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毅：當日本史書遭遇中國——賴山陽《日本外史》在中國的流布

日本漢文學的西傳，是筆者近年來感興趣的一個課題。迄今為止，但凡談到中日漢文學交流，均無一例外地矚目中國古典文學對日本漢文學的壓倒性影響，反之日本漢文學也曾傳入中國，或多或少引起若干反響，卻幾乎無人問津。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這種日語稱之為「逆輸入」的中日漢文學往還，若就數量而言，雙方完全不成比例，更談不上對中國文壇有什麼反轉性影響，偶或有人提及，也多止於搜奇獵異，以助談資，而非對其作深入的歷史考察和文化觀照。正緣於此，這個課題被打入冷宮，束之高閣，也就似屬理所當然。

然而，按諸史籍，自遣唐使以迄近代，日本漢文學的西傳軌跡，雖不能說觸目皆是，卻也班班可考，不絕如縷。這種史實的確認，對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著不可忽視的認知意義：首先，它再次強有力地說明了在古代東亞，漢字文化作為一條特殊的紐帶，把文明互異的各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其次，它印證了文化交流在有主從、強弱、高下之分的同時，也是雙向互動的產物，而非「單邊貿易」，有往無還；再次，它還作為來自「詩書之國」的信使，對古代中國人的日本印象，起到了相對積極的作用。因此，筆者這一看似「邊緣」、「非主流」的研究課題，應該並非小題大做，而自有其一定的學術價值。

本文擬選取賴山陽《日本外史》在中國的流布情形加以考述，以顯示這種逆向反饋文化現象的一個側面。關於這個課題，先行研究有趙建民的《的編撰、翻刻及其在中國的流傳》。該文第4、5章大致勾勒了《日本外史》西傳的軌跡，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數據線索，惜所據多為第二手資料，故若干史實語焉不詳，人名書名或有舛誤，大量的相關文獻也未及寓目。有鑒於此，本文擬在趙文的基礎上，對這一東亞漢字文化圈獨特的歷史現象，作進一步的全面探討。

一、 成書經過

賴山陽(1780—1832)，名襄，字子成，通稱久太郎，號山陽，別號三十六峰外史，生於大阪，長於廣島，江戶後期著名的漢詩人、史學家，著有《山陽詩鈔》、《日本政記》、《日本通議》等，而讀者最多、影響最廣的，則是他的《日本外史》。

賴山陽

賴山陽出身於藩儒世家，其父賴春水、叔父賴杏坪都是名震一時的詩人、學者。他自幼飽讀經史，「平生喜談古英雄」，因鑒於當時通行的奉水戶藩主德川光圀之命編撰的《大日本史》卷帙浩繁且文字生硬，便立志編寫一部通俗易懂、面向大眾的史書，而尊王攘夷，即對幕府政權的批判，則是他借古諷今的潛在目的。該書自源平之爭起，至德川當國終，以人物傳為中心，並輔以「外史氏曰」的評贊，共22卷。賴山陽年方弱冠便有修史之心，25歲時開始動筆，三年大致寫成初稿，但此後反覆修改潤色，竟整整耗時二十載，文政九年(1826)年末終於脫稿，而正式刊行，則要到賴山陽離世四年後的天保七年(1836)了。

《日本外史》系用漢文(即文言文)寫成，因其生動的內容和精彩的文筆相得益彰，堪稱日本漢文學史上最享盛名的著作，問世後有80多種版本刊行，「日本人寫的漢文書籍很多，但像《日本外史》這樣廣受歡迎，直至今天也讀者眾多的著作，還找不到第二部」。

二、傳入中國

賴山陽《日本外史》現知最早傳入中國的時間，是1864年(日元治元年，清同治三年)。時值日本幕末，海禁漸開，日本官方第一艘開赴上海的船隻，是著名的江戶鎖國二百年後使清第一船「千歲丸」，時在1862年。緊隨其後，又有「健順丸」接踵而至，《日本外史》就是隨這艘船飄洋過海，來到中國的。「健順丸」在上海逗留時間為1864年3月28日—5月14日(舊曆2月21日—4月9日)，約一個半月。關於這次遠征，該船船長山口錫次郎留有航海日記，因主要記錄在上海的見聞，故題名《黃浦志》，原本藏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後經長崎高等商業學校教授武藤長藏整理，刊載於該校研究館年報《商業與經濟》第五年第二冊(1925年2月刊行)。著名史學家新村出曾為之作「緒言」，《黃浦志》作為附錄被收入《新村出全集》第十卷，現在很容易看到，據此可以了解《日本外史》最初傳入中國的大致梗概。

《日本外史》

日元治元年(清同治三年，1864)二月二十一日(公曆3月28日)，日船「健順丸」抵達上海，其正使、亦即船長為「御軍艦奉行支配組頭箱館奉行支配調役並」山口舉直(錫次郎，1836—?)，一行共50多人。這次幕府派遣使團赴滬，主要目的是開展日清貿易，但既然有雙方人員接觸，就必然有某種形式的文化交流。《黃浦志》三月三日條雲，山口舉直等人到上海官舍拜見道台。三月廿四日條雲，「道台應寶寺遣使請贈《國史略》一部」(原文日文)，並錄其來函，其文曰：

再查有文政新刻岩東園先生編次《國史略》一書，系貴國纂修。不知尊處現在有無其帶有此書?並望惠以全部，得廣見聞為至幸。

應寶時為了解日本歷史，問該船可有《國史略》一書，冀其惠予。按《國史略》著者為岩垣松苗(1774—1849)，字長等、千尺，號謙亭、東園，京都人。該書為漢文編年體，共五卷，記敘所謂「神代」至天正十六年(1588)間日本史事，尊皇思想甚為濃厚，刊於日文政九年(1826)。很遺憾「健順丸」並未攜帶此書，三月廿五日條云：「道台所望《國史略》，船中未藏，乃以《日本外史》一部相贈」(原文日文)，並全文照錄覆函，其中云：

且所命岩東園編次《國史略》，船中帶有者，篋底有《日本外史》一部，弊邦處士賴襄之所編。雖不應尊望，聊供玉榻之下賜覽。

該函署名為「山口錫次郎」，日期為「三月廿五日」。原來《日本外史》的呈遞，是為彌補船中未攜《國史略》之憾，但這個偶然的補缺，卻使代理上海道台應寶時得到一個意外的收穫，因為無論內容還是形式，《日本外史》在日本史學上的地位和評價，都遠在《國史略》之上。「健順丸」船員出國遠航尚隨身攜帶，也說明該書在日本流行之廣。

四月九日(公曆5月14日)，「健順丸」啟航返日，臨行前應寶時派人給山口船長送來詩箋和禮品，該日日記錄其致函云：

承貺《外史》全部，頃從簿領余間一為翻閱，作者於貴邦將門猷烈記敘詳，不似《吾妻鏡》諸書僅舉匡略。文筆老，簡練有法。風聞海東多績學士，賴君其一班矣。(文中疑有疏漏，此處原文照錄。)

看來應寶時對日本歷史並不陌生，不但閱讀過《吾妻鏡》等代表性史書，對最新出版的史學著述也甚為關心，主動尋求，新書一旦入手，便立即過目，並做出自己的評判。究其背景，當緣於其時中日共同面對西方的軍事、文化壓力，中國文人對日本的關心倍增，而知一國須先知其史，故有此索書之舉。應寶時的贊語，是現知中國文人對該書最早的評價，彌足珍貴。

《吾妻鏡》

此後清日建立邦交，《日本外史》的身影，又隨之出現於外交場合。日本首任駐清大使副島種臣於1873年到達北京，7月1日，同文館所雇教師、美國人丁韙良攜其漢譯著作來拜訪副島，「大使酬之以《日本外史》」，丁表示要永久珍藏在同文館。當然，作為國家的「正史」，副島贈送給清朝廷的，是《大日本史》十部，以及《群書治要》等書。兩個多月後，他又再度贈送丁韙良《大日本史》一部。也許在副島看來，《日本外史》畢竟是「外」，作為國史，只能充當「正」的補充吧。

此後《日本外史》通過各種渠道傳入中國，並廣為流布。如清末大儒俞樾因編《東瀛詩選》，與日僧北方心泉多有交往，北方心泉曾寄贈《日本外史》一部，供俞樾在編選日本漢詩時作為史實參考，俞樾《春在堂詩編》有詩記其事。再如孫寶瑄《忘山廬日記》光緒二十三年(1897)正月二十五日條所記其與《日本外史》的邂逅，也饒有興味：

至棋盤街書肆購書，見有《日本外史》一部，聞文筆極條達，索價頗昂，未購也。

孫寶瑄(1874—1924)之父孫詒經，官至刑部、戶部侍郎，如此仕宦門庭的富家子弟，竟然也慨嘆價高，望而卻步，可見儘管該書傳入中國已30餘載，北京棋盤街的書商仍自恃奇貨可居，在待價而沽。當然，孫寶瑄後來還是如願以償了，他此後的日記中，就有在家「雨讀」、「陰錄」《日本外史》的記錄。

《忘山廬日記》

此類私人藏書，固然無法精確統計，但從公家館藏的數量，亦可略窺該書流布之概貌。據王寶平主編《中國館藏日人漢文書目》對中國國內6 8家圖書館的調查，中國館藏的《日本外史》共有23種日本版本，能判明刊行時間的，最早的是日文政十年(1827)的試刊本，最晚的是日明治三十九年(1906)，分藏於中國從南到北的30家圖書館。而該書所錄日人漢文「通史」類著述中，中國館藏數量僅次於《日本外史》的，是作為「正史」的《大日本史》，計5種版本，21家館藏，相比之下，《日本外史》顯然獨拔頭籌。

三、 錢懌評點

《日本外史》在中國的流布，除了各種日刊本之外，中國的翻刻本更為引人注目。因為翻刻重版，意味著該書在中國有大量的讀者需求，單靠進口原刊本已不敷其用。現知《日本外史》的華刻本共有兩種，一是光緒元年(1875)廣東刊本(二帙)，二是錢懌評點本，初版於光緒五年(1879)，再版於光緒十五年(1889)，由上海讀史堂刊行(十二帙)。

錢懌(?—1882)，字子琴，蘇州府無錫縣人，生平未詳，現今國內古玩市場拍賣其書法作品，能看到他書贈日人皆川撰山、速水儀卿、後藤基照以及「森本主人」、「大日本語云(?)先生」等題款，可見他和日本頗有緣分。其《送岡田篁所先生歸日本序》云：

同治初年，餘五至長崎島。幸附諸君之末光，其間志同道合，為岡田篁所先生。

錢懌書法

岡田篁所(1821—1903)，名穆，字清風，號篁所、大可山人，長崎儒醫，曾於1882年2月至4月訪問上海、蘇州一帶，歸國後根據與中國人的筆談資料，撰成《滬吳日記》二卷。錢懌臨別時所送序文，當作於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此後不久，便撒手西歸。而同治初年，正值日本海禁初開之際，他五赴長崎的目的，尚且不明，或雲1871年訪滬的日本人筆下有「清國駐長崎領事錢子琴」一說，而清王朝對日派駐具有近代意義的外交使員，實始於1877年，故當時錢懌可能是延續中日貿易「寶蘇局」駐員長崎的舊制。其後他還曾前往東京，《讀賣新聞》明治十二年(1879)7月29日頭版為之抵達東京特刊一條消息，稱錢懌為「熱愛我國山水、詩書俱佳的文人」，雲其日前訪問讀賣新聞社加藤九郎自宅時，即席吟詩揮毫，頗受讚賞，並隨之介紹了錢懌的住處，稱希望得到他墨寶的人可自行前往。文中尤其引人矚目的，是說日本首任駐清大使副島種臣赴上海時，曾召見錢懌，對其甚為看重。檢《蒼海詩選》卷二，有五言古詩《次韻答錢子琴》，其中有云：

錢君博洽士，論及墨香裛。 至其言要理，可知鬼神泣。

詩系唱和之作，不免溢美之詞，但兩人曾有交往，也是不爭的事實。錢懌因有此種種親歷，得以耳濡目染日本文化，結識交遊日本文人，從而心底有了一種「日本情結」，他後來對《日本外史》特為青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錢懌評點本封面書名作《日本外史評》，扉頁則作「賴襄子成著《日本外史》、錢懌子琴評閱」，卷首有齊學裘光緒三年(1877)十月序：

孟冬十日，錢君子琴手持《日本外史》視余，雲是日本賴子成所著。余受而讀之，筆老氣充，辭嚴議正，正如讀太史公《史記》，令人百讀不厭，不朽之作也。觀其外史詳明，則國史之嚴密更可知矣。吾友子琴，批語精微，引人入勝，可為讀史之一助。

齊學裘(1803—?)，字子貞，一作字子治，號玉溪，晚號老顛，安徽婺源(今屬江西)人。工詩文，兼擅書畫，光緒年間寓居上海，與劉熙載、毛祥齡等時相過從。著有《蕉窗詩鈔》、《清畫家詩史》、《寄心盦詩話》、《見聞隨筆》、《見聞續錄》等。和錢懌一樣，齊學裘對與日人交遊也頗為熱衷，前引副島種臣《蒼海詩選》中，有三首與齊唱和之作，分別是卷二《和齊玉溪捕鼠詩用其三十 韻》，卷三《贈齊玉溪先生兼呈賢息梅孫》，卷五《同齊玉溪和杜甫秋興八首原韻》，關係似乎比錢懌深得多。因為齊學裘和錢懌之間還有一段未能判明的著作權「公案」，所以先把他的贊語引在這裡。

錢懌自序則作於整整一年之後，光緒四年(1878)十月：

余至日本屢矣。與其國士大夫交，言論之間而我國之古今政治山川風物，無不源源本本，洞悉無遺。而其國之禮樂政教，明主賢臣，茫乎其未有聞也，不禁惘然者久之。蓋彼皆讀我國之書，而我未讀其國之書也。於是遍閱其史乘，奈文字晦澀，不終卷欲眠。後得《外史》讀之，凡二十二卷。其中自平源專政，包舉宇內，迨至陪臣執國命，而宰制環瀛。後則英賢崛起，豪傑奮興，割劇分裂，由分而合，由合而分。八九百年事迹，包括無遺；五畿六道之風土人情，昭然若揭。至於文筆之工，離奇操縱，無不如意。敘事簡賅，議論明通，褒貶微顯，真良史之才，文章之矩艧也。丁丑秋，閑居無事，勤加玩索，喜其筆法嚴密，一秉左史，遂謬加朱墨。固知史傳體例只用提綱，從無評贊，何必多此一舉，以遺譏大雅乎?夫亦出於情之所不容已。更同好有人，如登寶山，極口嘆絕，竟自忘其丑矣。

鑒於這段文字道出了錢懌評點《日本外史》的由來，故不憚辭費，原文照引(文字或有舛誤，悉依原貌)。「余至日本屢矣」，當如前述「五至長崎」，而慨嘆中日雙方的相互了解有天壤之別，實為當時「知日派」的共同心聲。中國人所撰日本史，首推黃遵憲《日本國志》，但黃在錢懌作序當年年末才剛剛抵達日本，全書正式出版則要到十七年之後，使得梁啟超感慨此書如果早出十年，中國對日本的就裡能大致明了，或許不至於甲午戰敗。在這種背景下，錢懌借他山之石，聊補國人不諳日本史實之缺，亦屬賢明之舉。而《日本外史》的史才、史識、史筆，更是錢懌尤為矚目的地方。「筆法嚴密，一秉左史」，捧之如讀華夏史家之作，文筆優美生動，敘述引人入勝，遠勝其他「文字晦澀」的日本史書，所以他「出於情之所不容」，忍不住要「謬加朱墨」，評點一番了。

錢評在自序之後，有「凡例」和「總評」。他將原著二十二卷合併為十四卷，各卷正文上方以傳統的評點方式，幾乎每頁都綴以按語批註，筆者對各卷評語數統計如下：卷一，156條；卷二，137條；卷三，129條；卷四，151條，卷五，134條；卷六，115條；卷七，142條；卷八，122條；卷九，84條；卷十，113條；卷十一，144條；卷十二，115條；卷十三，102條；卷十四，89條；合計1733條。其內容或為對歷史人物、事件的感嘆，或為對故事情節的提示，而最多的則是對行文章法的點評，如「此是加倍引襯法」(卷一29頁上)，「開出波瀾，文氣動宕」(卷八17頁上)之類。這裡且看一段實例：日天文五年(1536)至永祿七年(1564)的十二年間，越後的上杉謙信與甲斐的武田信玄為爭霸而在川中島有五次對決，其中關於天文二十三年(1554)的川中島之戰，卷十一「足利氏後記」有這樣一個驚險的場面：

武田信玄

信玄與數十騎走。有一騎黃襖騮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信玄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舉刀擊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槍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才免。

這段寫武田信玄亂軍混戰中僥倖逃脫，驚心動魄，栩栩如生，頗有《三國演義》描寫戰爭的勝概。對此錢懌評曰：

必謂信玄勝矣，不意短兵相接。忽爾一將突出，氣勢如龍。如聞其聲，如見其形。轉勝為敗，慌急無措，皆能曲曲傳神。

亦如毛宗崗之評點，鉤玄提要，條分縷析。有清一代，毛評《三國》甚為流行，錢懌秉承其衣缽，把賴山陽的《日本外史》等同於小說，也如此這般地評說一番。要之，錢評雖然不免鄉夫子冬烘之氣，並未見有真知灼見，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這是中國文人對日本史書第一次以評點的方式予以推介，其意義顯然不容低估。

四、諸家論贊

錢懌對《日本外史》情有獨鍾，褒之無以復加。但他的評點問世後，中日兩國均有人不以為然，分別從各自的角度提出了批評。

日本方面有岡千仞。岡千仞(1833—1914)，號鹿門，仙台人，明治時期著名漢學家。曾任大政官修史官，並漫遊中國南北，其《觀光紀游》卷一《航滬日記》明治十七年六月八日(1884，清光緒十年五月十五日)條云：

過書肆掃葉山房，插架萬卷，一半熟書。偶閱生書，皆坊間陋本。有錢子琴所評《外

史》。余曾見子琴，筆話不成語。吟香曰：《外史》評成其師齊學裘之手。子琴三年前死，其妻無可食，屢來乞憐。又曰：中人漸用心東洋大勢，《東瀛詩撰》、《朝鮮志略》、《安南國志》等書盛售。

按岡千仞曾為《日本外史》作序，對該書應格外眷顧。他提供的「爆料人」「吟香」，即岸田吟香(1833—1905)，字國華，備前(今岡山縣)人。岸田吟香是明治時代著名社會活動家，從業兼及新聞、出版、醫藥等各種領域，常駐上海，與當地文人多有交往，錢懌、齊學裘當均為其圈子中人。而從前文介紹的齊學裘的著述與交遊看，其學術地位顯然在錢懌之上。岸田吟香說錢評其實是齊學裘捉刀代筆，不知有何根據，而齊學裘既然能為錢懌作序，想必不會為弟子如此放下身價，先越俎代庖，再隱姓埋名。但從岸田吟香到岡千仞，說到錢懌均不屑一顧，亦可見其在日人心目中地位之低下。文中所云「中人漸用心東洋大勢」，並舉《東瀛詩撰》(應為《東瀛詩選》，俞樾編，已在此前一年刊行)等書為例，則敏銳地觀察到中國人對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局勢逐漸予以關注的輿情動向。

中國方面則有譚獻。譚獻(1831—1901)，字仲修，號復堂，晚號半廠，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中舉人後曾任教諭、知縣，並主持過若干書院。平生酷愛讀書，涉獵廣博，著述甚豐，然多未刊刻，唯選評《篋中詞》、《復堂詞錄》較為有名。其畢生讀書經歷，見載於《復堂日記》，其中有關於《日本外史》的三則記錄。

譚獻

先看他對錢懌的批評：

今滬上刻錢繹(系「懌」之誤)子琴評本，語未離時文批尾臼科。(卷六壬午條，1882)

說錢懌之評不出「時文」，即八股文窠臼，譚獻可謂點中要害。但譚獻對《日本外史》本身，還是頗為讚賞的。他最初讀到該書，是在1873年：

閱《日本外史》，至《信玄》、《謙信紀》，兩才相當，使人神王。詳述戎事，機智百出，與中原史事不殊。東國喜聚墳籍，豈將才亦有稽古之力，抑不免傅會邪?相門專政，始平源氏，當宋哲宗，終於德川家齊，已當道光朝矣。近代所謂將軍者，信長弒而秀吉興，秀吉死而家康盛。矛戟相尋，托於忠信。權謀智力，偉然可觀。近則慶喜失職，國王親政且十年，西人訌之，國事又亟為大變也。(卷三癸酉條，1873)

《信玄紀》和《謙信紀》，如前所引，在日本也一直被認為寫得最為出彩。「兩才相當，使人神王」，譚獻慧眼識英，既看到這決定日本歷史走向的兩雄對決史事之重要，又看到賴山陽刻畫人物遣詞造句之精美，所以他接著對《日本外史》略作贊語：「詳述戎事，機百出，與中原史事不殊。東國喜聚墳籍，豈將才亦有稽古之力，抑不免傅會邪?」他稱讚賴文之筆底生風，並指出日本歷史與中國類似，文物典籍多有留存。 最後一句稍作貶抑，也是當時文人對日本一般持有的輕視態度的自然流露。 至於引文後半概述日本歷史，則甚為精當，「近則慶喜失職」一句，已是《日本外史》問世之後的事，可見他對日本的史實及近況相當詳熟。

《日本外史》敘事之傳神寫照，看來給譚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兩年後他在讀王韜《普法戰紀》時，再度援引《日本外史》來做比較：

閱王韜《普法戰紀》，鷙勁略似《漢書》。往見《日本外史》紀平秀吉微時養馬以至當國，則神似孟堅。(卷三乙亥條，1875)

說賴山陽「神似」班固，這個評價非同小可。因為中國傳統上「班馬」(班固、司馬遷)並稱，且多有人認為《漢書》敘事之嚴謹詳贍，乃在《史記》之上。

九年之後，譚獻又再次與《日本外史》相遇，這次他看到的，就是錢懌的點評本：

日本外史，東國賴襄著。前假仲瀛藏本讀過，今滬上刻錢繹(系「懌」之誤)子琴評本，語未離時文批尾臼科。賴襄讀中書，有意規摹《左傳》、《史記》，雖虎賁中郎，似在前明王元美一流之上。日本世卿氏族家政陪臣，頗與春秋時勢相近，易於學《左氏》也。島上片土，動稱天下；千里共主，直曰天王，一何可笑!(卷六壬午條，1882)

按「仲瀛」即高仲瀛，杭州人士，與譚獻為世交，《復堂日記》對其多有記載，庚午(1870)條記「仲瀛攜示日本人所刻《三策》」，並詳錄其對抗英國之「上、中、下」三種策略，「署名狩野深藏稿，不知其名氏」，可見高仲瀛所持日本漢籍不在少數，《日本外史》當為其個人藏書。前雲《日本外史》在中國的翻刻，最早為光緒元年(1875)廣東刊本，而譚獻初讀在此前兩年，故仲瀛所藏應為日刻本。譚獻認為賴山陽「有意規摹《左傳》、《史記》」，點出其與中國史學傳統的繼承關係，說他「雖虎賁中郎」，即規形仿步有過分相似之嫌，但較之明代王世貞(元美)，仍堪居其上。其實《復堂日記》對王世貞有褒有貶，若與其贊語「元美天才本高，生唐以前亦足名家。吠聲之口至今未已，文章得失豈有公是非哉」相比較，似有自相矛盾之嫌，但由此也可見他對賴山陽的別具青眼。至於文末對日本國土狹窄卻動輒以「天下」、「天王」自稱的嘲笑，則顯示出彼時中國文人固有的「大國心態」。

譚獻之外，從史料價值對《日本外史》加以評騭者，則大有人在。最早參照該書以述日本史實的，是黃遵憲的《日本國志》。1877—1882年，黃遵憲在任清朝駐日使館參贊官期間，即完成了《日本國志》的初稿，書中對《日本外史》多有言及。如卷三「國統志三」云：

既而源松苗作《國史略》，賴襄作《日本政記》、《日本外史》，崇王黜霸，名分益張。

源松苗即岩垣松苗，其《國史略》已見上述。而賴山陽的基本政治思想、乃至他為日本修史的主要動機，即尊王攘夷，亦即「崇王黜霸」。黃遵憲對《日本外史》的著眼點，也在於該書尊崇天皇、批判幕府的主張，《日本國志》在論述幕末明初時局變動時，乃多處引以為據。其《近世愛國志士歌》自注，亦云「尊王之義……賴襄作《日本外史》，益主張其說」，反覆申說，足見印象之深。

《日本國志》

如果說黃遵憲得助於《日本外史》，乃職是身居日本、可先睹為快之故，那麼僻處內陸的王先謙，就完全是受益於該書的西傳了。現知對該書徵引最多的，首推王先謙的《日本源流考》。王先謙(1842—1917)，湖南長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園，人稱為葵園先生。著述甚豐，晚年鑒於中國頻受外侮，認為知「洋」方可御侵，乃對外國史地予以關注，光緒二十八年(1902)刊行的《日本源流考》即其成果之一。該書顧名思義，屬史事考核，但和此前中國「正史」敘寫日本時大多陳陳相因不同，所用多為日本史料，顯示出晚清學者放眼世界的恢宏視野，而《日本外史》以其詳贍賅博，便成為他的「帳頭秘本」，筆者統計書中標明出處為《日本外史》的，竟達412條之多，為中國史書對域外漢籍的參照，創下了一個紀錄。

此外，清末唐才常《覺顛冥齋內言》、朱一新《無邪堂答問》、易鼎順《盾墨拾遺》、文廷式《純常子枝語》等著作中，都從史實角度對《日本外史》有所述及，亦可見其普及日本歷史知識之功。

《日本外史》作為史書，其在華影響已如上述。而該書文筆之暢達，甚至以「假」亂真，也適可引以作文壇花絮。清末丁仁《八千卷樓書目》卷八史部地理類，有這樣的表記：

《日本外史》二十二卷，國朝賴襄撰，日本刊本。

丁仁把賴襄劃屬「國朝」，應該是一時疏忽，因為他在此後著錄賴山陽其他著述如《山陽遺稿》等書時，都標明「日本賴襄」，顯然並非不知就裡。但群賢薈萃的《清史稿》編撰者，也誤以為其出自國人之手，就不禁令人莞爾了。藝文志二史部之十一「地理類」，於「地理類外志之屬」著錄該書云：

《日本外史》二十二卷，賴襄撰。

按「地理類外志」收錄有關日本的著述共七種，賴山陽之作居首，其餘六種均為中國人之作，依次分別是：傅雲龍《(遊歷)日本圖經》，黃遵憲《日本國志》(此處誤作「日本圖志」)，顧厚焜《日本新政考》，陳家麟《東槎聞見錄》，何如璋《使東雜記》，吳汝綸《東遊叢錄》。這六種書在晚清中國人的日本研究著作中，皆堪稱一時之選，現在也常被引用，《日本外史》與之同列，其分量自然不輕。同屬所收錄有關海外的著述，若為外國人所作，則予標明，如《坤輿圖志》，即雲「西洋南懷仁撰」；若作者不明，如《朝鮮史略》、《越史略》，則雲「不著錄人氏名」。可見對於這個名叫賴襄的人，《清史稿》的編撰者並沒有意識到，他其實是一個「老外」。與此相映成趣的是，近代學者吳闓生於其《晚清四十家詩鈔》曾選賴山陽《日本樂府》之《蒙古來》和《罵龍王》二首，評曰：「此二詩絕高古，不似日本人口吻……意朱舜水之徒為之潤色者歟?」也是雖知其人，仍疑其作，不願相信這是日本人獨立寫成的。賴山陽如果地下有知，聽說自己的著作在漢學「本場」竟能魚目混珠，真偽莫辨，或當會心一笑。

賴山陽《日本外史》在中國的流布狀況，略如上述，然日本漢文學的西傳這一課題，則遠未窮盡，諸多史料尚有待補充，認識分析也有待深化。現拋磚引玉，以求教於大方之家。

原文刊載於朱慶葆、孫江主編《新學衡》第一緝，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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