越的物質條件，明清時期徽州又是重要的經濟文化中心，地方的刻書業很興盛，給徽州印刷術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土壤。
蔣元卿（1905-1999），是一位造詣頗深的圖書館工作者和文獻學人。他一生勤力，埋首於文獻學研究和古籍的梳理，在校讎學、目錄學、譜牒學、輯佚學上取得了顯著成就，對安徽文化事業和圖書館事業作出的貢獻遠播海內外，久享盛名。
徽州雕版印刷術的發展
蔣元卿
印刷術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偉大發明，是對世界文化發展的重要貢獻之一。根據古書上的記載，我國雕版印刷術發展的情況，從時代上說，始於唐代，擴於五代，精於宋人，元明以後趨於鼎盛。從地區上說，先從吳（揚州）蜀（成都）越（紹興）開始，到宋代，兩浙地區刻畫最盛，其中又以杭州為最發達；福建地區也盛，以建安為中心，如朱熹所說「建陽麻沙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又如葉德輝所說「宋代刻書之盛，首推閩中」。四川地區，由成都南移，以眉山為中心，也在繼續刻書。北宋的京城汴梁（開封）刻書也很多。再從刊印技術上說，則「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開封)比歲印板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共易成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也」。如再進一步分析，則可以說，諸刻之中，又以蜀本、杭州本、臨安書棚本為最精，蜀本及杭州本稱勝北宋，臨安書棚本則稱譽南渡以後。
以上這些地區雕版印刷業之所以發達，從兩宋的經濟發展情況來看，是因為這幾個地區，幾乎都是農業和手工業發達的所在，造紙業和雕版工人都比較集中，加上文化事業此較進步，地主階級物質生活比較富裕，刊印書籍能夠廣泛流傳。因此，在原料、市場與技術人材等方面，就給印刷業的發展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徽州刻書業產生與發展的本條件
徽州原名歙州，隋初曾改名新安郡，唐復舊名，宋宣和三年（1121）改稱徽州，節歙、休寧、祁門、婺源、績溪、黟等六縣，屬於江南東路。江南地區，自唐中葉經濟重心南移以後，就逐漸呈現著繁榮的景象，有所謂「當今賦出天下，江南居十九 」之說。宋史地理志對江南東西二路的經濟情況，曾概括地說「有茗荈（chuǎn）、冶鑄、金帛、秔（jīng ）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收入焉」。尤其是宋室南渡以後，北方人口又一次向南流徙，更促使南方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的迅速發展起來。商品經濟更趨蓬勃，原有的城市空前繁榮，新興城市也有增加。我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隨著政權的南移，徹底轉移到了南方。
徽州雖然地居群山之中，可耕的田地面積不大，但山有黃海白岳，經濟作物非常豐富，水有練溪新安江，交通也很便利。因此在唐代就有「歙大州也，歙富州也」之稱。物產方面，如茶、漆、藥材、木材等，這裡也都是著名的產區。交通方面，「自桐江,自饒河,自宣池者,艦相接肩相摩也」。因為徽州田土所產，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所以糧食的需要是「大半取於江西，湖廣之稻以足食」。正因為「僻處山叢，地狹田小，計歲入不足供三月之食」，所以除了大地主以外，「小民多執技藝，或負販，就食他郡者常十九。徽人多商賈，蓋其勢然也。「張瀚曾描寫說「自太平至宣徽，其民多仰機利，捨本逐末，唱權轉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贏，休歙尤伙，故賈人遍天下」。以南宋京都臨安（杭州）為例，它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的商業城市，多數消費品需要外地供給，每日從浙江及其他各地前來的貨船往返不絕，其中就有嚴、婺、衢、徽等州運來的柴炭、果子等等。徽州由於出外經商的人多，到明朝就形成了有名的「徽幫」，在我國商場上佔有優勢的地位，具體的說，徽商所經營的行業，歙人以布茶雜貨等業為多，木漆二行次之；休寧人以經營質當業為多數；黟人多經營錢業；績溪人多經營酒菜麵館；祁婺二縣則經營各業者都有。據清初最盛的鹽市，就是歙縣鮑姓一家專營，以後此家遷居浙地，清政府將鹽歸入官賣後，揚州鹽商才成為歷史的陳跡。
明代謝肇淛對徽商資本的雄厚，曾有一段記載，他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湯顯祖詩云：「欲議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痴絶處，無夢到徽州」，因為不能到徽州一游，而露出怨望之氣，由此可見徽州是多麼為人們所響往。
宋朝治者南渡時，各階層的人物，皇室、貴族、官僚、地主、富商們，也都像狂潮似的沖向南方，而且「皆抱孫長息於東南」徽州僻處山叢，比較安全，又有「黃海白岳」之勝，自東晉以來，每次戰亂，中原「衣冠巨族」，就有很多遷來避難的，所以本來就存在了由官商地主形成的「巨室大族」。這些土著的程、江等大姓，和遷來的官商們，他們的特點是「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年之譜絲毫不紊，千年之塚不動一坯土，主僕之嚴厲數十年不改」。由於他們物質生活富裕，於在古代封建社會裡培養出了世代著名的文人和傳統的文風，聚集了無數的珍貴歷史文物。
徽州文風，蓋自宋以後始暢，至清達到高峰。由於講學之風大盛，書院到處林立，如宋代理學大家朱熹，清代樸學（漢學）的健將戴震，以這兩個人分別為首的兩個學派都出現了不少有名的學者和儒士。此外，徽州在詩文、藝術、科學各方面，也是人才輩出。他們多數是有錢的「巨室」，而又崇尚文風，因此，他們搜集收藏了很多的書籍和各種文物，著名的有程氏銅鼓齋，鮑氏安素軒，汪氏涵星研齋，程氏尋樂草堂等家。他們又是封建文化的保衛者與傳播者，為此，經常需要正理刻印一部分古籍和他們自己的著作，所以明朝中葉以後，徽州就因此興起了一種刻書的風氣。
與雕版印刷有著密切關係的是造紙業，有了大量精緻的紙張出產，才能滿足印刷業的需要；同時，在印刷業有了顯著發展之後，又給紙業開闊了更廣闊的市場。徽州在唐代就生產了一種長五十尺一幅的紙，蘇易簡《文房四譜》記載說「歙民數日理其楮，然後於長船中以浸之，數十夫舉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節之，於是以大熏籠周而焙之，不上於牆也。於是自首至尾，勻薄如一」。宋代江東出產的紙最為著名，當時對江東紙的評價是：「有錢莫買金，多買江東紙，江東紙白如春雲」。徽州就是江東紙的著名產地，有麥光、白滑、冰翼、凝霜四色，而且都充貢品。到明朝又盛產絕細堅韌的白棉紙。制墨業和雕版印刷也有關係。徽州的制墨業從唐末開始，李超、廷珪父子的墨，在南唐時就很著名，宋以後的制墨業，也一直都保持著盛譽，沈德符曾說「新安人例工制墨」 「今徽人（制墨）家傳戶習」。此外，雕版必須用木材，而徽州恰好又是盛產良材之區。紙、墨、木材，這就為雕版印刷業解決了基本物質條件問題。
總起來說，徽州的雕版印刷業是在社會秩序比較穩定，生產力獲得上升的條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勞動人民辛勤創造出來的財富，替地主階級提供了物質條件，因而就促進了文化藝術的昌盛。
徽州刻書業始於南宋盛於明代中葉
宋代的刻書，在治平（1064）以前，猶禁擅鐫，必申請國子監；自熙寧（1068）以後，乃盡弛此禁。自後私人刻書遂成為一種風氣，藏書家獲得善本，往往由地方政府出資刊行，或由私家雕版印行。所以除了中央官府刊本，如國子監所刊的以外，就還有了地方官府的刊本，私宅家墊刊本和坊肆刊本。
南宋時代的徽州，好象還沒有專為刻書營利的坊肆，只限於一些學者為了傳播他人或自己的著作而刊板印行。如著名學者祝穆著有《方輿勝覽》，是一部記載當時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賦戶口、關塞險要，以及名勝古迹、詩賦序記等至為詳備的志書，於嘉熙三年（1239刻版印行；到成淳二年（1266），他的兒子洙，因為原版模糊，於是又重正凡例，分為七十卷，重新刊刻。朱熹是宋代理學大家，與門人問答之語，門人各錄為編，刻版印行，淳祐十二年(1251)，王佖續編《朱子語錄》四十卷，刊於徽州，稱為徽本。此外，還有魏了翁著《儀禮要義》，朱熹著《詩集傳》等，都是南宋後期著名的徽刻本。字體秀勁圓活，線條綿密、細緻、柔活而又極其精確，可與臨安（杭州）的刊本相抗衡。
明朝各地的刻書業都很繁榮，因為明代以八股文、試帖詩開科取士，一般習舉子業的士子，都需要這一類的讀本，供他揣摩仿效，作為登科做官的敲門磚。而書坊的出版品，就必須與士大夫的科舉要求相聯繫，才能獲利。郎瑛「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杭州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刊提學使考卷」。李翊也說「余少時習舉子業，井無刻本，今（隆萬間）滿目皆坊刻」。其次是一般小市民對文化的需要也很迫切。因此，書坊除刊印經史、時文等，供士大夫們的需要以外，還須出版一些小市民所喜看愛讀的書，所以書坊主人就同文人合作，從事於小說、戲曲等的創作與出版。葉盛曾描寫這種出版物的普遍情況道：「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蓄而有之，痴駭婦女，尤為嗜好」。徽州毗鄰浙、閩，地居交通要衝，與外界的接觸頻繁，書坊有利可圖，對這些書當然也要大量出版的。據周弘祖《古今書刻》中的記載，徽州本刻就有三十一種之多，經史子集各類都有。周弘祖是明朝隆萬間的人，《古今書刻》所收的大約都是萬曆以前的刊本。至於萬曆以後所刻的小說戲曲部分，據北京圖書館編印的《中國印本書籍展覽目錄》所載，就有書林徐氏刊本元馬致遠著名雜劇《半夜雷轟薦福碑》，汪光華玩虎軒刊本明王世貞著《列仙全傳》，高明《琵琶記》，孫翼鳳著《紅拂記》， 顧曲齋刊本元白樸著《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環萃堂刊明汪廷訥著《人鏡陽秋》、《彩舟記》、《投桃記》，浣月軒刊本明水道人著《藍橋玉杵記》。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還著錄有《忠義水滸傳》一種。
明代徽州刻書最多的，首推吳勉學的師古齋。吳學勉字肖愚，歙縣丰南人。博學，藏書很多。賞校刻經史子集，讎[chóu]校精審。關於吳氏刻書的記載，《訒庵偶筆》有一段事道：歙吳勉學，夢為冥司所錄，叩頭求生。旁有一判官稟曰「吳生陽錄未盡」。吳連叩頭曰「願作好事」。冥司曰「汝作何好事」？吳曰「吾觀醫級率多訛舛，當為訂正而重梓之""。冥司曰「刻幾何書」 ?吳曰「盡家私刻之」。冥司曰「汝家私幾何？」吳曰「三萬」。冥司可而釋之。吳夢醒，廣刻醫書，因而獲利，乃搜古今典籍，倂[bìng]為梓之 ，刻梓費幾十萬。這一段事雖與汲古閣毛晉刻《十三經》、《十七史》的夢同樣荒唐，不足置信。但吳氏刻的書確很多，即以醫書一類而言，就輯刊有《河間六書》八種二十七卷，王肯堂撰《古今醫統正派全書》四十四種二百零四卷。余有《禮記集說》、《資治通鑒》、《宋元資治通鑒》、《兩漢書》、《性理大全》、《二十子》、《近思錄》、《世說新語》、《文選》、《唐詩正聲》、《花間集》等。以明代工價紙張之廉，刻梓費及十萬，可以說是徽州一個書肆了。
此外，凡是有力好古之家，也大量刊書，如吳琯(字仲虛)西爽堂匯刻《古今逸史》四十二種，一百八十二卷，程榮匯刻《漢魏業書》三十八種，汪士賢彙刊《漢魏六朝名家二十二集》，余如歙西鮑氏耕讀書堂、歙岩鎮汪濟川圭一齋、新都吳氏樹滋堂、吳養春泊如齋等，也都刻書。清乾道間，黃氏開設的延古樓，刻書也很多。
徽州的刻書業在明代已成為安徽刻書的中心地區，刻書的範圍很廣，而且從萬曆以後，刻工尤精。胡應麟論明代刻本書的情況說「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州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究竟精到怎樣的程度？謝肇淛曾有過評價，他說「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jī]劂[jué]之精者，不下宋版。又新安所刻《庄》《騷》等書，皆極精工，不下宋人；亦多讎校，譌[é]謬絕少」。胡應麟是明代著名學者兼藏書家，藏書四萬多卷，與謝肇淛都是萬曆間的人。「近刻驟精」「不下宋版」，的確也有事實根據。如吳繼仕熙春堂摹刻的宋版《六經圖》，圖象俱精，字紙兼美，「幾與宋槧莫辨」，以至書賈割補目錄下」明新都吳繼仕考校」一行，冒充宋版。又如吳琯所刻的《古今逸史》，在明刻叢書中，也可稱為善本。
明萬曆間「歙刻驟精」的原因，首先是刻工技術的提高，這與歙縣虯川黃姓刻工有關。根據我所掌握的資料，虯川原名仇村，萬曆以前，仇姓刻工很多，如弘治本《新安文獻志》，正德本《篁墩文集》二書所載的刻工，仇姓的刻工有仇以壽等十一人，黃姓刻工有黃文敬等十三人。以後仇姓零替，黃姓代之而起，族繁人眾，積為世業，著名的刻工，大有人在，仇虯同音，故改仇村為虯川。而萬曆間正是黃氏刻工興起之時。黃姓刻工中不少書工畫的人，如黃鉞（字子威）善書、精篆刻，黃應澄更能自繪自刻。
其次是盛產良材，鐫版的木材都堅緻異常，不象福建專用榕木版，質軟不經刷印。書版堅緻，刻工又是名手，這便是「驟精」的原因。還有就是這種版片易代而後，每多完好如初。版片售去，得者略易數字，便成新刊，印出來的書仍極精緻。如清初黃晟印的《三古圖》，原版就是明代吳氏泊如齋的版子，而「泊如齋」三字，也是後來挖改的，最初是丁氏寶古堂所鐫。又如清康熙時汪士漢的《秘書二十一種》，也是收輯吳氏《古今逸史》的原版，加一小敍刷印的。這也可以是徽刻多精本的原因之一。
徽州刻本書的特點及其影響
明代徽州刊本的特點是插圖很多，而且都非常精緻。天才的工人並從版畫雕鐫的技術，進而發明了采印術。在雕版印刷術上，有了重大的提高與成就。
我國的木版畫起源很早，唐咸通九年，王玠刻印的《金剛般若波羅尼經》一卷，就附有一幅精美的屏畫，所刻的人象，衣摺簡勁，意態生動，全部線條，於柔和中復寓勁挺之意，字體渾樸，墨色鮮明，雕印技術，確已達到純熟的境地。唐咸通九年，是公元866年，距今已一千零八十年了，這是世界上現存的第一部刊本書，也就是第一幅木刻版畫。以後經過藝人們不斷的開闢新徑，展布精詣，到宋代，用途便逐漸擴大、從宗教方面而發展到應用科學、考古學和文學上，在這幾方面，都出現了很多有插圖的刊本。最著名的有高克明的《三朝聖鑒圖》，顧愷之的《列女傳》，李誡的《營造法式》，聶崇義的《三禮圖》，楊甲的《六經圖》，樓璹的《耕織圖》等。元朝更把插圖利用在通俗書刊和小說上，如《事林廣記》、《武王伐紂》、《三國志》等。明代的出版家，為了「誘引讀者的購買，增加閱讀者的興趣與理解」，更都接受了書籍插圖的經驗，於是木刻藝術更被重視起來，刊印插圖本書籍成為一種風氣。徽州的「華盛之族"席履豐厚，生活富裕，器物材用，務求精美，在這種影響下也要求有插圖本的書籍，遂與吳越之士，沆瀣一氣。
徽州的雕鏤工人，本來就有很高的技術水平。因為造墨必須取范為印，徽州的制墨業，對於墨范的形制、花紋，始終保持尚著精尚的傳統，制出來的墨，不僅具有很高的使用價值，同時更有高度的藝術價值。由於客觀的需要，墨范的雕鏤藝術被利用到版畫的雕列上。於是上自經子，下至稗官小說，多附以精美插圖。萬曆以後，徽州版畫便在這種情況下異軍突起了。
徽派版畫，在明代始終以歙縣虯川為中心、虯川黃姓刻工，都精於鏤刻藝術，父子兄弟相傳，蘊為世業，從萬曆到清朝乾嘉時代，綿歷久遠，藝林傳聞。據我所知，不下百數十人，所以徽派版畫事業，幾乎為黃姓一所家獨攬。其中最著名的如黃鏻刻《養下圖解》、黃應瑞刻《狀元圖考》，黃應組刻《人鏡陽秋》，黃應光刻《元曲選》、黃一楷《北西廂》，黃一彬刻《青樓瑣語》，黃一鳳刻《顧曲齋元人雜劇》，黃建中刻《水滸頁子》。合作刊刻的則有黃鏻、應泰的《方氏墨譜》，應泰、應瑞的《古今女范》，黃誠之、劉啟先的《忠義水滸傳》等。這些作品的刻技，確已達到高度水平，魯迅先生曾稱讚說「或拙如畫沙，或細如擘發」 。此外，汪姓刻工如汪忠信，《海內奇觀》，汪文宦刻《仙佛奇蹤》，汪士珩刻《唐詩畫譜》等，也都是徽派高手，其藝術水平，足與黃氏井駕。
由於徽派工技術的精細，一絲一發都能刻畫出來，千態百容都能生動逼真，因此就得到了當時名畫家的支持，如丁雲鵬（南羽）、蕭雲從（尺木）、陳洪綬（老蓮）以及其他名畫家，都願為他們創作畫稿。黃尚文編《古令女范》，插圖二百幅，伯陽繪，黃應瑞、應泰昆仲刻。鄭振鐸先生稱其「線條細若毛髮，柔如絹絲，是徽派版畫最隹者」。陳洪綬繪《水滸頁子》，黃一中刻，鄭先生也稱其「鬚眉畢現，目睛若有光射出紙面」。在兩美具備的條件下，徽派版畫還得以精麗絕倫名世。
徽州的經濟情祝，在前而已經提到是「田土所產，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所以「小民多執技藝，就食他郡」。因此，黃姓刻工也有一部分人到外地售藝，當時南京的刻工，有南京派和徽州派，南京派純是建陽風格，如金陵唐氏書鋪世德堂、富春堂、廣慶堂所刊各種傳奇雜曲及列女傳的插圖，都很工細。金陵唐氏文林閣、陳氏繼志齋所刊，則都是標準的徽州派，刻工更細緻精美，栩栩如生。其餘蘇州、杭州等出版業集中的城市，也都有黃姓刻工在創作版畫。據我所掌握的材料，著名版畫家黃應瑞（字伯符）的兒子一彬、和孫子建中（子立）、及一鳳（岐岐）一楷，都寓居杭州。一彬的兄弟一中（肇初）住在金陵，黃德寵（玉朴）住蘇州，刻過《仙媛記事》。還有一位黃鋌，刻過《目蓮勸善記》，寓居北京。從以上的情況可以著出徽派畫版在明代是風行全國的。
雕版印刷的書，只能是一色的墨印，就是白紙上印黑字，偶然有紅色或藍色印的，那多限於初印樣本，仍是一色。後來聰慧的工人，想出了可以在一張紙上印兩種以上顏色的方法，這種高度的雕印技術，究竟在何時發明，現在還不能肯定。但采印版畫卻卻可視是徽派刻工的一大成就。徽派版畫的雕鏤技術，雖然在飛速發展的情況下，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地，但白紙黑圖，仍不免單調之感，還不夠娛目悅情，對讀者的慾望仍不能滿足。徽派刻工在世代相傳，苦心鑽研，掌握了極熟練的技術，和有了高度的藝術水平之後，再進一步運其巧思，慘淡經營，正不知經過了多少年的試驗，才開創了新的局面，發明了版畫的采色套印術。
初期的版畫采印法，鄭振鐸先生說，是用幾種色塗在一塊雕版上，如用紅色塗在花上，綠色塗在葉上，棕色黃色塗在樹榦上，然後復上紙張，刷印出來的。萬曆三十三年（1605）程君房滋蘭堂刻的《程氏墨苑》，施采者近五十幅，多半為四色、五色印者。鄭先生說「此國寶也」。但藝人們對此井不感到滿足，繼續鑽研求進，終於又發明了分色分版的力法，即「餖版」印刷法。那就是先把采色的畫稿，分開各種顏色，每色刻一版，印刷時依次逐色套印，把精美的版畫和采色結合起來，這樣，便成為了鮮艷奪目很美麗的色版畫。這種套印的方法，每次套版時，必須與第一版完全精密吻合，否則便會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畫面上各種顏色參差不齊，一塌胡塗。所以套色越多，雕版和印刷就越費事，非有極熟練的技術是不能從事的。徽派版畫按術，可以說是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了。稍後，胡正言應用當時流行的「餖版」「拱花」二法，更把它提到了藝術的最高峰，鏤刻的精緻逼真，設色的濃淡姘麗，到現在還很少有人能超過他。
胡正言，字曰從，徽州休寧人，寓居南京。是一個出色的藝術家，能書善畫，精於鐵筆，又善造好紙好墨，采色套印更是特長。他用刀代筆，木版代紙張，以帚代采染，一幅版畫的設色，分別先後凡數十版；一版之工，分別輕重凡十數次；同一花瓣，都要分出深紅淺紅。陰陽向背。天啟七年（1627），編印《十竹齋畫》，內分書畫、竹、梅、石、蘭、果、翎毛、墨華八種。全用「餖版」法表示深淺濃淡，各種花卉動物，色采逼真，栩栩如生。真箇是「翠瓣丹柎，葩分蕊析，花之情，竹之姿與禽蟲飛蠕之態，寄石雲煙之氣，展冊淋漓，宛然在目」。
崇禎十七年（1644），又《十竹齋箋譜》四卷，用「拱花」法。所謂「拱花」法，和現在的凸版相似，印時不用任何色采，只把紙在版上壓印，素白的花紋就一一凸現在紙上，這種凸出的花紋，多半是天上舒捲的白雲和河中流水的波紋，或花葉上的脈紋，這些與采色的畫面相襯托，便更顯得精采而多變化。他的技藝可稱登峰造極了，他的朋友楊文聰（龍友）就曾稱讚他說「曰從真千古一人哉」。胡氏確是中國藝術史上的天才，他的作品受到了大眾的歡迎與重視，初學畫的人都奉之為臨摹學習的範本，對繪畫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從此以後，版畫始突破實用的範圍，作為獨立的藝術品而存在。清康熙十八年（1679），李漁刻《芥子園畫譜》，就是仿《十竹齋畫譜》而作的，用「餖版」而不用「拱花」，雖然也是采印的，但神韻己覺稍遜了。1933年，魯迅、鄭振鐸二先生合編的《北京箋譜》，結集了這一時期的精華。1934年，鄭先生又委託北京榮寶齋，翻刻了《十竹齋箋譜》一百部，「餖版」 「拱花」，全用胡氏遺法，此原本無有遜色。這二部書成為了中國采色套印版畫的殿軍。
徽派版畫，在清朝也出現了不少人才，黃姓刻工黃建中到順治年間才去世。還有刻汪晉谷所繪《黃山圖》的黃一遇（際之），刻《徽州府志》圖的黃昇中（和卿）等，他們所刻的山水風景也都極精工。此外，如刻閔麟嗣纂，蕭晨繪圖的《黃山志》的湯能臣（旌德人），刻《祁門縣誌》圖的賀尚義（旌德人），刻蕭雲從《太平山水圖》的湯尚（可能是旌德人），也都是精於山水風景畫的鏤刻者。其長於人象的，則有旌德鮑承勛，他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曾為岳端刻《揚州夢》的插圖二十四幅，還有朱素臣曾刻秦月樓的插圖，他們的作品也都非常精緻、生動活潑，富有藝術價值。十九世紀中葉，近代印刷術跟帝國主義傳教士的足跡，侵入中國，版畫藝術一時被之壓倒，徽派版畫遂走向了下坡路。解放後，黨和政府對於豐富優美的民間美術工藝十分重視，木刻版畫也被提到重要的地位，北京榮寶齋繼承了中國木版畫的優秀傳統，它的木版套色印刷，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所出版的木刻套印信箋負有盛名。自合營以後，所出采色墨水印畫，在國際上極受歡迎，在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工作上，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徽派木版畫，在我國美術史上是居於不朽地位的，北京榮寶齋可以說就是徽派木刻藝術的繼承與發揚者。我們深信在黨的導下，在不久的時間內，中國的木版印刷術一定可以結合新的印刷技術而獲得大的成就，提到更高的水平。
編輯：鄭遠鵬、葉殊凡、程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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