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和馮小剛的這部劇，影響了我們對美國的看法

文 | 伯樵

1993年，一部電視劇橫空出世，引起了全國範圍內的觀劇熱潮：街頭巷議、報紙雜誌、電視廣播...在之後的三十餘年間，轟動性的電視劇層出不窮，但能夠掀起如此社會性轟動，並且深刻地改變著國人觀念的電視劇，或許只有兩部，一部是1990年播出的《渴望》，另一部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北京人在紐約》。

?《北京人在紐約》（1993）

西洋鏡

《北京人在紐約》能夠火遍中國大地，理由當然有很多：

這是第一部全程在美國拍攝的影視劇，對於當時還沒能真正意義上「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來說，一切都那麼新鮮，一切都那麼「奇觀」：曼哈頓島聳立的混凝土森林、滿口中文的美國資本家、以汽車為主的交通體系、裝潢風格現代的居家內景、霓虹閃爍的布魯克林街頭……

鄭曉龍、馮小剛為首的主創團隊用在1990年代還很少見的銀行貸款的方式，斥資150萬美元、歷時三個月的時間在美國拍攝了這部電視劇。由於這種貸款出國拍攝的方式在當時幾乎聞所未聞，拍攝貸款的申請甚至一路上呈到了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李瑞環手中。

彼時，中國也恰逢「出國熱」，1990年坊間風傳當年將會是托福最後一次在中國舉辦考試，報名考試的人將駐京的美國考試中心圍得水泄不通，出國念書、出國淘金，是當時的時代主旋律。

但是美國領館高居不下的拒簽率、外匯兌換限額、高昂的出國成本...所有這些，使得出國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概念。而《北京人在紐約》就成為近距離「接觸」美國的最佳途徑。

當然，《北京人在紐約》以其在當時人看來大膽的故事主線（情人、異國戀、離婚等話題，在彼時的中國影視劇里還不多見）、對異國文化「異域性」的呈現，以及幾位主演（尤其是姜文和王姬）性格鮮明的出色表演，使這部電視劇獲得了高達67%（一說57.3%）的收視率，可謂萬人空巷。之後更是被刪減成了兩個小時的電視電影，在美國PBS電視台播放。

在大洋的另一邊獵奇、窺探、凝視美國——從表面上看，《北京人在紐約》給了全體國人一個機會，讓我們可以如看西洋鏡一般地，沉迷在異域世界之中。

電視版《海國圖志》

1993年之前，中國人想要了解美國，主要通過三個途徑：報紙雜誌上的文章，從海外歸來的親友，以及以《加里森敢死隊》（Garrison"s Gorillas）、《神探亨特》（Hunter）為代表的純商業影視劇（但是這類影視劇，對於想要了解當代美國社會的生活與文化的觀眾來說，幾乎沒有多少參考價值——唯一的例外或許是《成長的煩惱》[Growing Pains]）。

《神探亨特》（1984）

1980年代的中國社會，瀰漫著三種熱潮：西方文化熱，中國文化批評熱和文化尋根熱——這三種熱都與《北京人在紐約》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1980年代出國熱潮中的很多人，都在回國後把美國描述成了天堂一般的存在。在當時北京各大高校風靡一時的講座中，很多留美歸來的知識分子，把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形容成一個「完美社會」：制度完善、機會均等、社會文明。當時的學生對於那些身臨其境大談「出國感受」演講的熱情，要遠超過對僵化老套的專業課的興趣。

很多留洋的人，未必真的在國外混得很好，但或是出於「報喜不報憂」讓父母妻兒寬心的心理，或是出於面子、自尊，或是真的不太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實運作，在歸國的人口中，美國，確實充滿了機會和希望。

而經過報紙、媒體和親朋好友的口口相傳，全社會對於西方文明的嚮往更是與日俱增。與此同時，各種世界文學名著、學術名著、哲學名著的翻譯如火如荼，排隊購買的讀者也是人山人海，國人對於「開眼看世界」、拿來主義所抱有的熱情是我們今天所難以想像的。這就是中國1980年代廣義上的「西方文化熱」。

而彼時中國知識界乃至社會，也瀰漫著一股「自我仇恨」的情緒，很多人都對中國的歷史傳統產生了懷疑，開始反思中國人的劣根性、中華文明的落後性等話題。電視紀錄片《河殤》可以說就是這種「自我仇恨」的重要表現——這就是「中國文化批判熱」。

而第三種「尋根熱」，我們將會在最後一部分詳解。

《北京人在紐約》可謂是對這些「崇洋媚外」思潮的反動。這部電視劇對美國社會崇尚強者、弱肉強食、利益至上的商業環境直言不諱：第一集中王起明和郭燕剛落地美國，就被郭燕的姨媽丟在了地下室中，還沒有結束一天的旅行，就已經身背900美元的債務，兩個滿懷憧憬和希望的追夢者就遭遇了「無情」的下馬威。

而之後，郭燕更是遇到了大膽示愛的美國老闆大衛，大衛後來明知郭燕是有夫之婦，但仍然沒有放棄對她的追求；可與此同時，大衛又「愛慕歸愛慕，生意歸生意」地對郭燕的工作提出了苛刻的要求，美國人這種將親密關係與職業態度截然兩分的處世哲學，無疑也與中國重人情味的人際慣習格格不入。

電視劇開始的那句題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當年更是火遍大江南北。中國人對美國的印象，也從原來的天堂，變成了踐行者赤裸裸叢林法則的商業社會。

《北京人在紐約》里的美國，對於彼時的中國人來說，無疑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殘酷險惡、冷漠無情、成王敗寇、崇拜強者，所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可以被簡化成錢，金錢是一切行動的基礎，哪怕夫妻、血緣也不能逃脫其外。在這個意義上，《北》確實以其超高的收視率，給當時所有中國人都好好上了一課：美國，或許是天堂，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它更像是地獄。

但今天的我們，就算沒有出過國，也對美國有了更多、更準確、更全面的認識。一方面，它槍支橫行、社會分裂、價值觀衝突嚴重、種族歧視或隱或現、貧富差距嚴重、中產階級非常恐慌；但另一方面，美國仍舊是世界第一強國，坐擁世界上最優質的教育資源，很多美國小鎮雖然不至於花團錦簇，但也安詳和樂，社區關係融洽，相當一部分的美國人仍然真誠、善良、友好、樂於助人。

事實上，《北京人在紐約》所表現的美國，也僅僅是另一個極端的美國，絕對不是什麼所謂現實主義、寫實主義地對美國的呈現。就算是美國最無情、最冷漠、最商業化氛圍濃重的紐約和紐約的銀行家們，在911事件發生時，也不盡然是唯利是圖、惜命如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自私鬼。

事實上，當1997年《泰坦尼克號》（Titanic）上映時，報刊媒體上所引用的「資本主義也是有人情味」這句話，其「反擊」的潛文本，就是《北》中給無數中國人留下極端深刻印象的資本主義的無情。

《北京人在紐約》不單單是一部電視劇。它無疑是新時代的《海國圖志》，讓有幸生活在影像時代的中國人，能夠更加具體、感性地感知到「美國」乃至「資本主義」的面貌。

它所產生的社會效應，也不僅僅是國人對於劇情的熱烈討論，同時還有對於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在觀感上的巨大裂變和逆轉。很多熱烈擁抱「西方文化熱」和「中國文化批判熱」的國人開始重新調整立場來看待西方，而「出國熱」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降溫。

《北》對於西方近乎妖魔化的「極端」描繪所帶來的廣泛的社會影響，直到2000年之後才漸漸消散。

如果說西方人以奇觀化和妖魔化的視角來看待東方人，這是所謂的「東方主義」的話；那麼《北京人在紐約》也呈現了一個極度東方人視角的、被扭曲的西方世界，我們或許可以把它稱為《北京人在紐約》的「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而這種西方主義背後所折射的，其實是這部電視劇更為隱蔽的內核：

《北京人在紐約》，雖然全程在美國拍攝，但其實與美國無甚關係。《北京人在紐約》實際上是一部關於中國的電視劇，是一部關於中國人的人情世故、奮鬥生存和性格內核的電視劇；更進一步講，它是一部關於「尋根」的電視劇。

尋根

《北京人在紐約》反響熱烈，但是關鍵詞不外乎：美國文化、資本主義，以及在美國的中國人所承受的生存壓力，以及他們去美國後所發生的性格轉變。就連學術界在討論這部《北》時，多半也是將其放在東西文化衝突的視角中，比如劉禾、楊美惠、羅麗莎（Lisa Rofel）等受西方訓練的學者，也更多關注的是《北》中的跨國性、postsocialism、大眾傳媒等。

但實際上，《北京人在紐約》是一部關於「（中國人）美國化失敗」的電視劇，它所關心的，更多是中國人為人處世的傳統，而非美國。

上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出版《劍橋中國史》以及很多海外漢學著作，這些以西方人視角來闡釋中國歷史的書，迅速在中國走紅。很多中國人一方面震驚於西方人看待中國歷史的一些視角，一方面也覺得很多自身習以為常、不以為意的事情，原來在西方人眼中會有那麼豐富的文化內涵。

比如孔飛力（Philip A. Kuhn）通過一場地方性的迷信活動來研究清廷政府的運作體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通過文學作品中的回憶主題來研究中國文人的心態......所有這些，都讓當時的中國讀者覺得耳目一新。

很多事情，似乎作為中國人，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仔細想想似乎也從沒有人點破過；反而是站在外國人的視角上，卻能對那些在中國人來說不成問題的地方，問出有意思的問題，捅破那一層窗戶紙。

《北京人在紐約》也同樣如此。《北》中的那些中國人之間的人情世故，那些處世哲學之於中國人來說，就像天空之于飛鳥，流水之於河魚，本身無足為奇；但是將他們放置在資本主義的坐標語境之後，本來那些就像空氣一樣無色無味的中式人際社會，就一下變得清晰異常：親戚之間可以不講情面，跟情人借錢也一定是要還的，沒有人在乎你是否是個才華橫溢的大提琴家......

中國人所講究的面子、關係、人情，似乎在美國都行不通了（其實美國人也是講面子、人情、關係的[看看他們現在的總統吧]，這也是《北》並不是一部現實主義電視劇的地方）。

藉助美國的重商文化、強者崇拜，以及美國人之間的「人情淡漠」，中國觀眾得以在這個坐標體系下，清楚地將自己投射在這部電視劇中。

《北京人在紐約》就是將非常典型的四個中國人，放在了美利堅的社會語境下，在生存能力和情感適應的坐標維度上，來看他們之間的愛恨沉浮。我們每個人都能在《北》中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中國式type，然後將自己代入其中。我們可以來看看《北》的四位主要人物：

首先，王起明，我們的一號男主角。來美國後，經過短暫的不適應後，他立刻開始融入資本主義的文化當中，他在情感上鼓勵老婆郭燕，在事業上開始從中餐館的洗碗工開始干起，一路發家成為老闆——他就像是中國第一代的「下海族」，勇於拼搏，希望能混出個人樣來。

但當面對好友去世、女兒叛逆時，他又變成了最傳統的中國人，他希望能對朋友講義氣，獲得女兒的尊重和認同......電視劇行將結束時，王起明又陷入了債務危機，但他已經能開始以「美國人」的方式去應對，這是他在美國生存能力「養成」的最好體現；但好友老李的去世、女兒對他的恩斷義絕，又讓他在情感上逐漸開始質疑美國。

然後，郭燕，王起明的前妻。她從來美國的第一天起，就在能力和情感上無法適應；哪怕最後和大衛結婚，她依然無法分清公和私之間的界限：對前夫的愧疚之情，使她在無意之間把大衛公司的商業秘密透露給了前夫，導致了大衛破產；而在與大衛離婚後，她又非常中國式「不蒸饅頭爭口氣」地不要任何大衛的財產，以證明自己不是為了錢才嫁給大衛。

郭燕在美國僅有的一點工作上的成功，依靠的也是中國人傳統的勤勉和韌性；她努力想要在情感上接受美國文化，但終究宣告失敗。在劇終字幕對劇中人的交待里，她在攻讀完學位後，選擇回國工作。

阿春，王起明的情人。無疑，她是全劇最適合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無論是在情感上，還是在能力上。她能迅速洞悉美國文化，並且利用美國式的規則為她自己打下了一片天地。

她既是王起明的情人，也是王起明在美國的導師；通過她的口，觀眾得以了解美國人的思維方式，並且也通過作為中國人的阿春，我們得以看到中國人的文化慣習在美國屢屢受挫的文化根源。

最有趣的，是寧寧，王起明和郭燕的女兒。她像一張白紙，來到美國——她不會像父母初來美國時那樣只有華山一條道，父親在美國打下的基業和她的年齡，賦予了她無限的可能性和可塑性。

但是就是處於坐標原點的她，最後卻選擇了最叛逆、最可悲的一條路，不僅完全背棄了中國傳統所認可的價值觀念，甚至也成為了美國意義上的邊緣人群（一說她吸毒後遭遇槍擊身亡，一說她去了非洲或澳大利亞）。

在《北京人在紐約》的四位主人公身上，我們看到了1）不甘於後的中國（王起明）、2）踏實勤懇的中國（郭燕）、3）可塑性極強的中國（寧寧）以及4）在西方遊刃有餘的中國（阿春）。每一個觀眾都可以在他們身上找到自己的文化坐標，並且能夠感同身受般地預想到自己在美國的境遇。

同時，片中的美國角色其實非常少，能數得上的也就是男二號大衛和配角安東尼兩個人，而就這兩個人也充斥著「臉譜化」的外表。

男二號大衛的角色，其實在原劇本中也是一個華僑（原計劃由陳道明扮演），而非「純正意義上」的美國人。因為劇組內部的原因（一說陳道明不喜歡劇本，一說姜文提議找個「純美國人」以凸顯東西文化衝突），最終劇組才選定了會說中文的愛爾蘭裔美國人戴博來飾演這一角色。

根據訪談，戴博在《北》之後，也曾接到很多中國影視劇的邀約，但他基本都拒絕了，因為這些影視劇，只是需要他那張美國臉和「符號化」的洋人身份——可事實上，戴博在《北京人在紐約》中，也同樣是一個較為「臉譜化」的美國人，我們很難在他身上發現那種「人物成長」的軌跡。大衛和安東尼在《北》中，幾乎就代表著全部的美國。

從這個意義上，《北京人在紐約》就像《劍橋中國史》一般，它用非常西方化的視角坐標（哪怕是偽西方），剖析了中國傳統文化里不同類型的人情世故、文化習慣和個體性格。

它與1980-90年代的「尋根文學」（如阿城的「三王」、莫言的《紅高粱》系列、王安憶的《小鮑庄》）一樣，《北京人在紐約》在本質上也是一部拷問中國傳統社會觀念的電視劇，只不過它全程美國外景拍攝的外殼，完全遮蔽了這一點——它的本質，無關美國，而是處於巨變中的中國人和他們無法改變、無從改變的文化之根。

或許也正是如此，這部電視劇才讓如此多的國人如痴如醉，因為他們看到的不僅僅是美國，更是那個波瀾壯闊年代的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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