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風俗論》看伏爾泰的理性主義史學思想
《風俗論》是伏爾泰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該書記錄了世界各主要民族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的發展過程，指出了人類必然會進入理性世界。通過對於該書的研讀可以於伏爾泰的理性主義史學思想窺見一斑。
何為理性主義史學
在啟蒙運動的影響下，18世紀的西方思想是以理性主義為主導的。作為對中世紀神學的反抗，理性主義史學家們「掘棄虛妄的神學史觀，反對把《聖經》中那些荒誕無稽的東西視為信史」（張廣智主著：《西方史學史》），並且認為只有理性的力量才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但由於對思想意識的過分誇大，以及過於強調宏觀和抽象的歷史觀，使得理性主義史學不免忽略了對於歷史細節的探賾求索。即便如此，理性主義史學仍然對於西方史學的發展有著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
伏爾泰的理性思想
一般人認為伏爾泰並沒有將自己的思想構建成一個非常清晰、成型的體系。法國從事伏爾泰研究的專家勒內·波莫就說過「伏爾泰沒有固定的理論。他的『思想』不過是一些他經常喜歡論及的觀點。換言之，這是一個結構鬆散的整體，而且飄忽不定」（亨利?古耶：《盧梭與伏爾泰：兩面鏡子里的肖像》）。但總的來說，對伏爾泰思想影響最大的便是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和牛頓的「第一推動力」。正是由於理性主義在伏爾泰的思想中佔據重要地位，所以這使他具有非常強烈的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即使對於他自己推崇為天才的人物，伏爾泰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任何人以及他們的學說都不是十全十美、毫無破綻的。（伏爾泰：《哲學通信》）這種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深刻地影響了他自己的歷史思想和著作。
從《風俗論》看伏爾泰的理性主義史學
《風俗論》一書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觀和政治史傳統，將視角投向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科技、民俗和宗教等方面。伏爾泰在書中要做的就是證明「人類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已逐步擺脫了偏見、迷信和奴役，儘管他們遇到無數次的錯誤和失敗，但總是向著理性、公正，向著物質和精神不斷改善的方向前進的」（張廣智主著：《西方史學史》）。在伏爾泰的這部巨著中，有三個特點最值得重視：一、對於歷史記載的懷疑和考辨；二、對歐洲中心主義的突破；三、對自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諸如平等、自由等思想的極力捍衛。
一、對於歷史記載的懷疑和考辨
從序言開始，伏爾泰就說道：「人的畫像幾乎都是靠想像繪成的。要描繪一個未曾一道生活過的人物，那簡直是十足的江湖騙術。」（伏爾泰：《風俗論》）儘管這個說法有點苛刻，但他的懷疑精神也在這句話中彰顯無遺。在談論巴比倫人的習俗時，伏爾泰首先對於希羅多德《歷史》中關於「所有巴比倫女人按法律規定，一生中必須在米利塔廟或維納斯廟跟外地人苟合一次」這一記載被不加懷疑地流感測到不可思議。他認為這根本不符合一個開化民族的特性，不合天性之事從來不會是真實的。這一記載也許是希羅多德的無稽之談，也許是他的記載受到了曲解。總之，「讀任何史書，都要提防一切無稽之談」（伏爾泰：《風俗論》）。
在討論摩西時，伏爾泰認為在人們心目中神乎其神的摩西「本人是微不足道的。他軟弱無能，只能靠萬能的上帝指引」，「因此我們只能把他看做是人而非上帝的使者」（伏爾泰：《風俗論》）。因為摩西「手不能打仗，口不會演說，老態龍鍾，口齒不清。40年中，他只是帶領他的追隨者輾轉於可怕的荒漠地帶，他想使他們定居，但一個地方也沒有找到……簡直很難說他是個偉大的首領」（伏爾泰：《風俗論》）。但是伏爾泰又不贊成有些學者對於摩西是否存在的懷疑，他認為這種懷疑太過輕率，幾乎「就要把猶太民族古代史的一切根據都推翻了」。從書中來看，伏爾泰對待猶太民族的態度是非常謹慎的。儘管他從理性主義出發，剔除了猶太人身上的神秘外衣，但仍然對於猶太民族遷徙流亡過程中的種種行為感到無法解釋。於是最終只能將這一切歸結於上帝的安排：「猶太人不僅是上帝鍾愛的子民，而且是上帝實施報復的工具。」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伏爾泰的理性思想是有局限的，他似乎認為面對大千世界，人類的理性是微不足道的。
伏爾泰對於一切歷史記載中光怪陸離的奇妙事件都不屑一顧。在書中第四十五章《10至11世紀時的宗教與迷信》中，他對那一時期種種有關宗教懲罰的記載都做了無情的批判，並認為是那個時代的愚昧和無知助長了種種民間的迷信行為。
伏爾泰對於歷史記載的懷疑和考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神學史觀的批判，這也被認為是他在史學上的一大功績。（張廣智主著：《西方史學史》）
二、對歐洲中心主義的突破
伏爾泰的史學突破了西方一隅的界限，將眼光放到了歐洲之外包括中國、印度、阿拉伯在內的廣大地域，並說明西方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惠於東方文明的。
全書的第一章就是對中國的描述。在該章中，伏爾泰毫不吝嗇溢美之辭，對古代中國的文明給予了高度評價。儘管這些褒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其對中國歷史缺乏足夠的認識而導致了一些錯誤的判斷，但透過對中國、印度等東方文明的考察，伏爾泰的目的在於平衡東西方文明之間的關係。伏爾泰並沒有對東方文明一味大唱讚歌，而置一些基本的史實於不顧。比如他也認為中國人和西方人同樣迷信；中國的科學技術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但卻進步緩慢、成果不彰；等等。儘管伏爾泰隨後馬上又為這些缺陷做了很好的開脫，但其本意並不是要證明東方文明的絕對高明，而只是在客觀地敘述歷史事實而已。古代東方文明曾經有過燦爛輝煌的時期，這本就是毫無爭議的，西方文明隨後的崛起也不能否定其自身曾經有過的野蠻時代。伏爾泰的一句話很能說明問題：「我們（指歐洲）在不止一個方面比其他民族走的更遠，這可能是因為我們來得最晚之故。」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伏爾泰的史學也是一種「整體史學」，這種「整體史學」要連接東西方不同的文明系統。他試圖打通各個不同文明之間的屏障，證明很多東西都是人類所共有的。
三、對自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價值觀的宣揚和捍衛
書中伏爾泰對於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人一直宣揚的諸如平等、自由、理性等價值觀大加讚揚。他在談論瑞士14世紀初的革命時便說道：「平等這個人類的天賦稟性在瑞士至今仍然最大限度地保存著。所謂平等，請不要以為是僕役和主人、勞工和官吏、申訴人和審判官毫無區別的這種荒謬的、不可能實現的平等，而是公民只聽命於法律、維護弱者的自由以反對強者之野心的平等。」在這裡，伏爾泰還順帶解釋了「平等」的含義。
另外已有學人指出，伏爾泰之所以對於中國大加推崇，也是由於其認為儒家文化所擁有的入世精神和道德至上等原則正是一種理性精神的體現。（可參看錢林森《伏爾泰與中國文化》）
理性主義是伏爾泰在進行史學研究時所恪守的準則，這也使他的史學研究獲得了極大的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比如過於廣博和總體的歷史眼光在今天看來就有點大而無當了。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為佔據著時代的制高點就對前人妄加指責。伏爾泰的史學思想可謂影響深遠，隨後的一大批西方歷史學家都沿著他開闢的道路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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