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壺」的流變與銘刻

最新 03-28

張得一

zhangdei

號琴硯書屋、半隱廬主人、右聾者。北京人。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硯文化聯合會副會長、北京硯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畫收藏家協會藝術委員、中國古琴會理事。工書善畫，兼精篆刻、陶藝，硯銘琴銘鐫刻、紫砂壺刻承前啟後，獨步藝林，廣受稱讚。出版《張得一刻硯銘集》、《張得一銘刻拓片》、及《張得一鐫刻古琴銘文》等。

文 ▏張得一

什麼是「文人壺」？

紫砂文人壺，是指有文人情懷參與設計製作，書畫銘文而賦予壺上，形成的傳統文化氣息，以及具有金石文字內涵的壺藝作品。不是所有書畫鐫刻的紫砂壺都具有文人壺的特點，大多皆為匠人之作，依然停滯在手工技術層面，充滿輕描細雕的工藝性。

從宋蘇東坡（創提梁壺）到文徵明、陳鳴遠、陳曼生、瞿子冶、梅調鼎等歷代文人的參與紫砂器，皆先有文人之生活，後有文人之作品。文人生活方式的確立，其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文房茶器的滋養，必然俱有特出的氣韻而傾注於砂壺中，自然是「文人壺」的特性。沒有讀書的修養，沒有文化生活的沉澱，沒有藝術審美的深厚積累，是難以稱為文人藝術作品的。

文人紫砂壺之濫觴

時大彬：

時大彬（1573——1648），明萬曆至清順治年間人，是著名的紫砂「四大家」之一時朋的兒子。他對紫砂陶的泥料配製、成型技法、造型設計與銘刻，都極有研究，確立了至今仍為紫砂業沿襲的用泥片和鑲接那種憑空成型的高難度技術體系。

文人壺當由明時大彬開之先河，這與其前朝歷代經濟文化的積澱，文人崇尚精緻隨性的生活相關。吳頤山、文徵明、沈周、陳老蓮等文人參與到紫砂及茶藝文化之中，而時大彬開創了在壺身刻銘的風氣，將書畫篆刻溶入紫砂壺，是一種從普通工藝向文人藝術演進的重要標誌，此種變革，可視作紫砂工藝的一個里程碑。

江都縣丁溝鎮曹氏墓出土的「大彬壺六方紫砂壺」

時大彬制壺與銘刻特點：「粗砂細做，形式古樸，字畫端謹，如此方是一時真跡……（張廷濟語）」，「大彬款識多用竹刀，書法閑雅，在《黃庭》、《樂毅》帖間，人不能仿，賞鑒家用以為別。（周伯高語）」，張叔未曾賦詩有句云：「削竹鐫留廿字銘，居然楷法本黃庭。」

時大彬早年請能書者落墨，由其本人用竹刀刻劃，或以印記。後期時大彬本人書法精進，則任意劃書，多用楷體，運筆有晉唐小楷意。時大彬在制壺和銘刻方面，又影響後來的陳鳴遠、陳曼生。認識研究「文人壺」從時大彬開始定位當是客觀正確的。

陳鳴遠：

陳鳴遠（1622--1735），宜興人，字鳴遠，號鶴峰，又號石霞山人，壺隱，清康熙年間宜興紫砂名藝人，是幾百年來壺藝和精品成就很高的名手，他出生於紫砂世家，所制茶具、雅玩達數十種，無不精美絕倫，他還開創了壺體鐫刻詩銘之風，署款以刻銘和印章並用，款式健雅，有盛唐風格，作品名孚中外，當時有「海外競求鳴遠碟」之說，對紫砂陶藝發展史建立了卓越功勛。

明代時大彬開啟了「文人壺」之初，清初陳鳴遠則是能創新意的沿續和發揚者。陳氏出身紫砂世家（宜興人），其父陳子畦是制壺名匠。陳的外祖父又是時大彬的弟子蔣時英，其家學淵源，讓他聲名遠播，在紫砂藝術創作上有超人的貢獻。

《宜興縣誌》曾記載：「陳遠、字鳴遠，工制壺、杯、瓶盒諸物，……而款識書法獨雅健，有晉唐風格。」陳尤善制異形茶具，文房雅器，創作靈感來源生活和自然。

陳氏壺身的銘文，可以大分為兩類，一為陳鳴遠自作自署，為單刀寫泥。另一類與書友文人唱合，多以雙刀刻款，後者多於前者。紫砂壺銘文從審美欣賞角度有四：其一是章法，其二是書法，其三是刻法，其四是銘文內涵。陳鳴遠「以坯作紙」在器身鐫刻詩文，留下了文人雅興之句，為後人所崇賞、學習。

「文人壺」形成的高峰

時大彬的開啟，陳鳴遠的弘揚，到了陳曼生的出現，才將真正意義上的「文人壼」全面提升。曼生壺的創新，是集金石書畫詩詞銘文寄情和融情於紫砂壺，成為歷史上前無古人，後難有來者的第一文人。

陳曼生，本名陳鴻壽（1768～1822）字子恭，號曼生、杭州人，生活在乾嘉年間，為「西泠八家」之一。藝名昭顯，擅古文辭，精於雕琢，以書法篆刻聞名。其曼生十八式更是經典巨作。

曼生壺的風格，無論是從砂壺造型，還是壺上之銘文，都有一種自然天成的意味。「曼生十八式」的壺名無不是從對曰常生活的觀察中所衍化而來的，壺型的樸素自然令人喜愛。

陳與楊彭年合作最多，顧景舟在他的《宜興紫砂珍賞》中說：「楊彭年壺藝技巧，功力平凡，由曼生刻銘，壺隨字貴，字依壺傳。」

曼生刻銘：刀筆力味十足，刻痕極深，章法布局疏朗雅雋，書體變化多，注重金石文人氣息，壺底鈐「阿曼陀室」篆體陽文印，壺與銘圓融規整，氣韻秀逸，自成一格。

「文人壺」以陳曼生的全面提升，將其推向了高峰。繼而緊隨曼生之後的瞿子冶，在除了延續文人書法的風格外，還設計創立了「子冶石瓢」的經典壺型，並在其壺上作畫、題詠。而且他制的壺，從不同角度增強了藝術的欣賞性。

瞿子冶（1780～1849）名應紹，初號月壺，後改瞿甫，字子冶、又號老冶，上海人。善鑒別金石文字，收藏古器物，工詩詞、書畫、篆刻、有「詩書畫三絕」之稱。最善畫竹，為曼生之後文人壺的代表。

子冶性情疏放曠達，他題詩刻畫往往不受壺面所囿，甚至在壺上橫書，如駿馬馳騁。在壺上畫竹，狂放而又虛靜，情致斐然，縱逸豪放。《清代畫史增編》載云：「子冶性古雅，鑒別金石文字，畫宗南田而用筆放逸，畫竹工力最深，尤精篆刻，摹法曼生，制極精雅。」

壺上的題句刻畫，或由老冶親篆親刻，或由友人鄧符生代刀摹刻，鄧為滬上名士，懂壺懂刻工，更懂老冶之藝，故而常來往滬、宜之間，使得子冶興緻頗濃，也一次次作陽羨之行。如果說就「石瓢」款式而言，曼生的特點是訥朴、內斂，那麼子冶「石瓢」則抑揚頓挫，大義凜然，透露著一股剛韌之氣。

清代「文人壺」第四位人物當屬慈溪之梅調鼎，有清代王羲之美稱。

梅調鼎（1839～1906）字友竹，晚號赧翁，慈溪人。工詩文、精書法，絕意仕進，以布衣終其一生。

《迴風堂集》謂其：「於古人書無所不學，少日專致力於二王，中年以往參酌南北歸乎恬適，晚年益渾渾有拙致入化境。」自言「用筆之妙，舍能圓能斷外，無他道。」有《赧翁集錦》和《梅赧翁手書山谷梅花詩真跡》印行於世。

梅晚年創「玉成紫砂壺窰」，聘請名工制坯，名家刻字，以紫砂為主，也旁及文房用品，製作精良，多刻有調鼎落款，刻者似篆刻家山農居多（陳榕，字香畦，篆刻家）。玉成窯作品皆為非賣品，傳世數量不多。

梅調鼎對紫砂壺制和題銘，傾注了極大熱情。一生為各種式樣砂壺制銘不下百餘件，並親筆書寫，然後由「山農刻制於壺上」。其生性孤傲，不屑與所謂聞人相交往。宋張耒梅花詩：「調鼎自期終有實，論花天下更無香」，字以壺傳，壺隨字貴，墨海壺天，相得益彰。前有陳曼生，後有梅調鼎，尤其是他的題銘、書畫在紫砂壺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

▍摘自《張得一刻壺隨筆》1——6，待續……

得一刻壺

張得一先生自幼追隨名師學習書法、繪畫，臨習名碑名帖。數十年來，寫字未嘗間斷。自云：「一日不寫字，頓覺生活里缺了什麼，故臨碑摹帖，輕鬆愉悅。不想當什麼家，但要字寫得佳。時如流水，字字靜書，一種狀態，一番心境，為自己寫，不求贊。回首一看，百冊千卷，順其自然。」其書法各體皆能，尤以章草稱善，學各家而成「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