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學者：將社會學視角引入經濟學研究

隨著資源緊缺、環境惡化、人口劇增等問題日益尖銳，所謂「人類困境」問題引起了越來越多跨學科研究者的關注。其中，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在解決共同面臨的社會問題時，往往有著彼此相關的目標，如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社會公平等。因此，伴隨著跨學科研究逐漸走向深入，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開始反思如何在經濟研究中引入社會學視角。

重新審視經濟學家的定義

縱觀人類歷史，我們發現很多經濟學家同時也是社會學家，如美國學者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Lloyd Olson, Jr）以追求社會公平為目標，在制度經濟學的私有財產、公共物品、集體決議等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其實早在20世紀中葉，隨著諸多社會、經濟問題集中爆發，「人類困境」問題吸引了不少跨學科研究者。如1968年，30位西方學者成立了著名國際思想庫羅馬俱樂部，旨在促進和傳播對人類困境問題的理解，自然科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共同協作，達成了對許多問題的新思考、新認識。

對此，英國牛津大學助理研究員埃斯特班·奧爾迪斯－奧斯皮納（Esteban Ortiz-Ospina）近日表示，他花費了大量時間思考經濟學家到底是什麼，並與人們對經濟學家的刻板印象做鬥爭。比如，當他對人們說自己是經濟學家時，人們會認為他只是「市場的崇拜者」。為改變這些刻板印象，經濟學家一直在試圖解釋「經濟學家到底是做什麼的」。奧爾迪斯-奧斯皮納認為，這是當今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社會各界對經濟學家的討論可以幫助經濟學家反思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從其他社會科學的視角來判斷目前其是否已經「陷入困境」。例如，英國國際發展部目前正在試圖通過「非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非經濟課」等不同主題，幫助外界和經濟學家自身重新審視經濟學及經濟學家的定義。

模型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許多學科都需要建立模型，經濟學也不例外。經濟學家經常將複雜理論轉換為更直觀、更概括的模型，並根據模型進行預測。經濟模型可以更清楚地描述與經濟現象有關的經濟變數之間的依存關係。

正是因為經濟模型具有這種特殊價值，從世界範圍來看，很多學者一直試圖建立世界經濟模型（world economic models）。由於世界經濟模型參數、變數的複雜性，因此經濟學家需要利用計算機進行存儲和運算。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國際組織、政府、高校甚至企業都在藉助計算機和信息技術，根據不同需求，建立有關世界經濟發展和演變的模型。如為探索下個世紀經濟危機的發展趨向，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福雷斯特（J.W. Forrester）及其學生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分別於1971年和1972年提出了世界模型Ⅱ和世界模型Ⅲ，並由以上模型得出了「地球資源有限和人口日益增長的矛盾將在21世紀中葉導致全球性危機」等結論。

模型對經濟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模型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事實上，近年來，經濟學家藉助各種模型得出的預測和結論往往沒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效果。對此，奧爾迪斯-奧斯皮納認為，「經濟模型不等於現實世界」。為解決更複雜的問題，經濟學家需要採取更多方法進行研究。

另外，奧爾迪斯－奧斯皮納表示，當人們批評經濟學家時，並非在批評該學科的基本方法。但批評經濟學家如何實踐這門學科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值得反思的。畢竟經濟學家的建議很可能會轉化為政治決策，如果經濟學家犯了重大錯誤，其波及面是相當巨大的。

跨學科研究大勢所趨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所說，經濟學未來的發展方向是要融合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甚至是文學和文化研究……這不是為跨學科研究辯護，非跨學科研究是一種機械研究。如有可能，相關領域的研究者理應作這方面的努力。目前已有大量證據顯示了多學科研究的潛力。

奧爾迪斯－奧斯皮納認為，全球發展過程涉及複雜的「社會—經濟—科學技術—生態」等一系列過程，很難用一個統一的精確模型來描述，因此建模時需要將定量方法與定性方法等其他方法相結合。他特別提出，經濟學研究過程中應該引入社會學視角。經濟學和社會學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熊彼特和韋伯時代，曾出現了經濟學與社會學的一次重要對話，熊彼特使用了「經濟社會學」，韋伯則使用了「社會經濟學」。正如熊彼特所言，「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社會學家，他們走不多遠就會互相踩著腳跟」。

奧爾迪斯-奧斯皮納表示，經濟學和社會學必須合作，社會學家正在逼經濟學家轉向「非經濟的經濟學家」。他舉例說，「我個人喜歡用數學來表達想法，但數學僅僅是一種語言。不幸的是，一些經濟學家有時會忘記，他們的語言有可能傳達出錯誤的信息。」

原標題：將社會學視角引入經濟學研究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宗悅 排版編輯：馬小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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